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节选自《算法的力量》，作者：杰米·萨斯坎德，文章编排：九筒，原文标题：《你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头图来自：《人生切割术》剧照
最近，Apple出品的高概念职场惊悚剧集《人生切割术》（Severance）火了一把。这部剧的核心设定是一家名为Lumen的公司试图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于是采用了一种将员工上班和下班时间的记忆完全切割开的技术：上班时，员工不会记得自己下班时发生的事情，能更好地投入工作；下班时，他们又会忘记上班时的自己，更享受闲暇时间。
乍一听，这个设定是不是挺完美的？配合豆瓣话题“上班和下班的割裂人生”食用，还会获得更理想的效果。
但是，作为一部惊悚剧集，《人生切割术》想表现的绝对不是技术带来的理想状态，剧中的主角们逐渐发现自己并不享受这种被切割的人生，他们放弃自己部分记忆而沉浸其中的工作也只不过是公司设定的一堆毫无意义的“狗屎工作”（Bullshit Work）。
对未来工作形态和工作伦理的畅想总是有诸多可能，而目前最迫近的还不是记忆切割术，而是人工智能取代人力劳动，导致大范围的失业。试着回想一下，有多少次你拨出一个客服电话，听到的都是冰冷而礼貌的电子自动回复？逛超市的时候，你会更习惯走向人工结账台，还是转向更方便（可能还不用排队）的自动结账台？数字系统逐渐取代了越来越多的人工劳动力，在大范围技术导致失业的当下及未来，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工作这回事呢？
工作范式：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古人不喜欢“为了生计而工作”的想法。在《旧约》中，工作以一种神的报应的形式出现，“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创世纪》3：19），这是上帝对有罪的亚当和夏娃发出的斥责。科里·沙夫（Kory Schaff）发现，古希腊人明白工作的实际好处，但他们认为保持人类繁荣的关键是避免工作。亚里士多德写道：“机械或商业的生活并不高尚，它不利于美德。”正如沙夫所说，更好的做法是把自己的时间用于沉思、治国和作战。
基督教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开始将努力工作视为救赎之路，鼓励节俭、诚实和自律。在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主义中，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相信，只有通过劳动，人类才能把自然世界锻造成实现价值和进步的工具。相比之下，马克思则认为资本家从他们的工人那里攫取了价值，却没有给他们合理的报酬。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工作呢？原因主要有三个：收入、地位和幸福。
收入
谋生是人们工作的首要目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出卖生产力是让自己吃饱穿暖的唯一赚钱方式。我们很少自己动手种植食物或建造住所，事实上，我们工作就是为了支付这些东西（它们本身就是别人劳动的产物）。我们大多数人还希望努力工作能多少有点结余，可用来享受一些令人愉悦的场合、奢侈品或体验。
地位
我们工作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地位和他人尊重的需求，人类的这种需求是根深蒂固的。报酬丰厚的工作带来承认和威望，当我们收到老板、顾客和委托方对自己工作的积极反馈时，我们会感到自豪。相反，失业则会让你感到耻辱和羞愧。
幸福
终于，总有些幸运儿的工作帮助他们提升了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可能来源于业绩出色使他们获得了内在满足，也可能来源于他们给其他人带来了价值。这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她最开始是一名护士，现在转做心理治疗师，她愿意做任何事情来照顾她的病人。对另一些人来说，工作提供了自我完善的机会以及培养技术和能力的平台。人们失业时经常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或者觉得自己“被扔进了垃圾堆”。
工作也能帮助我们处理与时间之间脆弱的关系。从幼时起，我们在就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体验时间的流逝：上午、下午、傍晚、深夜，每个时段都有例行的活动。成年后，我们的时间体验就与工作流程密切相关了，失业后无序的慵懒会让我们的生活无聊乏味、进退失据，长此以往，失业可能会成为“心理上的巨大负担”。
还有心理健康的问题，工作可以让我们有针对性地处理直系亲属以外的人际关系，并给予我们空间来缓解自己的竞争欲望。即使是在办公室饮水机旁的寒暄，也让我们能观察他人，分享故事、经验和对世界的认知。这是我们把握现实的一部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说道，没有其他处理生活的技巧能将个人与“现实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他的工作中，他至少安全地依附于现实的一部分，即人类社会。工作的价值在于它本身和由它关联的人际关系，为性冲动、自恋、攻击性，甚至是色情的释放提供了机会，在一个社会中，它是生存所必需的，也是人类存在的理由。”
我认为现代社会存在一种假设：工作是获得收入、地位和幸福的必要条件。我称之为工作范式。在一个大多数成年人从事着某种工作的世界里，工作的性质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它与分配（收入和福利）以及承认（地位和尊重）有关。因此，在工作范式之下，没有工作的世界的前景自然令人不安。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后工作范式：应对技术导致失业的可能性
在现有的这种工作范式之下，应对未来技术可能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可能会有哪些解决措施呢？第一种是将工作视为稀缺资源，根据相应的机制在相应的人口中进行分配；第二种是引入“劳动权”，保障人们的工作机会；第三种是通过某种全球技术暂停来抵制自动化进程。
