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中国杂志（ID：UC_urbanchina），作者：山冰沁，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闵行区浦江镇建东村
城市荒野工作室的创始人郭陶然，是2020年10月开始搬进工作室附近的闵行区浦江镇建东村的。由于长期从事生态修复工作，不种点什么就难受，又想吃市场上买不到的本地“老品种”，郭陶然从城里搬到村里租房子，自己种地。以前想的是“至少能维持半年自给自足”，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这些自己种的菜还能救急。
当疫情给上海按下暂停键，市区陷入一片物资难求的困境。身在村里的郭陶然观察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村里对外已经封闭，但内部仍是开放的，农民依然可以种地，可以集市，可以理发，可以光顾小卖部……只要不出村。
正如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谈到的“大疫止于村野”的观点，由于建东村村内农民种植了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可以互相交换，一些如“剃头匠”之类的传统工种尚未消失，地广人稀，面对疫情村内可以自我循环，体现出较高的韧性。
在郭陶然的描述中，目前村内绝大多数居民是当地老年人，平日里就生活简单。他们原有的水稻田现在基本上委托给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但每家每户都有自留地，虽然很小（大的1亩，小的仅100平方米左右），但终究实现了一年四季的蔬菜自由。个别自己没有种植的品种，农民们会通过购买或交换来解决，“每年种的菜都吃不完”。由于大多数人平时的主要生活就是干农活，所以“疫情似乎对他们没有太大影响”。
村委会附近的桥边现在还保留着疫情前的集市，一些农民会在那里卖自己剩下的蔬菜，还有农民在旁边的河里抓鱼、螃蟹、螺狮、田螺，也带到集市里，放在小脸盆里叫卖。集市上还有一个剃头匠，搬了一个板凳，有人需要就给他剃头，“好像十块钱剃一次”。
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肉。根据2021年《上海市畜禽养殖管理办法》，出于对排污与动物防疫的要求，上海市“对大中型畜禽养殖场、小型畜禽养殖场和散养畜禽的农户实行分类管理”。在这一政策下，畜禽养殖走向了发展大中型畜禽养殖场的“集约化生产、标准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唯一道路，而小型畜禽养殖场以及普通农户的散养行为，如果不能实现如上整改，就面临被迫关闭。政府将“农户的散养畜禽行为”看作不符合规范的陋习，要求“予以指导”。
在调研中，其他村的村民讲述：“村里鼓励大家不养家禽家畜，不养的人，每年每人补贴50斤大米。如果还是养，就会一直来劝你‘不能养’。河道里不能有鸭子和鹅出现。”
这样一来，过去普遍存在的鸡鸭猪牛等家禽家畜就从农村绝迹了。在疫情封锁期间，建东村也面临需要买肉且买不到肉的问题。靠着村里本有的小卖部以及村委联系的资源，勉强可以供应一些肉类和牛奶，但是卖得比平时贵，而且需要抢。郭陶然说，就在前两天，“肉类刚到货十分钟后就被抢完了”。
根据生态农业食物体系研究者周晚晴的观点，实际上，在传统农业体系中，动物是农业生态系统里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牛可以犁田，猪可以把果皮菜叶或者一些剩饭剩菜转化成优质的肥料，鸡和鸭可以吃农田里的害虫、杂草，它们的粪便也可以肥田。
人与牲畜之间不是简单的“吃和被吃”的关系，而是紧密的合作伙伴。而如今当牲畜只剩下满足人口腹之欲的价值时，小农户散养动物的行为也就成为了被整改的对象。当动物的粪便在“化学农业”的时代不再作为保养土壤的养料，而被作为污染源看待时，农业的可持续性已经被打破了——目前的大中型畜禽养殖场也无法做到粪便还田，而且由于他们的粪便量更大，对环境危害更加显著，不得不花费更高昂的代价治理排污。
