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雅婷，编辑：木村拓周，原文标题：《中年人的荧幕反攻：我们对父辈的爱、恨，和无可避免的重蹈覆辙》，头图来源：《小敏家》剧照
几年前，徐峥和他的“囧”是中国大荧幕上最具符号意义的中年形象。
但现在情况有些变化。
其一是，在《爱情神话》里，徐峥不再垂头丧气，不再为了无法阻挡岁月的消逝感到焦虑又神伤。他也不需要去试着觅得一个看起来更具超越性的目标，以此来逃避直面中年生活本身的困难并美化一些道德瑕疵。这可能是近年来徐峥第一次饰演一个不“囧”的中年人。目前看来观众很喜欢。
其二是，今天在舆论空间中有存在感的中年人形象，已经不再被徐峥等零星的演员垄断，而是呈现出爆发之态。
《爱情神话》还在热映，主角同样是中年角色的电视剧集《小敏家》与《对手》又迎来出圈的收官。再算上11月因为“中年玛丽苏”而备受关注的《星辰大海》，以及去年口碑不错的《乔家的儿女》和《小舍得》……过去的一年里，无论甜宠、主旋律还是女性群像的类型影视，不同形象的“中年人”虽迟但到，同时撑起每个故事的核心叙事和场外讨论的对焦中心。
这大概可以解读为一种进步——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影视行业自我修复能力的体现，以及对某种社会集体情绪的补偿。
过去几年，伴随着发端于互联网行业的年龄歧视与焦虑，以及女性主义理论被广泛讨论等现实背景，中年演员遭遇的事业限制被留意到。尤其是中年女演员“没有”戏演，或者只能演少女和妈妈的“困境”被层层捅破，引发多轮讨论。
演艺圈里中年女性借此终于得以“解放”，年龄增长成为了令人骄傲的事情，她们在各种综艺、真人秀和广告里频频露面，商业价值陡增。主打“姐姐们”、“哥哥们”的节目轮番上阵，接连轰炸热搜。先不论娱乐业整体的性别和年龄歧视是否真的在观念层面取得了“进步”，从客观结果看，市面上确实多了很多以中年人为主角的影视作品。
后小鲜肉时代，“利好中年人”的背景还有很多：“耽改101”落空，年轻的流量明星纷纷塌房，政策和平台开始针对流量明星引发的各种“问题”逐步作出整顿，再加上主旋律和现实主义的复归。这些都从上至下地为中年人题材和制作“开路”。
影视生产把中年人作为公约数和安全牌，这不难理解。但在受众端，年轻人——也即今天影视作品的主力消费人群——为什么乐于观看中年题材？被经济学家誉为“不能指望生育”的个人主义一代90后、00后们，在中年生活的家长里短里看到了什么？
当我们在观看中年人时，我们在观看什么？
一、年轻人看中年人：从一种虚幻的“话语权”中短暂逃脱
《爱情神话》导演邵艺辉在《人物》采访里，解释过自己要把40多岁的人作为主角刻画的一个原因，“现在的网友对荧幕形象的道德要求很高，很苛刻，如果同样这些人的事，是一个20多岁的人干的，大家可能更不容易接受了。”
这的确是年轻人生活处境的一个侧写：无论是影视荧幕里还是社会公共事件中，当年轻人观看“年轻人”时，要求一直很高。这种高要求既向外要求他人，也向内自我压榨；既体现在外形、生活方式等维度上，也体现在种种的道德准则上。
有意无意地，年轻人长于通过展示自己来要求别人，这是今天的消费社会赋予年轻人的特权，也是消费社会禁锢年轻人的隐形策略之一。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代生活里，人们通过消费而不是其他来赢得自己的“话语权”和“选择权”。
买不起房又有相对多工资，热衷于通过消费确立品味和生活方式的年轻人们，就成为消费社会所追逐的“上帝”，在各种广告、影视剧、社交平台和大众文化传媒里被捧到聚光灯中心。再辅以各种“用消费构建自我”的口号，这种基于消费的话语权就享有了更高的正当性，整个社会也弥漫一种强烈的年轻崇拜。
年轻人用金钱投票，点石成金，这种话语权经由资本主义机器的围猎、互联网时代信息茧房效应的放大之后，汇合成了一种关于“年轻”的标准。这个标准再被反过来强加到每一个公众形象和每一段私人生活里，成为了一种“最值得的追求”，甚至是“唯一的追求”。不只是完美的妆容和穿搭，这种追求也覆盖到完美爱情、完美偶像和完美生活的定义。一旦你把自己的生活放到“年轻”这个维度里去审视时，就无法不对诸多的、此起彼伏的标准瞻前顾后。
相比之下，中年人在大众文化传媒里的标准则显得松弛很多。
在《爱情神话》、《小敏家》和《小舍得》等作品里，中年人可以身材发福，可以做个不思上进的废柴，可以满嘴跑火车做白日梦，可以出轨，可以在单身状态下出现两到三个能发生关系的暧昧对象，可以一夜情后打钱“只是玩玩而已”。中年人可以有道德瑕疵，从而趋近真实的人。
