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三七/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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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卡姐，是个芬兰人，会说中文，是个中国媳妇。我们家四代都会说中文，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我爷爷的一个决定。
这张照片拍于我五岁的时候，拍摄地点在爷爷奶奶在台湾的家的门口。我爷爷是个药剂师，很有使命感。他觉得芬兰社会各方面条件很好，没有那么多人需要他，他就想去一个比较条件没那么好的地方。他就拿了个地球仪，蒙上眼，随便点，就点上了中国。他们先去了英国学了半年英文，再去中国。
1965年，爷爷一家从英国启程去了中国台湾，我爸爸那一年十二岁。听我爸爸说，第一次去的时候，先飞欧洲大陆，又转迪拜，中途下了好几次飞机，转了五次才到。我爸爸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路可以喝免费橙汁。那时在芬兰，橙汁比较稀有，他就觉得赚了，一路上喝橙汁，把他给乐坏了。
爷爷奶奶到台湾的年代，老百姓买不到也买不起西药。他们就帮了彰化、嘉义、屏东和垦丁的四家医院做西药。他们一直住在台湾乡下，一住就住了差不多二十年。
我奶奶刚到中国时，都已经三十七八岁了。他们接触到的当地人都讲闽南语，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后来闽南语讲得非常好，一点外国人口音都没有。我现在还有个视频，我奶奶八十七岁的时候，用闽南语说自己八十四岁了，我爸纠正她，她又说了句闽南语，“我仔比我厉害”。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那时他们已经回到了芬兰。
我爸爸十八岁高中毕业，就回到芬兰服兵役、上大学，跟我妈妈结婚生子。我妈妈也是芬兰人。爷爷奶奶那时还在中国，外加上可能对中国还有感情在，爸爸还是想回中国。
他在台湾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他之前就读的美国学校做工程总监。在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带着全家回到了中国。
我五岁的时候拍的全家福，在爷爷奶奶的房子门口，他们当时住在台湾屏东。
我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我妈妈一直说，别人做事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但我们是来别人家做客的，要尊重别人。
台湾省那时候有很多风俗习惯，我妈妈怀孕时，当地人说不能拿剪刀，否则孩子的灵魂就在外面飘，你就把孩子手脚给剪了。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我妈妈就说，好，那我就不用了。当时家里有位家政阿姨，我们叫她黄妈妈。每次只要黄妈妈在，我妈妈都讲中文，不讲芬兰语，因为黄妈妈会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妈妈不想让别人感到不舒服。
如今有好多外国人去中国，都说中文太难了，根本学不会。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也是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但他们从来没想过放弃。比如我妈妈，去了台湾后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花了两年终于学会了中文。
我六岁时，最小的弟弟出生在台湾彰化的一家医院里。
我的童年是在台湾度过的。我在中文幼儿园上了一年之后，去了私立美国学校上小学。班上天南海北，各种肤色的人都有。但我们住在乡下，周围也没什么外国人，一放学我就跟邻居的小朋友们一块玩。
