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蓝字计划（ID：NPO2020），作者：红线xs，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那帮程序员，**的。”
与非门乐队的主创之一阿庆跟我们连爆了几次粗口。
半个月前，澳门举办了第三届TMEA音乐盛典，十大热门歌曲榜单和前两年一样，全都是没听过名字的短视频BGM。
为了寒碜老对手，网易云音乐悄悄将一张名为《华语乐坛新生力量》的歌单推上了首页。上边介绍，这张歌单涵盖了二十来位华语新生代高质量歌手的作品，代表着新鲜血液振兴华语乐坛的希望。
乐迷满怀期待地点进去，然后发现：这些新希望们，有一半唱的都是英文歌。
至此，华语乐坛成功达成了连续三年喜提#完蛋#热搜的成就。
但与此同时，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的《全球音乐报告》，过去三年，也是中国音乐产业规模保持高速增长、连续跻身全球前十的三年。艾媒数据的预测里，2021中国音乐产值光在线这一块儿就超过了420亿。
华语音乐正在经历二十年来最大的虚假繁荣。
很难想象，一种流行文化，在舆论和数据上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割裂，就像一个笼罩在生产线上的黑箱。而黑箱两头，是被驯化的民意，和被反噬的创作者。
1. “搞音乐的搞到钱了！”
“玩音乐等于被音乐玩”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国内音乐圈的一个共识。
给二手玫瑰策划了第一场专场的周游还记得自己十几年前在某个livehouse看过一场演出，主唱表演风格很诡谲，一边举着话筒一边在舞台上打滚。
他觉得太浮夸，没看多久就离开了。谁知道很久以后和朋友聊天才得知，原来那个主唱不是在表演，而是因为话筒漏电导致触电了。
“不夸张，当时的舞台设备就是这么简陋。”
周书旻第一次去草莓也是在武汉，那时宋冬野马頔赵雷陈粒都还是圈子里的“小众乐手”，门票才卖80一张，场地也不在新修的园博园，而是318国道边的沌口体育中心，设施简陋不说离市中心还老远，大约是怕乐迷不满，摩登特意派了大巴车来华师门口接人。
到了现场，连个遮风挡雨的棚都没有，天上下雨，设备就一直坏，音箱刺啦刺啦响个不停。
舞台都这么简陋，背地里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谁家的主唱穷到借五块钱买包子”“谁家的吉他手卖了设备要退圈”的故事屡见不鲜。
转折发生在2015年。
那一年，中国音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家版权局发布《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的通知》，“责令”二字的出现，直接斩断了过去十几年在线音乐市场盗版猖獗、野蛮生长的混乱局面。
跟据后来统计，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各大音乐平台总计下架了220多万首未经授权的歌曲，百度音乐因此一度陷入将被出售的传闻。
资本洗牌，音乐行业却因此获得了出头之隙。
过去中国的音乐从业者对在线音乐是又爱又恨的。一方面，它天生带着盗版原罪，做了五年混音师的音乐人阚欧礼在知乎上说：那时，对从业者来说几乎意味着一切的版权，在互联网化的音乐市场里却“跟开玩笑一样”。
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又实实在在为从业者打开了一条更宽阔的通道。
郑汉起初进入音乐圈，只是为了写几首歌满足爱好，当作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然而当他把作品发布到网上后，很快就吸引了一帮天南海北的同好，头发胡同乐队因此诞生。
