1. 近期，基辛格关于乌克兰“返回战前状态”的发言同时激怒了左右两派，但他表示言论遭到曲解。就像他说服奥巴马从阿富汗撤军时遭到曲解一样。当时他被反驳“要对阿富汗人尽义务”，而拜登直接说“去他妈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越南就是这么做的。”但拜登错误理解了越南撤军的内涵，基辛格的“越南化”战略并非逃避，而是像美国今天在乌克兰做的那样：不再让他们依靠美军，而是向他们提供武器。
2. 基辛格还提到，虽然尼克松在70年代取得了包括越南、中国、中东在内的诸多外交成就，但在国内遭遇了失败。而且越南态势让美国陷入公开的辩论，政治陷于两极化。基辛格认为，今天美国比当时更分裂，这一情况没有哪位领导人可以弥合。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要么社会崩溃；要么社会因共同的外敌和无法控制的国内危机超越了分歧。
3. 谈到中美关系，2019年基辛格表示我们正在“第二次冷战”的山脚下，2020年他表示正在山口。如今，他肯定地表示，“两个有能力主宰世界的国家”——中国和美国正以终极竞争者的形态对峙。而且，因为中美经济资源相当，加上人工智能等毁灭性力量的出现，“第二次冷战”可能更加危险。但是，他认为中美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要防止灾难性碰撞的发生。基辛格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中美竞争，选边站队寻求援助，令人深感忧虑。
4. 到了99岁高龄，基辛格终于开始承认自己是个“领导者”，他认为“没有领导力，各类机构就如同无根之萍，国家也不再能凝聚为一体，最终就会发生灾难。”基辛格近期研究了戴高乐、撒切尔等领导人，他们有共同的品质：讲硬道理，有远见而且胆子大，但他们也愿意自己花时间独处，而且不害怕分裂。基辛格认为普京“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的领导人”。而在被泽连斯基痛批之后，基辛格还是评价他“以历史性的方式将他的国家和世界舆论汇聚在一起。这是他的伟大成就。”
99岁的亨利·基辛格 图自：泰晤士报
5月27日，亨利·基辛格度过了他99岁的生日。
他出生时，魏玛政府正统治着德国，国内恶性通货膨胀达到高峰。
希特勒上台时他还不到10岁。
15岁时，他和家人一起逃难到了纽约。
45年前，这位前美国国务卿和地缘政治专家的离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令人惊讶。
在基辛格迈向他的世纪之时，他和其他外交政策教授，以及同一代、乃至下一代专家截然不同又充满活力的智慧从未消减过。在我撰写《基辛格传》第二卷期间，基辛格甚至还出版了两本书——第一本是与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尔·胡腾洛赫（Daniel Huttenlocher）合著的有关人工智能的书；第二本则是通过6个人物案例来研究领导力问题的书。
在康涅狄格州乡下度假小屋的基辛格 图自：泰晤士报
为了见到基辛格，我们来到了康涅狄格州一处乡村，在森林深处，是他的“度假胜地”。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他和妻子南希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对他们来说，这场大流行病带来的并非只有坏处。结婚48年来第一次，四处奔波的基辛格被迫停止了工作。远离了曼哈顿的餐厅和北京的盛宴，基辛格减重不少。尽管他还要拄着拐走路，时刻依赖着助听器，那极具辨识度的低沉男中音说起话来也比以前更慢了，但他的思想、他的头脑依然像以前一样敏锐。
他照样具有激怒哈佛大学内民主党派教授和大学内占据主流的进步或“警醒”（woke）学生的能力（编者注：在美国，近些年来“woke”一词被用作党争的工具，常出现于共和党人贬损民主党人的语境中）。上个世纪5、60年代，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基辛格从这里开始名扬美国 。
1972年，基辛格在白宫理发店 图自：视觉中国
每一位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政府中担任的第一个职位）都必须在糟糕和更糟糕的选择之间做出选择。 目前担任这两个职位的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去年把阿富汗人抛弃给了塔利班，今年又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武器投入到了乌克兰战场上。多年来，基辛格因他在越南战争中发挥的角色而广遭谩骂，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布林肯和沙利文的类似行为却逃过了这一劫（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也遭到了来自右翼的大量批评）。
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新闻——“亨利·基辛格：乌克兰必须将领土给予俄罗斯”在网络上引发强烈反应