我对小时候的印象就只有开心。那时候很穷，什么都没有，我就跟朋友们一块跑，捉迷藏、地上画小圈圈跳房子、踢键子、跳绳、骑自行车，就在外面疯玩。
我从小是吃大米长大的，没吃过啥西餐。那时候台湾能找到的西方食品很少，牛奶都很少喝到。我记得那个时候会有船过来，卖一些奶酪之类的商品，卖的时间也很短，大概一个礼拜。每回船来，我们都要开一个半小时的车去买东西。吃到奶酪，就跟过节似的。
我七岁时，全家一起送叔叔回芬兰。照片里的大高个是我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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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毕业时，要回芬兰上初中，我们全家就又搬回了芬兰。
对当时的我来说，芬兰很陌生，我对学校氛围环境很不习惯。我在中国时，上的是私立学校，大家都很爱学习、积极向上，一下转到家门口的公立学校里，遇见了社会各个层次的人。感觉我以前生活在棉花糖里，一下走到现实生活中，原来社会上不全都是好人，有些人家庭很不幸福，有些人生活很混乱，有些人很年轻就抽烟喝酒。
我在学校里还遭到了歧视。那个时候的芬兰没有那么多外来人口、跨国家庭、混血孩子，所有人都是金发碧眼的。有很多人取笑我，说我天天吃大米，还对我做眯眯眼的歧视动作，这种霸凌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刚开始我特别难过，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排斥我，我是一个芬兰人，就只是出国了一趟回来，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其实有人想欺负你，想骂你，他们总会找到理由的。
我是个很坚强的人，后来我就怼回去，说，因为我见识过你没见识过的东西，你哪儿都没去过，你也没吃过好吃的大米，你就是嫉妒我。
拍这张照片时，我大概上初三、高一的年纪。中间的那个是我。
在我上大学前，我的父亲去了诺基亚工作，公司把他调去了北京。我当时要考大学，弟弟面临服兵役，于是爸爸妈妈就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去了北京，我跟两个弟弟留在芬兰。高中毕业后，我先考上了芬兰的外交学院，觉得不合适，后来就退学，重新考上了赫尔辛基商学院，学的是商科。
大学期间，我休学了一段时间，出去环游世界。我从赫尔辛基出发，坐火车到莫斯科，又到北京，一直南下到广州，去了香港、澳门、台湾，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之后，钱花光了，就回家了。回芬兰之后，正好看到一个广告，赫尔辛基市旅游局首次招小语种导游。他们选了五百人去面试，结果只录取了三四十人。我去现场一看，前前后后都是人 。我心想完了，别人年龄比我大多了，我肯定考不上。
面试的时候，人家确实问了我这个问题，说，你这么小，你有什么优势？我回答说，我的优势就是年纪小。我那天觉得自己压根没有希望，反而人就放松了。最后中文导游录取了三个，我就是其中一个，另外两个都是中国人。导游学校一个礼拜上几堂课，总共要上一年。
考上导游学校后，我第一个接待的中国客人是一个大领导。旅游局告诉我接待的客人是谁时，我都不敢相信，以为是他们在搞笑，因为我导游证还没拿到，刚考完理论课，根本没有经过实操，上车连麦克风怎么用都不知道。
好在那次游览时间也很短，只有一个小时，就去了一个地方。我介绍景点时也说不了几句，那是个教堂，那是市政厅，那是总统府。自这之后，我就天不怕地不怕了，这种场景我都能应付，我还怕谁啊？
我作为导游，领着中国来的游客们参观芬兰堡。
我十九岁开始当导游，当时中国和芬兰有很多经贸往来，来了很多商务考察团，一来芬兰就待好多天，我全程陪同，从早陪到晚。就有人说，你汉语说得这么好，能不能做翻译？我觉得也行，也就开始做翻译了。
我以前讲中文不是现在这样的，而是台湾女生那种非常甜、非常嗲的腔调。有一回，我给一个考察团做翻译，有个级别挺高的领导，他跟我说，你的中文水平确实可以，但你不能这样讲话，你讲话太甜了，很肉麻。他说，你应该赶紧去北京把口音纠正一下。