从2014年到现在，乐队成员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6人，所在地横跨亚欧美三大陆，既有来自伯克利的学院派，也有业余爱好者，各自擅长和喜爱的音乐类别也五花八门，流行、古典、电音、摇滚……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只依靠互联网完成交流和创作，头发胡同的三张专辑都是在这样的模式下完成的。
而这种创作方式在过去无法想象。那时，大的唱片公司牢牢控制着音乐生产和发布的所有环节，也藉由此掌握了音乐人的生杀大权，天王天后成名前险些被唱片公司拒绝的故事隔三岔五上演，但现在，这种权力似乎重新回到了音乐人手上。
郑汉提到自己很喜欢的一张专辑《When We 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创作它的Billie Eilish 和 FINNEAS 兄妹俩人在家里的卧室就完成了全部的人声录制和后期制作。后来这张专辑一口气拿下了2020年的格莱美六项提名、五项获奖，包含最佳专辑、最佳制作奖等。
版权规范之后，互联网在音乐产业上的优势一口气爆发出来。
2015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突破3000亿，并在此后五年，始终保持着超过5%的高速增长；其中，在线音乐娱乐平台市场规模自2016 年的 67 亿元增至 2020 年414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57.9%。
也是那一年，自称是“十八线艺人”的好妹妹乐队，通过99元众筹的方式成功在工体开了演唱会，光门票就卖出去3.7万张；
宋柯和高晓松手牵手给阿里投门帖，还顺手算了一笔账：中国年音乐产值去掉KTV的几百亿，还有2000亿，比电影市场还要大。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达得更委婉一点，他们说：内地的音乐产业已经走过了最差的一段路，现在——
“大环境和小气候都到位了”。
就像一块翻耕过的土地，底下的种子都看到了缝隙里漏出来的那点光。
2. 迅猛的潮水
也确实有种子曾冒出头来。
去年7月，与非门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办了二十周年音乐会，这也是主唱蒋凡2009年暂别后，乐队第一次以经典的、完整的状态出现在舞台上。
当时，疫情的余威犹在，几乎没人敢提在线下办演出的事儿。但与非门只花两个月就把这事办成了，门票很快就售卖一空，因为想来的人实在太多，后来还不得不开了付费直播。
阿庆抱着吉他站在舞台左边，灯光很暗，看不清观众的脸。但一下台，朋友就来告诉他，底下几乎哭成一片。
作为一支成立成立于2000年，中间曾长时间离开台前的乐队，相隔多年依旧能让人感动，阿庆很有几分欣慰。
他在南方音乐圈混了二十几年，最开始师从著名老牌吉他手捞仔，后来自学完剪辑和编曲，就拉上三少和蒋凡，组建了完整版的“与非门”。2009年蒋凡暂别，阿庆又在舞台上待了几年，下来之后做了音乐厂牌“美丽南方”，筹备各种音乐节，从台前退到幕后，但从未离开。
他觉得，流行音乐的世界和往常一样热闹之余，过去那些“地下”音乐好像也在慢慢出来。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数字篇》显示，2020年国内拥有一定用户规模的曲风超过了10种。
前几天，阿庆很欣赏的一支后辈乐队橘子海原定在深圳专场演出，结果因为疫情不得不取消，队员已经到了现场，就干脆没走，用手机直播的方式做完了整场演出。当晚，话题#橘子海#力排一众八卦冲上微博热搜，阅读超过4286万。
大麦网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全国共举办了约2470场与音乐有关的活动。其中音乐节56场，相较于2019年提升了37%，票房增加252%；而Livehouse的票房、观演人次则分别增长了448%和326%。
潘玲就是票房中的一份子，她五一去了武汉草莓。在马頔、陈粒、陈鸿宇、达达等音乐人所在的主舞台前，她第一次对“人山人海”有了一个实际概念。