这三种解决方法都各有弊端，并且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接受现有的工作范式，并试图找到维持它的方法。这三种方式从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可能是错误的。事实上，技术导致失业可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废除原有的工作模式，代之以一套不同的理念。简言之，这种理念意味着削弱甚至切断工作与收入、地位和幸福之间的联系。
1. 削弱工作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认识到，工作和收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现行制度下，工作也不能保证你有一份生计。在美国，每四个就业的成年人中就有一人的工资低于官方贫困线，几乎一半的人有资格领取食品救济券。反之亦然，失业和贫困之间也不一定直接相关。过去，失去工作也许就意味着无家可归和食不果腹。如今，大多数先进的政治体制都有相应的集体安全网。
数字生活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迈进下一阶段的机会，那就是削弱甚至打破工作和收入之间的联系。简言之，这可能意味着对公司的部分利润征税，并将其重新分配给普通民众。因此，比尔·盖茨提议对使用机器人的公司征收“机器人税”，所得收益将用于资助其他地方的就业。
另一个逐渐流行起来的概念是全民基本收入（UBI），给每个公民支付现金，且“不附加任何条件”。按照菲利普·范·帕里斯所倡导的这种激进模式，不需要接受经济状况调查，每个公民每月获得大约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也无须履行资格义务。这样的系统将不同于之前提及的“仅为解决就业而制造工作”的模式，因为它不需要人们工作。相反，人们选择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成了个人的事情。
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并不新鲜。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当下运行的劳动力市场背景下讨论它。全民基本收入是否会鼓励人们不工作，人们是否会寻求通过额外收入来“充实”全民基本收入，或者全民基本收入是否会让人们为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做好准备，理论家们在这些问题上始终争论不休。这些问题（就像人类劳动者本身）在一个技术导致失业的世界里是多余的。全民基本收入在数字生活世界的作用将是取代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增强劳动力市场。如果全民基本收入成为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发达经济体的公民每人每月领取的钱则需超过1000美元。
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可能是什么样的，仍有讨论的空间。例如，如果工作本身供给不足，那么合理的情况就是，支付给人们的钱不应该取决于他们是否找工作。然而，若不管每个公民的其他收入来源如何，都应向其支付全民基本收入的做法可能就不太合理了。那些通过土地或资本赚取巨额财富的人，就不应像其他人一样在道德上有权要求分配公共资金。而且，他们不太需要这些钱，可能也不会花掉它，把钱分给他们在经济上的效率很低。
当然，也有通过经济上高效的工作（如果有适合人类的工作的话）来补充全民基本收入的办法。若有人患有一种罕见疾病，需要额外的治疗资金，也许此人就可以享受更高的基本收入。或者，如果你做了照料老人等好事，你也许就应该得到奖金（即使机器能把老人照顾得更好）。奖励可以激励人们自我完善，为学习新技能的人带来额外收入（这些技能的价值不能从经济角度来衡量）。
切断工作和收入之间联系的做法未免过于激进。但运气平等主义者会将其视为向社会正义迈进的一步。他们会说，长期以来，人们的财富是由他们的才能和工作能力决定的，这两者都是“不劳而获的”。
马克思本人将劳动权描述为“不平等劳动的不平等权利”，因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有些人在体力或智力上都比其他人更有优势。迫不得已地在劳动力市场上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难道不是有辱人格的事吗？几个世纪以来，资本所有者一直在不劳而获。如果我们其他人也能这样做，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
2. 切断工作与地位之间的关系
第二步就是要挑战一种在工作范式中或许是最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只有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才配享有地位和尊重，而失业则是耻辱和羞愧的来源。政治理论家理查德·阿尼森表示：“在现代竞争性市场社会中，大多数人认为，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不能挣钱养活自己是一种耻辱。”
我们被教导要相信工作的尊严，无论那工作是多么令人厌恶或危险。长期失业通常被认为是个人无能或道德沦丧的表现。懒惰被认为是可耻的。哈姆雷特问道：“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还算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
听听公众关于失业的辩论，有时会让我们感到人类仍未能摆脱赫伯特·斯宾塞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酒吧里脾气暴躁的老男人将其奉为守护神：
“与其说他们没有工作，不如说，他们要么拒绝工作，要么很快就放弃工作。他们就是那种一无是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依靠着他人生存的人，他们是流浪汉、酒鬼、罪犯和即将走上犯罪道路的人，是需要啃老的年轻人，是靠老婆工资养活的男人，是与妓女分钱的皮条客；相应地，女性中也有这样的人，她们不太引人注意，数量也不太多。”
工作的义务，以及努力工作的义务通常被称为职业道德，这个名字本身巧妙地暗示了工作和道德行为是交织在一起的。职业道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接受的信条之一，以至它通常不需要解释或证明。现在就是再次审视这个问题的绝佳时机，人们的地位是否应该像现在这样依赖于他们的经济贡献，而不是（比如说）他们的善良、仁慈或者公益精神。
