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jiajia，编辑：阳少，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狗一直以可爱、忠诚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尽管在社交网络上，作为宠物的狗备受追捧，但是来到真实世界，人与狗的关系似乎陷入了某种矛盾：一方面，养狗难免以支配、控制狗的生命权利作为前提；另一方面，狗也被视为威胁和隐患。
无论是疫情期间一些地方对狗的捕杀，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由“遛狗不牵绳”引发的争议，狗作为一个生命的完整性，似乎在它进入人类社会后，就被预先剥夺。更不用说在立法缺席的情况下，虐待宠物还是只能按照《物权法》来处理。
尽管狗被公认为是人类驯化的第一种动物，但是对狗的驯化，并不意味着人类完全处于掌握与支配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狗与人的关系纠缠在一起，我们改变了狗的生活形态，狗同样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人如何对待狗，取决于人如何理解狗，以及生活的社会环境如何定义文明与野蛮。
我们是否能够以最贴近狗生命本真的状态来相处，而不仅仅是喂养和教育。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一只狗的存在，跨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
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我想要重新思考“养狗”这件事情。
01 当一只狗决定“做自己”
我们家养狗，但我并非从小就喜欢狗。在农村，人们喜欢栓一条土狗来看家，外婆家就养了这样一条黑狗，牠叫“来福”，机警狡黠。每有陌生人靠近，牠就会大吼着冲向你。这只黑狗也把我当陌生人一般，我越躲，牠就越追着我跑。每次去外婆家，我都提心吊胆，并一度认为狗是一种“凶狠”的动物。
高中之后，我拥有了自己的手机。短视频里的狗与那只黑狗截然不同——像葡萄一样黑亮的眼睛，湿漉漉的鼻子，吐舌头哈气时就像在对我笑。那种乐呵呵的形象总给人一种慰藉与希望的“错觉”，似乎无论发生什么，狗狗都常伴你左右。
在上大学后的第一个生日，妈妈同意了我央求了三年的事情：养一只狗。我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找到一位同城的叔叔，用五十块钱买下了一只白狗。牠是只串串，身上有少数的棕毛和黑毛，妈妈给牠取名叫“花菜“。
花菜到家那天，我把牠装在一个纸箱子里，回家以后，除了出来排泄，其它时间牠都躲在纸箱里，不肯见人。在我强行丢掉了纸箱以后，牠就另寻它所，藏在家里最隐蔽的角落，比如杂货箱的间缝，床板下的最深处。为此，我在牠脖子上系了一个铃铛，牠一走路，我就可以发现牠躲在哪里。
每次我去找花菜玩，牠都趴在角落，不肯抬头，却用眼睛不停地向上瞟我。网上的宠物专家说，这个动作代表着狗狗很不耐烦。我感到很烦躁：给吃给住，你居然对我爱搭不理。短视频里的狗狗像天使一般的形象跟花菜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牠有自己的世界，没有太多对人的依赖，也不爱与我们撒娇叫唤。
反而最开始怎么都不愿意养狗的妈妈更有耐心：“凡事都有过程，花菜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和你关系变得很好？”
我妈似乎更能理解花菜作为一只“狗”的存在。但我却和她关于如何养狗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比如她总是趁我不注意，在遛狗的时候把花菜脖子上的绳子解掉。我说万一花菜把人咬伤了怎么办，她说，拴上狗绳，狗什么都做不了，想去哪棵树下玩都去不成，那遛狗还有什么意义；她还说，那些城市里的宠物狗只会跟着人走，要是自己走丢了，连家都找不回来。
我和我妈的争论，是近年来社交媒体上火药味最浓的争议点之一。2018年8月，一篇名为《遛狗要栓绳，异烟肼倒逼中国养狗文明进步》的文章受到广泛关注。异烟肼是一种抗结核药物，对人体无害，但对犬类具有致命毒性，作者称，将掺杂有异烟肼的食物投放在社区等城市公共空间，就可以惩戒那些遛狗不拴绳的狗主人，继而倒逼文明养狗。
文章发出后，多种观点激烈争锋。一种反对的观点指出，在公共场合向狗投毒侵犯了养犬者的财产权，狗干扰公共秩序，责任主体应是养狗者，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主人作出处罚，但“投毒”显然越过了权力的界限，是为泄愤和报复；还有一种反对的观点则认为，我们应当尊重生命，养狗人的错误不应当惩罚在狗的身上。
同样反对“投毒”，二者又有着微妙的差异：即狗究竟是人的所有物，还是独立的生命个体？而一旦纳入狗的视角，似乎“狗绳上的文明观”也不再成立。此外，在都市里，遛狗牵绳似乎是先决的必要条件；而在我的老家，遛狗牵绳的人并不太多，彼此也相安无事。