并且，当牲畜不再作为农民的合作伙伴，而只能终身生长于暗无天日的养殖场，依靠大量服食抗生素来抵御高密度养殖带来的传染病风险时，这些副作用最终会回到吃肉的人身上。在中国，仅16%的抗生素被用于人类医疗，剩下的84%都流向了畜禽养殖场的动物。这样的管理方式，无论是对排污还是对动物防疫，似乎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也加剧了农民在风险面前的脆弱性。
除了肉，水果也难以获得。当然，客观原因是时下并非本地水果的成熟季节。村里一些农民自己种了梨树、桃树、柿树以及葡萄，但现在均还不能收获。村里的小卖部会从外面进一些水果，但卖得很贵，比之前翻了一倍的价格。“村里人口不多，满足不了团购要求”。
青浦区蒸淀镇长河村三河
戚晨霞是青浦区蒸淀镇长河村三河土生土长的90后村民，在一家生产汽车润滑油的公司工作。出于工作方便，她平时并不住在村里，但又希望孩子可以多接触大自然，在村里有玩耍的地方，因此周末会带着丈夫、女儿一起回村。
疫情封控开始后，戚晨霞和大多数家人都在村里。由于全村没有出现阳性患者，因此村民依旧维持着一贯的生活，除了无法出村。比城市里幸运的是，戚晨霞的狗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田间奔跑，跳进河里游泳，不需要禁闭在家中。
物资上，虽然家里的土地已经租出去了，但是家门口和马路边上依然可以种菜。戚晨霞家现在可以收获莴笋、鸡毛菜、菜心、卷心菜、竹笋等当季蔬菜，不需要担心吃饭问题。不过，除了封闭前的囤货，肉类依旧需要村委集体想办法采购。目前，村委的效率比较高，“他们拿着菜单，统一买，再送进来”。也有农民直接向大自然要食物，例如屋后的农户将渔网放在河里几天，收获了一网河虾。
“目前比较难买的是水果，还有女性用品。”戚晨霞的女儿想吃水果，买了两个西瓜，两斤粑粑柑，几个苹果，“花了509元”。其实，不是村里没有果树，戚晨霞家种了蓝莓、枇杷树、柿树、桔树，但都还没有到果实生长成熟季节。随着温室设施的利用与物流的发达，当代人能够反季节吃水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也似乎逐渐形成了习惯。一旦回归自然规律，反而显得不习惯了。
涉及女性用品等依赖工业化生产与物流运输的物资，乡村的自足性便捉襟见肘了。过去一些环保与卫生领域人士对抛弃式卫生巾对环境与人体的影响提出质疑。例如，据BBC报道，卫生巾所含的塑料可高达90%，被丢弃后充斥在环境中造成塑料污染，而其原料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学物质对人体的影响目前仍知之甚少。一些人士因此提倡可重复使用的布制生理用品。当然，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只是在天灾人祸面前，工业化产品更容易受到物资断供的影响，且人们难以具备自我生产它们的能力。
戚晨霞认为乡下更适合居住，但是随着几十年来产业逐渐向城市集中，乡村及周边小镇的工作无法满足不从事农业的年轻人所需。过去，她曾尝试居住在乡下，每天开车去城里上班，很快发现油费太贵，难以为继。后来，她又尝试公共交通，通过公交车与地铁的组合，一天花在路上的时间超过4小时，再也没有时间陪伴女儿。最后她只好搬到城里去住，周末回乡下，“好像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
事实上，她心目中诗意的田园乡村生活，在很多欧洲国家是现实。例如，在德国，有一半人口生活在与城镇相邻、车程小于半小时的乡村。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并不多。由于德国的大企业并不集中在大城市，反而分布于中小城镇，不同地区多样的本地小规模经济也很发达，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附近的乡村公共交通、基础设施非常便利，因此，德国人往往倾向于居住在自然风光更美丽的乡村，平时去附近城镇上班。
这样的普遍性的田园生活能否在未来的中国成为现实？
青浦区金泽镇东西村
湖南青年黄龙是2020年4月开始长期定居青浦区金泽镇东西村的。他从小在农村长大，耳濡目染学会了耕种。来上海后，不知不觉又开始重温农夫生活。一开始，黄龙只是于闲暇时间在农村收菜，提供给城里的朋友。一来二去，他发现当地不少农民在耕种过程中大量使用除草剂、化肥和农药，导致收来的蔬菜并不健康。于是，2020年4月，黄龙在东西村成立了一畦农场，亲自尝试生态农业。
