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上周六，我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天才故事会，主讲人是大检验师邓二十三。
天才故事会第二期，左为邓二十三，右为猛哥
邓二十三是我认识的最强悍的大检验师，干DNA鉴定的时候徒手拆散了10万个家庭，做法医的时候最高记录一天解剖了60具尸体。
来现场的观众都很热情，有从外地赶来的，还有刚做完手术单腿蹦着也要来的。
为了响应大家的期待，邓二十三分享了自己最厉害的那段经历。那次，她被外交部派去执行一个任务，在泰国解剖3000具尸体。
她在那里看到了从业至今最有冲击力的画面，“闻到了十八层地狱的味道”。
这次任务的最终成果，作为外交礼物，被国务院总理送给了泰国总理。
这是一张2005年的照片，我和泰国总理的一张合影，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左边是我的同事，中间是当时的泰国总理，右边是我
当时中泰建交30周年，时任泰国总理他信也来到中国。我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国务院总理和中国科学院院长，把一份重要数据转交给了他。
7月1日，他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答谢宴，我和一位女同事应泰方邀请出席。宴席结束后，我们和他信留下了这张合影。
我们参与制作了那份重要数据。那份数据来自于一份国家任务，我至今记得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我带着四个队员，被送往了全世界瞩目的灾难现场。那样惨烈的灾难，即便自诩“法医狂人”的我，也不敢想象。
我在那里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尸横遍野。
2004年12月30日中午12点，我接到外交部通知，能不能立刻出发，目的地是泰国，当晚8点的飞机，5点要到机场。
我说，我倒是可以去，但是我们没有签证。外交部说你放心，签证可以一路绿灯。
我从单位攒了一个团队，除了我还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五个人里有两个人，连护照都没有。
北京的冬天很冷，我却跑出了一身大汗，开车用一下午，把所有人的证件都弄齐了。同时，我还要打电话，让团队准备要带的东西。最后，我们带了14箱子的东西去机场。
在接到外交部电话之前，我差点在北京待不下去。
四年前，28岁的我来到北京读硕士。同时，我还在西安市公安局的一个分局做法医。
硕士读完局长跟我说，你是分局第一个硕士，回来给你一个科长的位置，配个车，配个司机。但我说，我还想考博。
局长不同意，认为我明显是不想回来了，那只有两个选择，辞职，或者停薪留职。
我不想回去，在北京见到更大的世界我心野了。我彻底断了自己退路，辞职，又来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读博。
导师的导师同时会提供一份工作，所以我们管他叫老板。
老板说，现在有测序平台、蛋白平台，还有刚成立的一家司法鉴定机构，问我做哪个？我学了这么多年法医，肯定想做司法鉴定机构。
我只干了一年，就快山穷水尽了。
那一年我一直在亏损，同事嘲笑我，是亏损企业老总。老板可怜我，如果做不下去了，可以做他的办公室主任。
但我可是一个法医狂人，怎么可能转行做行政？北漂漂不下去，西安也回不去，我正左右为难时，看到了那条特大新闻——
12月26日，印度洋海域发生海啸，巨浪高达十余米，席卷了印度洋沿岸。后来确定引发海啸的地震为里氏9.3级，是历史第二大地震。
地震叠加海啸，造成了不可想象的惨剧，事后统计，全球死伤人数超过29万。
我看到海啸发生的新闻时，第一时间就在想，我能不能参与救援，验证一下自己的DNA鉴定能力到底怎么样？
刚好这时候，老板也来找我说，小邓，你有没有想过，在这场国际性的大灾难前你会怎么做？这真是不谋而合。
我立马写好了报告，12月28号把报告递交给单位，当天单位盖章，次日交给了中国科学院。第三天，我就接到外交部电话。
我本想去受灾最严重的印尼，但外交部说，泰国给我们发来邀请，希望我们派人援助，听说我们是做DNA鉴定的，泰国没有这样的实力，他们更加欢迎。