5月23日，基辛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简短演讲所引发的争议更是说明了，没有谁能比他更具有激怒左右两派的能力。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头条——“亨利·基辛格：乌克兰必须将领土给予俄罗斯”，更是大大触怒了那些高举乌克兰蓝黄旗帜的进步人士和正在为乌克兰的胜利、莫斯科政权更迭而欢呼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他们几乎人人都在推特上写下了充满愤怒的文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是对此给予严厉回应，指责基辛格是在支持对法西斯俄罗斯施行1938年式的绥靖政策。
2022年5月，基辛格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图自：达沃斯论坛官网
不过，在这场风波中，最奇怪的地方在于，基辛格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只是主张最终必须通过谈判实现某种和平，他说道，“（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分界线应该恢复原状”——也就是恢复到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的样子。那时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部分地区由亲莫斯科的分离主义者控制，克里米亚更是从2014年就成为了俄罗斯的一部分。泽连斯基本人也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但最近仍有部分乌克兰发言人一直主张恢复2014年之前的俄乌边界。
不过，这种曲解对基辛格来说已是“见怪不怪”了。当他试图说服奥巴马从阿富汗撤军时，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他与尼克松做了个类比。“我们必须离开，”基辛格对资深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奥巴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的特别代表）说，“去做我们在越南做的事”。霍尔布鲁克回答说，他“认为我们对信任我们的人有某种义务”。据报道，拜登的回答很直白，他对霍尔布鲁克说：“去他妈的”（fuck that）。“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在越南就是这样做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没因为这个出什么事。”
霍尔布鲁克、拜登、奥巴马
然而，现实又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反战抗议者在1969年极力鼓动他们的那样，尼克松和基辛格并没有放弃南越的想法。他们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寻求实现“体面的和平”。实际上，他们的“越南化”战略就像美国今天在乌克兰做的那样：不再让他们依靠美国的军队，而是向他们提供武器，让这个国家可以为维护自身独立而战。
1973年，基辛格与尼克松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 图自：Corbis
当哈佛和耶鲁的人看到尼克松被列入了基辛格《领导力》那本书中的六个典范之一，并与康拉德·阿登纳、查尔斯·戴高乐、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和撒切尔夫人（她的存在也让牛津和剑桥的人感到气闷）并肩而立时，他们肯定会更加气急败坏。
我问基辛格，尼克松——这个唯一一位被迫辞职的美国总统——为何么值得在一本探讨领导力的书中单列一章。研究他，不是应该研究怎样能不让他领导么？基辛格从布莱斯·哈洛(Bryce Harlow)对水门事件的简洁判断开始谈起，这位曾负责尼克松与国会联络的前总统顾问(Bryce Harlow)称：“某个该死的傻瓜只是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注：指坐落在白宫西翼的总统办公室，是美国总统权力的象征。），做了别人让他做的事罢了。”——从这可以看出，白宫里的某个人彻底看透了尼克松。
“一个建议，”基辛格说，“助理们不应该严格执行上级情绪化的话语或意见，（比如那些）你知道他们在进一步思考后不会做的事情。”很多次，在紧要关头，或者为了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尼克松嘴上肆无忌惮地下着命令。基辛格很快就懂了——每当尼克松命令让他把谁“给我炸掉”时，基辛格就“按兵不动”。