在疫情席卷上海之前，黄龙就开始身体力行地在上海推广“家庭菜园”与“阳台种菜”了。
一畦农场最初只向城市居民宅配当地当季蔬菜。夏季蔬菜过剩，造成浪费，他和他的合伙人便开始探索在附近的社区卖菜，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城市居民希望能在自己家里种菜，从而吃上自己一手栽培、没有任何农药、除草剂残留的健康蔬菜。在一畦农场最早卖菜的朱家角东方庭院——一个特殊的别墅住宅区，社区大部分客人都有院子，有一半人可以自己种菜。黄龙在这个社区里设计了两个庭院菜园，帮助两户居民实现了蔬菜自由。出于做公益的习惯，黄龙没有收设计费，只收取了材料成本。
然而，带庭院的住宅区在上海市区毕竟有限，大多数居民只有一个阳台，甚至只有一个飘窗可以满足种菜需求。黄龙与合伙人因此设计了另一款适合阳台种菜的产品——由实木拼接而成的种菜盒子，并通过上海市区的农夫市集向城市居民推广。
“我希望通过设计这种木盒子来实现两个目标。第一，让城里人感受到在家种菜是可以实现的。第二，让他们觉得在家里种菜是一件美好、舒服的事情，因为用木头比较自然。”黄龙在疫情席卷上海之前如是说。
封控后，一时上海菜贵。城里人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阳台种菜，平时吃惯了外卖、甚至不会做饭的人也开始厨艺傍身。黄龙被封锁在东西村，生活平静。东西村是一个安静的村子，没有阳性患者，也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周围大大小小的湖荡串联成蓝色珠链，拨开水岸边茂盛的芦苇，可以眺望淀山湖内湖的日落。这是黄龙一直想传播的乡村之美。
物价飞涨，黄龙买了一瓶食用油，价格是平时的两倍。当聊到涨成天价的“白菜价”时，黄龙认为食物贵不一定是坏事，会让大家更珍惜食物，但“食物也不应该是暴利的，应当回归合理的价格。没有必要一个捧上天（房价），另一个踩在脚下（小麦水稻）。粮食一直以来都是一块二左右的收购价，农民没有办法靠种粮食生活。如果粮食回归正常价格，很多年轻人会愿意回乡务农……但现在房价和粮食价格都不完全是市场决定的”。
东西村的村民依旧照常种地。黄龙今年准备的苗也快长大了，只是不知道何时能够送出去。本来，黄龙还设计了一辆储物车，准备4月份推着它去附近的社区普及本地“老品种”的知识，这一活动也只能延后了。
经营一个只有10亩地的小农场并不容易。成立之初，黄龙曾希望以平价的方式卖菜。据他描述，“在老家，农人卖菜3-5块钱一斤，一家人也能过得很好”。但是，他很快意识到没有考虑地租。再加上，放弃农药、除草剂、化肥，选择人工除草、自制堆肥，恢复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带来的时间与人力投入巨大，人工成本高昂。在黄龙自己进行的调研中，长三角的农场平均10家中只有1家盈利，2家收支平衡，其余7家亏损。
“很多时候，政策并不会照顾小农。”除了不能散养动物的政策，限制了生态农场本身应有的可持续循环之外，耕地的稳定性差是另一个不可控因素。由于粮食收购价格低，很多农民不愿意耕种自己的土地，而选择把地委托给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换取每亩地1000元/年的回报。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合作社作为一个互助性经济组织，大大降低了农民的个人风险，也让没有人愿意耕种的土地有人打理。但是，或许是合作社出于对稳定性的考虑，往往与农民签订“长期”合同，在现实中，农民或许很难再把自己的土地要回来。而另一方面，对于像黄龙一样进村从事生态农业的人，合作社的普遍做法又是只能签订“一年一租”合同，完全无法预料一年到期后，土地是否还能归自己耕种。
在调查到的同类型生态农场中，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风险，新农人不敢对租来的土地进行大力投资；而生态农业又恰恰需要慢工出细活，日复一日地保养土壤。“现实情况是，你不知道哪一天这块地就不属于你耕种了，而新来的土地使用者又回到了化学农业的方式。你会对这块好不容易恢复好的土地感到心痛。”黄龙的合伙人燕然说。
