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黄瓜汽水
编辑 | 渣渣郡
题图 | 电影《消失的爱人》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当海水逐渐退潮，如今留在岸上的，是李靓蕾长文中展示的一系列心理学名词：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情感虐待（mental abuse），它们的余温足够给大众上一节免费的心理科普课。
其中，大家最关心的议题是：如何制造一个疯女人。
在社交平台上，有人把整件事当作女性爽文：李靓蕾凭借着清晰的头脑，审慎地绕开了王力宏与其父构造的“疯女人陷阱”。
“如果你现在发声明道歉，说你昨天其实是神智不清发的文，现在跟孩子住的房子就给你。”
“心理师说你会一直想要换心理师，直到你可以找到会被你说服你太太是疯子的心理师。”
网友解释，所谓的疯女人陷阱，是指男性试图将异性伴侣的“出格”行为，归结于“她疯了”、“她病了”这些不可抗力。如此一来，大众不再信任她，只会把她视为一个求爱不得、贪图钱财、歇斯底里的女人。最终，唯一合法的诉说者便只有丈夫。
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会让人们嗅到阴谋论的气味。但事实上，撇开八卦，这套操作历史悠久。
当绝望主妇从厨房走出房门外，开始向全世界控诉时，这股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污名化疯女人”的浪潮，就有了拐弯的可能性。
疯女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产物。不论是在神话还是现实中，都能找到清晰的脉络。
翻开古希腊神话，总能遇到许多愤怒、疯狂、邪恶的女神。
从被诅咒的卡桑德拉（Cassandra），到惩罚同性第三者的天后赫拉（Hera），再到杀死稚子的疯妇美狄亚（Medea），她们都以邪恶或疯癫的面目示人。
有学者认为，神话史诗对女性愤怒与癫狂的侧写，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对女性无可名状的恐惧。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当中提到，男性通常对女性又爱又恨。爱当然是爱的，但与此同时有一种害怕、一种恐惧，特别是对于她们的生殖能力。
到了中世纪，这种“疑惑与恐惧”在现实中以另一种方式进行。
黑死病席卷欧洲之后，教会把罪名指向了一群被称作“女巫”的疯女人。
大众认知中的女巫，是西方童话向我们灌输的形象：佝偻着背的老太太，长着鹰钩鼻，丑陋异常，熬着一锅浓稠的绿色汤药。但事实上，所谓的女巫也许只是一个精通草药学或占星学的普通妇女而已。
猎巫运动伴随着一本莫名其妙的《女巫之槌》愈演愈烈，书中宣称“巫术是来自肉体的色欲。魔鬼以性的愉悦诱使她们效忠”，指控女巫们和魔鬼性交，为祸人间。
猎巫一开始使用绞刑，但据说女巫的尸体会变成吸血鬼，干脆就改成了火刑——圣女贞德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被送上火刑柱。
判定女巫的方法是非常荒唐的。甚至身上长了一个痦子，或是被针扎后流血，这些正常人会有的特征，都可能被判定成“女巫的印记”。
当然，女巫也不过是疯女人考古史中的冰山一角，女性总会以更古怪的面目出现。
作为历史和文学的书写者与记录者，男性在搞不懂女性情绪为什么难以揣摩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下了一道诊断书。
19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人们会赋予女性一种特殊的病症“歇斯底里”。这个病症被解释为女性子宫扰动、游走或倒错造成的，治疗方法是使其怀孕，或者生殖器按摩。
就连歇斯底里的词源，都是希腊文的“子宫”（hystera），像是女性生来携带的原罪疾病。
精神分析学家也在为疯女人形象的立体化增砖添瓦。
在那场《女性气质》的演讲中，弗洛伊德提出观点：女性是“阴茎嫉羡”的受害者，这种嫉羡将在其性格的形成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妇女可能被认为缺少公正感。我们还认为妇女的社会兴趣较男性的小，而且她们升华本能的能力也弱于男人。”
“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年轻的、有点不成熟的个体，我们希望他能充分发挥精神分析为他揭示的发展的可能性。然而，同龄妇女却常常因为其心理上的僵化和不变性使我们吃惊。她的力比多已固定在最后的位置，似乎难以为其他状态所更换。她没有道路通向进一步的发展，似乎整个过程都已完成了，此后再不易受到影响了——确实，在通往女性气质的艰难发展中，她似乎已耗尽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可能性。”
