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来年，中国的工业占GDP比重快速下跌。
外界忧心忡忡，过早去工业化，可能会引起产业空心化，难以应对欧美技术封锁。
没想到是，最近国家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7.4%，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
居然反弹了！大伙都惊呆了。
原因扑朔迷离。有人说疫情让全球停摆，中国制造业出口猛增；有人说去年煤炭价格大涨，能源城市猛赚了一笔。
但我觉得，背后的原因不简单。
在这个罕见的变化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底层逻辑彻底变了。
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8.6%，占据半壁江山。
2020年直接跌到37.8%。
短短十余年时间，就蒸发掉了十个百分点。
德日美，这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例是在人均GDP2万美元左右的水平开始快速下降的，而我们自由落体的时候，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两者相差起码6倍。
换句话说，中国还没有进入制造强国，就过早去工业化了！
这是非常捉急的。
不过，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介绍，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总量为31.4万亿元，连续12年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
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后边这句话——
“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7.4%，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时隔多年终于实现正增长”。
制造业比重，终于逆势增长啦！！！
这个反弹，真的出乎所有人的意外。
很长时间以来，地方政府过分依靠土地财政，且渴求产业转型，对于房地产经济和互联网经济趋之若鹜，实体经济受到多种挤压。
资本不爱，人才不惜。
年轻人宁可不顾风吹日晒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被污名化的工业，快速萎缩。
由于过早去工业化，精英阶层普遍担忧可能会引起产业空心化，以及难以应对欧美的技术封锁的问题。
众所周知，第二产业包含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四个类别。
如今，伴随着制造业比重下跌之势的刹车，我们的产业结构也罕见出现 “二升三降”。
2021年，中国第二产业占比反弹至39.4%，同比增长1.6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53.5%，减少了1.2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很多地方都齐刷刷出现二升三降的现象。
安徽、江苏和浙江，去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同比增加1个、1.4个、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降低0.4个、1.1个、1.2个百分点。
城市进化论统计了全国42个重点城市，去年有32个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占城市总数的76.2%。
太原，提高5.1个百分点；
呼和浩特，提高4.6个百分点；
东莞，提高4.4个百分点；
天津，提高3.3个百分点；
石家庄，提高3.1个百分点；
银川，提高3百分点；
西宁，提高3个百分点；
沈阳，提高2.6个百分点；
北京，提高2.2个百分点；
大连，提高2.2个百分点；
兰州，提高2.1个百分点……
来源：城市进化论为什么，上至国家下至城市，都不约而同地“二升三降”？
普遍观点是疫情导致的连锁反应。
疫情肆虐，国外工厂停摆，全世界都嗷嗷待哺。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抗疫效果显著。于是，全球都在焦急等待着中国工厂开工，给他们送去必需的物资。
去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21.73万亿元，比上年大增21.23%，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还要高出8.77个百分点。
出口，远远跑赢内需，对经济拉动作用极大。
比如说东莞，传统上东莞即是工业强市，也是出口大市。去年出口9559.8亿元，同比增长15.4%。与此同时，二产占比“噌”地往上蹿，同比上升4.4个百分点，在42城里仅次于太原和呼和浩特。
又比如说天津，去年进出口总额创了历史新高，出口总额3875.6亿元，增长26.1%。而二产占比提高了3.2个百分点。
此外，受疫情影响，全球航运受阻，集装箱价格暴涨，间接导致矿产资源供应紧张，也让太原、呼和浩特这样的资源城市赢麻了。
去年，呼和浩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暴增793.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同比增长419.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138.7%。
疫情绝对是影响去年中国制造业比重上升的重要原因。
但并不是全部。
举例来说，大连、青岛的出口增速跟往年差别并不大，长沙和成都出口增速不及2019年，海口去年出口增长仅0.2%，远远低于2019年28.4%的水平。但它们的第二产业比重还是涨得很快。
这说明疫情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个人觉得，地方政府主动调头，加码制造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尤其是先进制造业。
杭州是一个特别有力的案例。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拥有淘宝天猫支付宝，还有一众头部网红，虚拟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
