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Theresa Barger,译者:Andie,校对:景行,编辑:山鸡,头图来自:《顶楼》剧照


多年来,社会心理学家都知道那些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对他人情绪的解读能力较差。然而,2021年6月,社会心理学和人格科学(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1]人们在遭遇经济不平等状况时会产生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的情商也会因此降低。


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史蒂文·海因(Steven Heine)说:“当社会不平等程度更高时,得失间的差距更大。这时人们会变得更加自我中心。”海因认为,一般来说,没有人会愿意处在社会经济阶梯的底端。分配给底端之人的资源总量缩减时,竞争就会加剧,随之而来的是更自私的社会风气。海因说:“我们发现,当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经济不平等时,他们会表现得更像富人。”


海因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不平等情况一直在加剧,特别是美国。不平等程度更高时,人们对彼此的兴致也会减弱。这导致了更多的犯罪行为与腐败现象,更多人愿意去偷工减料和相互欺骗。我们发现,这些情况都是在人们更自私及自我中心、更具有竞争性,以及更缺乏对同胞的关心时发生的。”海因和他的合著者在研究中写道,不平等程度越低的国家社会问题越少,原因之一可能是这些国家的公民更关注其同胞面临的困境。


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这一概念是由研究人员彼得·沙洛维(Peter Salovey,现为耶鲁大学校长)和约翰·梅尔(John Mayer)在1990年提出的,它被定义为识别、理解、标记、回应和调节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高情商与职场成功密切相关,有许多文章和研究都探讨过这一联系。然而,2004年《应用心理学》(Applied Psychology)的一篇综述指出[2],许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都过度依赖于专家意见、轶事、个案研究和未发表的问卷调查,这导致文章中夸张的言辞多于确凿的证据。


传统观念认为那些情商较高的人一般都是成功人士,而研究则表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情商反而比较低,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否相左呢?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克劳斯(Michael Kraus)说:“成功与情商之间的联系相当弱,这可能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克劳斯与人合著的一项研究于2010年发表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3]。该研究显示,在三项独立的测试中(分别测试同理心、准确判断互动者的情绪、根据人眼睛的照片准确地判断其情绪),低收入者的得分均比高收入者高。


地位高,情商低?


根据《心理科学》杂志201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4],高收入人群拥有更多的资源,因此他们对他人的依赖性较低,关注他人情绪的积极性也不高。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皮亚·迪策(Pia Dietze)认为,富裕的人可以自给自足,这使他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己身上。她说,在底层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人拥有较少的物质资源,且更依赖其他人来帮助他们。在相互依存的文化中长大,人们就会学会解读别人的面部表情并考量他人的看法。


根据克劳斯于2009年和2010年发表在《心理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5-6],更富裕的人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更不用心,他们在判断他人情绪时不太注意非语言线索,对他人情绪的感知能力也较差。“当你有权有势时,你有理由不去注意别人的情绪状态。”克劳斯说,“简单来说,他人的感受对你产生的影响较小,因为事情的结果更多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这可能会导致富裕的人有意地忽略他人的心理状态,或者是长久以来一直缺乏对他人情绪解读能力的锻炼。”


这一现象在社会层面上也能体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如何构建社会的问题上,真正富裕之人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人漠不关心——或许是完成圣诞节运输订单的仓库工人,或者是被钴矿和其他用于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原材料开采所摧毁的非洲群落。积累财富需要降低对那些因此而备受剥削之人所经历的痛苦的关注。”克劳斯这样说道。


事实上,克劳斯和同事于2012年在美国心理学会(APA)发表的研究显示[7]那些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更关心陌生人的遭遇。他们进行了三项衡量对他人关心程度的实验。在其中一项实验中,来自社会底层的参与者在观看旨在诱发同情心的视频时会心率放缓——这是与他人共情时会产生的一种生理反应。


对不一致结果的解释


迪策说,多年来测量情商和同理心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一些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情商低,一些研究则表明他们情商高,还有一些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对情商的高低没有影响。引起不一致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研究受试的身份定义方式不够统一。一些研究人员按照收入的高低来划分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则按照受试本人或受试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低来划分。


迪策和她的合著者发现,当研究人员允许受试根据自我认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时,实验得出了一致的结果。迪策于2021年1月发表在《社会心理学和人格科学》上的研究发现[8]当受试自我认定为穷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中上阶级或上层阶级时,来自最低的两个阶级的人表现出更高的情商,而处于最高阶级的人表现出最低的情商,其中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受试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迪策说,最大的差异出现在那些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和父母有大学学历的人之间。


迪策说,在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家庭中,人们更倾向于关注他人,因为他们可能更具威胁性,或者对别人的工作环境有着更大的控制权。“如果联想到社会种姓制度,那么这不仅是关于钱的问题,也与你的成长、受教育方式、以及你父母对世界的看法相关。”迪茨说,“上层社会的人有足够的资源和金钱去独立生活,实现自己的目标。”


参考文献:

1.Schmalor, A., & Heine, S. J. (2021). Subjective Economic Inequality Decrease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specially for People of High Social Clas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211024024

2.Zeidner, Moshe, Gerald Matthews, and Richard D. Rober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the workplace: A critical review." Applied Psychology 53.3 (2004): 371-399.

3.Kraus, M. W., Côté, S., & Keltner, D.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1), 1716-1723.

4.Dietze, P., & Knowles, E. D. (2016). Social class and the motivational relevance of other human beings: Evidence from visual atten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1), 1517-1527.

5.Kraus, M. W., & Keltner, D. (2009). Sig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 thin-slicing approach.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 99-106.

6.Kraus, M. W., Côté, S., & Keltner, D.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1), 1716-1723.

7.Stellar, J. E., Manzo, V. M., Kraus, M. W., & Keltner, D. (2012). Class and compassion: socioeconomic factors predict responses to suffering. Emotion, 12(3), 449.

8.Dietze, P., & Knowles, E. D. (2021). Social class predicts emotion perception and perspective-taking performance in adul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7(1), 42-56.Dietze, P., & Knowles, E. D. (2021). Social class predicts emotion perception and perspective-taking performance in adul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7(1), 42-56


原文: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the-sciences/why-emotional-intelligence-takes-a-dive-among-the-affl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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