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ID：biede_），作者：明晔，编辑：Rice，题图来自：作者
1. “德国香肠野心”
2020 年 8 月，我在德国柏林参加了一个 “城市历史游”，这段历史跟我的家乡青岛有关。
十九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愈演愈烈，德国为在华取得一席之地，强占胶州湾。虽然这段殖民历史只有短短十四年，但在今天，青岛的老城区还有很多的德国 “印记”。
几年前，我搬来德国，发现这里没几个人听说过青岛这座城市，对德国在华的殖民史更是一无所知。只有提到 “青岛啤酒”，有些人才眼前一亮，想起自己在中餐馆里喝过。
后来，我惊奇地发现，柏林居然有一条胶州路 （Kiautschoustrasse）。它位于 Wedding 区，是一条很短的街道，周围几乎都是居民楼，非常安逸。胶州路的尽头有一块三角形的小公园，叫做北京公园 （Pekingerplatz）。植被环绕，有许多座椅和水泥乒乓球桌，经常有居民带孩子在此游玩。
与欧洲老牌殖民帝国相比，德国统一较晚，在全球扩张上比别人慢了半拍。但他们不甘示弱，在三十年内一跃成为继英法之后的第三大殖民帝国。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战战败后，德国的殖民美梦戛然而止。胶州路和北京公园于1905年得名，正值德国殖民的高光时期。
我们这天的历史游就是从这两个地方的交界处开始。
我们的导游叫史蒂芬·佐尔豪泽 (Stefan Zollhauser)，是一位历史学家和策展人，平时爱好翻档案馆。他跟另两个历史控开了一家叫 “寻迹历史” 的公司，专门带人到柏林的马路上感受历史。
佐尔豪泽一张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一路上，他推着自行车，时不时从车筐里的黑包中抽出地图和老照片等史料，展示给大家看。
他先从包里掏出一张压在塑料薄膜里的漫画，让我们传看。据他说，这幅时事漫画创作于 19 世纪末，目的是警醒国人，抵抗列强瓜分。因为我是团里唯一的中国人，佐尔豪泽让我给大家用中文念了一遍漫画的标题，然后再翻译给大家听。
漫画上盘踞了各种动物 —— 一只叼着美国国旗的老鹰盘旋在菲律宾上空，逼视着中国；一只举着法国国旗的蛤蟆从东南亚向我国腹地伸手；代表英国的狮子霸占在华中上方，它看起来更像只狗，我们就叫它狮子狗。狮子狗细长的尾巴卷住了山东半岛，上面写着：“德国香肠野心”。
佐尔豪泽认为，这张漫画对当时义和团的兴起有鼓励作用。义和团相信自己的拳术能抵挡洋枪，因此在西方得名 “Boxers”。而佐尔豪泽喜欢叫他们 “反殖民抵抗战士”。
“这些反殖民抵抗战士想不出来用什么动物代表德国好，” 他跟大家说，“你们觉得该用什么代表德国？”
“腊肠狗！” 一个女的的提议激起了一片笑声。
“猎鹰！” 另一个人喊道。在德国国徽上就有一只红嘴红爪的猎鹰，但在《时局图》上已经被用于代表美国了。
“猪！”
“嗯，香肠是猪肉做成的，所以猪在图上确实有所体现。” 佐尔豪泽说。
大家对此安静地回味了一番，眼看没人反对，他接着讲了下去，但语气严肃了许多：“义和团这个中国人民的反殖民抵抗组织受到了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的残酷镇压。这些国家组成了由德国指挥的八国联军，用最暴力的方式镇压了抵抗。殖民战争意味着烧毁村庄、庄稼、枪毙贫民和强制征兵。所有这些都在中国发生了。”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前半部分以占领北京而告终，” 他一边解释着，一边从包里掏出了另一张史料，上面展示了八国联军对紫禁城的划分。
“柏林绝不是唯一一个被瓜分占领的城市。” 佐尔豪泽联想到二战结束后，柏林被英法美俄划分，随后演变成了东西柏林，直到 89 年柏林墙倒时才统一。
他将话题拉回到我们所在的胶州路、北京公园上：“你们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殖民地名呢？”
2. 历史的盲点
像胶州路和北京公园这样带有殖民色彩的地名，在柏林还有很多。与胶州路交叉的萨摩亚路，就是为了纪念德国占领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而命名的。在 Wedding 还有一个 “非洲区” (African Quarter)，过去几年里，在这里引发了柏林甚至全德对殖民历史的激烈争论。
这里之所以叫 “非洲区”，不是因为有很多非洲人居住，而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以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地名所命名的街道 —— 多哥路、刚果路、喀麦隆路、乌干达路。
