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 （ID：northpark2018），作者：雅婷，题图来自：《健听少女》
相比前年《寄生虫》拿下最佳影片奖时爆发出的欢呼，去年《无依之地》一举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导演三项大奖众望所归的时刻。今年奥斯卡最有记忆点的事件是，威尔·史密斯走上舞台失控向串场表演嘉宾挥拳的瞬间。
连带着那一拳，以及颁奖典礼现场电影演员们惊讶的表情，社交媒体上才终于突然又铺满了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消息，网友把素材做成梗图，并配文调侃这是奥斯卡奖最不无聊的时刻。更有网络图片盛传，正是在他挥拳前后，奥斯卡观看数量直接翻倍，甚至快超过1700万。
不只是中国观众会因疫情和转播取消等实际问题，发现奥斯卡存在感逐年走低的事实。即便对美国本土观众而言，奥斯卡也不再是其鼎盛时期，能吸引6千万人共同观看的盛事了。这个奖项从2015年起，收视就以每年失去300万左右美国本土观众数量下跌，2020年时奥斯卡还能拥有2360万的观众，2021年时仅有1040万观众收看奥斯卡。今年总体的权威收视率还没出炉，但Indiewire 和《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平台预测它今年收视人数将会不足千万。
因此，现在说奥斯卡影响力式微，已经是个旧新闻了。
舆论场从2010年前后就一直有针对收视率的担忧，只不过在电影和电影院还能盘踞大众娱乐顶端的日子里，奥斯卡曾经还是能靠着“解决”电影和现实交织的“进步议题”——如2016年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的 #OscarSoWhite 抗议，2017年后现实社会里的 #Metoo 运动，以及2019年商业力量对奥斯卡颁奖奖项干预等事件——用奖项评定和评委会结构调整等方式，制造话题，表现出努力改进的样子，尽可能让不同人满意。
直到疫情在2020年春夏全球爆发，回看2021年1040万的收视人数，更多人才意识到，奥斯卡的影响力和关注度早已被“腰斩”，其复兴也不是能用回应弱势群体诉求、强调电影艺术标准、更包容大众审美趣味或改变评委结构就能解决的问题。
这种失落直接体现在了今年奥斯卡颁奖转播的环节调整上，2月22日时，奥斯卡宣布，将最佳动画短片、记录短片、剪辑、原创配乐等8个奖项从现场直播中去除，在直播开始前用录播播放，以“为喜剧表演、电影片段和音乐表演”留出更多时间。据《好莱坞报道》表示，这个调整是在 ABC 高层压力下作出的，如果不是奥斯卡委员从中积极协商，录播奖项数量还会超过一半。
相同的争议在2019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前，也曾上演过。那一年的奥斯卡准备把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妆发设计和最佳实景短片奖放到广告时段播出。此举随即就受到了电影从业者的抗议，电影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克里斯托弗·诺兰、马丁·斯科塞斯和昆汀·塔伦蒂诺等人公开表示反对，并认为奥斯卡这样做就是不尊重电影，过于向广告商谄媚。决定公布四天后，奥斯卡又收回了这个想法，宣布现场直播所有奖项颁发过程。
2022年的抗议声势也不算小，詹姆斯·卡梅隆、简·坎皮恩、德尔·托罗和丹尼斯·维伦纽夫等电影导演曾联笔公开信称，“这是在贬低电影制作里最值得为人所称道的手艺……此举无疑会给奥斯卡声誉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害”。只是在一千万收视率面前，ABC 商业高层和广告商显然不这么想。
去年奥斯卡颁奖典礼播出后，《华盛顿邮报》曾发文分析过奥斯卡收视率骤降60%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在意奥斯卡了，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在意以好莱坞为基准制作出的院线电影了。尼尔森报告称，就2021年的奥斯卡收视率来看，仅有2%的收视率来自 18-49 岁的群体。当然，这样一群美国年轻人也可能是从 Tik Tok、YouTube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参与”奥斯卡。可考虑到今年超级碗超过1亿美国人观看的收视数量，传播媒介的变化显然不是奥斯卡失落的全部原因。
其实际能指向的变化和担忧，也如《华盛顿邮报》所言，当Z世代观众的明星不再来自电影而是短视频和图像，当互联网日益把文化切割到多级分化的虚拟茧房里，当全球电影市场因不同政策和观众文化喜好变得支离破碎。“收视率下降直接引发了这个问题，奥斯卡还能因激发美国人对电影共同热爱，从文化上将他们团结到一起吗？2021 的奥斯卡收视滑坡，只是疫情加速问题出现的必然结果”。
看起来，颁奖典礼收视率的持续下降，只是奥斯卡从2015年起，就难以靠“自我革新”来成长的众多表现之一。
奥斯卡面临的问题，也和逐渐淡出了大众娱乐视野中心的金球奖、艾美奖和格莱美奖类似。它们无法像超级碗一样，完全靠秀和现场演出为观众创造沉浸的视听娱乐体验。颁奖典礼存在并扩大影响力的基准，是制造能被最大程度认可和讨论的艺术/道德/制作标准公信力。为流行文化创作和从业者，创造进入全球大半流行文化市场份额的机会。
