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ID：storyhunting），作者：谢无界，编辑：卡西尼 马修，原文标题：《治不好这个孩子，老婆不让我回国 | 我在非洲当医生02》，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大家好，我是陈拙。
前几天，我看到一条既屈辱又吓人的新闻：
这个患者事后调查才发现，他的主治医生来自一种特殊医院——莆田系。
这种“莆田医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对患者完全不负责任，爱让患者做检查，误诊多，最极端就是新闻里这种，手术做一半让加钱。
援非医生谢无界就曾在非洲遇到过不少这样的坏医生。
其中有一个医生曾信誓旦旦地告诉他，我们这样治疗，才是救患者的命。
谢无界后来发现，他真的没说谎。
正文
走进手术室的一瞬间，我被扑面而来的热浪闷住了鼻子。
手术台对面是唯一的光源，从铁皮窗户的缝隙中露出来，隐约还可以听见窗外市集喧闹的声音。
几只苍蝇从窗户钻进手术室，绕着不大的手术室转了两圈，又停在手术刀上，来回搓动触手。
无菌环境当然是没有的，但不开窗，手术室只会更热。
护士笑着对我说没关系，这只是“小动物”，有时候他们还能在手术室看见老鼠呢，她会帮我驱赶的，这是她的工作之一。
我面前的病床上，躺着一个瘦得吓人的小孩，没有钱打麻药，他睁着两只大眼睛目光炯炯地看着我。
旁边的护士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拨弄手机，计算她的下班时间。这是她最关心的事儿，有时手术刚到一半，只要到点了，她也会马上推门出去。
没有麻药、没有无菌环境、没有检查设施，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人为这个快要死了的孩子痛苦。
这是布隆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2020年，我被国家派遣到这里援助医疗建设。
出发前，我做了很多准备，设想在医疗条件差的非洲怎么做手术。
我从国内背了4把间接喉镜，专门找退休老医生学习自制鼻骨复位器，我甚至试着模拟一个人怎么完成一些复杂手术。
我一直记得援非医疗队老医生的一句话，“我们中国医生去非洲，是去填补医学空白的。”
我想改变布隆迪，想把这里的耳鼻喉科建设起来。可是站在手术室的这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每天都在被非洲医生颠覆三观。
最不可容忍的一次，我眼看着有个一岁大的小女孩在非洲医生手里烧了整整八天，而那个医生还笑着对我说，这很正常，因为这里是非洲。
一
那是我当天的第一个病人，早上来上班时我就注意到了她和她妈妈。
背着孩子的妈妈看起来才十五六岁，衣服破旧，甚至沾着泥巴，只有用来裹孩子的黄色方巾被保护得很干净，两只黑瘦的脚丫从方巾下伸出来。
年轻的妈妈疲惫地倚在门口，呆呆地望着诊室。
护士开始叫号时，叹着气指了指方巾里的婴儿：“米娅”。
顺着她的手指，我看到了足以震惊一辈子的画面：一个瘦得像老鼠一样的孩子，蜷缩在方巾里。因为太瘦，她眼睛出奇大，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孩子的嘴在微弱地一张一合，做的表情是在哭，却没有任何声音。
护士告诉我，米娅是儿科治疗的病人，儿科的医生邀请我对她进行会诊。她已经连续发烧8天，儿科想知道她是不是患有什么耳鼻喉科疾病。
这份病历显然并不完整，只有三张血常规、一张疟原虫血图片检查、一张字迹潦草的护理记录单和给药记录单，连基本的文字病历都没有，全要我自己猜。
这算什么会诊，如果我猜错了怎么办？
看着小小的米娅，我对那个未曾谋面的非洲医生产生了愤怒。
总是这样，这群非洲人总是这样。
本地医疗设施不足，我们问国内要一些医疗器材。结果，捐赠的器材到了港口，竟然被各种地方官延长清关时间，最后还要我们中国医生自己花钱加快进程。
虽然本地同时流行新冠和疟疾，可是来往的医生患者没有一个戴口罩的。我想和他们解释，最终还是放弃了，说什么好像都敌不过一句“这里是非洲”。
以前我觉得他们是没有意识，但见过了他们手都没洗就冲进手术室，见过了他们随意拿止疼药搪塞生病的病人，我深深地意识到，这就是不负责任。