从机场出发前，我们老板从家里翻出了四串佛珠，团队里一人给了一串，但我到得最晚没分到。
我能理解老板的心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而他是个科学家，却用佛珠来祈愿我们能够凯旋，可见此行的危险。
他对我说，我要求你必须活着把这四个人带回来。
那时我才32岁，他们更小，平均年龄只有25岁，都是做实验的，从没干过法医。我只觉得我这个“亏损企业老总”肩上的压力重重。
我们被叫作“中国救援队DNA专家小组”，我是组长，此行的目的是提取无名遇难者的DNA样本，并送回北京检测，从而为最终确定身份提供帮助。
那一晚的飞机，我一夜未眠，一直在讨论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做了很多应急预案。
大概凌晨2点，飞机到达泰国首都曼谷，我最后才下飞机。
这时候闹了一个笑话。中国驻泰使馆的张大使，为了表示对中国救援队的重视，走特殊通道跑到了机舱口接我们。
团队中有一个男孩，他年龄比我小，但长得比较老相。张大使看见岁数显大的人，上来就握着手说，邓博士你好啊。
男孩有些尴尬，说自己不是邓博士，邓博士在后边，指指我。
我们刚到泰国和张大使的合影，很遗憾那个“邓博士”没在画面中
出了机舱到了机场里，我更加震撼。
我们要取行李，中国的记者都在那里，使馆特意带来了一面五星红旗，我们在外国的机场拉起了大大的五星红旗一起合影。
新华社当时就把这张照片发回了国内。那一刻我特别光荣，觉得自己是带着一份荣耀和责任来到泰国进行救援的。
救援的地方离普吉很近，我们在曼谷转机，6点钟飞普吉。早晨8点到了普吉岛，当地的领事馆派人来接我们。
他们问，我们这次来主要做什么？我说，我们是做DNA救援的。因为当时是圣诞假期，很多外国人在泰国度假，出现了很多尸体，需要一一个体识别。
灾难已经过去四天，领事馆说，泰国警方给出了一份操作流程。我看完后觉得，这个流程操作不了，我要有自己的流程。
为什么？泰国的专家说。对于没有腐败的尸体，我们可以取口腔拭子（就像做核酸一样）。可是很多尸体紧闭着嘴，怎么取口腔拭子？
泰国专家还说，高度腐败的尸体可以拔头发。但我们看到的尸体是沉浸在血水里的，头发都不用拔，一撮一撮可以拿下来。
后面终于有一个靠谱的建议，说实在不行就取深度肌肉组织。但这就要解剖了，DNA鉴定中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污染”，有污染就意味着取样有杂质，后续检测就不准了。
任何流程，都要先制定操作规范。这么一个环境下，如何避免污染，他们都没有写。所以我才说，我们自己做一个操作流程。
领事馆的人说，现在才8点钟，你们准备干嘛？我说，就去受灾最重的地方看看。说完，他们驱车带我们过去。
我们所在的省叫做攀牙府，攀牙沿线就是它的海岸线。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惨的场景，整个开阔的海岸线全是废墟，所有的楼房都坍塌了，汽车打着卷变成了废铁，你想有多惨它就有多惨。
我们当时觉得，这里这么惨，就是在这一直干义工都值得。
开车沿途走，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穿着一次性手术服、戴N95口罩的志愿者，在低头在找什么。
我们问他们在找什么？他们说，在找尸体。
海岸线上尸体一波一波被冲上来。沿途隔一段距离，有一个简单的救助站，他们把尸体捞上来统一码在那儿，再汇集到更大的能停尸的地方。
最大的停尸点是一个寺庙。我们开车到了那里，地上至少有1000具尸体。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尸横遍野，什么叫惨不忍睹，这两个成语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是有裹尸袋的尸体
早来的尸体还有裹尸袋装着，后面再来的连裹尸袋都没有。泰国常年高温，尽管是1月份也有30多度，尸体全都已经腐烂。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开工。泰国已经到了一部分法医，我们跟他们组成一个小组。
我为了实现把他们活着带回去的承诺，要求所有人都穿着防护服，我们叫“猴服”。
