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小李飞道,编辑:罗诗如,运营:梨梨,实习:龙情,头图来源:《少年巴比伦》剧照


1


1989年,父亲从山里的伐木厂调到了县城的工厂,母亲依旧要留在山里工作。父亲不愿离开她,但母亲态度坚决,还发了火:“儿子7岁了,如果进不了县城读更好的小学,长大后会像我们一样吃没文化的亏!”


为了成为“有文化”的人,7岁的我离开母亲和伙伴,随父亲进了县城。父亲选择了去县里的国营印刷厂,他有自己的理由:印刷厂印书籍,儿子天天有免费的书看,怎能不成材?其实,我更希望父亲选择城北的罐头厂,那里生产午餐肉、红烧肉罐头。


父亲报到时,印刷厂的公房已经住满了,他只能去厂外租房。父亲找到故交老何。老何早他几年来县城,靠做木材生意起了家,在城郊结合部的马路边购地建了两层砖楼,有4间房。


那时的人不在乎公路上的嘈杂与扬起的灰尘,房子总建在路边,可能只是单纯地想离公路上偶尔行驶的汽车更近一些——当时,汽车是小县城的人所能见到的最具现代化的物件了。


父亲对老何竖起了大拇指:“几年不见,真了不起!”这句话既表达了佩服,又隐含了降低房租的期待。


老何却只顾自夸:“两层楼算什么?这只是开始,等生意做大了,我修六层楼。”


父亲饶有兴致地听老何吹嘘了半天,以为房租优惠有望,谁知末了,老何拉住父亲的手,笑着说房租的事得和他老婆去谈,他管不着。最终房租还算是优惠了,每月60元——父亲当时的月薪是140多。


就这样,我和父亲住进了老何家二楼的一个40平米的单间。上楼要经过一段没有护栏、没有电灯的楼梯,悬空的楼梯下面是一条淌着污水、散发阵阵恶臭的排水沟。


走这段路没人会开心,除了我。因为父亲发明了一个属于我俩的游戏——每当要爬楼梯了,他就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于是我俩深吸一口气,开始憋气爬楼梯,谁先吐气谁就输了。父亲总在到达家门口时弯腰摸胸,难受地说:“哎,受不了了,你赢了!”


那时我放学到家,父亲常常还没有下班。我没钥匙,就站在二楼的阳台上数路上的汽车。之前我生活在乡下,哪见过这么多车?等我数到天色转暗,父亲就回来了。


一个寒冷的冬夜,到了晚上9点父亲还未回,我进不了屋,就坐在地上,背靠房门等。楼道里寒风袭来,我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老何的两个女儿让我去她们家,我摇头说我要等爸爸。


她们强行将我拽走,到了晚上10点,她们让我一起睡。我突然想母亲了,我快一年没见她了,于是哭了起来。何家大姐姐诚实而冷酷地说:“你妈在另一个县的大山里,离这里有2天车程呢。”我又哭着要父亲,何家小姐姐说:“你爸爸在加班。”


看我悲伤不已,她们提议分别扮演我的父母,我才停止了哭泣。


一年后,印刷厂的家属楼终于空出了一间房,我和父亲可以搬进厂里住了。印刷厂位于县郊,工厂前门通向县城,后门外是一片能听见蝉鸣蛙叫的农田,再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山。


新家在一栋六层砖楼,一楼,面积不到20平米,采光、通风都是全楼最差的。屋子里只有一个小房间和一个地窖般的厨房,家具只有两架床、两个衣柜和若干个桌椅板凳。


我想,之前这些家具摆在老何家40平米的单间里已显得拥挤,这小房间怎么放得下?显然,我低估了父亲,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搬家具,经过一系列折叠拼凑、排列组合,所有家具都顺利地进了屋。我相信,就是再来一架飞机,父亲也能拆了它塞进房间。


父亲还在屋内留出了一条弯弯曲曲、异常狭窄的过道。要想安全通过,得使身体在两处地方呈“S”状。早上,我睡眼朦胧地走过过道,脑袋撞到箱子或柜子伸出的一角,发出“砰”的一声。我愤怒地要求将撞人的家具换个位置,父亲摇头说不行,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已是最优组合了。


我大失所望,觉得印刷厂的公房还不如老何的房子住得舒服。父亲拉我走到窗边,指着窗外说,前面的车间外边有个废品池,里面丢的都是残次的印刷品,有故事书、儿童连环画,谁都可以捡。


我仔细一看,果然有个红砖堆砌的池子,顿时来了兴趣。


父亲又说:“你说如果有连环画,这栋楼里的小孩,谁离那个池子最近?”