我恨不得找那个非洲医生吵一架，可是我知道即便吵赢了，也没用。
我所能做的，只有破译眼前这份病历，给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会诊意见，帮帮这个孩子。
病历单显示，米娅已经一岁三个月，但看起来只有六七个月。她有严重的营养不良，还很有可能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病历单里有三份不同日期的血常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显然，孩子发烧跟血象没什么关系，这个检查完全是在浪费她的钱。
而另一份记录显示，在米娅发烧的8天里，她的主治医生唯一做的就是给她打抗生素，还先后换了两种抗生素和激素。
结果，米娅的体温越来越高了。
这个非洲医生的治疗方案肯定有问题。抗生素是用来帮助身体抵御细菌感染的，但也可能会破坏孩子本来的抵抗力，如果孩子得的是其他病，就会越来越恶化，出现现在的情况。
但是，这个“其他病”究竟是什么呢？
我用耳镜和前鼻镜检查了孩子的耳朵和鼻子，没发现什么问题；但当米娅张开嘴的时候，我知道她为什么被推到耳鼻喉科了。
女孩的咽喉处遍布着点片状的白色斑点，像发霉一样，霉斑从喉咙口一直长到舌尖，整个舌头几乎都白了，舌尖的白斑周围还有些微出血。
我立刻想到了鹅口疮。
我心里一紧，赶忙问米娅的母亲，她们有没有艾滋病？
鹅口疮是免疫力极低的情况下才会有的疾病，免疫力低下的原因之一就是艾滋病。
护士向米娅的母亲询问得知，她们从没有做过相关检查，不能确认是否有艾滋病。
二
我的妻子是一名新生儿科大夫，遇到这情况我第一时间就求助了她，拨通视频后，我们一起会诊了米娅。
经过她提示，我仔细检查，对米娅的病情有了初步想法。
孩子应该是天生体质弱，抗生素对她而言是一把双刃剑，非洲医生给她治病的同时，也杀死了她体内的有益细菌，导致有害的真菌泛滥，出现了鹅口疮和发烧。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别再打抗生素了，把有益细菌养回来，再用药把泛滥的真菌杀死。
如果真的是真菌感染，米娅的体温已经算高烧，情况很危急。真菌感染万一恶化下去，变成真菌性败血症，米娅可能撑不过去。
我这头忙着把意见写下来，那头，护士已经在催着我去手术室了。
这家医院耳鼻喉科只有我一个人，国内医生忙起来是没有个人时间，这里一忙起来，留给每个病人的时间都会不够。
我匆匆撂下意见书，甚至没来得及再看一眼米娅，就离开了办公室。
忙了一天到晚上，却一夜无眠。我不敢睡，一想到米娅有可能在我睡着的时间里转为重症，我就担心。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医院，借门诊开始前的时间，跑去了儿科。
此前，因为要上门诊，我很少在医院里自由活动，只大概知道儿科在哪里。
第一次来到这家非洲医院的儿科，才注意到儿科门口左手边有一个小沙滩，沙堆上有跷跷板、滑滑梯、和若干大小不等的转轮，上面爬满了大大小小的孩子，像一个小幼儿园，孩子愉快的喧闹声环绕在耳畔。
沙堆边的草地上，有几个背着孩子的女人，升起了做饭的小炉子。
我向着病房深处走去，墙边歪七扭八摆着几张小病床，每间病房都住得满满的，目之所及的，都是皮包骨头的孩子。
终于，我看到了昨天那个少女妈妈，她呆坐在一张床边，双眼空洞，时不时用舌尖抿一下干裂的嘴唇，随后干咽一下，好像这个动作也十分痛苦。
我远远向她挥手，她没有回应我，只是默默掀开了毯子，把我让到了孩子身边，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因为尊敬医生的缘故，大部分布隆迪的病人都会很主动地跟我打招呼、行谢礼，但这个年轻妈妈的木讷更让人心疼，不敢想象她经历了多少由希望变成了失望的事。
我走到床边，用手轻触米娅的额头，烫得让人害怕。她咽部的白色斑点也没有好转，右侧扁桃体几乎都爬满了“霉斑”。
难道我昨天开出的治疗方法无效，我和妻子都看错了，这不是鹅口疮？
我匆匆赶到护士站找米娅的病历，看到给药记录单的一刹那，一股邪火从纸间窜到了我的头顶——
