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作者：番茄汁，编辑：詹茜卉，校对：秋沙、李栋，原文标题：《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头图来自：《白鹿原》
最近，汉文帝霸陵位置的确认，算得上是考古界的一件大事。汉文帝霸陵的真实位置是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而不是流传了近千年的凤凰嘴。离霸陵不远的杜东原（也称“少陵原”），则是汉宣帝的杜陵，除此以外，其他9位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北面的咸阳原上。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这几个地名后缀都是“原”字。实际上，在西安城内外，类似的还有如细柳原、凤栖原、龙首原、乐游原等地。为什么西安有这么多“原”呢？
各种“原”的由来
“原”，本义指的是高起而上面平坦的地方，是一种特殊地形。《尔雅·释地》里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还有个字叫“塬”，在字意上与“原”差不多。不过“塬”字并没有被《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收录，而是近代人们为了描述黄土地区特定地貌而专门创造出来的。1953年，地理学家黄秉维将“塬”引入地貌学文献，后有罗来兴给予科学定义。严格来说，“原”的概念内涵都要远大于“塬”。
从地理学角度来说，原的形成与演变是由于“原面被流水侵蚀，逐渐形成沟壑，沟壑逐渐被冲刷，不断趋于陡深，原面自然割裂，一个大原变成两个小原，小原上面可以形成新的沟壑……”。这一地貌特征在中国西北地区非常普遍，所谓“黄土高原”即由此而来。
不过，西安周围的原，却算不得“黄土高原”，准确地说，它们属关中平原，由东南趋向西北呈倾斜形。从秦岭到渭河，这片区域被切割成众多个“原”。
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白鹿原，据说是周平王时有白鹿出而得名。西周时期，这里鹿很多。《诗经》里“瞻彼中林，牲牲其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等诗句，说的就是当时的景象。
咸阳原，以咸阳城得名。与后者不同的是，咸阳原泛指从西安东北到西北渭河北岸一大片区域。
龙首原，指浐河、潏河之间的高冈地，呈南北走向，以附近的龙首山得名，是龙首山从南到北伸向渭河的诸高冈的统称。狭义上龙首原指该区域最北侧部分，高度较大，像龙头高昂。
凤栖原，位于龙首原和杜东原之间，横于曲江池之西，呈西南东北走向。严格说，凤栖原是从大的龙首原中分出来的，据传是汉宣帝时凤凰飞集而得名。
乐游原，位于西安东南，南起曲江池北岸，向北偏东延伸。一般认为，西汉时期这块叫乐游里，故而得名。汉宣帝皇后许氏就出生在此地，去世后也葬在此。
细柳原，位于西安西南长安县的细柳乡一带。汉文帝时，周亚夫屯兵于此抵御匈奴，军营叫做细柳营，因此后人把这块地叫细柳原。在细柳原附近，还有毕原、神禾原等，是周朝诸王如文王、武王等人的安葬地。另一个叫铜人原，也与白鹿原相邻，是西汉重要的墓葬区。
接下来，我们以西汉为主，讨论一下为什么他们要把陵墓放在那么多的“原”上。
“原”与西汉诸帝陵
西安附近既然有那么多原，为什么西汉大多数皇帝偏偏选择把陵墓放在咸阳原上呢？
这里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压制前朝。咸阳是秦朝都城。西汉建立后，咸阳虽然风光不再，但在西汉皇帝眼里，威胁仍未解除，在此地密集布置墓群，可以起到威慑和压制作用。
其次是风水原因。咸阳原高大雄伟，泾、渭分流，南濒渭河，背靠北山，遥望终南，在此建陵，大有顶天立地之势，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由于咸阳原本身就已十分高大，在修建陵墓时可以就地起土。汉成帝时曾考虑在渭河南面建陵，结果地势太低，需要从东山运土，花费太大，最后不得不继续选在咸阳原修建延陵。
第三是交通便利。咸阳原上地势平坦，向南有多条道路直通长安，向北有两条通向西北的“丝绸之路”。咸阳城距离长安不过百里之地，在此设帝陵，便于当朝皇帝祭祀祖先。
第四是政治军事所需。咸阳原上的帝王陵群，是西汉王朝把地理形势与政治军事需要紧密结合的一个典范。西汉时期，北方匈奴始终是其主要威胁。公元前116年，匈奴大兵南犯长安，当时的汉文帝发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足见形势有多危急。按西汉传统，一个地方修建陵墓，往往会迁徙民众到此居住，并在此设县，设守陵人员五千。像汉高祖刘邦的长陵，迁徙人数在万户以上，最多的是武帝茂陵，达到一万六千户。咸阳作为长安北面的一个门户，在此建陵，相当于在长安北侧设了一道缓冲的防线。
文帝将霸陵设在白鹿原，原因与此相同。文帝时，咸阳原上的缓冲地带初步建成，长安以东的防御却严重不足。他即位前，齐王刘襄就曾兴兵向西，威胁京城长安。他主政后，济北王刘兴、淮南王刘长先后叛乱，虽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但东方同姓诸侯王的威胁却给文帝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把自己的霸陵放在长安以东、东西交通要道的咽喉部位上。