弗洛伊德在他的工作室里放有其印刷复制品
歇斯底里的、善妒的、缺乏理性的女性们，就是一个被阉割过的男性。她们因为妒忌男性的阳具，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神经官能症，导致她们“发疯”了。
这或许可以被用来解释，扎根于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从何而来，这也是全世界共享的刻板印象——男性是理性有逻辑的，女性是感性不受控制的。
疯女人就这样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可以用来反衬纯良听话的女性，也可以用来证明男性当事人的清白无辜。
如果彻底“打捞”一遍，我们会发现经典的文学、影视、文艺作品里出现的疯女人，是一种男性视角下的调味剂，是被制造出来的文化现象。
女性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其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抛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在每个温顺善良的女性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
所谓阁楼上的疯女人，说的是《简·爱》里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前妻伯莎。关于她的精神症状，不管是读者还是简·爱本人，都是从罗切斯特口中听到的版本。
而被监禁在阁楼之上的伯莎显然是失语的，没有人听过，在她叙述的版本里到底谁才是疯子，谁才是受害者。
当简·爱和罗杰斯特先生打算宣誓结婚时，伯莎的出现毁灭了简·爱的一切梦想，她毁掉了庄园，弄瞎了罗切斯特，自己也葬身火海。
吉尔伯特和古芭推测，这位疯前妻其实对照了简·爱本人“一直试图压抑的狂暴而秘密的自我”。她代替理性冷静的简·爱去发泄、复仇、大杀四方。
天使与恶魔，从来都是最锐利的对照组。听话的女人是“房中天使”，不听话的疯女人就是不可掌控的怪物。我们小时候读《白雪公主》，都会默认代入自己是肤白如雪、善良羸弱的公主。但事实却是，一个主动追求自主性的女人，更容易被塑造成恶毒的继母皇后。
“母夜叉、怪物、女巫和疯女人的威胁依然潜藏在女性所讲述的故事中那位顺从的理想形象背后。从男性的立场来看，拒绝接受屈从、沉默、仅仅从事家务劳作命运的女性是可怕的东西——她们是戈耳工、塞壬、斯库拉、蛇形的雷米尔、死亡之母或者黑夜女神。但是从女性的立场来看，怪物般的女性仅仅是一位寻求自我表达的女性。”——《阁楼上的疯女人》
不同时代的疯女人，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放在前现代，她们是可以被家庭内部消化的一个污点。
《大宅门》里的杨九红，近乎偏执地想进入白家，从而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主体性，然而最终也未实现。深宅大院对杨九红的精神绞杀，让她一辈子活得疯癫悲惨，终于成了整个家族都轻视的疯女人。
《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几位悲惨的姨太太们，也可以视作传统意义上“硬颈”的疯女人。三姨太跋扈反叛，扯着嗓子唱戏，背着老爷偷情最后被家族处死；四姨太颂莲目睹了梅珊的死，对自己作为玩物的永无尽头的处境感到绝望，看着第二年新娶的五姨太，她也非常合理地“疯”了。
这些疯女人的性命，只能终结在一口古老的深井中。
封建制度绞杀了古老的疯女人。而威胁一个现代疯女人，只需要让她“社会性死亡”。
我们目睹过互联网制造疯女人的过程，男性当事人号召全社会展开一场“现代猎巫”。
在众多控诉男性当事人的女性里，我最忘不掉的还是孙一宁，一个拒绝了王思聪还反手把他挂在全网嘲笑的小网红。
一开始，孙一宁也承认她是害怕王思聪的，因为对方可以轻轻松松就让她丢掉工作和生计。
而当对方变本加厉地威胁，要通过钱权将不听话的孙一宁制造成舆论场上的疯女人时，她竟然抢先一步“疯”了，说出了那句名言：我的真面目就是你爹。
人们为她“反抗资本家”而鼓掌，围观王思聪作为男性当权者出丑的样子，当作笑料在微信群里转发。但或许只有孙一宁本人清楚，自己差一点就变成了新时代火刑柱上等待被处刑的女巫。
娱乐圈多的是已经被制造出来的疯女人。制造的主人并不仅仅是男性，还是围观猎巫行动的所有人。
每日人物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报道，叫做《香港不缺疯女人》，几乎是一部记录香港娱乐圈女性被生吞的当代史——
吴绮莉疯了，她是不合格、不听话、不顺从的大哥的女人。
关淑怡疯了，她是精神失控的单身母亲。
陈宝莲疯了，她被迫演三级片，精神崩溃，是自杀的疯子。
蓝洁瑛疯了，她在街头拾荒，甚至去世前还在控诉强奸她的大佬们。