后来据摩登官方统计，那两天一共有2.1万人在武汉草莓现场。但真实的人数可能比这还多。比如潘玲就亲眼看到过黄牛带着一群人翻过两米高的围挡，闯进场内，然后在保安的追堵下四散逃去。她还有朋友在音乐节的衍生市集上做摊主，出场取个外卖的功夫，工作证就被偷了。
“后来负责检票的工作人员说，音乐节期间，那张工作证起码出入了十次以上。”
市场出来了，搞音乐似乎终于变成了一件能赚钱的事。中国传媒大学张丰艳教授发布的《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显示，超过40%的音乐人收入较三年前有明显增长，其中19%的音乐人收入同比增长了50%。
就连产业链上下游也开始跟着分羹。作为一个武汉生活类媒体前编辑，潘玲过去一年频频听到类似的消息：老牌的 Livehouse VOX搬去了面积足有两倍大的新场地；新入局的不晚平均每周都有两场以上的演出，且一票难求；还有小道消息说常年没什么存在感的L7，最近也有合伙人看重钱景，打算出来自立门户。
阿庆的美丽南方之前因为营收问题，停办了好几年。去年与非门复出后，不少乐迷和朋友私信他询问打算什么时候把音乐节重新办起来。阿庆给出的回答是：明年。
他看过TMEA那两张所谓的热歌榜和金曲榜，他原本的想法是让潮水归于潮水，礁石的归于礁石。盘子做大了大家一起赚钱，互不侵犯就好。
但事实上，潮水的迅猛早已开始从四面八方挤压原创音乐的空间。
3. “我们追求的是写出一首抖音神曲”
最先被攻占并重塑的，是听众的耳朵。
去年，歌手金池参加浙江卫视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提到自己的一首歌火了，在抖音上火的获得了一个多亿的话题量。这让她“对音乐市场的审美开始有点儿困惑”。
从2018年开始做词曲创作人的吴笙也有同样的困惑。
和所有在10年代长大的孩子一样，虽然也听民谣电音摇滚，但她最喜欢的流行歌手还是周杰伦。
2019年周杰伦在巴黎开演唱会，点唱环节抽到了一对年轻夫妻，女方希望周杰伦为她深爱的法国丈夫唱一首《学猫叫》。周杰伦听到这个要求第一反应是愣了会儿，随后在乐队的配合下象征性地“喵”了几句。
那场景，让隔着屏幕的吴笙都感到无比尴尬。她研究过这首被称作2018年华语世界最火的歌，和弦编制是最简单的1563，人耳觉得最舒服的和弦套路之一，甚至于如果你直接念出歌词“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就会发现，其本身的平仄就和曲调几乎一致。
音乐人范筒也曾经在B站上总结以《学猫叫》为代表的抖音热门歌曲套路：他把和声进行分成了卡农组、6415、4536三组，这三种都是大众最接受的和声套路。然后发现每一首神曲都可以安进这个套路里。
也不是说用套路不行，吴笙曾经很喜欢的《好久不见》在和声上就是1564的不断重复，她自己在编曲的时候也经常会用到这类框架，但必要的陌生化处理是她对自己的要求，以及，最重要的，表达的缺失。“这些歌都是空的。”
“和鄙视链无关”，流行音乐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商品。而流行音乐在广义上并不是固定的类型，而是一种状态，包括现在自诩“小众”的摇滚、嘻哈、民谣等，在走出地下，拥有一定的粉丝规模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也成为了流行音乐的一种。
从总体上来看，所有时代的流行音乐生产都具有趋同性，即生产最具商业潜力的产品以获取预设的利润，并将这种潜在商品经传播抵达受众。
但过去，这种商业潜力是允许艺术与流行相结合的。郑汉时常怀念90年代，那时他听罗大佑、陈升、李宗盛，都是流行乐手：“我觉得那些东西是让我很感动的，即便他们只是在讲小情小爱的东西，他也是讲特别的真挚，是用很真诚的方法来跟你沟通。”
“所以除了可能日常生活满足这个娱乐需求以外，我觉得流行音乐还有一个面向应该是能够提供人一个思考的空间的。”
这曾经是所有音乐创作者的一个共识，甚至包括最早诞生神曲的彩铃时代。《两只蝴蝶》爆火后，高达 500 万次的单月彩铃下载量将演唱者庞龙直接送上了2006 年福布斯的内地男明星收入榜榜首，他当年进账是 1800 万，比范冰冰还高 100 万。
