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区外滩街道山北街区,距外滩和南京路步行街与苏州河滨水空间不过咫尺。山北街区一带曾是近代中国典型的本土金融机构林立的区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张徐乐老师受邀“2023年山北街区城市行走活动”(由《城市中国》、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外滩街道办事处、外滩街道营商办共同组织),领讲山北街区历史风貌。


在《上海钱庄的最后时光》中,她深入研究了1949~1952年期间的上海钱庄的生存情况,及其在解放后新金融秩序下的历史演变与归宿思考。通过本次城市行走重访了宁波路的三处地点,即宁波路120弄原上海最早的钱庄安康余、宁波路70号福源大楼、宁波路276号上海钱业公会大楼,以及山北小区内原金源钱庄所在地,张徐乐老师为这个街区的金融历史脉络勾勒出了重要的片段,也让上海钱庄这一本土的金融机构为城市所做的独特贡献,再次浮出历史地表。


以下是张徐乐老师山北行走的口述。


一、何为钱庄?


现在很多人可能只知银行,却不知钱庄。


那钱庄是什么?它是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本土金融机构类型,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至少存续了400多年。在明、清两代,中国的经济贸易繁荣,那时中国本土尚无出现“银行”,商贸资金的融通、债务的清算等等的金融行为需要仰赖钱庄来完成。所以对中国来说,银行其实是舶来品——学术界公认最早的银行是1580年的威尼斯银行,产生于意大利,直到晚清时期才在中国出现。


当然,钱庄和银行有同也有异,同的是它们都从事存款、放款、汇款等业务;所异之处也不少,比如钱庄偏向于信用放款,银行是抵押放款。在客户的选择方面也有不同,银行客户实力较大,钱庄则面向于中小机构放款。


《上海钱庄的最后时光》

作者:张徐乐

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年: 2021年5月


上海钱庄有长达200多年的历史,商业贸易的繁荣,让上海货币兑换和资金融通有相当大的需求。那么,上海的钱庄主要集中的区域在哪里?


如果站在城市的高处,来俯瞰钱庄聚集地,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以四川中路为界,道路以东是具有充分的资金实力的外资区域,以西则是钱庄聚集地。大致在北京东路-四川中路-南京东路-山西南路之间,钱庄最为集中,尤其是宁波路、天津路这两条横马路上密度尤其高,钱庄就夹杂在窄街道、小商户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主要跟资金实力不无关联。以东的外滩区域位于黄浦江边,外国货物的卸运和洋行交易的过程中,仰赖银行提供的资金服务、报关收取关税等等。但是,大量的商品还需要转销内地,从事转口贸易,这一部分业务会流向华商银行和钱庄。



《上海行号路图录1947》显示的现北京东路-四川中路-南京东路-山西南路之间街区一带密集的钱庄


二、宁波路上的首家钱庄


在民国时,今天宁波路120弄(今宁波小区)原兴仁里内,至少出现过10家钱庄,其中包括经营了120年之久,创建于1833年的安康余钱庄(原安康钱庄),还有分别创设于1866、1908年的安裕和赓裕钱庄等等。


不知大家发现这几家钱庄名字间的关联了吗?钱庄一般不设分支机构,只为本埠服务,但就像银行在各个城市设立分行一样,同属一家的钱庄会设立联字号。这三家钱庄属于镇海方家,在辛亥革命前,方家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创办的钱庄至少有42家,在上海有25家。民国时,方家忝列江南世家,在上海有不少企业,涉及糖、丝、杂货和钱庄。


原临近河南中路的安裕钱庄创立于1866年,是实力相当优秀的钱庄,经营至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的政局变动、金融风潮的考验,证明它在经营管理和应对风险方面的突出能力。新中国成立后,它积极配合政府政策,比如政治审查、增资验资、打击投机等,得到政府的认可。1949年5月,尽管上海解放,但战争还在继续,全国并没有完全解放。


上海作为工业发达城市,尤其在棉纺织品、粮食加工等方面担负着供给之责。而工厂企业历经多年战争,经营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号召钱庄和银行对这些工厂企业提供持续的放款。但1950年2月份开始,上海爆发了一次金融业停闭风潮。


从档案资料可见,安裕钱庄在该年1月的所有钱庄中,针对工业放款的比例是最高的,换言之,它响应政策,对工商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风潮来临时,许多工厂接连倒闭,安裕钱庄的放款收不回来,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一时得不到缓解,支撑了几个月后,5月份倒闭了。更遗憾的是,两个联号庄安康余、赓裕钱庄已先于安裕倒闭。三家钱庄属于一个家族,平时是指臂相连,相互守望,互相帮助,其他两家兄弟钱庄的倒闭,无疑对安裕钱庄的打击很大。


安康裕钱庄走过了风雨120年的历程,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到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甚至是汪伪政权,挨过了战争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风风雨雨120年,极其不易。现在,人们走过路过宁波小区,当然完全看不到钱庄的痕迹了,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具有代表性的钱庄,是否应该在适当的地方至少竖上一个铭牌,以纪念它曾经耀眼的存在?



