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那天的大门斜开，内部色彩纷呈的线轴、缝纫机和拷边机跳进视线，镜头就无缘与这对裁缝夫妇相遇。如果就此错过，错过的是他们在沪人生，以及南征北战的打拼轶事。王红明在提到那把跟随了他30多年的庄三郎铸铁剪刀时，满是骄傲和肯定。倪雯岚在提及自己爱好时的满心喜悦里，有一种好奇少女的模样。
这是一家姿态低调的裁缝店，位于老城厢两条街道的交叉处。“服装、制作、修改”的招牌张挂在人流量较多的仪凤路口电线杆旁，其角度却微微偏向一条小巷——曹家街的背街曹家巷，巷有100来米长，巷宽最窄处不足1米，社区麻将桌、烟纸店却都在这里。这是一条熟门熟路者的捷径。
在这个临街小铺子里，我分别与王红明、倪雯岚相遇，直到最后一次，俩人才终于站到了一起；只有持续的社区经验，生活在这里的人物关系和生活图景才能充分展开谜底。
这个家作坊里宛如医院吊盐水般的装置，实为蒸汽烫斗所需要水箱。
初遇王红明，他提起这栋住宅在民国时住过一个叫做“夏习时”的人。这个名字每月会出现在他缴纳的电费单据上。夏先生曾是中西大药房的经理，于解放后离沪赴港试图寻求新机会。几年后，他写信给居住在这栋二层三开间新里的同事邵先生，谈到自己在港工作暂无起色，继续共同谋事的愿望暂且搁浅。邵家的子辈给王红明展示过一张家藏照片：民国的朋友圈里，他们身着球服和白鞋白袜，意气风发。
“这好像是当年的公司团建哦，白领的生活还是蛮不错的”，王红明这样评价。
1941年的《上海人名录》显示，夏习时在福州路313号工作，距住地步行距离为1.7公里。
上海名人录里的“夏习时”
裁缝店所在的这个单元，在解放前开设过“寿世药堂”
现在，这栋住宅的一楼西厢房经过了建国后使用权的流变和适应性再利用，成为了一对夫妻的“家工坊”：3.8米左右的层高被一分为二，下层是工坊，上层搭出阁楼用于休憩，走道是简易厨房。生活的装饰性渗入到这个空间中，一副悬挂在工作台墙边的鸡雏画，一座冰箱上的黄铜机械钟。四、五台缝纫机和拷边机，其中一台上有一本作业簿自然摊开，里头抄满了密密麻麻的英文单词。idealist（理想主义）的单词很醒目，字迹工整，让人误会是他们孩子的课业苦功。
隔几日再次拜访，店里的裁缝变成了倪雯岚。她利整地折叠着裁改服装，谈起裁缝铺搬迁在即，下一个落脚点位于大木桥路附近。
“那边有一个云洲古玩市场，原本改造前的周末有好多地摊集市”，我说。
“我一个老乡也是这么说的！”倪雯岚的工作模式忽然换挡，快乐地谈论那个曾经的“蛮好玩”的上海：近20年前的董家渡布料市场，10多年前的文庙、方浜路地摊。她特别遗憾地提到在“鬼市”里过眼却终没有买下的一枚古币，那是她童年时集邮爱好的回响。
地摊的乐趣越聊越多时，她忽问“英语口语怎么才能学好”——单词抄写簿的主人找到了。
家作坊里的生活细节
又隔一周。这一天是约定好的拍摄日。午休完的王红明黑眼圈没有消退，兴致颇高昂——疫情三年，他开始多兼一份工，晨昏倒班。他坐在阁楼的楼梯口，忍不住开讲1990年代的“上海故事”，一边从梯子上娴熟地下到工作台前——这个铺着白布、架着烫台、挂着弧形尺的“案头”化身为他滔滔的演讲台。
雯岚则起身离开缝纫机准备晚饭。有那么一瞬，他们背对背，一个打开冰箱门，一个手持裁缝剪。这是作坊一天中的平凡刹那。
只是，一通电话提前中断了王红明侃侃而谈。电话里的女声说：“麻烦你今天早点来上班”。