米娅的主治医生根本没有参考我的意见，他非但没有加用抗真菌治疗，还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给米娅治疟疾了！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米娅有疟疾，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质问护士这是怎么回事，但可能是因为法语不太好，护士看起来一脸茫然。
我深呼吸了一下，再次问，到底谁是米娅的主治医生？
这回她们听懂了，告诉了我一个名字：查尔斯医生。
她们指了指儿科大门外一个独门独院的小房子，告诉我，“查尔斯医生”现在就在内科医生休息室。
三
我几乎是闯进了休息室，虽然敲了门，但完全没等回应。
休息室里只有一位黑人医生，正捧着书坐在书桌后面，听到响动抬头看向我，眼睛惊讶地瞪大。
他黑胖的脸上戴着蓝色眼镜、留着络腮胡，身材略显富态，却穿着一件有点女气的粉色衬衫，风纪扣像是钉住的一样整齐。
“查尔斯？米娅的主治医生？”我的法语水平不允许我把这句话说得很礼貌，我也不想对他很礼貌。
黑人医生应了一声，把手里的书扣在了桌子上，问我是谁？
我没有回答他，直奔主题追问：“为什么不加用抗真菌治疗？为什么要进行抗疟治疗？”
查尔斯耸耸肩，说：“你是那个中国医生吧？你的会诊意见我看了，没有可取之处。”
他说，我的判断都是基于鹅口疮症状，但米娅口腔中的白斑根本就不是鹅口疮，而是喝奶残余的奶凝块，因为她太虚弱了，一口奶要很长时间才能咽下去。
我立马反驳他，奶凝块能擦掉，鹅口疮擦不掉，到底是什么取个样不就知道了？
查尔斯撇了撇嘴说，检验鹅口疮需要做真菌图片，他已经问过了，本院的检验科做不了。
我满腔热血被浇了一盆冷水，确实，我也没法确诊米娅的情况。
即使如此，米娅明明没有检出疟疾的疟原虫，查尔斯给她进行抗疟治疗难道就对了？
面对我的质问，查尔斯打量了我一圈，说：“你是青海来的？据我所知，你们很少见到疟疾病人吧，但非洲到处都是疟疾。”
他是在暗示，在疟疾方面他比我懂得多得多，毕竟，“这里是非洲”嘛。
我一下有点心虚，也许有其他症状表明米娅确实是疟疾？
我放缓了语气劝他，如果现在不进行正确的抗真菌治疗，一旦真菌入血导致真菌性菌血症，米娅可能会死的。
查尔斯又笑了：“疟疾不治疗，也是会死人的。”
他宽慰我说没关系，他已经在昨天下午、昨天夜里和今天早上加急给米娅做了三张疟疾血图片，结果快出来了，就能确认米娅是疟疾了。
他甚至还友好地笑着说：“米娅会慢慢好起来的，我的中国朋友，你不用担心。”
那个笑容在我看来格外的刺眼、虚伪。我放弃说服他调整治疗方案了，米娅等不起了。
我深吸一口气，冷静地问他，如果我给米娅做了真菌涂片检查，哪个地方能看这个载玻片呢？
查尔斯说，最近的检查点在20公里外的一家瑞士医院。
“这个费用无法算在免费治疗里，而且价格不菲，米娅妈妈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她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笔没必要的花销……”他的表情很轻蔑，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打断了他：“去瑞士医院检查的费用由我来付。”
我没有告诉他，我执着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不治好米娅，视频会诊的妻子会和我一直吵架吵下去。
四
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妻子就是最好的战友。她是标准的学霸，我则是标准的吊车尾。每到期末考试，她就耐心地陪我在图书馆学习，给我划重点。
工作后，我们不在同一家医院，合作的机会不多。她只会在受气的时候回家找我抱怨，一旦我不认真听，气就转移到了我身上。
然而我来非洲后，我们联系的时间越来越少，跨国电话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我们没有太多的闲心分享心事和八卦，更需要并肩作战。
布隆迪只为五岁以下的孩子提供免费医疗，所以不管哪个科室，接诊的病人都是孩子居多。我以前很少给这么小的孩子看病，没把握的时候，就给妻子打电话。
就像回到大学时代，在她的指点下，我成了半个儿科大夫，大部分小儿疾病都能自己处理个七七八八。