听话的女人，买包买房分财产；不听话的女人，果断遗弃断绝，使之从高阶层跌落，变成港媒最爱的头条人物，在日复一日的“游街”之后，精神和物质双双落魄崩溃。这套针对女性的规训奖惩系统，执行得高效利落。
这并非是独属于东方的景观。
布兰妮在西方世界，就一直扮演着香港疯女人的角色，因为大众喜爱的就是极致快速的坠落。在布兰妮剃了光头之后，围观她疯癫的大众情绪到达顶点，媒体甚至写好了她自杀去世的通稿，为她最后的毁灭点火助力。
一个疯女人走向自杀，就是不服从这套系统的最好的警示。男性当事人与围观者们，共同把她们抛向城市上空，成为一处独特的景观，被展演、巡游、直播。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描述过，“展示疯子，是中世纪的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这些不幸者的古怪表现及其境遇引起观众的嘲笑和侮辱性的怜悯。疯癫变成这个世界的纯粹景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谁能保证这不是正在发生的事。
疯女人的荆棘之冠，往往是男性当事人和围观者共同为她加冕的。
很多女性甚至都不清楚，自己是如何成为大众口中的“疯女人”的。就像小白鼠，疯女人可能也是男性当事人成功操控的实验品。
《煤气灯下》的英格丽·褒曼，一个困在束腰里的天使，被新婚丈夫用各种物理手段诱骗折磨，从一个正常女性，变得谨小慎微，怀疑自己有严重的精神病。
丈夫让她当众崩溃，在舆论场上证实她确实是疯子，让她丧失进一步向外求助的可能。
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操控女性心理、最后再把脏水全都泼上去的做法，仍然行之有效。
在一则Tiktok视频里，一位男性拍摄了自己的妻子发疯的视频，镜头里的他本人冷静地、置身事外地任由妻子在门外尖叫砸门。
网友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如果是几年前，我会以为这位女士是疯子。而现在，我会质疑这位男士为何如此冷静？因为他就是逼疯妻子的人。”
大多数社会学意义上的疯女人，都是被后天塑造出来的。
在一篇2019年的论文 The Sociology of Gaslighting 中，作者佩奇·L.斯威特（Paige L. Sweet）观察了43位女性样本，她们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过“煤气灯”操纵法。
“施虐者扭曲现实、颠倒黑白，在受害者的思维中制造出一块‘模糊地带’，以操纵、搞混并控制受害者的心智，最终实现改变受害者对现实认知的目的。这种氛围是性别化的，因为疯狂、不理智（crazy）等形容词都是和婊子、母亲或者一些女性身体器官联系在一起。”
对于男性施虐者来说，他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运用了集体无意识赋予他们的“理性气质”，将女性受害者与愚蠢的女性气质划等号。
“Susan的前任告诉孩子们Susan疯了，还跟踪Susan，监控她的短信和电话。然后坚称Susan有妒忌之心。当前任切断她和亲近朋友的联系之时，Susan渐渐意识到他在操纵她的思维。”
男性运用了女性有关精神卫生的污名，将她们塑造为“疯子”的形象。而女性也十分害怕被建构为“疯女人”，尤其是可能因此丧失对孩子的抚养权，或者失去在社会网络中的可信性
如果这些案例离我们太遥远，那么更贴近生活的疯女人专属名词你一定听过——更年期。
这三个字背后意指的，是歇斯底里、无端狂怒、唠叨、阴晴不定。甚至辐射了所有情绪不稳定的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成为一个专属女性的侮辱性名词。
直到医学专家们科普了关于更年期的污名化，我们才逐渐认识到，所谓的中年女性不可理喻，其实是激素导致的“围绝经期”。她们的身体进入新阶段，体验着生理的极限，但却要接受一系列来自家人和社会的嘲笑。
一位豆瓣网友在李靓蕾发文之后，回想了自己家庭中的种种面貌，最终发现：我妈就是我爸口中的那个疯女人。
“每次我妈在家发脾气，我爸都会说：别理你妈，她有神经病。”虽然是调侃，但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中，孩子逐渐产生了对母亲的偏见：我妈总是歇斯底里。
甚至在商场，这位网友都能听到其他父亲说出同样的话。并非父亲们有意污名化母亲，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服从了某种集体无意识。
这是困在阁楼中的疯女人们，困在起居室和厨房里的疯女人们，困在男人话语描述中的疯女人们，正在共同面对的水泥天花板。当她们被粗暴定义为“疯子”时，处境如此孤立无援。
等待浪潮褪去之后，不妨静下来听听那些“疯女人”讲述的版本。
或许我们会反思，疯的到底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