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睿电台”的首期节目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严飞老师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郦菁老师，基于自身对学院和公共领域的近距离观察与切身性思考，冷静地分析了“知识井喷”盛况背后的幽暗一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ID：TheThinker_CITIC），作者：郦菁、严飞，文字整理：蓦然，头图来源：视觉中国，原文标题：《知识生产正加速走向保守？》
一、什么是知识生产？谁才是知识生产者？
严飞：我一直都在倡导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第一种是在学院体制里的知识生产，注重专业化、体系化，比如说一篇论文要有前言、理论分析、研究方法和参考资料等。这样一种知识生产的受众局限在学院体系里，最终变成了一种学院内部的知识生产和对话。一方面，学院内生产的知识非常精细化和有深度，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受众范围相对较小。
我打一个比方。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城市里的群众运动之间的派系斗争和分裂。在我写完博士论文的时候，全世界懂这一个领域的学者和读者大约只有10位左右。所以，我们可以对话的群体非常小。而且很不幸的是，在这样一个学术群体里面，知识是高度同质化的，所以不太容易去激发出一些新鲜的观点，或者是异质性的联结。
第二种知识生产是走出学院，进行面向公众的知识分享，更加偏向通识类的学术普及。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弊端。在学院外的空间里，读者们往往来自不同的背景，针对同一个话题，大家意见不统一，就会产生一些争执和辩论，认为分享者水平不够，或者太会掉书袋等。但正是因为这样一种高度的异质性，才可以使分享者看到自己在固有领域之外的盲点，进行跨领域的对话，从而激发起自身对知识深度的探索。
在过去的15年时间，我一直在媒体平台、书店等场合尝试一种面向公众的书写、辩论，甚至还要跨界，比如和艺术家、书评人、文化评论者就一些社会上出现的话题展开讨论。其实是以学者的视角进入到公众中。在这个过程中，听众也会提出很多的问题，交流下来，我也会非常有收获。
郦菁：严飞老师刚才讲的很有意思，其中有他自己的一些体会和实践。其实也促使我们反思一个问题：什么是知识生产？谁可以进行知识生产？我们提到知识生产的时候，往往把它跟学院体系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以研究型大学为基础的学院体系，认为它是知识生产的唯一权威。实际上，现代大学的发展不过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只有200多年的时间，但人类一直在进行知识生产。特别是在西方迈向现代性的转型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知识生产的方式，大学只是其中一种。
有一位叫做彼得•伯克的历史学家在《知识社会史》这本书里讲到，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就出现了很多知识生产的形式，比如说大百科全书，甚至包括商业情报、外交情报等间谍活动。在英国，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巡回公开演讲、新的知识产权、核心媒介的发展等。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和全国性的政治体系的形成也有很强的关系。主导这些知识生产形式的人往往不是学院知识分子，况且，当时也没有纯粹的学院知识分子。
![知识社会史，[英] 彼得·伯克 / 著，陈志宏 王婉旎 /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https://i.aiapi.me/h/2021/12/23/Dec_23_2021_15_10_50_27274421078775987.jpeg)
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佩里·安德森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其中谈到在二战之前的欧洲，学者并不是一个有清晰职业边界的群体，而是和广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处于同一个群体。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出版、沙龙，或是在咖啡馆里聚集等渠道，和记者、艺术家甚至是当时左翼政党里的一些知识分子都有密切的交往。这点和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的学者群体更加封闭，和其他类型的知识生产者不再形成一个广义上的网络。
严飞：我特别喜欢郦老师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谁是知识的生产者？大家都错误地认为，只有学院里的精英才有资质或者特权进行知识生产。但恰恰不应该如此。首先，如果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不愿意抛弃自己高高在上的、精英化的地位，而是以一种俯视的姿态进入到面对公众的知识的分享和生产中，用通俗的话说，他们就不是在讲人话。他们在自己的框架之下，用一套知识谱系去引导这些受众，让受众成为一种知识的附庸，或者是个人知识的追随者，这样就会特别得可怕。其次，我认为人人都可以是知识的生产者，每个人都可以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分享知识。
郦菁：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知识其实是对信息流的一种特定的组织方式。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域和不同的制度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对于信息流的组织方式是不一样的，背后其实有不同的话语、假设以及出发点。所以，我很同意严老师的观点。大家都可以进行知识生产，不光是学院知识分子。每个人对于信息都有不同的组织方式，只不过有些人的组织方式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用处，或者会吸引更多的人。