王红明翻找出白衬衫、薄黑毛裤，从前襟到裤管，行云流水般不断用熨斗在烫台上来回平整。人一旦切回到了专注的裁缝状态中，就动作多，话语少。行头是一种精气神，对于从事服装行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我们只好转头去找雯岚。厨房没人。凉面已备好。
适才曹家巷的喧闹人声也褪去了。这一、两周内，那些迫于搬迁节点的人坐在巷内的家门口，一点点抠出几十年的生活资料，整理又整理。巷子有几张原本就摆在公共过道拐角处的桌椅。雯岚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张桌边，托腮背单词。这一刻，山宁水静。
在王红明临出发前的10分钟，我们终于抓到了短暂的机会，请他俩一起站到了自家作坊门口。这个位于转角街道上的老建筑，自然地留出了一个巧妙的圆弧形台阶，粉过的红墙在镜头里显得隆重而端庄，似乎就是为这一刻准备的。摄影师沈玮举起镜头说：“两位非常好看！”妻子从容地看一眼丈夫，漾开笑意。王红明低头一望，突然羞涩咧嘴，“啊呀呀，好难为情哦……”
定格的刹那纯情，果然很好看。
王红明口述：
1990年代初，父母和姐姐们给我凑了200元，买了张8块8的车票，我就从靖江农村来奔大上海了。那年，我16岁，拜合肥路宁波籍的王姓红帮老裁缝为师。爷爷原要送我到上海来学车工，但我是他唯一的孙子，有点舍不得，最后选了“衣食住行”的“衣”。
我那时候还小，师傅说什么，就乖乖听什么。王师傅那时候有70多岁了，秋冬天用一只热水瓶装黄酒，房间里飘散的都是老酒味道。一个16岁的小孩，跟一个70多岁的师傅一起干活是不是蛮有压力的？甚至还有点害怕。
王师傅是很严格的，绝对严格。他会要求那个百褶裙的裙腰处拎起来，下面要像鸡冠花一样的形态，有一点立体裁剪的意思。上海裁缝讲究立体，顾客（的身体）和衣服放在眼睛里要变成短寸，前腰襟、后腰襟，前后落差多少，用软尺量一量再计算出来。外国的成衣则是一定要用模特来比照的。
王师傅还会做华联的插肩风衣，“华联风衣，款款飘逸”。他的店址当时在复兴东路廿一中学的门面房，还租了一个仓库。我们可以在廿一中学搭伙，1元1分可以吃2个肉圆、一份辣椒炒干丝、一份白菜外加一个汤和三两饭。我有好几个师兄师姐，师傅每次布置任务，大家就搭班做衣服。有时是五个人搭，有时是三个人搭。师兄、师姐互相交流、研究对策，我在旁边听，他们都是我“师傅”，学习和成长就比较快。
以前上海人结婚还流行做缎子棉袄，就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巩俐穿的那种。上海的料子都比较高端，使用桑蚕丝，你要知道前片（前胸）、袖子、后片（后背）要用多少两，要仔细分配，后片的料子不能多，多了就像驼背。我去年过年还给一个高定店做过一件，复刻几十年前的棉袄，还蛮难的。但从小做裁缝的，手是柔软的，抓襟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新作的毛料西装
现在想起来，学徒时年纪小，人也听话、老实、本分，遇到的也都是对的人，师傅又那么严格，做事情就很专注。那些姐姐比我大一些，她们会说今天这个你来帮我做一下吧，我要去看电影，他们的男朋友就在外边等着了，我就帮姐姐们做好。
我们都是从手工学起，再学机器。那时的手工活儿简直密密麻麻，多得不得了。比如刮浆，把衣服和衬布之间合起来，就用铜刀把浆糊刮好，撬边，沿着领子的弧线剪裁。
我们出师就是做一件中山装。
1992年满师后，一个常州师傅介绍我去北京有名的红都国营服装店，去了之后发现待遇还不如上海好，要论资排辈，我得重新拿学徒工的薪水。索性，我就去了中关村那边亲戚开的裁缝店。那时中关村已经有不少电脑店，北大学生也在那里打工，还有很多浙江人。