02 养狗，一个现代性问题
不同的视角和环境，都决定了不同的人对待狗的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永远无法在个人素质和道德伦理的层面上讨论出非黑即白的答案，如果不将这些差异置于文明观念与历史变迁的视野之下来审视，就无法真正地理解这些差异的来源。
人如何对待狗，取决于人如何理解狗，以及生活的社会环境如何定义文明与野蛮。城市、农村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这一行为差异的出现。在城市，人与自然隔离，没有森林，只有盆栽和景观；没有太多野生动物，只有宠物和动物园里的野生动物。某种意义上，宠物狗是去自然化和被商品化的狗。
进一步来说，城市与农村在狗饲养方式上的区别，体现的是两者对狗的定位与想象的差异。农村人养狗大都是作为工具性的用途，比如看门、防盗贼。而在城市里，人们对狗的诉求几乎全部都是情感性的，他们并不需要一条用于劳役的狗，但是需要一条为他们提供慰籍与娱乐的狗。
既然狗大都是散养，也就不存在遛狗不牵绳的问题。而近年来，因为乡镇化带来的流动性与偷狗贼的泛滥，即使在乡村，人们也不敢像过去那样让自家的狗坦然地走在小路上了。
那么动物的身份是如何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发生了转变？工业革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麻省理工大学历史学教授Harriet Ritvo认为，现代人之所以会对动物产生喜爱的感情，是因为人类在工业革命中驯服了自然，自然世界不再被视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并且，机器顶替了原本由动物承担的劳役，动物提供劳动的旧功能丧失，新的动物功能得以有机会出现。
与此同时，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家庭和社区的联结受到了破坏，人们原有的情感支持来源丧失，便产生了转向动物寻求陪伴和亲密的可能。宠物可以给人提供本体论上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在脆弱、流动的现代人际关系中是难以获得的。
不过，狗在现代的意义绝不只仅限于情感寄托，狗作为宠物在城市流行开来以后，就已然嵌入到社会秩序中，带来了新的社交空间。美国宠物历史学家Katherine C. Grier在她对美国宠物历史的研究中发现，对于中产阶级的孩子，学会善待动物是社交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爱狗被视为一个人品格善良、富有爱心的象征，城市人在这种身份符号之上搭建起信任网络。
当狗在草地上玩耍时，遛狗的人就会自发地聚集成小型的、非正式的互助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却因为狗联系在一起，这群陌生人最开始可能只是分享与狗相关的趣事，但最终延展到其他事情，邻里关系得到巩固，社区的归属感也随之增强。
社会学家埃里克·克里纳伯格曾在《热浪》中研究了1995年芝加哥的天气灾难， 他认为社会孤独是众多不同社会问题的根源，缺乏社会关系使得许多脆弱的老人无法获得关于天气的最新情报，也无法及时得到帮助，最后在极端天气中孤独死去。因此遛狗对老人等脆弱群体尤为重要，散步是他们与社交网络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
当狗被深刻纳入城市发展轨迹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城市空间是否宠物友好？我们又该建立什么样的饲养文化？
2020年，山西太原一位交警扮盲人带导盲犬坐公交，却遭到司机和乘客的驱赶，被赶下车后，导盲犬开始哭泣。导盲犬的主人表示，自己日常出门几乎每次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不仅自己有心理阴影，每次导盲犬被骂被驱赶之后，回家都要情绪低落几天，吃饭睡觉都不安稳。
导盲犬被拒上车事件反映出了城市在人狗空间分配上的不合理。导盲犬是残疾人的眼睛，对狗的不友好间接地导致了对人的不友好。人狗矛盾，换句话说是双方对空间的争夺，城市是否具备这样的场所，允许狗在其中不被牵引自由奔跑，让狗与那些不愿和狗接触的人安全地分隔开来？
活动一直都是狗的天性，在原始时代，它们帮助人类捕食，活跃在丛林间、荒野中，被视为天然的存在。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人类侵占本属于动物的空间。伦理学家彼得·辛格曾在《动物解放》一书中提出，大多数人都是物种歧视者，不愿意对人类造成痛苦，却不忌于对动物造成痛苦。