“当然是我!我要去捡。”


几天后,我果然在池子里捡到了故事书,但并没有小朋友和我抢。我兴奋地跑回家看了几页,发现有几页缺了,还有几页字迹模糊。


父亲指自己的脑袋说:“你看,我们看故事书是为了激发想象。这些空白处,你正好可以发挥想象,你想让主人公怎样,他就怎样,这多好。”


2


和以前的国企一样,印刷厂也是“企业办社会”的理念,厂内有食堂、职工诊所、家属住宅楼、幼儿园等各种配套设施。


我家的房子原本有两间房,但其中一间被隔壁占了做幼儿园,10多个工人的小孩就读于此。我希望自家再多一间房,于是对幼儿园充满敌意,期盼它早日垮掉。


每天,我在家能听到隔壁的声音,刘老师教小朋友们朗朗上口的儿歌,讲情节曲折的格林童话,还带孩子们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我对此惊奇不已——之前我在山里读过幼儿园,那里的老师从不讲这些,他们的工作标准只是确保小朋友们活下去。每次父母来接我放学,见我四肢还在,就谢天谢地。


我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确特殊。门外过道拐弯是杜阿姨的卤肉摊,她老公是本厂的工人,她无业,就摆摊补贴家用。吃饭时,过道的风把卤猪头肉的香味带进我的鼻孔,我嘴里嚼的白菜萝卜都显得寡淡无味了。


我端碗走出去,坐在卤肉摊旁的石凳上,一边刨饭,一边假装对卤肉摊视而不见。等杜阿姨不忙了,她就将卖剩的一小块边角肉夹给我。每次我都一脸惊讶,连连推辞,但杜阿姨说卖不完也要扔,我只好勉为其难地递碗接肉,再若无其事地回家,接着关门狼吞虎咽。


我家门外的过道是楼上住户出入的必经之地。为了透气,我家大门总敞开着,可能是出于好奇,路人常不自觉地向我家瞥一眼。有些不懂事的小孩甚至会驻足观看,仿佛我家是个动物园,我和父亲是两个灵长类动物。


这时,父亲就走过去,“啪”的一声关门。但不到一刻钟,他又去把门打开。他想通了,与其在沉闷的屋内受罪,还不如做一只享受新鲜空气的灵长类动物。


我期盼母亲能早日来县城团聚,父亲也一直在想办法,但困难重重。等了4年,我读四年级时,母亲才调到县城来。冬天,我们一家三口在小屋里烤火取暖,门外的寒风吹进来,父亲就起身将门关上。但关了门,屋里煤味浓,惹人咳嗽,父亲又去开门。就这样反复地开门关门,父亲忙得像个陀螺。


我忍不住抱怨房子小,母亲望着炉里燃烧的炭圆,笑着说越小的房子越暖和。父亲也想换更大的房子,他找过厂领导,但领导说得再等等,僧多粥少,很多职工都等着换房。


父亲脸皮薄,他找了领导两三次,就不好意思再去了。


我在工厂子弟中颇受欢迎,也要归功于我家常打开的大门。


有时我正在吃饭,有小孩来找我,又怕我爸训斥不敢喊,就假装路人来回经过门口,吹个口哨或跺个脚。听到信号,我匆匆刨几筷子饭便丢下碗冲出屋去,身后传来父亲的责备,我也顾不得了。我就像24小时便利店那样一直处于“营业”状态,大家叫我“随叫随到男孩”。


找我玩的多是男孩,邻居李丽是其中唯一的女孩。她和我同龄,住五楼,每天都要含着雪糕或棒棒糖经过我家门口。她常停住脚步,倚在我家的门框上看电视,我就说:“你家彩电不看,我家黑白电视有什么好看的?”


李丽偶尔会问我她胖吗?因为胖,她常被一些男孩笑话。可能是我看多了习惯了,只觉得她是微胖,而且她皮肤白净,有一双大眼睛,如果瘦下来会挺漂亮。有时我安慰她,说胖一点的女生更漂亮。“我妈就胖,我爱我妈。”我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但她听完,会狠狠地瞪着我:“你是在说我胖?”