后来，我在塔院开了个小裁缝店，隔壁是牡丹电视机厂（即北京电视机厂，今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园），10月份的北京很冷了，做裁缝常要出门买辅料，给顾客上门送货。零下18℃的一天，我穿着房东借给我的翻毛大头皮鞋，骑自行车到五道口，没想到一个刹车，摔在地上转了好几个圈才停，坐骨痛到正月十五。
正好，有师兄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广东。我确实觉得北京太冷，不适应，于是19岁下广东。到了广东倒是有点回炉重造、思想融合的意思。
店内常用的缝纫机
我俩到了佛山禅城区的一家厂里的板房“考试”，先做一件带领的格子连衣裙。衣服做好，从领尖到袖子，从侧缝到隐形拉链两侧，格子全部对得整整齐齐。香港老板说，小伙子蛮厉害的嘛，我就留在了那儿。板房20多个人，江苏人多得很，南通、江都、启东、泰兴的。禅城那边都是服装厂，我们对面是公记隆，附近还有金冠、永冠。
厂里的外国成衣订单的工序很严肃讲究，它们会把样品一剪二对开，封好样，一半拿回英国，一半留在厂里。那些老外还会手把手教你怎么折衣服，连包装也是衣服的一部分，还有QC（质量追踪，Quality Control），方法论上跟宁波王师傅的完全不一样。
你就发现服装也是一个工程，有图纸，图纸上的英文还要翻译成广东话。上海的前档后档，广东人叫前浪后浪，棉衣叫棉褛，春秋服叫笠衫。图纸有细节，哪个工序用哪种针，用哪种线，粗细多少都写得非常细致。
比如缝纫机针有9号球形针、9号尖形针，使用球形针是因为它很光滑，不容易在面料上勾丝，工具是蛮重要的。包括德国蓝狮（SCHMETZ）撬边机针是弯头的，能跟面料很服帖，不容易跳针，我现在还在用，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事情不重要，毕竟便宜的针也能做嘛。
从针尖形态和门类用途，乃至针眼大小尺寸图纸，有相当多的讲究。
成衣的后道处理也有相对完善的各种技巧，比如对付各种小污渍。那些阿姐拿块布角试样，用装着香蕉水的喷枪去除各种渍迹。衣服还可能会染上缝纫机油、硅油。怎么办？用高温蒸汽熨斗一压后就可以灭掉了（挥发掉）。口红一样的去污笔可以固定住果汁、咖啡等等的污渍，之后可以方便清洗。
眼界是开了，苦也要吃的。你从踩脚踏缝纫机到工业缝纫机，身体是有一个习惯过程的，机器的结构、速度、节奏都不一样了，后者的危险性高，布容易不受控制往前走，你要慢慢适应。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扣眼机、冚车（绷缝机）如果坏了，机修工太忙，不耐烦了，也愿意来教教你。他们哪有那么多功夫嘛？一个大机修工手里带5个徒弟，包5个服装厂，一个人要管一个厂！他们教你，你就可以学。现在我也会自己修修机器，比如马达电机有异响，要换轴承，怎么用拉盘，漆包线有异味臭味了，要关机，判断一下，看看是不是积尘太多，这些都要慢慢积累。
家工坊内用于成衣不同部位的制板尺和纸样。裁缝最好也要懂得一点自助修理机器的方法
说是在板房工作，但20多个人的板房没多少工作量。工厂每月要出大货（大批量订单）几千上万件订单，工期紧。组长就会留下1～2个人，把我们分派去车间，赚点加班工资。板房的人会制板，什么都会做，还年轻力壮。今天整烫工序来不及，我们就去烫房，上领子缺人，就去做领子，总之是哪里来不及就去顶。