“如果你看看水门事件，”他争辩说，“这确实是一连串的违法行为”——首先是闯入对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事件，这是在尼克松1972年参加选举时下令做的。然后，这些违规行为“集中并入一项调查。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认为他们确实应该受到谴责；但他们不应被免职。”
1974年，水门事件爆发后，基辛格（左）与美国时任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中） 图自：视觉中国
从基辛格的角度来看，水门事件是一场灾难。1969年1月，他与尼克松上任时，美国就已经输掉了冷战。由于水门事件的爆发，基辛格与尼克松为巩固美国的地位而制定的巧妙的外交政策战略，也被彻底破坏了。
“我们有一个宏伟的设计，”他回忆道。“（尼克松）想以体面的方式结束越南战争……他想给大西洋联盟一个新的战略方向。最重要的是，他想通过军备控制政策避免（与苏联）的（核）冲突。
“而且中国还有许多未被探索的奥秘。从（尼克松）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宣布他想对中国开放。他非常明白，当时正出现了一个战略机遇，美国的两个对手正发生冲突”——这指的是1969年，在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因意识形态问题分裂8年后，中苏两国在边境爆发了武装冲突。“以他（尼克松）的名义，我下达了一个指令，努力要让我们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比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更近。”在水门事件丑闻爆发的前一年，基辛格说，这些努力终于汇聚在了一起。
“（尼克松总统）任期结束时，越南获得了和平，条款上看着也很光荣，得到国内支持的尼克松也将会继续维护这一和平。与此同时，我们重新制定了中东政策，”成功将苏联赶出了这一区域，并让美国成为了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调解员。“我们对中国开放，并与俄罗斯进行了（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不幸的是，来自国内的支持土崩瓦解。由于尼克松在国内的失败，我们被迫只能将这些机会牢牢攥在手中，却无法有效地对它们加以利用。”
1974年8月7日，尼克松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由于水门事件,他将于次日辞去总统职务 图自：UPI
在基辛格的《领导力》一书中出现的尼克松，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身为一个战略大师却不择手段地掩盖其竞选连任团队的罪行，这不仅摧毁了他的总统职位，也注定了美国在南越的失败。不仅如此，基辛格认为，正是在越南的失败导致美国陷入了政治两极化的螺旋下降。
“这场冲突”，他写道，“引入了一种公开辩论的风格，对实质内容的关注越来越少，反而更为关注政治动机和政治身份。愤怒取代对话，成为了解决争端的方式。分歧也演变成了文化冲突。”
我问道，今天的美国是否比越南时期更加分裂？
“没错，肯定是更分裂了，”他回答道。
我感到惊讶，请求他对此进行详细说明。他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时，两党合作还具有可能性。“国家利益是一个有意义的术语，它本身并不是辩论的主题。这种情况已经结束了。现在每届政府面对的是反对派持续的敌意，而且是在不同前提下建立起来的敌意……如今在美国，关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是否仍然有效的辩论更具有实际意义，虽然还并没有对此进行讨论，”这里他指的是宪法的神圣地位以及在法律面前个体自由与平等的首要地位。
2017年，基辛格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影 图自：视觉中国
从20世纪50年代加入共和党以来，基辛格一直避免明确指出，美国右翼一些人现在似乎在质疑这些价值问题。但很显然，与60年代有希望担任总统的、坚决捍卫个人主义并且激烈反共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 时期一样，现在的他对这种民粹主义类型的热情也并不高。
他说，在进步的左翼，人们现在认为，“除非这些基本价值观被推翻，（它们的）执行准则发生改变，否则我们没有道德权利去执行我们自己的国内政策，更不用说我们的外交政策了”。这“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观点，但它已足够去推动其他一切向这个方向发展，并将能阻止统一的政策......知识界的一大群人都秉持这一（观点），它可能也成为了所有大学和众多媒体的主流观点。”
我问道：“有哪位领导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如果你有无法弥合的分歧，可能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要么社会崩溃，不论在何种领导下都没有能力执行其任务，要么社会超越了（分歧）......”
