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芥末堆看教育(ID:jiemoedu),作者:李婷,编辑:子航,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从留学生到流水线上的工人,这是大多数人不能理解的一次行动。
对于法厄同来说,这个决定并不是一时兴起。他的专业是文化研究,涉及众多社会议题。也因为成长在国企的老工业区。长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新工人群体的生存状况,身边的朋友大多也在做着相似的实践。亲历或许是观察最好的方式,他也想去经历截然不同的生活。
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作者吕途认为,“新工人”是指工作与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行走在城乡之间,他们的生活充满尝试和选择。在法厄同的体验里,互联网拉近了新生代工人群体和城市的距离,他们用短视频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厂里生活的9个礼拜,法厄同切身地体会到了每个个体的真实和矛盾,就像他一直喜欢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那样。这段“美好又短暂”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将来,他还会再回到厂里,过另一段生活。
以下是法厄同的自述。
嘿,我要去打工了
“嘿,很高兴能和跟你通信!”
“我准备好在这个月的中下旬去浦东的电子厂做普工,预计时长2个月……”
(摘自法厄同的信)
这是我在去电子厂打工之前给朋友写的信。
2018年底回国前,我在英国读文化研究硕士,主要关注大众文化的种种课题。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摇滚乐的文化研究,像粉丝文化饭圈这类议题都是我们的研究课题。
回国之后,我就在不停地找工作,然后不断地经历找工作的焦虑。也可能是我读的专业的原因,大多数人都继续读博了。但我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另一方面,我的毕业论文也没有交延毕了。事实上,其实我应该算是肄业。
由于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需要挣钱,另一方面也想有机会进入不同的生活世界。所以去电子厂就成了一个权衡之下比较理想的选择了。
可能也和我特别喜欢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他所展现的混沌、矛盾的世界,和生活的戏剧性,是我想去经历的。尤其是我现在还比较年轻,如果以后年龄大了,体力和行动力都跟不上,我想在年纪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完成一些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决定,要去电子厂打工。
告诉父母这个决定,是在一个普通的晚饭后。我心理压力也比较大,因为能预料到他们应该不太可能会支持。像平时一样,我把吃剩的饭菜拿到冰箱里,把盘子放到洗碗池里,然后跟他们说,“爸、妈,我想跟你们说件事。”
他们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我妈是强烈反对,我爸就开始问我工厂的一些具体事情,比如里面的伙食、收入和环境之类的,问我有没有考察好。他可能还是有偏见,还会想我在里面会不会受欺负。但磨了好几天,他们还是同意了,毕竟我之前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
就这样,我迈进电子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
远离被规训的上海
进厂的第一天,我们被带进一个大教室里做测试题,数学题、逻辑题,还有识读26个英文字母。第二天是心理测试,做一些有关抗压能力、人际关系处理的题目。这些都通过之后,就可以拿到你的员工识别卡和宿舍位置了。
刚去的第一周我还有点儿不适应。我所在的电子厂主要是维修苹果手机,我们车间负责分拆iPhone12的主板。我经手两道工序,一是用高温喷枪融化L型主板的锡片,融化完主板就变成大小两块,用镊子按顺序夹住,放在托盘里;二是用工业吹尘枪把拆完的两块主板中间的橡胶吹掉或者刮掉,按顺序摆好再用牙刷沾酒精清洁,不留死角。
我算了一下,一盘能放11块主板,刚来的时候,一个下午我做了13盒,也就是140多个主板。但我算比较慢的,带我的小师傅说他半个小时就可以做5盘。我一下午的工作量他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
事实上,标准的作业程序应该是用棉签沾取酒精,而不是牙刷。但在厂里这样的不规范操作到处都是,用牙刷可能两三秒就能处理完一块主板,但用棉签清洁主板需要十几秒,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效率。