除此以外，文帝选择把霸陵放在白鹿原上，还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其一，文帝尚俭。西汉帝陵封土高一般都在30多米，据考古学家测算，这样大的规模需要动用30多万劳动力。像咸阳原上的西汉诸陵，高度多在25米以上，武帝的茂陵最高，达46.5米，远远望去像一座高山。汉文帝考虑到节俭民力，临终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
其二，古代昭穆制度。汉人讲究礼仪，认为“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位昭”。按当时规矩，辈分相同、帝位相连者，死后不能葬在同一陵区。汉惠帝和汉文帝都是刘邦之子，均在穆位，惠帝的陵墓在高祖长陵边上，文帝就只能另外找地方了。宣帝选择在杜东原上建陵，也是这个缘故。
可以看出，无论选在哪个原，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要在高处。《史记》中说西安“地执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因此，西安从地理结构上满足了历代帝王喜欢居高临下的心理需求。这一点，在另一古都北京身上，也能找到明证。北京也被称为“地处雄要，北依山崄，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古代帝王喜欢在西安、北京建都的原因。
“原”与诗
由于原本身特殊的地形结构，很多文人墨客在此登高远眺，面对自然美景，往往能激发出内心的创作欲望。所以，很多诗词歌赋中，都能见到原的身影。
最有名的当属白居易的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是他准备应试的试帖诗习作。此时的白居易16岁，正寄居在浙江，还没到过长安，他笔下的“原”更多的是一种想象。
同样是写古原，比他稍晚时代的李商隐则是亲身经历。大约公元844～845年间，李商隐从太原往长安，路过乐游原时，看到残阳如血，不由得为当时的晚唐国运担忧伤感，于是写下这首《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同样是在乐游原，与李商隐同时代被后世称为“小李杜”的杜牧，也曾写过一首《登乐游原》：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杜牧站在乐游原上，看向北方昔日里汉代帝王陵墓，如血的残阳勾勒出汉家陵阙雄健的身影，世事茫茫，帝王将相，终成灰土，一股浓重的历史沧桑感涌上其心头，不由得喟然长叹。
作为汉唐时著名的游玩胜地，也是整个长安城的最高点，乐游原在古代文化人当中是很受欢迎的，不管是高兴还是失意，到了这里都能找到排遣的方法。所以乐游原在古诗词中所留下的文字或许也是所有原中最多的。除了李商隐、杜牧的这两首，比较有名的还有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宋璟的《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则表现的是盛唐时期的盛世繁华：
侍饮终酺会，承恩续胜游。
戴天惟庆幸，选地即殊尤。
北向祗双阙，南临赏一丘。
曲江新溜暖，上苑杂花稠。
亹亹韶弦屡，戋戋贲帛周。
醉归填畛陌，荣耀接轩裘。
诗中的乐游园，就在乐游原上。同样是在乐游原，韩愈在登原时，回忆起曾建在此处的太平公主山庄，写下《游太平公主山庄》：
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押城闉。
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
公元821年，时年50岁的白居易结束被贬外放生涯回到长安。他感慨于仕途坎坷，独自打马登上乐游原，写下了《立秋日登乐游园》：
独行独语曲江头，回马迟迟上乐游。
萧飒凉风与衰鬓，谁教计会一时秋。
此时的他经历了半世风雨，再没有当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豪气和斗志。与这些借登原感叹个人蹉跎失意或国运的衰颓没落的诗词相比，在所有写“原”的作品中，最有气势，当属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雪》里写的：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毛泽东写这首诗时，正准备由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看到陕北大雪，激发创作灵感，所以这里的原，应该不是西安附近的原，而是黄土高原。
今天的西安城里，昔日的古原，在高楼大厦面前黯然失色。人们只能从像龙首原、凤栖原这样的地铁站名来激起对古原的回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西安地区地形的历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2.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
3.马正林：《咸阳原与西汉诸陵》，《人文杂志》1987年第2期；
4.刘浩宇：《唐代乐游原登临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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