还有一些路名是纪念殖民者的。比如 “彼得巷子”，纪念的是 Carl Peters，德国殖民协会的创始人，曾用极其残暴的手段了促成了德属东非的形成（今天的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当地人也叫他 “刽子手彼得”，其种族主义观点后来还受到了希特勒的推崇。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以德属西南非创始人 Adolf Lüderitz 命名的吕德里茨大街，和以德属西非创始人 Gustav Nachtigal 命名的南丁格尔公园。
这么明显的 “问题” 街名，为什么到今天还存在？
原来，殖民历史在德国一直不被重视。在我问到的德国人里，几乎没人在学校里学过德国殖民史。
住在胶州路的德国人 Leon Holly 告诉我：“德国人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学校里教的历史，都集中在纳粹历史上，殖民主义没有什么位置。”
近年来，在黑人民权组织的不断抗议下，殖民历史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除了抗议殖民路名，他们还要求德国各州把殖民历史放进课本，并施压给那些持有掠夺文物的博物馆。
2020 年，美国非裔弗洛伊德之死让很多德国年轻人也走上街头，加入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抗议黑人受到的不公待遇。许多欧洲人也开始审视自己国家的殖民历史。
德国铁血宰相皮斯麦的雕塑被泼油漆，英国奴隶贩子爱德华·科尔斯顿的雕塑被推到河里，关于殖民历史和种族主义的争论在公共空间里越发白热化。就连去年 12 月新上任的德国政府，也在一份联合协议里承诺给予殖民历史更多的关注。
尽管有一股新的反思风潮推动，街道改名仍然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彼得巷子为例，早在 2018 年，彼得巷子就已经确定要更名。区政府先从市民那里搜集了 190 条新路名的建议，后来，他们决定将彼得巷子被一分为二，一条路取名为 “马及马及巷子”，用来纪念东非反殖民运动马及马及起义；而另一条则以 Anna Mungunda 命名，她是纳米比亚反抗德国种族屠杀的民族英雄。
不过，有些居民并不认可街道更名，它操作起来也确实会给当地人造成诸多不便。居民的身份证、银行信息等都要一一更新，商户也可能要重新制作做新的广告牌和宣传单。一些怕麻烦的居民把当地政府告上了法院，直到现在，新的路牌迟迟没有被安上。
这些经验给关心胶州路的人提供了前车之鉴。
3. 胶州路的未来
经由佐尔豪泽的介绍，我来到一个位于胶州路的民间组织，叫 Sprengelhaus。他们投身民生活动，比如组织街坊们讨论附近房租上涨问题。2015 年难民潮后，他们还安排新来的难民和老居民们互相认识，帮助他们融入其中。
Sprengelhaus 有两位组织者，奥兰妮可·法森（Olanike Famson）今年 26 岁，是应用文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她的搭档汉斯·格奥尔格·雷纳特 (Hans-Georg Rennert) 今年 60 出头，已有三十多年社区组织工作经验。雷纳特履历丰富，法森会运用新媒体，两人搭档甚为默契。
两年前，法森和雷纳特首次接触了佐尔豪泽的历史游，之后便多次邀请他给邻居们宣讲。源源不断的报名者让他们意识到人们对殖民历史兴趣浓厚。
2020 年 10 月，Sprengelhaus 举办了一场名为 “寻迹历史” 的会议，讨论胶州路、北京花园和萨摩亚路的未来。按防疫要求，会议厅的座位要间隔一米的距离，出席者总数不能超过 25 个人。当时正值德国第二波疫情暴发前夕，我以为不会有几个人会来，结果到现场却差点找不到座位。
参会的人形形色色，除了街道居民，还有教堂神父、历史学家、非裔民权组织者和当地的政客。我是在场唯一的亚洲面孔。
我发现，人们来此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涨知识，而是恨不得立刻找到处理这些 “问题” 街道的方法：是否要重新命名它们？如果是的话，改成什么名字？
雷纳特对人们的热情很满意：“如果你能让人开始讨论一件事情，也许也可以让他们作出改变。”
但他也明白，在德国，没有什么能一蹴而就。当天参会的人有一半人留了下来，“寻迹历史” 慢慢细分成了几个更精确的研究小组。
人们对历史细节有疑问，“历史知识研究小组” 诞生了。如果要修改路名，就要把努力上升到政策层面，恰巧也有几个社会民主党党员对此感兴趣，于是就产生了 “政治空间研究小组”。一个路名的未来不能由少数人决定，于是大家又创建了 “公共空间研究小组”，讨论如何让更多邻里参与进来。