正好赫尔辛基商学院有个跟中国人民大学的交换生项目，我父母又在北京，我便借着这个机会去了北京。我这次去北京是为了纠正中文口音，最后确实纠正得很好，那半年没白待。
我，妹妹、弟弟和他的朋友，我们在游览颐和园。照片里走在最前面的长发女孩就是我，我当时大概22岁。
我的口音就是在街头练的。在人民大学那半年，我除了上课，天天就是打出租车。北京最好的汉语老师就是出租车司机，他们好奇心可强了，喜欢问东问西。
一上车，师傅就会问，去哪儿啊？我说秀水街。师傅问，普通话说得还行啊，哪儿的？我说芬兰的。师傅问，来多久了？我说就来两天。师傅又问，你普通话说得这么好，是怎么学的？是不是嫁过来的？有孩子了没？刚开始我还解释，他们每次都问，后来我觉得烦了，干脆就说了个善意的谎言，说我是嫁过来的。师傅问，嫁到哪儿了？我说东北。他们顶多再多问一句，东北哪儿的？我说黑龙江。其实我那个时候连个对象都没有，但基本上一说“嫁到东北”，他们后面就不问了，好像我嫁到东北就理所应当普通话说得很好。
我父母住在燕莎，每天小区门口的出租车司机都差不多是同一群人。有一天，我跟我妈上车了，司机一看，说，嘿，这不是我们东北媳妇吗？我妈就看我，说，你什么时候结婚的？我都不知道啊。我只好跟我妈说，我下车再跟你解释。我其实就想省点心，不想说那么多，但我的嘴也挺邪门的，后来我真的嫁给了一个东北人。
在颐和园，我和朋友与孙悟空、猪八戒合影。
我父母在北京住了七八年，我每年寒暑假都会跑到北京去。我喜欢去天坛公园的红桥市场，尽买些古灵精怪的小东西，要么陪朋友喝喝咖啡，去三里屯瞎逛。
周末就跟父母去北京郊区，空气好，跟逛公园似的，顺便吃个农家乐。有时候爸爸妈妈也有朋友来，他们懒得陪人去玩，觉得我闲着，语言也通，就给他们的朋友们做导游，去个故宫、颐和园、长城，带人去吃个烤鸭。光长城我就爬过四五十次，我是真的“好汉”。
我在八达岭长城上与守卫们的合影，这一年我19岁。
上大学期间我就一直做兼职导游。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家旅行社上班，这是一家跨国公司，在北京有一个几百人的办公室。我的工作是帮他们在亚洲做销售。我会跑北京、上海、香港、泰国、日本等各地办公室，去培训公司的销售如何设计北欧路线。
在旅行社工作没多久，芬兰航空就来挖我。他们知道我是做旅行社中国市场的，认为我在这方面有资源。芬兰航空一直挖我，挖到我不好意思了，那咱就去呗。
我在芬兰航空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在广州中信广场。中信广场在当时是广州最好的地方，当然今天已经不是了。
2006年，在旅行社工作不到一年后，我便跳槽到了芬兰航空，前往中国工作。
入职在七月份，但我三月份去了一趟广州，去看了一下。你要想忽悠谁去广州，千万别让他三月份去。三月的广州天天下雨，回南天，又返潮，到处湿漉漉的，地上滑溜溜的，就浑身不对劲。整座城市感觉挺热带的，到处都特别绿，有很多花。
我真正搬到广州的那天是7月3日。我坐的是商务舱，第一个下飞机。早晨六七点，机场没有开空调，机舱门一打开，热气砰得一下怼在脸上。机舱里挺冷的，外头就像桑拿房，我的汗哗得一下就下来了。我小时候住在台湾，台湾也很热，但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我心想，哎呦我的天，太难受了，接受不了，我可不乐意在广州了。
我就跟公司说，你们不是还有北京上海办公室么，我先在广州待一会，等北京上海有什么职位，一定要记得我。但是没想到，在广州这个地方待着待着我就不想走了。人就是这样子。
我在芬兰航空工作时接受采访的照片，广州这条线当时是新开的航线，我们做了大量采访进行宣传。
我在广州的第一个礼拜住在中国大酒店，那是广州当时唯一的比较好的酒店，但酒店太旧了，当时就觉得广州挺落后的。那几天，天气又热，人又在倒时差，很难受，可不是什么快乐的经历。联系中介去看房子，看中了房子，定下来了，可房子是空的，还得买家具，配东西，就没消停过。
房东陪我先去看了家具，又带我去看哪可以买东西，了解一下广州有什么。我去买了地拖，抹布，洗洁精，洗衣液，一大堆东西，大概一千块人民币。付款的时候，我这外国的银行卡刷不出来，最后还是房东借钱给我付款的。我当时觉得可丢人了，其实也没人认识我，国外的卡刷不出来也很正常，但那是第一次嘛，我就总觉得别人是不是以为我穷，消费不起？