1983年左右,安裕钱庄等所在的兴仁里拆除,建成宁波小区(宁波路120弄)。该宁波路东段也叠加着不同时期的街道立面。


三、福源钱庄与秦润卿


再往前几步,宁波路70号是福源钱庄大楼。


此前提到,钱庄的资金规模都很小,一般都夹在各家商号间,为周边商业服务。但是这家钱庄拥有了一栋现代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原有4层楼(现加建2层),在当时民国时期的华商企业中是很了不起的,和周边的银行建筑也不差上下,它的建成也具有广告效应,当年存款就达到500多万元。


福源钱庄由苏州程氏家族程觐岳创办于1919年,更早时,程家创办了顺康钱庄和福康钱庄。从世界形势来看,1919年发生了什么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一日千里,为钱庄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福源也是30家最大的私营行庄之一,也是最后一批退出历史舞台的钱庄。1952年,政府对私营金融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有银行和钱庄合并为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它也是其中之一。


这栋建筑还能屹立至今,与福源总经理秦润卿先生不无关系。有个词可以形容他,那就是“守正出奇”。秦润卿是浙江慈溪人,14岁来上海打工,最初当的是跑街先生。什么叫跑街?天天在大街上跑,了解商业讯息,了解各家商铺的实力,给钱庄反馈贷款与否,贷款是否有风险。


当时,有的客户为了求得钱庄的贷款,会和跑街先生拉拢关系,好吃好喝的招待,并送上厚礼,但是秦润卿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坚守诚信,始终对东家恪尽职责。因为钱庄讲求回本生息,在他手里贷的款几乎没有出现呆账。


秦润卿获得了东家认可的证明,是1923年程觐岳去世时,把另外两家钱庄也委托秦润卿监理。程家和秦家的世代之交延续了四世。另外,秦润卿被称作是上海钱业第一人,业内尊称其为“润老”。他不仅在上海钱业公会担任了10多年会长,新中国成立后,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在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还担任了第一联营集团联合董事会董事长。



宁波路70号福源大楼现在是一处宾馆。福源总经理秦润卿与此建筑保留至今,不无关系。


四、钱业公会建筑



宁波路276号上海钱业公会大楼,以及1925年《钱业月报》上的钱业大楼立面照片。


现钱业公会大楼大厅里,也挂有秦润卿的照片和行号图。


上海钱庄在清朝乾隆年间已有同业组织,地址设在老城厢豫园内。那时的政府没有对钱庄进行管理,也没有相应的立法,那么同业之间出现矛盾怎么解决?同业与客户产生冲突怎么办?新钱庄的准入门槛是什么标准?钱庄的退出机制又如何确定?——所有这些都可能对行业的信誉、金融秩序产生影响。所以,同业组织必须要有。


钱业公会的创立,就是钱庄业为了相互扶助、管理而设立的一个组织,属于行会性质。上海开埠后,北市成为繁华之区,钱庄也逐渐增多,北市南市并立,各自为政,不便于互通声息。1917年南北两市通过充分讨论,决定合并,统一管理,让货币兑换市价不再是南有南价,北有北价。另外,筹资到的十几万银两购置宁波路隆庆里房屋一所,然后建了这栋钱业公会大楼。


钱庄虽是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但这栋建筑风格是西洋的。一楼是市场,二楼是议事厅,三楼是办公场所,四楼有图书馆,功能非常齐备。中国的货币制度很长时间内处于一种混乱的流通状态,铜钱、银两、银元同时流通,所以每天的一楼大厅里都会有货币兑换率挂牌,这个定价权由钱业公会讨论决定,每天的挂牌利率会登载于各大报纸,市面上的一切交易都以此为据。


钱业公会会长前后总共有10多任,秦润卿在任十几年。幸运的是,2002年我曾拜访过新中国成立前夕、钱业公会的最后一任理事长沈日新先生,当时他已经90多岁了,仍然耳聪目明,每周有一辆专车接他去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上1—2天的班,在当时老一辈钱业人士中,他是职位最高的。


五、山北小区内的金源钱庄


山北小区原如意里内开设有金源钱庄,漫步者在此对比行号图寻踪


金源钱庄是上海第一家股份制钱庄企业,其位置正位于原如意里第二弄,也就是今天的山北小区内。


最初的钱庄主要是合伙制,合伙人的数量一般是个位数;而股份制可以吸纳社会资金,股东数量可达数百人,这令钱庄的资金规模壮大,以摆脱原合伙制受限于资金规模的困境。事实上,这种发展也是基于1930年代钱庄业面临的生存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了扶助银行发展的政策,令新式金融机构快速发展,钱庄在新旧竞争中呈现弱势,再加上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币制改革,即废除传统的银两货币,只流通银元货币,也就是说钱业从此失去了不同货币间的兑换定价权,传统的优势地位丧失。因此种种,钱庄业认识到自身需要通过改革,以参与到与银行业务的竞争中去。


1930年代后期,有钱庄开始采用公司制。最早尝试的是宁波福利钱庄,它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在1939年时将它改组成为股份制钱庄。但真正从注册之初时就是股份制的,要数金源钱庄。其面向社会招募,股东有大概200多人。金源钱庄在汪伪政权时,被迫将法币兑换为中储券,并进行了增资。抗战胜利后,由于金源钱庄是在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注册,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并将资本金改回为法币。上海解放后,金源钱庄也重新增资,将资本金转换为人民币。1952年,在24家最后一批退出历史舞台的上海钱庄中,金源正是其中之一。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供图。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中国杂志(ID:UC_urbanchina),口述者:张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