“一点都不胖。”我盯着她手里捏着的一块钱人民币,知道只要这样回答,她就会请我吃雪糕。父母很少给我零花钱,李丽每次来找我,只要脸上挂着微笑,我就知道她有钱。


五年级暑假的一天傍晚,我正看电视,门外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李丽。她把我叫出去,从包里掏出10块钱,我大吃一惊,不知她从哪儿搞来这样一笔巨款。李丽示意我不要声张,让我和她一起去吃麻辣串。


我猜她之前一定先找过厂里最帅的唐羽,又找过厂长的儿子余勇,被拒绝后才来找我的。我当然毫不迟疑地答应同她去,又建议去玩玩电子游戏。


我拉着她的手在游戏厅里窜来窜去,兴奋地给她介绍每台游戏机的玩法和我的作战记录。其他人好奇地看着我们,因为游戏厅很少会有女孩子出现。李丽买了好多游戏币,把我的裤兜塞得满满的。我全神贯注玩完一局,抬头发现她不在。当我惊慌失措,准备去找她时,她含着一根雪糕,面带微笑地出现了,接着又把另一根雪糕塞进我嘴里。


那是个美妙的夜晚,我多希望钱不会用完,游戏厅永不打烊。因为在20多小时后,我将在家里听到楼上的李丽发出凄厉的哭声。


她被父母暴打,我心惊胆战,生怕她父母找来我家。听母亲说,李丽偷了家里的10块钱被发现了。她妈问她钱花在哪里了,和谁一起花的,李丽怎么也不肯说,于是挨了打。她像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保护了我这个“地下党员”。


3


印刷厂的小房子承载了我童年的记忆,其中很多记忆都跟厕所有关。


我家的厕所很奇特,它不在屋内,而是在过道上。厕所门与我家大门之间相隔不到1米,且朝同一个方向。从外观上看,仿佛我家和它正好组成了一男一女两间厕所。


因为位置特殊,过路的人都可以使用我家的厕所。但不是每个借用的人都会记得便后要冲水,也不是每个人都记得要从内侧锁门。


有时我急匆匆地去厕所,拉开门发现里面蹲了一个人。如果是个大叔,他会冲我尴尬一笑,说不好意思,马上就完;如果是个阿姨,她就像受惊的猫头鹰一样瞪着眼睛,惊慌失措。我镇定地一手遮眼,一手关门,然后进屋告诉父母,厕所里有阿姨。


父亲义愤填膺:“真是岂有此理,我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母亲吼道:“你敢!”


有天晚上11点,我们正在睡觉,听到外面有人不停地撞厕所门,感觉快要撞破了。母亲很生气,穿上衣服出去,发现是楼上的一个邻居喝醉了。母亲大声呵斥他:“搞啥子?不要撞!”


“老子要上厕所!”那个醉汉也很生气,说着就朝母亲扑了过来。母亲抓起旁边的晾衣杆抵住他,又操起铁衣架猛敲他的头。


男人的惨叫声引来了两个邻居劝架,我和父亲松了口气,幸好有人来,不然以母亲的性格,那人狗头不保。邻居告诉醉汉,这女人惹不得,惹毛了她要拿刀砍人,醉汉这才骂骂咧咧地走开。


第二天,醉汉来我家道歉,母亲铁青着脸告诉他:“我家厕所是很小、很破,人人可以用,但谁要破坏它,我和他拼命!”


这间厕所给我家带来了不少麻烦,当然也影响到了我。小孩之间吵架最擅长说对方的痛处,一次我和厂领导的儿子吵了起来,他说我家住在厕所里,臭气熏天。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骂我了,我没当回事。但这个男孩颇有人缘,他找来几个女生助阵,其中就有李丽。李丽是被强拉来的,她低着头,不安地躲避着我的目光。


在众人的唾沫中,我垂头丧气地回家,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了:“他们说我家是厕所!”


母亲用手擦掉我的眼泪,后来她说,就是在那一天,她下定决心要买房。


为了买房,母亲去县城里转了一圈,便失望而归。当时县城里没有商品房,有私人修的独栋房,但手续不全,她不敢买。


到了1994年,印刷厂的家属区拆了几间平房,空出了一块地。厂里开大会,说以后再也没有福利房分了,要想住好房,只有集资建房这一条路。他们打算让职工自愿集资,在空地上盖一栋高6层、共18户的楼房。


现在看来,这个集资房充满了瑕疵:它没有产权,到今天都没有办到证;它设计不合理,几乎是挨着两旁的大楼拔地而起,采光和通风欠佳;阳台过大,占用了过多面积……不过,我父母认为这房子比我们住的小房好多了,至少它的厕所在屋内,外人上不了。