那么，为什么学院有这样高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院对信息流的组织方式是更为抽象的。一旦知识以抽象理论的形式出现时，知识的应用场景就更广，使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生产知识的人也获得了权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学院的优势和合法性是来自这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就高人一等。
其实还有一些对当代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特别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比如说智库。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美国，无论是共和党的政策，还是平台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它们的制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些保守派智库的推动。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最早出现在美国，早在二三十年代的进步运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例如兰德这样的公司在二战之前就开始运行，但是到了二战后，它的主要功能是所谓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来为政策提供辅助。
20世纪70年代之后，兰德公司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从研究配置到游说上。其中所进行的知识生产不再是大规模数据的研究，而更可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一篇报纸文章或者一个政策报告。这一变化后来也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时期，政策辩论政治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这是我们在理解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时，谈论的比较少的一个侧面。
二、资本如何介入知识的供给与需求？
郦菁：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学院体系的生产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衰弱，内部越来越缺乏新的动力。这其中有一些历史的原因，应该从美国讲起。中国目前的学院体制的组织方式，包括长聘轨的聘任制度、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组织方式，还有其他有关晋升和研究经费的组织方式等等，都是向美国学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一波向美国学习的浪潮，但美国原来也不是通过这种制度来组织学术研究的。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个所谓的新社会运动，有一些左翼学生进入了学术体系。这些年轻人为了能更快地进入学术体系，挑战旧的学术权威，就需要一定数量、质量的论文和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就会倾向于提倡同行评议等制度。这些制度一开始是年轻人上升的一个工具，后来又成为其反面，呈现出来的面貌对年轻人其实反而不是很友好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扼杀了学术的创造力。因为如果要进行同行评议，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一些创新的、出头出脚的，也不那么符合学术规范的东西很可能就发表不了，而那些中规中矩的，大多数人都能认同的东西就可以发表。
最后，你会发现整个学术体系越来越封闭，生产的东西也越来越形式化，既没有回应实质的议题，也没有回应一些时代的议题，而且这些制度都在相互加强。中国把这些学过来之后，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整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创新力都在下降。
严飞：其实也是我之前提到的，学院内部的知识生产越来越同质化，缺少一种异质性的联结。这种同质化进入到技术时代之后更加明显，因为我们引入了统计分析的工具，之后还经历了从传统的定量模型到复杂的定量模型，未来还将牵涉到更加精巧、量化的计算，去验证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在这一趋势之下，学生们只是为了发表论文而发表论文，在几个变量之间来回的倒，寻找一个因果的关系。学者们不是不愿意去做创新，而是因为在现有体制和晋升轨迹的束缚、压迫之下，不得已去选择一种最为稳妥的方式发表论文。所以，也许走出学院，做一些异质性的联结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但这里又会产生一个悖论：如果你不能在学院体制之内生存下来，你有什么样的资格在学院之外进行联结？
还有一点，关于知识的供给和需求。我们之前分析的是知识的供给者只愿意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关起门来玩，因为一旦跨出舒适圈，接触到前沿的学术讨论和方法，很多人过去掌握的一些知识就会跟不上趟。所以，那些旧有的知识可以不断地延续，使很多人因此而获得权力，这也意味着知识的供给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在过去的5到10年间，社会大众整体受教育水平、知识水平不断提升，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很多人还是很想获得第一手的知识，想去探究为什么。但与此同时，我们想要接触到的知识面其实在变窄。