我的一个观察是,从大城市来的或者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来做流水线上的工作,可能和农村出身的新工人群体有劳动习惯上的差别。我可能是个更惯于自我规训的工人,会对我的活儿有某种标准。对于其他人来说,会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弄那么仔细。每次我看我上面那条线的工友处理过的主板,我会想帮他们再弄得干净一些,或者我会跟他们反馈,他们觉得我太吹毛求疵了。我觉得这可能挺有意思的。
去之前我也做过一些预想,进厂之后,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是工厂宿舍外面的夜市,非常有生命力。
它和我长期生活的上海很不一样,上海这个城市,它对人的着装或者说外貌有一种无形的规训。似乎你如果不那么光鲜亮丽,你在这个城市注定是会感受到很有压力。比如说,我去live house的时候,所有的同龄人都穿的非常时尚,我就觉得压力很大,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但那里就是劳动者卸下一整天的疲惫的地方,完全不用处在这个城市对你的评价和凝视中,可以用最本真的状态,去做自我。等到后来,我也投入了这种生活,和工友一起去喝酒,还喝吐了。
这种淋漓尽致的感觉,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感觉。
工厂里的同龄人
“去的那天天阴,因为是下午上工的时候,也不是饭点,人不多,去直招处询问的时候还来了两个拖着行李箱的小伙子,一看就比较年轻,20岁上下还都挺斯文帅气的,感觉不做游戏主播可惜了。所以,一下子也对在工厂里的年轻人产生了好奇。”(摘自法厄同的信)
一开始,我还想过需不需要隐藏我的学历。
两三周以后,和大家慢慢混熟了,我发现他们并不会关心这件事情,因为也有很多人是进厂打工过渡一下。比如说,我的室友之一,他本来是在张家界当导游,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生意了,所以来打工。还有很多大学生是进厂打工攒考研的钱。我们工站后面就有一个学建筑的学生,但是他想考中文(专业)的研究生,他的条件可能暂时也不能支持脱产考研,就需要先打工攒钱。
除了厂区,另一个工人聚集聊天的地方就是宿舍。宿舍是季节性的,我们一个宿舍住8个人,每年苹果发布会之前是用工高峰,会住上10个人。每天两班倒,白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7点半。一个宿舍白班和夜班正好是对半分,12个小时里,一般只有四个人在宿舍。
我们宿舍里什么年纪的都有,小的可能20岁上下,年纪大的大概40岁左右。我想跟大家多交流一下,但是现在一般都是在自己玩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或者打游戏之类的。
男工最爱聊的话题还是女工、女主播。我们工站有8个人,全是男生,也没有什么借口去和其他的女工说话。有一次,我的工友看上了一个女工,他想去要对方的微信。他就走过去,告诉女孩,“我有个哥们儿说挺喜欢你的,问我能不能帮他要一下你的微信。”他就“无中生友”,用这种方式让自己不尴尬,真的非常自然。
在一部分工友的描述里,他们会觉得女性挑选男性的唯一的标准就是男性的财富,所以他们也会交流全国各地哪里的彩礼比较低。有人向往女性务农、男人打麻将喝酒当“大爷”的生活,但这也只是部分人的想法。
一个庆阳的工友告诉我,他觉得还是要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家庭支出应该共同商量着来。他觉得,理想的社会就是像北欧那样,男女性别矛盾不是很大,收入差距也比较小,我也很认同他这个观点。
在进厂之前,我刚下了抖音。我发现在电子厂里,其实大家看微信比较少,反而看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这类平台的时间比较多。有时候在工厂的广场上、食堂里,我也会看到有很多工友在拍摄自己的生活。
短视频平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人们建立认同的方式。我也思考过工人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我们过去以为的那么大。
一方面,现在的新媒体技术发达,他们在自己家乡的成长过程中,已经通过手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像现在的新工人群体,可能不像10年前或者更早年前智能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的年代的工人,进到城市会有一种震惊的感觉。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生活通过各种媒介也早已经有了预演。
另一方面,又因为这些工厂所在的地方需要大块的地皮,其实通过物理距离隔离了主要城区生活。大多数时候,其实像电子厂的工人就是在和宿舍生活区来回循环,所以所谓的“城市融入”或许不那么成为一个问题。在他们的生活世界里,这种两点一线的从厂区到宿舍区的循环,已经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
残酷又真实的个体
“必须承认,我确实很吃被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狠狠批评过的资产阶级的‘普遍人性论’那套,那种在幽暗处透出,遮盖不住的人性微芒总是能吸引我。”(摘自法厄同的信)