而这些光环是靠“去工业化”换来的。上一个10年，杭州在“去工业化”的路上放飞自我。2010年，杭州GDP中第二产业占比首次跌破50%， 2020年掉到区区29.9%。如此大的代价，换来的是杭州数字经济的狂飙突进，以及“互联网之都”、“人口增量第一城”等光环。
蹩脚的产业结构肯定影响经济发展的潜力。身处长三角的杭州，前有对手后有追兵。
苏州，以普通地级市的身份排名全国GDP第六，其最大的底色就是工业第一大市。
南京，这几年通过科技创新，引进台积电，成为芯片新星。2020年，南京首次挤进GDP前十，像是对杭州无声的宣战。
杭州也意识到了危机，大张旗鼓地再工业化。
2019年，杭州提出“新制造业计划”，要“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十百千亿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总量、新引进项目投资额‘六个倍增’”的目标。当时杭州强调：
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根基，是杭州确保继续走在前列的底气。
这在当时极度重视第三产业的杭州，还是异常难得的声音。
经过几年努力，去年杭州工业经济实现2015年以来最高增速。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4100亿元，同比增长10.6%，两年平均增长7.1%，比2019年提高2个百分点。
高端制造业上，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高于规上工业增速5.8个百分点。
不止杭州。
北京也是一个第三产业极其发达的城市，三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81.7%。
然而，去年北京二产增加值占比提高了2.2个百分点。
看下面这张图就清楚了。去年，北京医药制造业同比激增252.1%，带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
北京市统计局全国层面，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很快。
纯电动汽车产量294.2万辆，同比增长1.7倍；
集成电路产量597亿块，同比大增37.5%；
规上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7%；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8.3%……
中国各地的二升三降，背后透露的是产业大转向。
当代中国的造富逻辑是真的变了。
为什么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押注、加仓制造业？
两个理由。
第一，我们的服务业出口没有竞争优势。
给大家看一组数据。2015-2020年，五年间中国服务贸易累计出口1.3万亿美元，进口2.3万亿美元，存在严重的逆差。
我们的工厂日夜加工，卖出鞋子、陶瓷、手机……制造业体系好不容易赚回来的钱，都吐出来被别人收割了。
在疫情影响的大背景下，发展制造业有利于保持地方经济发展稳定。
第二，服务业不一定永远正确。
互联网行业无序扩张，教培行业造成社会内卷，导致监管出手。
如今，这些企业的股票已经“跌妈不认”。 大佬们的财富，也急剧缩水。单单新东方的俞敏洪，据说个人财富就从260亿元减少到75亿元。
而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是永恒的政治正确。
特别是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塑的当下，制造业承担着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困境的历史使命，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只有回归制造业，才是最安全的赛道。
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天津等城市提出2025年目标，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提高1/3、1/3、30%、30%、25%。
如今的造富逻辑是真的变了。
互联网大佬、房地产首富的财富大大缩水。原本默默无名的制造业企业老板，成了地方政府的座上宾。
2016年，制造业领域还能进全球前十富豪的，就只有美的老板。
如今，宁德时代、美的、长城汽车的老板，都尝到了TOP 10带来的荣誉感。
2016年、2021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前十名资本市场对于制造业的狂欢，在不少省份造就了首富。
四川的通威集团，2020年的营业额为926亿元，只有四川最大民企新希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42%。
但是通威市值1961亿元（市盈率31.53），老板刘汉元的身价1250亿，直接问鼎四川首富。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的营业额为42.83亿元，只有云南最大企业俊发集团的11%。
但是恩捷市值2268亿元（市盈率101.82），直接造就老板李晓明的身价高达725亿，登顶云南首富。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的营业额为55亿元，在江西民企里只能排第35位，营收只有江西最大民企双胞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6%。
但是赣锋锂业市值2103亿元（市盈率66.42），老板李良彬身价高达545亿，妥妥的江西首富。
……
以规模论英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一些改变正在发生。
就连往日呼风唤雨的互联网大厂员工，现在也开始跳槽工厂了。
智联研究院最新报告显示，2022春季互联网人转行率升高，最想去制造业发展。
今春想转行的IT互联网人才比例较2019年提高约1成，涨幅大。
6.3%的互联网从业者希望转向加工制造业，比2019年提高2个百分点。
中国制造业正在进行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岗位的需求也日益旺盛，恰好为互联网人提供了一个转行的契机。
同时，现在一些工厂的待遇并不低。
宁德时代前员工、知乎网友@迷途小先生就透露，他在其他工厂年收入只有7万，但在宁德时代有三四十万。
除了程序员等高薪岗位，一个普通的大厂打工人，也不过如此吧。
可能在不远的高中同学会，你会看到大专毕业去工厂上班的同学，左手举着高脚杯，右手串着宝马车钥匙，和大家谈笑风生。
985毕业去大厂的同学缺席了。
散场之后你才发现，他竟是你叫的滴滴代驾。
就像教科书上说的：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