加班是计时工资，阶梯型的，晚上10点到12点是10元/小时，12点到凌晨2点就是20元/小时，2点到4点是40元/小时。一晚到手100多元。记得最高一次工资拿到1600元，是板房工资的一倍多。
那时广东的消费水平也低，当时想吃上海的红烧肉烧百叶结，佛山没有卖，骑辆自行车，沿路一直骑到南海桂平，有个四川摊贩在做质地很厚的百叶结。买好它，再去买5元/斤的猪肉（笑）。同事里还有广西人，她教我们买荔浦芋头如果一样大小的，要轻得好！
1997年我回到上海，先在天山路给老板打工。2000年左右，到王家码头路266号自立门户，跟我姐夫一起做。这个房子是门面私房，上下两层，28㎡×2，下面车间，上面住人，后面有个小院子，月租从1200元涨到1500元。
那是董家渡布料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布料渐渐出名的时候。王家码头路、董家渡路这一带的代工小作坊多得很，多到邻居有意见。你想想几台机器在夜深人静时“咕咕咕”“咕咕咕”——车衣服走一段，歇一段，确实挺吵。但隔壁阿姨看我们和气的，所以待我们挺客气的。
我们那时候天天都要跑布料市场，那里会来活儿！那边有各种加工机器，打扣眼，压衬，辅料小拉链、真丝衬等等，应有尽有。再后来，来南外滩买料作的外国人特别多，还有领着他们来做衣服的翻译和中介。中介当时和裁缝谈提成，从64开到55开再到46开，最后外国人开始自己还价。
原中山东一路董家渡布料市场（已拆迁）。图片来自2005年10月25日 井上＠打浦橋＠上海さん记录的老城厢游记
我们做成衣会有各种类型的，包括一些个性化成衣，比如加拿大航空的制服，有一些大龄的老太太，身材比较个性化，必须要订制；还接过一批魔术师的衣服，踩高跷的裤子是普通的两倍长，你要算好裤管的喇叭口要开多大，刚好顺下来盖住高跷的鞋面。魔术师的衣服有功能性的，很薄，要背后轻轻一扯，两片衣服就从中间飞脱。衣服上魔术贴的长短宽窄要反反复复试，试到最后，一扯就开。
那时确实挺有意思的，各种人都会找上门来。有去澳门赌桌上的人跑来问：我想做一件那样衣服可以吗？你一听，他是需要一件符合他生活习惯、可以藏牌出千的衣服。私家侦探也会来问，我要做一件衣服，上面的纽扣要跟摄像头一模一样，可以吗？
市面上经济不错，服装的活儿也很忙。干活干活，要越干越活。手头的活儿太多，要灵活一些，分一点出去，千万不能干死了。很多时候，我们上工结束已经半夜两三点，大家就一起去王家码头吃夜宵摊头，2～3元的啤酒，10来块的炒菜，市面很闹猛，有时吃着吃着，不知怎么的开始打架了，啤酒瓶呼来呼去，后来是见怪不怪了。当时大家的幸福指数都不错，连凤凰自行车厂的职工还能持有股份，不像今天，贫富差距大了，普通老百姓很辛苦。
王家码头路在2004年左右开始拆迁，当时拆迁速度太快了，姐夫家一直没找到合适房子，考虑到未来小孩读书问题（指外来打工子女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进行高考），回老家重新开始。
我们就是在那年搬到仪凤弄的，一个蓬莱路中介帮我们寻到此地。从住到这里开始，房东一直就对我们很好。她说，“你们两个小朋友来找房子，交得不交得起房租？如果交不起就缓一缓”。这些解放前出身、经历过很多世事的老人都挺有风骨的。我们在这里一住、一晃眼就快17年了。
2022年6月解封时的仪凤弄。左侧建筑即为原名乐安邨的里弄，解放前其南侧也属于教育用地
这栋房子蛮特别的——房子中间隔断，北边就是回民幼儿园教室。每年九月份开学，隔壁就会飘来小孩子的哭声。新生开学总要哭个几天，一个小孩子哭起来，一片小孩子都会跟着哭。半个月后，哭声渐渐就少了。