这些小组并行研究，如果想要每个研究领域都涉足，一个月就要开上两三次会。过去一年多里，Sprengelhaus 的民主建设项目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讨论胶州路、北京花园和萨摩亚路这三个地名上。连雷纳特这位老司机也感叹，自己从没这么深入地研究过一个议题，况且还以影响政策为目标。“这真是从头到尾，从零岁到毕业的彻底啊！”
在数不清的会议和辩论中，我听到过各种如何处理殖民地名的看法。
有人认为，比起那些纪念残暴殖民者的街道，“胶州”、“北京”这样的地名是中性的。它们在公共场所里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直面历史的机会。人们因为看到了路牌，才会对它的背景产生疑问，所以这些街名应该保留。
也有人认为，这些地名在今天看似中性，但当初是为了炫耀德国殖民功绩而命名的，所以一定要改掉。依照非洲区的经验，新街名用来纪念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英雄最合适。
我曾听一位德国翻译家提议，应该把胶州路改成纪念中国女作家胡兰畦，她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德国生活，因反纳粹和信奉共产主义获刑三个月，后发表了《我在德国女牢中》一书，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女作家和革命家。
但大多数人支持走中间道路，即保留路名，但要在旁边加上信息牌，解释其由来。对此，人们又提出了新的疑问：这些信息该由谁来写？是否需要前殖民地人的参与？当我们有了这次重新 “书写” 历史的机会，如何确保不让它再次完全由德国人来掌握话语权和决定权？
4. 行动日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而烦琐的过程。每次开会，人们都得做一圈自我介绍，录音得到需要每个人的举手同意，组织者在每次会议后都要再把会议纪要发给大家。
到了夏天，德国人纷纷开始度假，人们的参会热情骤减，五六个人都凑不齐。
直到去年十月份，参与者们终于要搞事了。
因为之前非洲区街道更名的困难，大家一致认为，不管对街名作出什么改动，只有让更多市民参与进来，才能成功。
此时德国已进入深秋，街道铺满了落叶。法森、雷纳特、和 “寻迹” 小组的核心人员穿上了小黄马甲，拖着一车道具去 “占领” 北京花园。他们在公园一角支起桌子，摆上宣传册，还把德占青岛历史挂到了胶州路的路牌上。
在北京花园边上原本立了两块导览牌，介绍了公园的规划历史和生长栖息在此的花鸟植被，唯独其名字的由来被省略了。现在，一张导览牌被临时贴上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而另一块上盖了一张红布。
这些由历史研究小组制作的新的“导览牌”上写着：“义和团成立于十九世纪末，于 1900 年夏围攻北京使馆区。战败后，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掠夺。中国政府还为此支付了巨额赔款。”
“德皇威廉二世给赴华的德国士兵下了指令：‘没有赦免！不择手段！’ ”
“德军野蛮镇压义和团，威吓当地居民、对该地区破坏极大。这些经历都留在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志愿者还拉来了一个投影仪，支在马路上，放了关于德占青岛和萨摩亚的视频。
放映结束后，趁着还有很多行人驻足于此，雷纳特和法森把人们召集起来，一名志愿者撤下了导览牌上的红布。他们用一张海报将原本的导览牌完全挡住，为北京公园设想了新的功能：“一个全新的学习、回忆之地。”
“你们大家应该知道胶州路和萨摩亚路这两条街，但这两个名字是怎么回事，这里没有任何信息，” 雷纳特跟大家说，“我们希望能更有意识地对待这段殖民历史，能跟来自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流。”
志愿者们把宣传册发给路人，邀请人们到 Sprengelhaus 参加更多相关的讨论。人们纷纷在留言簿上写下自己的感想：“你们能让区里的人对这样重要的问题感兴趣真是太好了！”、“这几条街上至少要有一些对历史的回顾和背景解释！”
这天的活动以佐尔豪泽的历史游结尾。他还和平常一样，推着自行车，拿着地图给人们讲述历史。
等到刚才聚集在北京公园的人们加入了他的步行队伍，志愿者们开始撤下海报、收起投影仪，把所有的道具和材料放上手推车。胶州路和北京公园又回归了最初的状态，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但对于雷纳特、法森和 “寻迹历史” 小组的志愿者们来说，他们已经用行动在人们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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