而更重要的，中年人对待情感和生活的方式，可以不那么紧绷，他们的生活没有消费语境里的“示范”意义。这让年轻人能更踏实去享受文化作品里轻松愉悦的一面，把笑话当成笑话本身来听，把道德或者情感诉求，当成一种要遵从内心冲动而选择的实践，而不仅是定义和要求他人的标签。
复旦大学教授沈奕斐在自己的视频作品中评价《小敏家》时，也曾提到过类似观点。在她看来，中年人对爱情的理解流动性更强，以剧中刘小敏听着陈卓絮絮叨叨说话睡着情节为例，年轻人对这样的做法或许更倾向于解释为，他们不相配，刘小敏不够爱陈卓，或者陈卓不够体贴刘小敏。
但其实多数中年人都能理解这种在“年轻”的语境下不完美的爱情。即便刘小敏和陈卓既没有公开恋情和结婚的打算，也没有太多 crush 的瞬间，可在中年人的爱情里，一种真实可感的陪伴，实际上比标准化的激情和承诺要重要更多。
二、年轻人骂中年人：来自既得利益者的谎言
年轻人在观看中年人的时候，短暂地从“自我审视”和“要求他人”中逃离出来，喘一口气，以松弛的心态感受作品。荧幕上的中年人也投桃报李，回馈一个个跳脱非黑即白，拥有更丰富解释空间的角色形象。
不管是黄磊出演的“方圆宇宙”（小系列以来的类方圆角色），还是徐峥出演的“老白”，这些中年男性形象不需要成为完人。外貌上的瑕疵自然不算硬伤，就算偶有欺骗和软弱的行为出现，只要能自圆其说，他们在观众的心中就大多仍被标记为“可爱”。
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影视工业还是热衷于塑造“中年反派”。这些反派的出现，既为戏剧冲突服务，也能在社交媒体平台煽起一波讨论，进而增加影视作品的话题度。从《都挺好》里的苏明成及苏大强，到《小敏家》里的金波，“中年反派”在剧作和话题上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中年反派的立竿见影，显然是依托一种广泛的、来自年轻人的不满和恐惧。
金波、乔祖望（《乔家的儿女》）和苏明成这些中年反派典型所共有的特点，几乎就是如今互联网上公认的落后品质。比如说“油腻”、“爹味”、“职场PUA”以及自己没有真正的本事和贡献，却总是想着吃白食，从年轻人或者其他人身上榨取利益。
叠合上近几年热搜上反反复复的“996福报”、“后浪”和“青年人在青年节睡觉”等争议，“中年恶人”角色的出现让年轻人得到一个可供批判的形象，在社交网络上出了一口一口的恶气。
但从这剂药方的常用常好、甚至有成为流量密码的趋势来看，年轻人对“中年恶人”的愤怒并没有因为这样的虚拟“解决”而减轻。于是，社会对年轻人批判中年人的“默许”开始动摇，一些人开始认为这一代成长于原子化、高度个人主义社会下的年轻人更自私、脆弱，不愿换位思考，不懂得感恩和回馈。
但对年轻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我们真实感受到的负面情绪，无法轻易通过流行文化作品和社交网络的讨论得以消解，因为其实际上来自于很多真实的生活问题。
日本社会学家小熊英二，在解释日本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现的“批判年长者”风潮时，提起过这样一个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正是日本“婴儿潮一代”成长为年轻人的时代，恰逢大学扩张，日本经济泡沫，企业大量裁员等问题。
处在这样社会情况里的年轻人，会产生被父母一辈人“欺骗”的感觉，比如说自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考上的大学，教学质量其实不好，自己和家庭付出很多教育成本，最后却只是成为企业螺丝钉这样的出路等。当时日本年轻人普遍感到父母一辈在“撒谎”，因此会出现“批判年长者”的现象。
如果我们不欺骗自己——这种受骗的情绪也广泛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群体之中。在多数年轻人的成长经验里，全球化、向大城市流动和生活、学历跃升等都是非常值得人向往的承诺。但自疫情开始，一个个美好承诺被突然降临的巨大不确定性摧毁。对中年人、对父辈的不满情绪于是被继续推向新的高峰。
然而疫情也只是一个加速，大家都知道。毕竟有企业家在2019年就说过“2019是过去十年最糟糕的一年，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各种青年研究的数据报告告诉我们，中国“90后”一代人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80后”，但其就业比例却远低于“80后”。年底大厂的裁员消息一波未平；这周的最新新闻则是，清华发布的就业报告显示 2021 应届就业生近七成（69.9%）进入体制内，比2020年再升高 5%。