当时我不太懂广州，就是芬兰人的思维找的房子，住的离市区远一点，还有个院子，应该挺舒服的。结果，我的天，每天上下班堵死你。房子太大，我也没精力拖地。院子也不可能我自己弄，还得请人打理。后来我就搬去市中心的公寓了。
我跟芬兰航空广州办公室的同事们一起吃午餐。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对广州的印象改变了，只是我曾经有过离开广州的机会，但我自己选择了留下。
2008年发生了世界金融危机，航空业特别难做，所有航空公司都在裁员。一条航线能不能飞得好，得看商务舱的客户，因为商务舱一张票相当于五六个经济舱。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有很多人飞商务舱，是因为有很多外国公司的总部或者办事处在这两个地方，跟航空公司有企业合同，这些员工有权利飞商务舱。但广州的那条航线一直很麻烦，广东人特别务实，不管老板多有钱，都只飞经济舱，觉得就飞八个小时，自己痛苦一点怎么了，还能省下这么多钱。连带着住在广东的老外也学会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他们都只飞经济舱。
芬兰航空总部决定，广州这条航线十月之后就不飞了。得把整个办公室给关了，辞退所有员工。那次我心里很难受。公司最开始问我要不要去上海，当时我有个同事在上海，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的意思是要把上海的那个同事给换了。从我的角度看，人家在那做的好好的，如果我要去上海，就得给我让位，我不想干那个缺德事，没意思。
公司就又安排我回芬兰总部，坐办公室，做亚洲市场数据分析。我想，我这种人就是为了拓展海外市场被挖过来的，我要是回去了，一定会被炒鱿鱼。我在广州辛辛苦苦，花了那么多时间，跑了很多关系，熟悉了广州市场；金融危机对欧洲打击也挺大的，回到芬兰也没啥事干，我就想冒个险，在广州重新找一份工作。
2009年，我在浙江乌镇接受媒体的采访，关于我最爱中国的什么。
我这个人比较果断，下了决定，就去应聘，企业给我什么职位什么待遇，我都不在乎。我觉得我可以先去，后面凭自己的能力发展。我去了一家民企。那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是澳籍华人。他们当时要开一家酒店，酒店想走国际化路线，喜欢聘请外国人。
但我去上班的时候，这家酒店还没开，还是个大工地，民企的老板肯定不会让人闲着，就给我安排别的活去了。我在每个项目都待过，经常做代总经理，我有时候开玩笑，在这家公司里，我就是块革命的砖，哪有需要就往哪搬。
去这家民企，我突然发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其实非常少。我以往在工作中接触的中国人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其实中国真的有人听不懂英文，也有一部分人对事业没什么追求。
有次，酒店的司机们想让我给他们涨工资。我说可以，但总得给我个理由，比如学个新的技能，让公司给你们安排英文补习班，或者让保安部给你们搞急救课培训，我就给他们编了几个方案。但他们跟我讲，领导，我们就只想涨工资。我说，没付出怎么有回报？老板凭什么给你们涨工资？但他们就说，我年限摆在这里。
还有一次，我司机的妹妹来看他，他想让她跟我们一块吃饭。我说可以。但他又说，你不要跟她讲太多，不要给她灌输什么“女人要有事业”，“要有自己的想法”的思想，她现在需要的就是结婚，他特别怕我给他妹妹洗脑。他没上大学，但妹妹上了大学。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让你妹妹上个大学呢？难道不想让她真正工作吗？他说，不是，上大学是为了提升她本身的价值，可以嫁得更好。
在民企工作期间，我参加客户的活动。这张照片里，我在向客户敬酒。
我中文能说到这么高水平，一方面是做翻译锻炼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在民企的磨练，这不得不承认。以前在芬兰航空时，虽然工作语言也是中文，但员工英文都特别好，我们向总部汇报时，还是使用芬兰语。但在民企，我天天用中文上班，向公司高层汇报做预算，还得学会在社交场合的说话艺术。