“它需要一个外界刺激或一个外部敌人吗？”
“那是一种方式没错。或者，一个无法控制的国内危机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我们又谈回了他的书。他在书中介绍的最年长的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在1949年成为了第一位西德总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当然，基辛格认识所有六个人——阿登纳问道：“还有哪位领导人能够执行真正的长期政策？真正的领导力在今天仍有可能实现吗？”这肯定是基辛格自己也在问的问题，在将近60年后的今天。
领导力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他说，“因为社会网络、新的新闻风格、互联网和电视，这些结合在一起，将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短期内。”
这让我们看到了他对领导力的独特见解。他选择的6位领导人有5个共同的品质：讲硬道理、有远见而且胆子大，但他们也愿意自己花时间独处，而且他们不害怕分裂。
他说：“领导人的生活中必须有一些时刻进行反思，”他指出了，像阿登纳在纳粹德国被内部流放的时期；戴高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沦为德国囚犯的时刻；尼克松在60年代中期竞选总统和加州州长职位失败后的荒芜岁月；萨达特在埃及仍被英国控制时的在监狱度过的时间。这些被“隔离”的时期也成为了这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些段落。
“支配自己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戴高乐在当战俘时写道，“通过对意志的持续锻炼获得的道德品质，在最微小的事情，如穿着、谈话和思考方式上更能体现出来。”
戴高乐（右）在1916年被德军俘虏，直到战争结束才获释
1932年，这位未来的法国总统称“不间断的自律”是获得领导力的代价——“不断地冒险和持久的内心锤炼。每个人的特质不同，锤炼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它对人的折磨必然不亚于忏悔者穿着粗麻衣时感受到的痛苦”。戴高乐的内里具有深厚的同情心——从他对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女儿安妮的爱就能看出来。但是，对外的他，是严肃的、冷漠的，即便对盟友也是有敌意的。
接着，我们对话的主题转向了撒切尔夫人，显然，基辛格很喜欢她也很尊重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进行初期，基辛格当时刚刚听取了英国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皮姆的简报，他问撒切尔夫人更赞成哪种形式的外交解决方案。“我绝不让步！”她大声说。“你怎么能，我的老朋友？你怎么能说出这些话？”
1982年4月到6月，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爆发战争
“她太生气了，”基辛格回忆道。“我不忍心跟她解释这个想法不是我提的，而是她的首席外交官提出来的。”
我认为英国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与基辛格所定义的领导人几乎完全相反。最近在唐宁街，像戴高乐那样坚持自律的情形肯定不多。基辛格的回答再一次让我感到惊讶：“就英国历史而言，他的职业生涯令人震惊——他改变了英国在欧洲的方向，这肯定会被列为历史上的重要转变之一。”
“但常出现的情况是，完成一项伟大任务的人并不能很好地执行它，也就是不能将其制度化，”谈论起在任的领导人，他的态度变得更为谨慎，他补充道：“如果我说 （领导力）的水平与领导人面临的挑战程度相一致，那我说的肯定是假的。”
基辛格
我反驳说，乌克兰总统，这位不太可能但却成为战争英雄的喜剧演员，毫无疑问将给我们上一堂领导力大师课。
“毋庸置疑，泽连斯基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基辛格表示赞同。“历史上任何时期内，乌克兰的领导层里都没有人拥有像他这样的背景”——这指的是，泽连斯基和基辛格一样都是犹太人。“由于人们对国内政治感到沮丧，他出乎意料地成为了总统。紧接着，他面对的是，俄罗斯试图让乌克兰重回过去的依赖和从属地位。泽连斯基以历史性的方式将他的国家和世界舆论汇聚在一起。这是他的伟大成就。”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他能在缔结和平的过程中保持这一点吗，尤其是，这个和平还是注定要做出某种有限牺牲的和平？”
我问他对泽连斯基的对手——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怎样的看法，在不同场合他们曾多次见过面，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时的普京还只是圣彼得堡的副市长。当时他们曾偶然相遇过一次。
2017年，基辛格与普京在莫斯科见面 图自：EPA
“我认为他是一位深思熟虑的分析师，”基辛格说，“俄罗斯是一个神秘统一体，通过某种精神力量，跨越11个时区，这个国家团结一心。从这个观点来看，乌克兰发挥了特殊作用。瑞典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当他们入侵俄罗斯时）都曾踏上过那片领土，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被打败了，因为这片领土让他们筋疲力尽。这是他（普京）的观点。”