当上升空间愈发成为一场抢椅子的游戏，很多情感则只能用对既得利益的不满来排解，“中年恶人”恐怕还要在我们的大小荧幕上活跃一阵子。
三、年轻人理解中年人：无可避免的生活经验重叠
轻松愉快的中年人、作恶多端的中年人之外，我还在今年的影视剧中观察到第三种的中年人形象——让我们暂且称之为悲惨的中年人。
最具代表性的是《对手》的两位主角，李唐和丁美兮。他们的生活境遇，无疑是个“失败中年人”的标准范本。根本问题之外，夫妻关系间没有任何激情，亲子关系也有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人到中年还要应对 P2P 暴雷、突然失业和老对头高升的尴尬。
剧作无疑是把主角作为“中年反派”来刻画的，固然也激起了一些批评，但整体舆论中针对剧集的好评似乎还是盖过了对中年反派的厌恶，褒扬的点主要集中在剧集里所谓“烟火气息”和“真实”。
产生这种理解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比起近几年荧幕上的“中产阶级恶人”们来说，李唐和丁美兮确实挺穷的。
我们对荧幕上的“中年恶人”，似乎正从厌恶的一端，倾斜向理解的一端。这或许是因为对年轻人来说，“中年”正在变得无比而紧迫。三五年前也说“35 岁淘汰危机”，但那是专属程序员的；如今它被应用在了互联网、教培、房地产、影视、旅游等各大行业，并且以一种“提前预知了也无可奈何”的姿态席卷而来，成为悬在年轻人头上的永恒焦虑。
另一种角度是，随着奉行个人主义的“空巢青年”们（指在社会流动与个体化进程加快背景下，独自生活工作的青年）看似和父辈有着巨大“代沟”，但经历过的经济周期中曲线下沉的这部分后，我们其实比想象中更容易和中年人的生活困境共情了。
在《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父辈嵌染》一文中，中国社会学学者胡珊和郑作彧提出了“父辈嵌染”的概念，并提出当代青年人的教育、工作、婚姻、生育等人生进程都离不开父辈的形塑。
落实到具体的感受上去，当下年轻人（或许是泛指出生于2008年~1987年的人）也可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找到“父辈嵌染”的来源。出生于这个时期的年轻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或者本身能天然占有不少家庭资源，和父母有较强的情感链接（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社会流动和大城市漂泊通常是他们成长过程里必经的命题。
成年之后，由于国内房价过高或者这一代人受教育程度高等原因，很多人还会和父母同住，或者接受父母的经济支持。而以“原生家庭心理解读热”为例，很多人即便物理上脱离了父母的掌控，精神上也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回到过去，以解释自己的各种行为动机。
简单说，这一代年轻人从生命体验的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会更依赖于父母。
于是，当一大批年轻人集体观看一部部关于中年人生活的影视作品，实际上也是在重新认识他们个人的成长经验：关于控制式母爱，关于父亲的缺席，关于父母在一个大家庭中的位置，关于单身父母的再婚问题。当我们把消费的语境抛开，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无可避免会和父母的情感记忆重合。对于无数独居的空巢青年来说，这也算是某种家庭生活代偿，抛开回家的各种糟心事不谈，回到合租屋里，的确再难有一个家长环绕的背景音在日常生活里循环。
从这些角度来说，分析年轻人消费中年人影视题材的原因，也可以投射出年轻人自己的处境。我们有时会感到没必要，或者无法为自己的讨厌和喜欢找到一个合理的原因。但这样的情感感受其实也比想象中来得重要，它常被足够多隐形的结构力量所支配，去塑造、影响、禁锢或者是解放年轻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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