对奥斯卡而言，这个基准是曾被广泛被理解和强势传播的“美国价值观”，由这样价值观支撑起的创作，曾能在好莱坞巅峰时期，搭乘其耗费数十年构造起的完善创作营销机制，用全球10%的长篇电影，瓜分完全球近60%的电影票房。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奥斯卡才足以建立其和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差别，才足以作为电影“圣殿之梦”而存在，才足以成为它在大多数时候表现出的样子——既不过于贴近电影艺术的前沿，也很克制自己向大众文化共谋的谄媚姿态，更要对大众欢迎的爆米花或超级英雄电影持审慎态度（毕竟超级英雄电影在2019年，才被同时提名奥斯卡多项大奖）。
关于奥斯卡所代表的“美国价值观”，《2019 年的奥斯卡，已经离那个“美式价值观”越来越远了吗？》一文中曾作出过解释。吉林大学博士论文《影像的力量：20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与美国价值观的塑造和传播》中，也曾从警惕文化霸权的角度，对以好莱坞和奥斯卡为代表的美国价值观作出阐释。
在抽象价值观念的上，10年代前后的奥斯卡热衷于表彰反思二战、自由、平等、个人英雄主义、精英主义、个体奋斗和美国中心的价值选择。在具体电影选择上，那时候的奥斯卡则喜欢讲述伟人的历史传记作品，改编严肃文学，以及“能宣扬美式普世价值进步社会事件”等电影作品。以此为基础，会有不少电影主动投奥斯卡所好，预测奥斯卡也就成为了有实操性的全民参与活动。
情况在2013年前后出现了变化，或许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美国以外的国家越来越多从好莱坞电影里发现针对自己文化的误区，或许也是因为好莱坞商业电影从业者在创作上掉以轻心，好莱坞电影里的“美国英雄”正变得越来越易触怒他国的电影观众。体现到奥斯卡上，《猎杀本拉登》和《逃离德黑兰》的奥斯卡意义显然要更针对具体的美国观众来谈，褒奖这两部电影的声势越大，阿拉伯和伊朗中东国家的反对意见也就越多。
美国国际形象在好莱坞传播中受挫的同时，美国观众也在根据现实里，各种如火如荼进行着的社会运动，要求好莱坞和奥斯卡进行反思，这让美国本土的奥斯卡意义也在接受严厉质询。如果这个奖项的设立，和更宏大电影市场的开启，是为了褒扬更为进步和普世的价值观念，那针对 #OscarSoWhite 到 #Metoo 运动形成的反思和改进又要从何谈起呢？
也就是在美国本土社会问题，于社交网络平台发酵的那几年，奥斯卡的喜好和偏向，开始从曾经毋庸置疑的强势，逐渐走向“改进”，这背后则是“美国价值观”在全球和其本土范围的摇摆不定。
2016年时，《月光男孩》和《爱乐之城》的争议是一例，2017年时，《水形物语》和《三块广告牌》的争议是一例，那之后的《绿皮书》和《罗马》之争则在舆论场上，把这种摇摆变为了震荡。那几年的奥斯卡面对的更多质疑，是讨论它是否“政治正确”过了头，背后的引申义也是在说，奥斯卡不惜为了政治正确，而牺牲掉自己的艺术价值。
但要从美国价值观的维度来看，奥斯卡似乎从来就很回避自己贴近艺术的姿态，它喜欢最通俗的故事，它想给出的是让全球市场都满意的回答。因此，与其说那几年的奥斯卡为了政治正确不惜牺牲艺术指标，不如说是那几年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形象和价值观，在试图作出改变。比起精英化的、奋进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国文化象征，奥斯卡在那几年也是一个由移民和多元文化组成，在乎弱势群体的，渴望回归大众文化秩序象征的奖项。
可遗憾的是，所有关注电影，关心过奥斯卡的观众都能明了，奥斯卡这些年的努力收效甚微。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点，电影院在疫情大流行趋势下的整体没落，电影和电影体验因为线下和线上等多重原因可替代性变高，传播媒介的变化也让观众有更多的信仰和心灵归属可选。时代的巨变落到奥斯卡身上，就集中体现为它和更多对奥斯卡走向持困惑态度的人，还难以应对旧有世界文化秩序的瓦解。
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健听女孩》获得最佳影片奖的意义似乎就更好理解了。在最佳影片的角逐中，奥斯卡虽然邀请艺术的、大众的、流媒体的和代表异质文化等不同作品来到现场，但它最终要鼓励的还是能和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同构的表达，能把好莱坞里的美国形象朝着积极向上的方向推动，以能被广泛理解的感情经验作基础，寻找重建文化秩序的可能。
《健听女孩》在电影技术上并没有过于绚烂的部分，这部电影踏踏实实讲述的是，一个社会边缘家庭如何在逆境中向前，如何支撑彼此。某种程度上它也代表了奥斯卡判断出的美国价值观，和其能激励人心的部分——现实很糟，多数人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无论如何还有私人领域的爱值得追求，虽然主角最终也还是要在梦想和责任的选择里做出取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 （ID：northpark2018），作者：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