我是从国内戴了全套东西。海啸前一年“非典”的时候，我们在实验室经常穿猴服，从脚底下一直到头。猴服为了不沾染病毒，是不透气的。
穿上猴服，戴着N95口罩，戴着眼罩，从头防护到脚。
但跟着泰国人看了两具尸体，我就不行了，要虚脱了，汗不停地往下流。我问他们四个人怎么样？他们也说，真不行，太闷了。
再看人家泰国法医，就戴个口罩，穿个雨鞋和蓝色的一次性手术服。
那好吧，我们也把猴服全部脱掉，换上了一次性的手术服和雨鞋，戴上一次性帽子，以这种方式去检验尸体。
我们要把裹尸袋打开，量尸长，看尸体上有什么衣服，有没有伤口，有没有什么首饰，有没有手术的痕迹，或者其它痕迹。
我们还要拍照，要把尸体翻过来，背面朝上。
裹尸袋一打开，尸臭味就会冲到鼻腔里来。世上最臭的就是尸臭，那是十八层地狱的味道。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反应，胃里边的东西哇就要吐出来。
但是看到在场还有泰国人，我又咽了下去。
几天后，大使馆张大使从曼谷来看我们，刚好有记者拍到我们的照片。我前胸后背全是湿的，脸上流着汗，这就是我们实际工作的样子。
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解剖60具尸体，几乎达到人类能做到的极限。
使馆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从这尸体上他第一次看到什么叫七窍生蛆。其实不光是头上七窍，全身有孔洞的地方蛆都会出来，腿部烂了一个一个小洞，也有蛆。
我干会儿活，就会发现蛆顺着我的胶鞋往上爬，有的恨不得马上就顺着边进来了。
那时候我们吃饭，泰国人吃香米，泰国香米是细长的，粒粒分明的，和尸体上的蛆一模一样。
我们几个中国法医看着香米，面面相觑。还好他们带的冰桶里边有冰可乐，我们只好拿冰可乐，先喝饱再说。
晚上结束工作之后，因为攀牙全部遭灾，没有一个能住的地，使馆比较心疼我们，让我们回到普吉去住，车程大约一个小时。
到酒店里面已经很晚了，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把味道洗了再去吃饭。
跟我同去的唯一一个女生，她是长头发，我们出现场的时候她把头发盘起来，戴了一个鸭舌帽，还有一次性的帽子。
下来吃饭的时候，她把头发散开，坐我旁边。我和她说，快回去洗头。她说自己洗过澡了，我让她回去洗头，她的头发上依然是浓浓的尸臭味。
上菜之后，有一盘是泰式炒河粉，盘子的一角放着绿豆芽，去了根部和头部的绿豆芽，白白小小的，又是跟蛆一模一样。
使馆问，你们为什么不吃？我说，太像蛆了，实在没办法吃。使馆说，那明天给你们准备三明治吧。第二天我们再去干活的时候，使馆就给我们带上三明治。
有时候我们晚上出去走走，走到普吉的广场上，到处贴的是寻人启事，一家几口的合影，或者小女孩灿烂的笑脸。
广场上的寻人启事
我们看到了都说，要给国内打电话，让国内来捐助捐款，实在是太惨了。
我们跟泰国法医干了几天，但是不断有冲突，因为他们说的口腔拭子、头发都没法取样。
泰国警方还说，泰国的指纹库特别厉害，可以看看指纹。但是尸体高度腐败，会出现人皮样手套，一碰尸体的手，整个手皮都会像手套一样脱下来，不可能取得到指纹。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更靠谱的组织机构，这时候发现，比中国去得早的还有个澳大利亚的国际刑警组织。
国际上一直有这样一支国际刑警组织，Disaster Victim Identification，简称DVI，它是进行国际化大型灾难救援的，衣服后背都会有DVI的标志。
国际刑警组织在当地搭了个棚子，给棚子装上空调，按照国际刑警组织一套流程去工作。我想，跟国际刑警组织一起干吧。
我们就开始跟国际刑警组织的专家一起开会，没有人认为我们是中国人，他们看到我们的面孔，问我们是不从日本来的？我说不是，是China。
2005年1月1日，我们到普吉警察局开了一个会，有二三十个国家，围着圆桌坐，澳大利亚的人当主席。
他特别正襟危坐地说，目前我们发现了3000多具尸体，这3000多具尸体泰国人很少，基本上都是欧美或者其他国家来旅游的人，这些人的尸体识别怎么办？