但米娅的情况不一样，她实在是太虚弱了，小小的手脚在缓缓抽动，仿佛每一次挥舞都是最后一次。
我接诊米娅后，立刻在医院里转了几圈找信号，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陈述了米娅的情况，短信末尾写着“SOS很急”。
不到两分钟，我的电话响了，妻子的头像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你看下孩子身上有没有皮疹？”没有寒暄，第一句就是问题。
我手忙脚乱地撸起孩子的裤腿和衣袖，一边心虚地问妻子忙不忙。
妻子应了一句还行，继续追问我皮疹的情况。我把孩子全身检查了一遍，皮肤光滑，没有皮疹。紧接着，妻子又指挥着我排查了一遍斑丘疹等等。
这些情况都没有，妻子又连珠炮似地问我：“孩子拒乳吗？拉肚子吗？现在体温是多少？肺部能听到什么杂音？做大便和小便常规了吗？”
“我现在听、现在量、现在问……”我的汗都快流下来了。
妻子撂下一句“查完后打过来”，挂断了电话。
我急急忙忙抱起米娅重新检查，听肺部、按肚子、量体温，忙活了20分钟，终于敢打电话给妻子汇报：
“孩子有拒乳的情况，已经2天没大便了，但是有排气。肚子是柔软的，肺部呼吸音正常，只是有些弱。大小便不知道做了没，没有相关检查单，孩子体温38.4℃。”
妻子问了我的意见，点头表示同意，又提醒说，还是应该先做检查，确保鹅口疮的诊断没问题，才能停用抗生素。
她有些担心，如果真的是真菌感染，米娅的体温已经算高烧，情况很危急。万一恶化下去，变成真菌性败血症，米娅可能撑不过去。
五
晚上七点，妻子打来电话。
“那个孩子怎么样了？”又是没有寒暄，第一句话就问起了米娅。
我告诉她，米娅已经交还给主治医生了。想到国内是凌晨一点了，我又顺嘴问她，怎么还没休息。
妻子的声音突然冷下来，说，今天晚上她是夜班，“我和米娅你总要关心一个吧”。
说着就把视频断了，转成了语音。她说是信号不好，但屏幕上并没有信号不好的提示。显然，她生气了。
我也有些委屈，抬高了声音：“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是米娅的主治医师，更不是院长，我只能建议她的主治医师怎么去做……”
妻子打断了我：“你最开始给我发米娅的照片，是想让我觉得她很可怜？”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的声音已经有了哭腔：“她现在之所以能变成这样，你、她的主治医师、她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她负责到底！”
“你抱怨会诊的病历不全，那你现在知道米娅的主治医师叫什么吗？你为什么不自己跑一趟去彻底明确米娅的病历？你和她的主治医师又有什么区别？”
我已经呆住，听着妻子的哭声，支支吾吾不知道要怎么安慰。
妻子在我眼里是一个坚韧的女人，上一次听到她哭，是因为抢救一个早产宝宝。
那个孩子八个月大，只有四斤半，几乎被医生判了死刑。她守了近半个月，在孩子各项数值恢复正常的那天晚上，终于打来电话嚎啕大哭。
妻子哭了一会，终于收住眼泪，似乎也不想和我再谈了，换了一种冷冰冰的官方语气：“既然你选择了求助我们新生儿科会诊，那么我们科希望你负责到底，而不是走走过场。”
“‘援非专家’，”她近乎恶狠狠地说，“注意孩子的体温，小心败血症。”
说完，语音通话的界面消失了。
我一愣，这才发现，来到非洲后，我好像是变了。
在青海时，我曾有过一次误诊，把一个神经性偏头痛的病人当成了耳石症，幸好被上级医师及时纠正。上级医生安慰我说，这两种疾病本来就很难鉴别。
但在那之后，我几乎一个月没睡好觉，整夜研究耳石症和神经性偏头痛的区别。
妻子看到了，笑我是“倔驴”，病人都不是你们耳鼻喉科的，还死咬着不放。
我热血上头，冒出来一句：“假如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就在眼前，但医生却不伸出援手，那他就不配做医生！”
但在非洲短短的几个月，我一边觉得非洲医生不负责任，一边自己也变成了他们的样子。这里没有检查，没有药物，我几乎什么都做不了，索性慢慢接受了现实。
有一次，我遇见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来医院只是因为他一直哭闹不吃饭。