这栋房子分3个价,三到五楼价格最高,二楼和六楼便宜一点,一楼最低也要1万8。鉴于大家普遍没钱,厂里说可以在交房前的2年内,分3次付清房款。


当时我家的存款只有2千元,又没有银行按揭贷款。父母每月工资加一起只有200多,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一年最多能存1千多元,想买房,要存10多年才够。最后,父亲只好找遍乡下的所有亲戚借了5千元,加上存款,一共凑了7千交首付,定下了二楼最小的一套户型。


多年以后,母亲说父亲是中国的“第一代房奴”。


4


从父母决定买房的那一刻起,我家便开启了精打细算的模式。该怎样形容一个本就很节约的家庭,因欠了一笔巨债而更加节约了呢?我想到父亲那件穿了10多年都舍不得丢掉的中山装,又想起母亲10年都没有再吃过她最爱的路边摊卖的酸辣粉。


大概有5年的时间,父亲规定家里3天才能吃一次肉。我反对,父亲说报纸上写少吃肉能保持身体健康,预防高血压。那张报纸我看过,是一个美国人说的,于是我深信不疑,抓起晾衣杆跑向厨房,欲将挂在墙上的腊肉挑走扔了。父亲在后面大声阻止,说我们可以吃肉。我回过头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全家是低血压。”


吃饭时,若一盘菜里有肉丝,父母总先让我吃够。我丢下筷子,他们才会动那盘菜,但往往里面已经没有肉了,只剩下油水和几根残留的菜叶。这时,父亲就将整盘油水倒进母亲的碗里,给她拌饭吃。


父亲进印刷厂时已经42岁了。他文化不高,又无特长,在厂里几乎没有前途可言。他也不强求,只想当个合格的普通工人。


有时工厂里来了订单,时间紧,任务重,需要连续几个通宵加班。国企的正式工吃大锅饭,每月的工资是大头,没人愿意为了那点加班费去折磨自己的身体。但父亲要还房债,他主动带班,领着10多个临时工通宵加班完成任务。那些临时工多是进城的农民,之前在乡下挑粪种田,不嫌加班费低。


有时我会陪父亲加班,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把车间里压纸板、订纸箱的车床当成变形金刚,在上边爬上跳下。玩腻了,又如美猴王一般开始巡花果山——仓库里那一大片堆积如山的纸箱。


父亲虽依稀有了些白发,但精力旺盛,动作敏捷,体力、精神丝毫不输年轻人。由于连续通宵加班,经常有工人打瞌睡,但机器是不打瞌睡的,有的工人迷迷糊糊地将纸板送入机器,自己的手指也鬼使神差地跟了进去。在工厂里,手指被切断的事故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危及手臂。


到了半夜,父亲依然专注地将纸板一件一件送入机器。他的后脑勺像长了眼睛一样,头也不转,直接吼道:“小王!不要睡觉!”


为了盖过嘈杂的机器声,他的吼声如狮吼一般。小王猛地一惊,睁开朦胧的双眼。他额头上的汗冒了出来,用既后怕又感激的眼神望着我父亲。


几年下来,父亲熬夜加了不少班,10根指头还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主要归功于他在工作时始终坚定信念:手指千万不能断,断了就不能摸麻将了。


闲暇时,父亲靠在家里的椅子上,抿一口最爱的糖开水,怡然自得地望着墙上贴着的各种奖状:“先进工作者李远禄同志”、“1994年度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者”……这些都是他透支身体换来的,在不知不觉中,也埋下了严重的健康隐患。


1995年8月,我家终于搬进了新房。不久之后,父亲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市医院的医生说是长期劳累所致,建议他去省城看病。于是,父母借钱去成都的华西医院看病,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


白天我在学校上课,去亲戚家吃饭,晚上回家睡觉。新房有宽敞的客厅,我再不用担心头被撞了。我也有了自己的卧室,但没有父母的新房显得空荡荡的。晚上我难以入眠,担心从未去过大城市的父母会在成都迷路。他们那么节约,肯定舍不得打车,用满口土话问路,成都人能听懂吗?父亲的病能治好吗?