这个检测难度是很大的，常规的样本已经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主席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澳大利亚人自己带来了公司，包括尸体识别、装棺、运回国，公司全部能够处理。但是，公司是要收钱的。
讨论用什么样本的时候，最后大家认定要用骨骼样本。他们报价是一个样本1200美元，3000个人要360万美元。还不算别的费用。
这笔钱谁出？全场默不作声，所有人都低着头。
我本来是特别崇敬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在我当警察的时候，还希望有一天我能到那里去历练，结果现在发现他们是带着自己的利益集团来的，很失望。
大家都在讨论一下，如果很贵，不给这个公司做的话，谁来做？
这时候我壮着胆子说：“我们做。”
我当时英文不好，是用中文说的，让我旁边一个英语很好的男孩翻译一下。
他用非常标准的美式英语说：“我们代表中国，承担此次泰国所有遇难者的DNA检测，包括承担相应的费用。”
全场又一片沉默，所有人都愣住了。
事后，使馆陪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知道吗，你差点给我们造成了外交事故。我说，什么事故？
他说，你在泰国代表的是国家，你自己怎么能随便把这句话说出口呢，你说这句话谁同意了？
我说，我们单位同意了。
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的两位大老板一起把我们送到机场。
我跟他们说，我推测泰国的遇难人数是5000人左右，如果有可能，我想把这5000人的个体识别接过来，你们同意不同意？
老板同意了，说，你可以现场自己做主，费用的问题，如果我们向国家申请不来，我们就自己承担。
我们到了现场才知道，其实遇难者是3000个，在我承受的底线之内。
当时我预计要花几百万人民币，和几百万美金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我觉得我的老板可以承担得起。
而且我们是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这是一个彰显中国大国姿态的一件事情，这会儿你不能怂。
当时全场沉默了至少30秒。突然新加坡的国际刑警组织举手，说，我们相信中国，我们同意中国来做。紧接着，菲律宾人说，我们也同意。别的欧美国家也陆续都同意了。
我看了一眼那个主席，他的脸色很黑。
但紧接着过了两天，美国来了，特别财大气粗地说，为什么要运回中国去做检测，no no no，我们把机器送到普吉岛，帮助泰国建实验室，所有的东西都在泰国当地完成。
团队里英文特别好的那个男孩成了我们的“联络官”，我们去现场干活的时候，每天回来他给我说，美国人要来抢活，哪个国家又说什么。
这时，使馆开始直接跟泰国警方沟通。到我过去的第12天，使馆告诉我飞曼谷，跟泰方讨论合作的细节。
我把团队几个人留下来，自己从普吉飞曼谷，跟泰国高层沟通签署了协议。最后确定，泰国协调所有国家配合取样，由中国负责检测。
所有人都带着怀疑的态度看我们。我们跟澳大利亚的交流很势弱，我们想用肋软骨，他们说NO，要用大腿骨。
大腿骨取的时候很难取，因为腿部肌肉很厚，切开之后还要锯骨头，肋软骨我们轻轻用刀就可以划下来，更容易操作，成本比较低。
澳大利亚人的理由是，肋骨容易污染。我们说没关系，污染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但还是不行，因为讨论过程中，欧美的DNA专家占了优势，说在我们国家就是用大骨头做的。
我们也尝试过肌肉组织取样，但是身部肌肉组织已经全都腐败了，所以要么就肋软骨，要么就是股骨。
到十几天以后，我们准备回北京做检测。
每天都有上百个样本收进来，但是我们第一批带回北京的只有100个样本。其中86个是牙齿，只有14个是小碎骨头，样本不统一，说明之前的流程全都没理顺。
我们第一次带着样本回北京
泰国派了3名警方的高层人士跟我们回北京，号称押运，但是我觉得是监督。
我就把英文最好的“联络官”留在现场沟通，其余四个人带着100份样本，声势浩大地从曼谷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大老板说，小邓你回去休息，这么多天辛苦了。我心里一热。