然而，这种观点与乌克兰历史上那些将其与俄罗斯帝国区分开来的时期背道而驰。基辛格说，普京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的领导人”，“他在这场危机中失去了分寸”。“没有借口”可以解释他今年的所作所为。
基辛格让我想起了他在2014年写的文章，当时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他在文章中表达了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想法，提出乌克兰应像芬兰一样保持中立地位，并警告说，如果继续坚持获得北约成员资格，将面临战争风险。如今，当然，是芬兰和瑞典一起提议加入北约。那么，这个不断扩大的北约现在是太大了吗？
“当咄咄逼人的俄罗斯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时，北约是应对俄罗斯的正确联盟，”他回答道。“而且北约已经成长为一个，反映欧洲和美国合作的独特机构，所以维护它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还应当要认识到，中东和亚洲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间将产生大问题。在这方面北约是一个机构，它的组成部分不一定很包容。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走到了一起，因为这让人想起（曾经的）威胁，他们表现得很好，我支持他们的行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必须最后让乌克兰拥有一席之地，也必须为俄罗斯留出一席之地——如果我们不希望俄罗斯成为中国在欧洲的前哨的话。”
我提起了2019年底在北京时我们的一次谈话。当时我问他，我们是否已经处于“第二次冷战”，只是以前苏联的角色现在由中国扮演了。他的回答让我记忆尤深，他说，“我们正处于冷战的山脚下”。一年后，他把这个说法升级为“冷战的山口”。那么现在我们又到了哪里？
1975年，时任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中）访华时，基辛格（右）与毛泽东主席握手 图自：Rex features
“两个有能力主宰世界的国家”——美国和中国——“正作为终极竞争者相互对峙。它们被完全不同的国家体系所统治。而这一切正发生在现在，科技的发展代表着一场战争将使文明倒退，甚至毁灭的时代。”
这是否意味着，第二次冷战可能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基辛格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现在的经济资源相当（这在第一次冷战中从未发生过），而且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具有毁灭性力量的科技更加令人胆颤。中国和美国现在就是对手，基辛格表示毫无疑问。“等待中国成为西方国家”不再是一个合理战略。“我不相信统治世界是中国人的理念，但当他们变得如此强大时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而这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不过，他说，这两个超级大国“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即要防止（灾难性碰撞）的发生”。这实际上才是他在达沃斯论坛的主要观点，尽管许多人都忽视了它。
“我们西方国家有看似不相容的任务。你需要有能够应对现代挑战的国防机构。同时，你需要对社会进行某种积极的表达，让人们知道付出这些努力是用什么名义进行的，否则它们就无法持续下去。其次，你需要具有和其他社会合作的理念，因为你现在不能制定任何摧毁他们的理念。所以对话是必要的。”
“但这种对话已经停止了，”我指出。
“除了发泄怨气之外，这正是我对我们的走向深感忧虑的地方。其他国家会想利用这种竞争，但他们不了解它的特别之处。”我推测，这是指越来越多的国家从超级大国中非此即彼地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所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我向基辛格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领导者。“开始时，我可能不这么认为，”他回答说，“但现在我是这样想的了。倒也不算完全意义上的……（但）我试图成为一个领导者。我写的所有书里都包含了这样的思考：‘你要如何走向未来’。”
1972年9月，基辛格与尼克松合影。此时的基辛格不仅是尼克松的外交事务联络人，更是他总统竞选连任的关键人物
我指出，他这是在过度谦虚。他曾带领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在水门事件期间，甚至一度差点领导了美国政府。尽管从未当选过，但他是一个完全合格的领导者。
到了要分别的时候了。这位老者可能还将全心工作，而我正准备离开去赶飞机。最后，我灵光一现，询问了他有关领导力的必要推断。“追随者的身份会出现什么变化吗？”我问。“他们的力量也消退了吗？人们是不是变得更不愿意被领导？”
“是的，”他点点头。“但矛盾的是，（人们）对领导力的需求和以往一样大。”
毫无疑问，有些人将继续对基辛格妖魔化，无视或贬低他说出的话语。99岁的年纪，他可以充分无视厌恶他的人。但他仍然具有领导他人的劲头。“领导力，”他写道：“人们需要它帮助自己从所处的位置到达从未去过的地方，有时甚至几乎无法想象会去到哪里。没有领导力，各类机构就如同无根之萍，国家也不再能凝聚为一体，最终就会发生灾难。”
你的确没有跟随领导者的义务。但是，在没有任何领导的情况下——或者再差一点，在缺乏自律的不合格的领导下走向灾难，这样的想法看起来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