在这里这么久，我们还无意间养成一个习惯：烧饭不用辣椒。万一油烟呛到幼儿园的孩子，心里会有点过意不去。大概2014年前后，出于使用习惯和安全考虑，幼儿园园长还跑来跟我们商量，能不能把临街共用的一扇窗子封掉。反正，这间房子还剩三扇窗，通风还是蛮好的。
在这里住得久了，邻居之间彼此都习惯了。这种感觉我认为是蛮好的，就是你用几十年的时间去沉淀一种……友谊或文化，不需要特地打招呼，但他知道你在干嘛，你也知道他在干嘛。
这次搬家要换到另一个地方。要整理、丢掉的东西很多，但这几把刀（剪刀），TOPMAN、庄三郎等等肯定是要带着走的，他们一直跟着我。用得最多是庄三郎，你试着抓抓看它，手感很舒服的嘛！这种剪刀，一辈子刃口才磨一次。加点油就是保养，不需要磨刀石。无论厚、薄、真丝、毛料，卷成四层、八层，它都好应付。庄三郎是手工锻造的，是花纹钢。
上海有几个人有这种剪刀？这把剪刀，照我看哦，丝毫不浪费你们这个相机上的菲林。
缎纹钢庄三郎剪刀和钉在楼梯侧边的装剪皮袋
它是在板房干活时意大利制版师老头儿发给我们的，是11号剪刀。有了这个剪刀等于你有一个资格。那时一个礼拜才出一个样，慢工出细活。出好打样，板子没问题，就开始放码，S、M、L、XL、XXL……裁剪好交给车间，再批量制作。他们有一套西式裁剪系统，比如一个较胖身形的人，但是袖管可能是很细的，你要优化剪裁。
早几年，我还带过东华大学的学生，他们希望能够磨炼快速制版的能力，我教她裁剪，我老婆教他们做。他们是很优秀的。不过，有时他们可能觉得设计“繁琐”一点会比较新奇。我自己觉得，设计的最高境界还是从简，简单却耳目一新。
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还是想做成衣，毕竟一辈子学的是这个。耳不聋，眼不花，穿针引线还可以，但还是遇到需要对的人。现在的制衣环境有很多变化，小作坊有自己的看家本领，但工业化都是流水线。
以前我们到青岛去跟一个单位合作，感觉理念大不相同。对方只希望追求最大利润和最小成本。那么，你技术含量应该体现在哪里？他们不考虑，也不计算。比如打板，每件都需要单裁单做，你的付出，他们看到的是0，他们认为服装打板可以用机器或电脑来代替。但是到现在为止，打板现在都是需要人工来操作的。
疫情对服装行业影响也很大，人还是需要能够流动起来，生意才会好起来。我认识时间最长的客户在美国20多年了。在疫情相当严重的时候，她问我能不能接一批运动服，版型、尺寸、面料都发给我，那真的是一个特别容易做的生活（工作）。但我不敢接，出口货柜堵塞严重，根本就发不出去，你一开工就是成本。运不出去就砸在手里，特别痛苦。
早年那些法国太太跑到我们店里来，她自己设计款式，再带上本参考杂志，让我们帮忙打样连衣裙，会说COPY、COPY。但是现在，这些环境都受影响了。记得6.1号解封那天，我接到个电话，对方一开口就问：“我想做衣服，你家有没有阳？”“我家没有阳的。”“真的没有阳吗？”“真的没有阳。”再三确认，他才上我家来。
真是哭笑不得啊。成衣只能上门当面讲，上门穿才知道是什么效果的嘛，只有面对面的体验才可以让双方都满意的嘛！
2022年6月末，仪凤弄尚未撤除的隔板还阻碍着日常生活工作的交流之便。
文内图片均由作者供图。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中国杂志（ID：UC_urbanchina），作者：袁菁 沈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