紧接着他说，这个样本今天一晚上干完，明天就让泰国人拿数据。我说，我可不这么有信心。他说，没关系，你走吧，你不用管我。
都没有等到第二天早晨，凌晨6点天还没亮，我的电话就玩命响。我心头一凉。
老板说，全军覆没，100份样本，一个结果都没出来。
我问，样本是不是都没了？
老板告诉我，我们投机了一下，觉得牙齿可以取牙髓。但他忽略了，尽管被两个坚硬的硬骨包着，但是里边牙髓也腐败了。
反倒是那十几块小骨头，我们自己用研磨机去磨再检测，有了结果。但相当于样本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成功概率，这不好交代。
我说坏了，第一泰国在等消息，第二我不能让泰国人再继续取牙齿了。
我很想埋怨为什么要取牙齿，但我谁也不能埋怨，谁让我在国际会议上大夸海口，我们可以，我们行，现在我说我们不行，特别尴尬。
而且泰国人还来了3个人，怎么办？
老板想了想，出了个主意，说，你陪他上长城，把泰国人招待好。
所以我就问泰国人，你们想不想去长城，中国有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他们说，OK。
他们玩得很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北京太干了，说早晨起来就流鼻血，不能在这待，明天就要回去了。我一听暗自窃喜，赶紧回去吧。
我把泰国人送走，跟他们说，第一批数据随后就到，或者是我送回去，或者是传回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北京讨论了各种改良实验，最后发现确实无路可走。除了去说真话，去告诉泰国人停止拔牙齿，我别无选择。
泰国人还在拔牙齿，打电话给他们也没用，一直在拔。
那边的“联络官”特别着急，一直问怎么样？我说，全军覆没。他在当地就崩溃了。
你想，一个24岁的中国小男生在运筹帷幄，本来都成明星了，突然被我一头凉水从国内扑过去。
他当时都快扛不住了，气冲冲说，你来，你来！
我去泰国的心情犹如上刑场，但我不得不去，那是我的责任。
我代表着中国承接了这个项目，我去跟人说我玩砸了，不行吧。我只能把整个过程都写清楚，主动去找国际刑警组织交流。
我们老板说，要不要人壮胆，当时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学者，派他跟我去吧。
我们俩去了之后，”联络官“接到我，把我训了一顿。我说我错了，帮我组织一下会议，我说明情况。
我（右边）在泰国的工作照
所有国际刑警组织的DNA专家都在现场。我说，很抱歉，我今天要做一个陈述，可能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我希望换样本，立刻换样本，否则就在做无用功。
我做完陈述之后，全场没人搭理我。
我说，我们必须得有一个结果，我是承接方，你们要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提供样本，不能你们说了算。是谁做这个实验？是我做。
我承担的费用，我出的东西，全都是我的。你们为什么不能听我的？你为什么要拔牙？你们能不能听我的？
全场沉默了好久。
最后，DNA专家的主管说，我们再送100个样本去北京，这回除了泰国取的牙齿，还送有国际刑警组织取的股骨骨骼样本。
同时，他们要把牙齿样本也送到韩国、澳大利亚，看看是什么检测结果，再做后续打算。
第二次我又带了100份样本回北京。这次跟我回来的不是泰国的高层警方，而是3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专家。
恰值中国新年，我也没敢停。3个专家和我在实验室，我每一步怎么操作，挨个告诉他们，他们看着每一步，最后牙齿结果就是没出来。
我问，你告诉我哪出错了？他们也没办法。现在能怎么办？
最后我们老板说，上长城吧。第二天，我又带着这3个专家上长城了。
等他们也走了，我很关注送去别的几个国家的样本情况。我告诉“联络官”，这段时间你要密切关注这几个国家的消息。
新年过后就是中国的“两会”，马上要开“两会”时，我收到了一封外交部的调查函，请我们去外交部当面解释此次的事故，我们为什么没做出来，造成了如此大的国际影响。
据说，有一个某个国家的报纸说，中国著名的基因实验室竟然没有做出遇难者的DNA。