但打开孩子的嘴巴，我清晰地看见他的左侧颊内部有一个巨大的空洞，传来阵阵腐烂的臭味，几乎能直接确认是鼻咽癌。他的哭闹不是任性，而是癌痛。
我开出了放化疗的建议，孩子母亲一瞬间黯淡的眼神告诉我，这约等于一张死亡通知书。
最后，我给他开了三天份的止疼药和一包糖。我摸了摸他的头，特别想说一句“对不起”，但没说出口。
我也成了一个“什么都没做”的医生。
妻子说的没错，我的那些理由，就像我们讨厌的那种冷漠、懒惰的医生说的话。因此，我才怒气冲冲去找到了查尔斯医生。
六
第二天，走出查尔斯的办公室，我的心还在怦怦狂跳。
早晨的小雨已经停了，阳光穿过树叶斑驳的影子轻晃，微凉的风扑在我脸上，让我有些冷静下来。
说实话，我没有把握米娅真的是真菌感染。查尔斯才是她的主治医生，也许他说得对，那就是奶块儿；即使那确实是鹅口疮，也有可能是合并了疟疾的鹅口疮。
我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也受到了妻子的影响。她离我那么远，她根本不懂疟疾，也不懂非洲的现实。
比起费时费力地检测后发现自己的错误，在非洲医生面前丢人，还不如跟妻子撒个小小的谎，告诉她米娅已经好转出院，让她消气。
我对着和妻子的聊天框发呆，很久很久，忽然想问，这个谎言要怎么骗过我自己呢？
我退出了和妻子的聊天界面，转而和援非医疗队的队长报备了我的抉择。队长说，对患者负责的事情就没有多余的，让我放手做，费用他和我对半分。
我马不停蹄地跑去检验科借了几片载玻片，又从诊室拿了三根咽拭子，然后再一次冲进了儿科病房。
见我去而复返，米娅的妈妈第一次露出了麻木以外的表情——那是惊讶。
来不及多解释，我比比划划地指挥米娅妈妈，把孩子的嘴撬开，用咽拭子在米娅嘴里的白斑上擦拭取样，然后迅速封存在了载玻片里。
揣着载玻片跑下楼的时候，我在急诊车跟前见到了一个意外的人——查尔斯。
查尔斯看起来已经等了有一会了，看到我有些尴尬，但还是语气急促地对我说：“加上第一次疟原虫血图片，四次全是阴性；而且实验性抗疟治疗后，孩子的体温还是没有降下来！”
我心里哼了一声，你不是最了解疟疾吗，跟我说什么？
查尔斯还说，他也去试着擦了米娅嘴里的奶块，好像真的擦不掉。
我心说，还奶块呢。
当然，我表面上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冲他点了点头，急急忙忙上了车。
没想到查尔斯也跟着上了车，和我面对面坐在面包车的车厢里。
我们俩面面相觑，车开动了。
我下意识抱紧了怀里的载玻片，心里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他不会因为怕丢人，要干扰我送检吧？
查尔斯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动作，沉默了一会后他问我：“米娅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变成真菌性败血症。”我硬邦邦地回道。
也许查尔斯意识到了继续谈论米娅会出现更大的冷场，他岔开了话题，问我儿科是不是很难？
我没好气地说，你不也是儿科医生吗？
查尔斯笑了，声音细细地说：“我并不是专业的儿科医生。我是心内科医生，在古巴的时候。”
七
查尔斯出生于布隆迪相对富裕的家庭。他曾有四个姐姐，其中一个因为难产死在了手术台上，没多久，一模一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另一个姐姐身上。
“那时，我很讨厌这个国家，我拼命地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能带着一家人逃离这个地方。”
他考上了古巴的医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拿到了一份古巴的心内科医生的工作。古巴的医生待遇高，生活条件比布隆迪好太多，查尔斯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姐姐们接走。
但姐姐们还有丈夫、有孩子；除了姐姐和父母，他也爱着他的叔叔婶婶、姑姑姑父，他也爱着他的祖国，和这里的陌生人。
最终，他辞去了古巴的高薪工作，回到布隆迪。
扑面而来的除了故土的蓝天白云，还有千头万绪的医疗工作。