确实，土壤是食物生产的基础，92%的植物依赖土壤中的微生物输送养分、水，以及消除病虫害。自然界中，微生物与植物根系相互连结，帮助植物传递信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互利关系。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善于与微生物合作的农人往往能养护好自己的田地，地里的土壤松软，有机质丰富，吸引大量蚯蚓，农作物根系强壮绵延，且带有菌丝。
微生物比蚯蚓更善于松土，良好的土壤结构带来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的韧性。例如，微生物能使用“化学武器”为植物除虫治病。微生物分泌的带粘性的蛋白质，能将土壤的微粒结合起来，在下雨的时候储水，不下雨的时候循序渐进地为植物输送水分。
同时，根据资深有机农业专家朱安妮的实践，只要把地养好，把“土”变成“壤”，作物产量就已经能保证60%-70%，真正的有机农业是可以好吃而不减产的；若产量下降，或许是技术和理论支撑还不到位。她推荐中国古代的农书总结的智慧。例如，古人善用种肥，相关技术在西汉就出现了，而至今国际上仍没有多少研究。
种肥往往用量极少而能量巨大，越是在早期阶段（种子离乳期）施用，对植物的影响越大。如种植玉米时，用0.5公斤种肥拌种，就能替代化肥的30%。但是，种肥已经失传了。过去，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曾让中国古代的单位农业产量长期遥遥领先于（除热带的）世界其他国家，并能让耕种了几千年的土地依旧肥沃。
然而，随着化学农业的普及，世界范围内的土壤都在急剧退化。联合国粮农组织曾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到2050年地球上超过90%的土壤将会退化”，造成深重的粮食危机。而只要使用化肥，就无可避免地一定会用农药。因为化肥切断了短期内植物对土壤微生物的需求，破坏了土壤生态系统，最后在植物面对病虫害的时候，就再也找不到为它们医治的微生物了，农民只好使用农药，进一步杀灭土壤微生物。用不了几年，土壤就会板结，硬如水泥，里面的生态系统彻底丧失了。
古人善用粪肥，而现在即便是有机农业，也很少再施用粪肥了。在传统社会，城里人的粪便运往乡村，成为农作物的肥料，现在这样的机制已经彻底消失。黄龙的农场主要依靠堆肥来维护土壤，没有加入粪便，像很多有机农业从业者面临的问题一样，产量是下降的。郭陶然也有一片10亩的田地，用来做水稻田生物多样性恢复的试验，通过恢复食物链来控制病虫害，虽然确实能做到全程不打农药，但产量还是有所下降，且中途不得不使用化肥。“上海的土壤真的太差了。”他曾评价。
当然，有机农业产量下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无法精准施用粪肥养护土壤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如何做到有机、好吃、不减产，甚至还能增产，除了选育基因合适的种子，也要依靠种植技术。许多失传的技术，需要再度从古代的农书里去挖掘。
疫情封控下的上海乡村
虽然上海是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但上海不是只有市区，还有广袤的乡村，还有266.15万生活在乡村的人。
然而，迄今为止的防疫报道都聚焦于市区，几乎没有人关注这超过总人口数10%的群体在做些什么。即便生活得离高密度大都市如此之近，上海的乡村依旧保持着比市区低得多的感染率，又因其自足性实现了自我服务，大大削减了防控与民生投入。不仅如此，当市区面临食物断供，乡村还能反向提供支持。根据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陆峥嵘的发言，截至4月17日，上海市在田蔬菜量达到26.4万亩，其中绿叶菜在田面积量已达15万亩。
而市区作为高密度大都市的脆弱性便显现了出来。住宅空间有限，加剧了传染病的爆发。活动空间小，居民易情绪崩溃。民生物资依赖外界供给，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封城封路，断水断电，抢购粮食，都能迅速让城市瘫痪。哪怕是周围提供的食物与物资都充足，竟然没有运力送达需要的人手里。