职业道德很难与因技术导致失业的世界和解。坚持认为人们有义务工作，即使这份工作令人讨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没有足够工作可做的情况下，还在鼓吹这种陈词滥调，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虐待狂。我们甚至还要质疑，在一个大多数人都不工作的世界里，职业道德是否还能存在。如果其他人都失业了，失去工作还会是一种耻辱吗？“失业”这个词将失去其意义，也不会再有羞耻的问题了。
技术导致失业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建立一种经济模式，使得地位和尊严与经济生产率以外的其他指标关联起来。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3. 切断工作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第三步也是最后一个有智力含量的步骤，是挑战工作与幸福之间的联系。当然，的确有工作是有趣、安全、富有创造性和教育意义的，也是令人振奋又意义非凡的，但还是有许多工作是单调繁重、危险、重复、乏味、令人沮丧和毫无意义的。一份工作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满足一个人的需要，部分取决于他们的主观偏好。一个老师可能热爱教师这一职业，当然也有人会厌弃这份工作——但总有些工作明显比其他工作更差。
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改善人类的境况。相反，工作经常对做这份工的人造成伤害。考虑一下这个情况：
“做工的步伐永不停歇。工人们完成一项特别困难的工作，刚停下来喘口气时，就会被说成偷懒而受到训斥。他们还要承受着不断增加的工作量，每天都面临着被解雇的威胁，若无法跟上工作的增速就会被解雇，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除非他们在工作中受伤：工人们每天必须手脚并用数百次，几乎没有人能在这种工作中毫发无损。（雇主）强迫他们签署文件，确认他们受伤与工作无关，否则就会被记过，然后被解雇。有一个例子，雇主要求室内温度可以上升到102华氏度，而当员工要求打开装货门让空气流通时……（雇主）却拒绝了，声称这会导致员工盗窃。相反，他让救护车停在外面，等着员工中暑晕倒。如果员工受不了打开装货门，就会按照旷工而被记过，累计多次就会被解雇。（雇主）并不在乎，因为该地区的失业率很高，如有工人被解雇，门外还有数百名求职者在等待……”
这些工人从工作中获得了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好处吗？这段摘录读起来像是出自恩格斯的《英格兰工人阶级状况》（1845），该书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悲惨恐怖的生活状态。但以上状况实际发生于2017年，由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安德森撰写，它所描述的雇主就是亚马逊。
全民基本收入，或者类似的东西，可以把人类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它可以实现奥斯卡·王尔德在1891年描绘的梦想，“所有的非智力劳动，所有单调乏味的劳动，所有涉及可怕的事情和令人不快状况的劳动”都可以“由机器完成”：
“机器必须在煤矿里为我们挖煤，必须承担所有的卫生服务工作，必须给蒸汽船加煤，必须清洁街道，必须在雨天收发信件，必须做一切乏味而痛苦的事情。”
那么，我们每天都干什么呢？也许什么都不干。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观察到的，对许多人来说，工作的反义词是无所事事的休闲。scholé是希腊语中“休闲”的意思，与希伯来语Shabbat（安息日）有着相同的词源，意思是“停止”或“停下”。但是，懒惰的生活是否有利于人类，现在还难下定论，即使这种生活方式摆脱了目前失业带来的耻辱。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尔王子喊道：“如果全年都是玩乐的假日，那么玩乐就会像工作一样乏味。”
我们通常认为工作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比如成就感、安排好一天的生活和与他人有意义的互动，这种心理需求可能不会消失。按照自由论者的方法，我们可能要自己决定如何排遣时光。而按照专制家长式的做法，国家可以决定并规定强制性的非经济活动，将其作为获得国家资金的先决条件或惩罚手段。
结果可能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需要的是工作或类似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做如此推测的时候，并不是在讨论可怕的矿井工作，而是有趣、安全、富有创造性和教育意义、令人振奋又意义非凡的好工作。
在工作范式下，好工作的愉悦体验是有些幸运儿会得到某些东西作为报酬。在数字生活世界里，这种愉悦体验可能体现为人们用自己分得的社会资源去买来的东西。至于那些挑剩下的，但还需要人类去做的坏工作，公民可能就有义务在受到征召时去完成，就像征兵一样。更有甚者，可以基于道德应得来决定谁去做坏工作，以此作为惩罚罪犯或品行不端分子的手段。
工作是满足我们日常生活需求的唯一途径吗？是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有效沟通的唯一途径吗？在简单社会中，自然条件意味着没什么人必须为了谋生而工作，人们的需求可以通过“仪式、宗教和社区实践”来满足。
而如今，我们不工作时也会有业余爱好、休闲追求、公共和志愿服务，会参与俱乐部和协会，会与亲朋欢聚。许多人因此欣然放弃有报酬的工作。我在第三部分中曾解释过，在数字生活世界中，我们可以在虚拟现实和其他领域更自由地接触到新鲜的、令人兴奋的体验。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要做的是精准地识别我们的需求，并提出什么样的活动（除了工作）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与其试图挽救工作范式，还不如更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智力来做这件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节选自《算法的力量》，作者：杰米·萨斯坎德，文章编排：九筒，配图来源：《人生切割术》《她》《我是布莱克》《凪的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