也是那年，庞龙回母校沈阳音乐学院开了一个音乐专家班并出任终身教授，此后十来年，庞龙都在着意用这个头衔来替换掉神曲演唱者的身份，向正经音乐人靠拢。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生产“神曲”变成了一件特别坦荡的事。
吴笙在自己常年混迹豆瓣原创音乐小组里看到过一条帖子，楼主自称是某原创音乐服务公司，长期招募词曲人，说明写得格外直白。
“提供每周4节免费网课，让你写得作品更容易火”
“我们很俗 我们追求的是写出一首火歌”
“歌曲越火，拿得越多”
“每周最低价交3稿。但每稿只需要写两句副歌即可。”
吴笙记得自己所在的小组总共才6000来人，但那条帖子底下，连续半年都有人咨询如何加入。
4. “你没得选，只能吃这个。”
酷狗TOP榜第一、内地榜第二、抖音飙升榜第一、QQ音乐飙升榜第一、流行指数榜第一……
这是秦纨所在的音乐公司负责作词编曲的新歌《问心》在发行五天内取得的成绩。与这些榜单几乎同时发酵的，是微博上，《问心》及其演唱者涉嫌抄袭的热搜。
有人将其传唱度最广的副歌部分和另一首古风歌曲《千秋迭梦》的midi和旋律进行了比对，发现两首歌四句里有两句都高度相似。
但这些争议似乎并没有打乱秦纨的推广节奏，在《问心》同时登上QQ音乐巅峰榜的两大子榜单之后，他及时地更新了朋友圈：
“QQ音乐登顶，继续努力。”
秦纨所在的音乐公司是今年刚成立的新公司，旗下有12个词曲作者和8个签约歌手，创作的原创demo超过3000首，成品1000首。目前公司最大的爆款是一首《迟来的情话》，发行40天，抖音播放量就超过了10亿。
无论是《问心》还是《迟来的情话》，都符合神曲的生产标准——歌词简单、副歌前置且易于洗脑。以《问心》为例：问问问问你的心，有没有片刻一点点深情。”
而遭到被其抄袭质疑的《千秋迭梦》里，这段旋律安排在第三段，配词为：“风吹雨折不肯退，把酒拈花看霞辉。”
不讨论抄袭与否的话，郑汉觉得这些套路其实可以理解。
他有一个在YouTube上做视频的博主朋友，大家偶尔在一起讨论不同平台的传播机制，对方告诉他，根据YouTube后台的数据分布，一个视频在进行到第5分钟后，观看人数就会骤降，到第10分钟，留存人数可能就只剩下30%了。郑汉的主业是大学老师，在他看来这件事在理论上是很不可思议的：
“10分钟想讲一个很明白的道理，输出一个知识性的东西很难。但对他们来说，如果不能在10分钟以内表达清楚，这支视频就完蛋了。”
回到音乐上，抖音只给了音乐15秒钟的时间，酷狗音乐重要的定制化推荐功能「猜你喜欢」的播放方式是直接一首歌从高潮部分进入，并总共只播放30秒：“大家看到第5秒、第10秒，发现没被触达，立马就会滑走”。
问题在于，这个“5秒钟投票”的规则是谁制定的。
过去唱片公司掌握所有的平台，它给听众输出什么，听众就只能接受什么。而现在，这个绝对的权威消失了，听众似乎可以完全依赖自己的审美去选择。包括今年腾讯的十大热歌榜引起的争议，乐评人杨樾说了一句话：“热歌反映的是民意。”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从Pandora、Spotify到QQ音乐、网易云音乐，国内外音乐流媒体平台的推荐系统已发展了20年。技术当然是中立的，但负责制定标准的平台却不是。实际上，这种“标准”究竟有多接近真实，又掺杂着多少平台的驯化成分是有待商榷的。
郑汉提到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在网易云音乐的每日推荐，总会产生自己精通八国语言的错觉”——小语种是丁磊的喜好，也是网易云版权最全的一块。
《2020抖音音乐生态数据报告》也显示，2020年排名前10的爆款歌曲总播放量945亿，相当于全中国平均每人播放67次。很难有人在这样高频度的渗透和冲刷下独善其身。音乐人郑钧曾在访谈节目里说：
“现在所有的排行榜公信力都崩了，首先你完全没办法选择，因为它给你选好，放你面前，是让你恶心的菜。但你没得选，只能吃这个。”
更何况，这还是一场精心计算过后的渗透。
B站上一位自称周深混音师的UP主“李巨大脑袋”在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抖音后发现，为增强响度，抖音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音乐的动态。声音失去了动态信息，没有了活力，音质也被摧毁，几乎失真。