如果我们可以从人类的身份中抽离来反思，会发现“狗破坏公共秩序”这句话隐含着城市中的活动空间全部归属于人类的前提，狗作为“外来者”，对人类造成了干扰，但反过来，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人类作为“侵略者”，给狗带来了痛苦。
03 跨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
当我们引入狗的视角，一个充满可能的命题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将动物从客体的视角中解放出来，人能否与动物发展出更多样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类”与“动物”被置于二元对立下。人们喜欢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人类有智慧”。
我们将动物假设为一个低等的他者，为其智商、行为下定义，但事实是，谁也不敢说，他真的理解了一只猫或狗，我们对动物的判断很有可能只是我们天真的断言。蒙田在《为 Raymond Sebond 辩解》中取笑人类的自大，他认为人类对动物的揣测折射出人类对动物的轻视，他写道：“当我与我的猫一起玩时，谁知道我不是她的消遣更甚于她是我的消遣？”
但在这个命题中，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越过人类中心的藩篱？如何去跨越物种，与动物形成亲密的联结？不少人认为，人的有限性注定了这是个伪命题，我们所谓的尊重动物只是被美化后的一厢情愿。
善待动物，但是我们只愿意善待那些可爱的、易被驯服的动物。鲜少有人提出，我们要去尊重一只龙虾、一个老鼠、一条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其著作《支配与喜好》（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中认为，饲养宠物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居高临下和戏谑式的支配行为，刻意地展示自己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反映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
用“人”的眼光来凝视动物在小说、视频中随处可见。一只狗最像人类的时刻，就是牠最受欢迎的时刻。在花菜送我上学时，牠不断地用脚搭我的腿，我将牠的行为解读为不舍，那一刻我感受到与牠的联结，收获了情感上的安慰，但真实情况可能是我在虚构这一刻。当我们为动物的行为赋予伤心、嫉妒、幸福等一系列拟人的修辞，我们是在试图将动物拉入“人”的范畴。
并且，即使主观上我们愿意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也会不可避免地对动物造成伤害，比如使用空调，生活在本应是动物栖息地的城市中。人类的存在似乎是一种原罪，从原始文明到现代文明，人类的发展与行动不断地以动物的痛苦为代价。
但就算如此，我们依然应当尽可能去想象与动物关系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说，养宠者是在用他们的行动去拓展人类理解的界限。与动物的亲密关系无疑削弱了把动物视为“他者”的霸权式观点。
对于养宠者而言，即使他在与宠物的关系中占据了支配与主导的地位，他们的关系依然有着极大的流动空间，复杂而暧昧。养宠者在与动物共享家庭空间的同时，开始亲密地相处，了解彼此的个性和怪癖。他们交织在一起的日常实践允许他们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异，也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合理之处：任何的生命形式都有其内在价值。
疏离和逃避改变不了人类-动物的二元对立关系，但是亲密与互动有助于打破绝对的的二元对立。那些与动物关系的未知可能，只有用开放和关怀的行动才能将其探索出来。
无论人类将动物驯化到什么样的地步，真实的动物之间始终不会只是一件满足人类需求的商品。在给予动物太多浪漫想象之前，我们或许应当以谦卑的态度反思，我们要如何面对真实的动物，应当给予其怎样的空间，要和它们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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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界面文化，《异烟肼毒狗：以文明之名的杀戮，是捍卫正义还是泄愤私刑？》，2018
[12] 界面文化，《种族歧视问题不比物种歧视更重要，宠物狗也不比猪更重要｜专访彼得·辛格》，2018
[13] 看理想，《这才是一次“人咬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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