查尔斯作为一个珍贵的心内科医生，也不得不像一块砖一样被搬来搬去，刚上完内科门诊又马上去妇产科帮忙，硬着头皮学各种不擅长的项目，包括对米娅这样的幼儿的治疗。
在繁杂的事务和对每一个病人的关怀中，他必须有数倍的努力，才能保持清醒。
后来我听说的他的故事里，还有关于另一个孩子的。
很久以前，医院有过一个电子耳蜗植入的项目，可以帮助失聪患者恢复听力。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名额只有一个。
当时经过层层筛选有两个患者进入了“决赛圈”，一个是2岁先天性重度感音神经性聋的孩子，另一个是65岁重度双耳感应神经性聋的老人。
医院及教会建议让那位老人接受手术，因为他们家境优渥，更有机会配合电子耳蜗的后续治疗，提供数据。但查尔斯医生却和大家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老人有助听器、有生活经验，可以“看懂”别人说话，但那个2岁的孩子才刚刚开始形成语言，还有机会学会说话，还需要通过学说话培育智力发育。
经过艰难的举证，加上查尔斯主动承担了后期费用，终于为这个孩子争取到了这次恢复听力的机会。
他其实很爱孩子，很爱他的病人，可是也会在有些时候疏忽、傲慢，变成了我眼中讨厌的医生。
换句话说，他很像我。
突然，我不那么希望检查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我怕查尔斯因为这次小小的争执被打击，怕他输掉自己的自信和坚持。
比起这一次的输赢，我更希望他长久地、勇敢地在这片土地上走下去。
八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送检的图片与咽拭子上均找到了白色念珠菌的菌丝与孢子，米娅确证了真菌感染导致的鹅口疮。
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再去见查尔斯，怕他在我面前觉得丢人。但查尔斯没有表现出丝毫介意，立马改用了抗真菌的治疗，并且常常拉我去检查米娅的病情。
他仍然很忙，有时上一秒聊着病情，下一秒接到电话，他就会把我扔下，匆匆离开，几个小时后又神出鬼没地带着一份治疗意见出现。
我们也仍然吵架，有时候因为治疗，有时候因为他这种神出鬼没的态度。
但米娅确实是一天天地好了起来。5天后，我们第一次听见了米娅的哭声。我终于可以向妻子汇报，我们把米娅治好了。
我本以为我和查尔斯的合作到此为止，但不久后查尔斯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诊室门口，探头探脑的。
问他来做什么，他又不说，只是在旁边坐着看我给病人看病。
他每次来都带着一些问题，有关于我专科的、有内科的，但大多是还是关于儿科的，常常把我问得哑口无言，只能找借口推脱了，然后半夜打电话找妻子求援。
查尔斯不知怎么发现了这个秘密，兴冲冲地说，以后有机会要去一次中国，去青海，找我妻子当面请教。
妻子听了，笑着说，很意外，“像你们这样的人居然会服软”。
我有些惊讶，她把我和查尔斯归为一样的人。
可是仔细想想，我们确实是一样的人。
没有英雄和反派，只有一个又一个一样的人、一样的医生，在这片大陆上，用自己一点点一点点的努力，把这个世界向上托一点点。
尾声
谢无界说，他曾经很不喜欢“这就是非洲”这种说法，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你无力改变的环境。
一切对病人的麻木、冷漠，都来自这个巨大的怪兽，你无法逃跑、无法打败，只能向环境认输。
可是当他冲到查尔斯面前，听到他的故事，谢无界才意识到，这个非洲医生只是和他一样的人——有勇敢、有软弱，有坚持不懈，也有一时疏忽。
这件事后，谢无界重新有了前进的勇气。
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一部分，要改变环境，首先得要做好自己。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本文图片来源于作者，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ID：storyhunting），作者：谢无界，编辑：卡西尼 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