在厂里的生活,我也接触到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角色一样,真实、残酷、又可爱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人物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种崇高和污秽的辩证法。比如说,他在《白痴》这篇小说里,主人公年轻公爵梅诗金表面上看是一个非常纯洁无瑕、善良天真的人物,但是他内在又有一种投射,会设想人如果真的崇高或者圣洁到这种程度,他内心难道就没有一丝丝虚伪的或者罪恶的地方吗?反过来,和他作为对比的花花公子罗果仁又并不是一个全然十恶不赦的人。
我在电子厂也见到了像罗果仁一样的人。他和我同一个工站,同一批进工厂,但他会以各种方式去欺负我、压榨我。我们拿来拆主板的镊子是尖头的非常锋利,有一次发生矛盾,两个组长都过来了,他就拿着镊子狠狠地不断从手上投掷到桌子上,扎到桌子里。大家也不敢怎么样,因为如果他往人身上一扎就是一个血窟窿,你也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犯浑。
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在外面对所有人都那么的恶劣,在谈起他老婆孩子的时候,却能用一种非常温柔的口吻去说,眼睛里充满了带有一点傻气和纯真的傻笑,说在家里都是他们凶他,一点也不敢还嘴。电子厂的男工很多,也有人会去乱玩,我也问过他有没有去过,他跟我说没有,一个男人这点担当还是要有的。
我在宿舍楼下遇见的“小黄”的经历也是如此。
之所以叫他小黄,是因为他的头发染成黄色。那次,他坐在宿舍楼下,喝着6连听装的啤酒,蹲在地上,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我当时挂着耳机在听音乐,他好像很有心事很难过的样子。我看到他有一点犹豫,在想要不要过去搭话,我绕着那个楼走了两圈,下定决心还是过去跟他说话。
我买了点下酒菜,和他坐在楼下一起喝了一点儿。他告诉我,他接到家里电话,妈妈生病了,可能是很难治的病,他也不知道要不要回家。如果他那时回去,他劳务派遣的补贴可能就拿不到了。对他来说,家里的情况也很需要钱。
之后我就和他加了微信,他也和我说了一些自己的事情,很早就辍学出来打工,家里有四个孩子,父亲身体也不是很好。他还问我借了200块钱,也是千恩万谢。
再后来,就发现他把我给删了,钱也没有还我。
“我也曾想着干一番大事”
进厂之前,我还想过在周末的空闲时间要办一个工人夜校。
我开始最早思考就是工人的发展权,我觉得这个地方最缺乏的就是想挪窝的动力。大多数的工友都是高中学历,也有部分的中层领导是大专、本科学历。
这个工作其实并不是体力上的累,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累。这里的工作是机械重复的,所以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抚平工作疲惫感,人也需要释放。
用我工友的话说,在电子厂打工就是一种“安逸的贫穷”。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去做外卖骑手?在上海这个地方,骑手的平均工资每个月大概是8000元左右。但也有很多原因,我觉得在电子厂打工的工友可能性格相对内向,相对没有那么热衷社交。
按最初的想法,我想在工人夜校讲一些理财意识和储蓄意识的课程。我注意到,20岁左右的厂弟每个月大概能拿到5500-6000元,宿舍费每个月象征性交30元,中午和晚上在食堂吃饭也很便宜,本来是可以攒一些钱的,但实际很多厂弟是负债的。
他们会攒工资换一台新的苹果手机,也有人在网上赌博。我第一个宿舍的舍友,本来已经存了两三万块钱,结果参与了网赌钱都赔完了,过年都不敢回家了。
一天在厂里工作近12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下班之后大多数时候大家其实就已经非常累了。因此也搁置了办夜校的想法。
年末盘点的时候,作为新人,我被派去捡垃圾。在垃圾分类的时候,我捡到过一些碎纸片,可能是一些工人在很闲的时候写的自己想法和心里话,然后这些碎纸片我就捡起来就保留了下来,我觉得非常珍贵。
这些碎纸片,通常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表达。比如说,有的纸片上写着“陪伴,近年来,我的心太xx”,下一行是“直到夜深人静时”,再下一行是“我也曾想着干一番大事,也可睡下后xx”。
另一个碎纸片上写着“美好而短暂的”,就这么几个字。对我来说,这段生活也是很美好的一个碎片。在这里,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有着自己的生活和欲望。
我在电子厂工作了9个星期,其实还很短。接下来,我可能想把这段经历中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写下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芥末堆看教育(ID:jiemoedu),作者:李婷,编辑:子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