我不禁怀念起小房里的日子,一家三口围在火炉旁,母亲说越小的房子越暖和。看来,母亲是对的,当初若是不买房,父亲就不会那么累,就不会生病了。


一个月后,我放学时回到我家楼下,抬头看到二楼窗户打开了,有烟冒出来,那是烧炭圆做饭的信号。家里有人了,我激动地喊了一声“妈”,我妈答应了,我的泪水就流了下来。我冲上二楼,冲向那个新房子,那一刻我明白了,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


5


1995年,全市迎来国企下岗潮。印刷厂的效益急转直下,工人的收入随之降低。父亲的心脏病稳住了,但需要长期吃药,也不能干重活,于是厂里劝他办理病退,这意味着以后他只能拿到极少的生活费。


父亲晚上睡不着,他喃喃自语,说儿子刚考上重点中学,自己就不上班了,这怎么行?第二天他就带着承诺书去找厂领导,那上面写着他是自己坚持带病上班的,如果出了问题,不关单位的事。父亲说他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厂领导研究后,把他调到了较轻松的岗位,在厂门口当门卫。


现在想来,厂领导能善待我家,是因为父母的口碑和好人缘。


父亲干工作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每年都被评先进。母亲性格开朗,与邻为善,能织各种流行花样的漂亮毛衣。厂里的阿姨们常买一口袋毛线交给她,一两周后,母亲就将这些毛线变成一件件漂亮的毛衣,阿姨们要给工钱,母亲总推辞不要。


父亲成了门卫后,家里的日子还是一样过。平常要靠药物维持,病犯了就去住院,一年有一两次。病情刚有好转,他就跳下床,在病房外的过道上慢跑几步,原地跳跳,笑着对母亲说:“你看,我好了,快回家去!”


父亲说医院住起来不舒服,还是睡家里踏实。我们知道,他是担心多花钱。回家休息没几天,父亲又吵着要去上班,他跟母亲开玩笑:“我要早点去挣钱,给儿子存钱将来读大学。”


那几年,真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家里不但要还房债,父亲还要吃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在银行存了一个子女教育的定期储蓄,在我考上大学时才能取。


他们坚信,几年后我一定会考上一所好大学。即使后来我没考上重点高中,几乎放弃未来时,父母还是对此深信不疑。


搬进新房7年后,我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离开了家。父亲在厂里碰到熟人,跟别人聊天都会说:“我儿子读的本科专业好,将来能找个好工作。”


次数多了,弄得别人都厌烦了。我说父亲虚荣,搞得好像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我就对不起整个印刷厂似的。


此后,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就是寒暑假都要先在学校里多玩几天电脑游戏再回家。家里的日子比从前好过了,炒菜时放的肉丝也足够多,但母亲依然喜欢用油水拌饭吃,说这么多油不能浪费。


读了大学的我像是懂了很多知识,觉得母亲思想落后。一次吃饭,母亲端起盘子,欲将盘里剩下的油水倒进碗里。我猛地放下碗筷,朝她吼道:“我说过多少次了!菜盘里的油不能泡饭,这样容易得高血脂。”


母亲端盘子的手僵在空中,随后缓缓放下盘子,眼里有些歉意,低声说“以后不了,不了。”眼里有些湿润。


每到冬天,父亲犯心脏病的次数就会增多,去了医院,还是急着要回去。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爸每次病好了都会说,等儿子把大学读完,将来找个好工作,挣了钱给他一些打麻将。”


我读大三的那年冬天,父亲从医院回到家,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他再没有机会开玩笑了。大学毕业后,我问母亲,父亲常说我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在他眼中什么是好工作?母亲说:“你爸一辈子最崇拜的是他当公务员的表哥。”


后来,我考了公务员。工作后,回老家的次数就更少了。再后来,母亲和继父也离开了印刷厂的那个房子,搬到了我工作的县城。


老房子被租了出去,每年的几千元租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那时我想存钱在工作的县城买房,父亲留下的老房子,似乎在履行他未尽的遗愿。


2019年,我回了一次老家的印刷厂。厂外的农田已变成了一个个最新的高档商品房小区。破旧的厂子就像一座被人遗忘的孤岛,与四周的环境格格不入。


儿时的伙伴说,有好几个开发商看中了印刷厂的这块地,但厂区和家属区连片,改造面积大,涉及人口多,职工诉求复杂,几次拆迁补偿谈判都没谈拢。


我走到我家楼下,望着二楼那被租户封了窗户的阳台,默默不语。之后,我又去了父亲刚搬进印刷厂时住的那套单间——房子的外墙更烂了,走廊的厕所依旧是外人可以随便上。


朋友说,这房里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有个儿子,他们刚从乡镇搬来。朋友突然想过去上个厕所,我拦住他,认真地说:“那是别人家的厕所,不要去。”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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