比如有一次，董事长看到一块指示牌，很不高兴，问这是谁搞的？我说这是地产板块。他说，你给老黄打个电话。老黄是公司里的一个总裁，但我什么身份，能给总裁打电话？可我又不能不办。我就只好给地产总裁打电话，说，总裁您好，刚刚董事长来，好像不知道项目里搞的指示牌，看起来有点不太开心，您看是不是要给董事长解释一下？其实明明老板说的是，你让他明天就给我拿走，不拿走让他跟牌子一起走。
我工作的民企每年年会都会选出最佳表演组。这张照片里是安保部门获奖了。
在广州生活时，我最喜欢它的气氛，可以每天去个新的地方。有时候我朋友跟我说，咱们去哪儿哪儿，那里的农家鸡做得非常好吃。广东人当然是为了吃，对我来说，吃不是重点，我也吃不出这个地方的鸡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但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新鲜感。
在广州也很容易交到朋友。在北京的时候，总感觉跟人之间还是有堵墙，他们可以跟你认识，但跟你走不近，但在广州就可以。广州人觉得我喜欢你，那我就跟你在一起做朋友，比较放松，也更容易融入他们的圈子里。广东人喜欢喝早茶，一去就拖家带口的。即便你跟他只是一个生意上的关系，但通过喝早茶，可能都会认识他的老婆，孩子，爸爸妈妈，真的认识他全家。
我女儿与她的朋友，当时她大概5、6岁。
2018年，我辞去了工作，离开广州，回到芬兰，是为了孩子。
我有个女儿，一直在广州的国际学校就读。随着孩子年纪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着很现实的问题。
一方面，国际学校的学费越来越贵，从十几万人民币涨到了二十五万，但国际学校不属于教育部管，我们对教育质量心里没底。另一方面，女儿的同学们家里非常有钱，与他们相比，我们家只是普通家庭。我担心她在这种棉花糖般的世界里待久了，将来很难接受真实世界。
眼看着女儿要上初中了，这是一个关键年龄，如果想要回芬兰上高中，就得现在回去。芬兰的高中是要考试的，如果成绩不够好，就上不去高中；但如果孩子初二初三才回去的话，太折腾，可能就考不上高中。于是我果断决定，带着她回芬兰。
疫情前，我在广州的一家幼儿园做活动，也是推广芬兰游学项目。
【如果你也想讲述自己的故事，请发“私信”告诉“自拍”】
刚回到芬兰的时候，我特别水土不服。我在广州一直做职业经理人，自我感觉经验非常丰富，手头的牌也挺好的，但回到芬兰后，我一直也没有找到自己很如意的工作，后来又开始做翻译了，因为中国跟芬兰的经贸往来很多，翻译的工作倒是很多。
我在广州做总经理时，最多的时候手下管一千多人，回到芬兰后，我就啥也不是。我就感觉自己绕了这么大一圈，又回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无论昨天多么辉煌，跟我的今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回到芬兰就是从零开始，当时很多人觉得我的决定很疯狂。但我做事不会后悔，做了这个决定，就得从这个决定里找到好处。
以前在中国工作的时候，确实很潇洒，但身体跟不上，工作和生活之间没有平衡。我女儿就觉得，在她小的时候，我没有时间陪伴她，我的工作永远比她重要。她从小就跟着我在外面应酬，连出去玩都是跟别人一起，从来不是我们自己一家人出去。回家之后，我没有以前那么累，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我跟前面两代人不一样。他们跟中国走了人生的一段，那是他们美好的回忆，在家里这么多人里，就我跟中国的路还没有断。不仅因为我成年后在中国工作了很长时间，还因为我丈夫是中国人。
在我遇到我丈夫时，我那时长的是这样。
我跟丈夫是在中国街头认识的。中国不是有首歌，歌词是“只是在人群里多看了你一眼”，我们俩就是。
那是在一个公交站台，我看有个男人挺帅的，我那会儿也挺年轻漂亮，他也在看我。我觉得中国人比较含蓄，他肯定不敢跟我说话，那我就过去跟他说话呗。于是我就走过去，跟他说，今天挺热的。结果他就回了一句，我不觉得。