我们老板开着车陪着我，去了外交部。外交部的人看到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特别高兴，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表情。
原来，就在我带着悲痛的心情想去外交部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封“联络官”从泰国发回来的email。
他说，前三批送到别处检测的样本，纷纷反馈没有结果，或者10个样本只有一个有结果。最后，泰方同意更换样本。
我直接把这封邮件打了出来，带着这封邮件和外交部说，你看我收到了泰方的email，完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现在他们决定换样本了。
从这一天开始，每天都有500个骨骼样本寄到北京的实验室。
骨骼样本操作起来很难，要清洗，还有别的各种复杂操作。我们不能500个一起做检测，得10个、30个，一点一点去做。
如果今天30个能成功27个，另外3个我把它留下来，自己做；然后再做30个，再留下几个我自己做。相当于大家在一个流程里做，我来精雕细琢。
最后，我必须让所有的DNA数据做出来。因为样本是唯一的，做完了就没有了，再也不会模棱两可了。
结果出来之后，30个样本，我让那个长发女孩带去泰国。她带到那之后，我再把数据传过去，他们当天就比对成功9对。
她说，“他们都叫我是中国来的Superstar。”自豪的心情无以言表。
我也特别高兴，每天我就在北京出数据，她在泰国去比对，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所有样本的数据在2005年6月全部做出来。
7月1日，中泰建交30周年，时任泰国总理他信来中国。我们举办了一个仪式，把所有的数据刻成光盘，由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代表，转交给他信。
他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答谢宴，我和长发女孩应泰方邀请出席。
我们离主席台很近，他信就在不远处。吃完答谢宴，我告诉使馆的张大使，我们想跟他信合影。刚说完，就见他信起身要离场。
我们顺着一个通道追上去，张大使叫住了他信，和他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他说，我们就是这次DNA援助的人。
他信特别高兴，把我们俩揽住合了一张影。这张合影一直保留在我的电脑里，文件夹叫“海啸救援”。
再之后，我获得了“中国五四青年奖章”、“北京十大杰出青年”、“十大科技进步新闻人物”。
但我仍然记得的是，当初想离开西安，来北京见识更大的世界的自己。
这些年一路走来，我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帮助很多人解决问题，甚至有些是大问题，我在以前都不敢想这些。
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会变，去当那个“解决难题的人”，让自己更有成就感一些。
18年过去了，邓二十三还在做法医，并且开了自己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再是“亏损企业老总”。
很多人会认为，是泰国这次救援让她的人生出现了转折，但我觉得并不是。
远在去泰国之前，她就一直在为此做准备。
24岁刚毕业，在西安做法医的前两天，她就检验了18具尸体。
随着经验积累，她看到一具女尸不用解剖，就能知道她怀孕三个月。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她感到“头发都竖起来了”，因为想法被验证了。
31岁“非典”来袭，她每天十几个小时泡在实验室分离非典病毒。
标准的实验室负压是50左右，同事怕她被病毒感染，把负压调低到了200，那是一个会让人内分泌完全失调，没有月经的环境。
她在里面待了三个月，成功分离出病毒，并进行了传代培养，保证了后续抗疫工作顺利进行。
真正帮助她的，不是一次幸运的机会，而是深爱这个行业，并为之做好一切准备的那个邓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