“人耳是需要培养的，如果一直听这些音质的音乐，人们对于听觉的追求永远不会进步。”
5. “哥，能不能给个演出机会？”
热歌反映的是被绑架的民意，但这种反映却会真实地回馈到音乐创作者身上。
郑汉前段时间给网易云做过企划，他对现在音乐生产的普遍模式很有几分担忧：
"是先由抖音和平台沟通，平台再去发包给制作人，他会说我们要做什么什么歌，你必须按照这个reference去写这样类型的。写完再找人唱出来，交给类似于抖音这样平台去推。后者则会做一个算法，去判定这些各种用户的潜质，然后再请头部的UP主去翻唱这个歌，在短时间内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流量效应。如果这首歌因此火了，就能再逆输入回大的音乐平台，再上首页banner，将带来的流量变现。"
在这个过程中，音乐创作就会变成一场平台合意控制下的沉默螺旋游戏。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什么火就作什么。
郑汉这几年常去音乐节，他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当民谣最火的时候，音乐节最多的演出是民谣；摇滚出来了，台上吉他改成架子鼓，一无所有无地自容；嘻哈火了，满台乱蹦的又变成了破洞裤。看起来仿佛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来来回回出演的都是熟面孔。
流量追逐的游戏下，曾经被视作原创音乐扶持起点的版权费也开始走上虚高的路子。阿庆身边有不少名气大的同行一首歌被卖到10万、20万，但他认为并不是一件好事。版权应该是一种良性循环，才能慢慢渗透到整个行业，一旦出现“暴利”的情况，底下的音乐人就会被挤压。
而这种状况在演出领域已经有所显现。阿庆观察到，这些年，一些有背景的新兴厂牌，为了拉到自带流量的独立音乐人，甚至不惜开出天价。但一方面，预算总是有限度的，大头给了头部，底下的可能就能连汤都喝不上了。另一方面，也让其他中小厂牌邀请知名音乐人的门槛变高：
“比如一支和新裤子量级差不多的乐队，人家一上来就说谁谁谁上次给了50万，现在你要我20万干，我不干。”
这样一来，音乐人的马太效应开始越加明显。演出方需要头部音乐人的流量效应，腰部与腿部的音乐人，最直观体现的是被挤占了营收空间与机会。
周游打了二十几年的鼓，和形形色色的乐队有过合作，后来开公司，因为合伙人不善言辞，也不得不和场地、平台、音乐厂牌、投资人等多方打交道。在他看来，当下音乐生态其实是脆弱不堪的。
“看起来仿佛朝气蓬勃，但最后，普通的音乐人很难从中受益。”
他前两年和一个圈子里知名度很高的乐队晚辈一起喝酒。喝到后来对方跟他吐苦水，历数自己这些年吃了很多苦才终于走到今天。周游便好奇地打探了一下他的收入，得知了一个让他一听就觉得不咋样的数字。
对方没理他的泼冷水，继续忆往昔，包括喝了多少顿酒，是怎么跟各地的Livehouse老板搞好关系的，“见人就叫哥。”
周游没忍住打断他：你有这个折腾劲，干点啥生意都比这个赚的多了。对方差点哭出来。
“你很难想象那帮在台上骂娘、见谁都不服的乐手，到了台下之后就会说哥能不能给我个演出机会。而实际上，95%的乐队都这样。”
更残酷的是，这种点头哈腰换来的资源依然是脆弱的。连着两季《乐队的夏天》播出后，那支乐队没能上节目，生意很快就没了。
那么受益的是谁呢？这是个好问题。
周游回答了一个故事。两年前，他作为合伙人参与到一个宣发公司，负责给一个初出茅庐的音乐人宣传一首歌曲。效果意外地好，没发布多久，那首歌直接登上了TMEA榜单。
但几天之后，又毫无预兆地跌了下去，后来那个乐手做活动、出新歌，都没能再登上去过一次。
“直到我们隐约听说，他和另一个歌手重名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书旻、潘玲、吴笙、秦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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