温铁军一直持有“乡村是中国面临严峻的全球化问题的压舱石”的观点。他有一段演讲，谈到中国以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能取得感染率与死亡率最低的抗疫成就，与拥有广大的乡村有关。中国有一半左右生活在农村的人，几乎零成本在抗疫。抗疫的高成本主要在城市，而在农村，“既没有抗疫的设施，也没有抗疫的队伍，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也没有必须要戴口罩。
所以真正实现了完全自主化、很从容地面对疫情的，应该是农村地区。这是因为农村地区至今仍然属于一种自然经济和自然生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疫情主要爆发在城市，而又主要爆发在城市中的人口高密度地区”。因此，他认为中国现在加强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不仅是在做跨周期的调节，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巩固面对因人类的过度活动而导致的资源、地理、气候条件等各方面的变化，乃至于疫情的变化。
当然，城镇化发展至今日，大城市虹吸中小城镇、乡村日趋严重，乡村的自足性在不断减损，甚至出现了大量“空心村”。在调研中，郭陶然和戚晨霞都提到了封控期间村民就医难的问题，而这恰恰就是城镇化进程中医疗高度垄断带来的后遗症。在传统社会中，农村地区一直有“乡医”，还有一些追求隐逸、寄情耕读生活的高知人士，其医术甚至超过城里；解放后，农村还有一些“赤脚医生”的提供流动医疗的群体，现在也已经绝迹了。即使不是封控期间，农民也面临就医难的问题。
郭陶然还提到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租房聚集的村子，疫情感染较严重。而且，“这些人的生活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他们没有菜地，无法自给自足”。戚晨霞也提到村上租房的外来务工人员，“她们都还在村子里，租了机器织毛衣”。她村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利用租房屋前屋后的地，种了一些菜。“但她没有居住证，孩子只能去浙江姚庄上学。现在封锁了，姚庄在正常上课，她的孩子留在我们村里，过不去。”这样的例子只是发生在上海无数外来务工者身上的冰山一角。是什么让他们放弃了家乡的田地，只能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生？
再回过头来，如果我们仍停留在以GDP、家庭收入来衡量发展的标准上，乡村无疑是“落后”的，农民将不得不外出寻找新的经济来源。如果我们只是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将农村人口当作劳动力，而忽略乡村在人文意义上的属性，忽略她作为古老文明的源头，忽略祖先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与大自然的密切互动留下的智慧，乡村便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振兴”，农民仍会扔下田地流向大城市，或是不再以一种感谢、养护的心态面对所拥有的土地，甚至都不愿意耕种。
国家行政学院的张孝德教授曾说，“乡村振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乡”，它需要人们在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后，抱着尊重与敬畏，真正愿意过回归田园与自然的生活态度。
今天，上海的疫情封控还在继续。城市有城市的生活，乡村有乡村的生活。即便是在网络互联的今天，二者依然是断裂的。或许我们可以期盼，在未来的某一天，二者可以有更深的联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中国杂志（ID：UC_urbanchina），作者：山冰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