我明显感觉这个男人对我有想法，但他就一句话把我给打发了，不对吧？我就又试了一次，说，听你口音不像当地人？他说，对，我是东北的。后面就没话了。我心想，我都把下一句台词给你了，你可以问我一句，外国美女你哪儿的？可他后面就没话了。我有点生气，扭头就走了。然后他跟在后面喊了一句，听你说话也不像当地人？我转头就给了他一个白眼，心想，你傻啊，我一看就是个外国人。我直接就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留下联系方式。过了两个月，在一个商业街，我看到人群里有个男人向我走过来，就是他。他直接对我说，我能不能请你吃饭？我觉得他憋这句话是不是挺久了，是不是在人群里找了我很久，他后来死不承认。我当时很生气，说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女孩？你就认识我两分钟，就想约我出去吃饭？我就在那里吧啦吧啦说了半天。最后他看着我，问，你去还是不去？就这一句话，我就笑了，说，我当然去。
我们俩就在附近随便找了家馆子，不是饭点，餐厅里也几乎没什么人。我们随便点了些家常菜，豆腐、扁豆什么的。我们聊着聊着，觉得挺投缘。他那次可主动了，可能是第一次错过了，想着第二次不能再错过了。吃完饭后，他问我要不要去附近公园散步。反正中国人多，我也不用怕，就同意了。在公园散步时，他就牵了我的手。我心想，你这也太快了，但转念一想，也就无所谓了。我们的爱情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
他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花里胡哨的东西，完全不行。他给我买过花，除了生日，主要跟孩子一起给我买母亲节的花。但每次来大姨妈的时候，外国男人一点也不懂的心疼，他会觉得你怎么就这么矫情；但中国男人特别贴心，就感觉你好像快死了一样：躺着，喝热水，给你煮个红糖水，给你拿个热水袋……
疫情前，主要是我芬兰中国两地跑，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在女儿高中毕业前，全家住在芬兰，等她高中毕业后，我和丈夫再搬回中国。但因为疫情，现在我和丈夫被迫两地分居，只能等疫情结束后再团聚。
这张照片是广州国际妇女会的女士们。我在广州居住期间，担任了两届协会主席。
中国对于我的弟弟妹妹来说，是美好的童年回忆，他们有时也会在家里做中餐，但这种想念是停留在表面的。我跟他们不是一个层次，我是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是我的家。每回飞到白云机场，我下了飞机，都感觉我是回家了，如鱼得水，没有任何不知所措的感觉。
都说环境改变人，在中国待了这么久，我肯定不是个典型芬兰人，我觉得我是个“鸡蛋人”，外面是白色，里面是黄色。对我的家人来说，我就是个中国人，甚至我爸爸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我是他的“中国女儿”。
有时候家里人生病了，我会按照中国的习惯给他们熬点姜，我有时也会给自己煲点红糖水，姜水，红枣枸杞之类的。在饭桌上，我会很重视谁是主宾，谁坐哪个位置。
前几年芬兰外交部接待了中国来的贵宾，他们找我去帮忙。我会关注她杯子里的水还有没有，会观察她坐在哪个位置，不要坐在桌子角那边，以免磕到膝盖。外国人不会注意这些细节的，但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很细很体贴，知道在什么时候该扮演什么角色，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这都是我在中国学到的东西。
我玩抖音是跟女儿打了个赌。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她在家闲着，就跟我说，我们各自拍个视频放在网上，看谁的点赞数多，输的人要给赢的人钱。她自己有一点粉丝，其实她是想套路我，想让我给她钱。前面两天她赢了，我给了她钱，后来我的作品爆了，播放量九百万，她就不跟我玩了，钱没退给我，还让我把这事给忘掉。
我以前当翻译的时候，就是双方沟通的工具和桥梁，如今做自媒体，还是有同样的愿望，我想让更多的芬兰人了解中国，也想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芬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