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就慢慢地出现了，请来一些愿意踏出自己舒适圈的学者来做知识的分享和传播。依托资本市场的运作又会进入另外一种怪圈。资本追求的是效益和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会在知识分享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去寻找所谓的学术权威，建立起一种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为这些知识的需求者和消费者赋魅。但是，这些知识权威自身的知识体系又很陈旧。虽然也有一些学术小鲜肉的面孔，但资本会觉得他们的学术地位不够高，对公众的辐射力也许会不够深入，最终导致其中出现一个断层：公众想听到的这些人没有办法分享，不想听到的一些学术权威却可以侃侃其谈。于是，资本的力量进入到供给和需求之间后，就产生了一种畸形的“三角恋”关系。
郦菁：在学院体系衰弱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对其他类型的知识生产方式的探索。但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事实是，大部分这样的探索很快就被资本所收编了。比如说早期出现的一些音频平台，起初提倡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进行内容生产，但现在因为股权结构、零售压力等问题，也慢慢转向了资本端平台，提供主导性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不再是一个更加接近乌托邦状态，鼓励大家平等生产的平台了。
2000年之后，有好多家媒体都想做书评出版物，比如说纽约时报书评、伦敦书评这样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在于促进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交流的形式。但是在2013年之后，这种形式就衰落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移动端媒体的冲击。另外，出版业作为一个相对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也在2000年之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2010年之后，网上售书的平台通过垄断的力量，极大地压低了图书的价格，使得出版业面临很大的困境。
同时，学院体系也出现了自身的问题和外部的压力。这就促使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有哪些新的知识生产形式？最近10年的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端技术有哪些发展？以及，原有的知识生产体系当中的行动者和场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之后，还会产生哪些新的形式？这些我们都可以加以考虑。
三、如何打造学术权威？新的媒介，新的秘密
严飞：10年以前，大家还在讨论电子书是不是要取代纸质书。有一段时间内出版业人人自危，觉得这个行业要从此消亡，然后进入到一种平面电子媒体的展示时代。但今天，大家基本上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认为纸质书还是非常重要。反而是随着过去十年里，新的媒体形式的涌现，大家发现了纸质和电子之外的另一个赛道，也就是通过声音的媒介去展现内容。后来还有了视频和动画短片的知识生产形式。通过这样一个崭新的市场，大家也开始促进纸质书和电子书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把这个蛋糕做得越来越大。
在过去的5年间，声音端的知识分享产品越来越多，特别是在2016、2017年达到了一个“井喷”式的发展，种类、水平也越来越纷繁，导致整个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知识分享的音频节目实在是太多了，多到我们也许只会去购买音频产品，但永远不会去听。今天大家都在讨论音频类型的知识分享是不是已经饱和了，并且进入到一个衰落期。我对这一点其实没有答案。
郦菁：但在最近一两年间，声音端知识生产的市场并没有进一步扩张，我觉得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是资本市场进入点的变化，还有一个是很多听众意识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可能并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这也涉及到一个问题，也就是媒介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种性质的知识和内容更适合被传播。
传媒研究把不同的传播媒介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热媒体，还有一类是所谓的冷媒体。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肯定是一种冷媒体，因为你可以随时开始，随时停止，放下书还有有思考的空间，这就是软媒体的特性。电视、电影一般都是热媒体，主要是跟着它的话语走，很少有停下来反思或者是解构的机会。广播作为最开始的音频节目也被认为是一种冷媒体，因为你可以在开车等场景中随时进入、出来，有一个选择的空间。但在资本进入并主导付费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音频这种媒介被逐渐改造成一种更接近热媒体的形式。
严飞：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录一档音频节目时的心得和体会。我当时在某个平台录一档叫做“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的音频节目，后来也出了一本通识类的书，其中结合了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这档节目的制作过程和所有同类别的音频制作公司一样，延续了一套固定的操作模式，将一个复杂的知识进行拆解。
我想到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知识生产的权威化，通过分享者本人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对知识进行一种包装。大家得知这些知识是由这一领域的权威人士所传授，会被这样一种权力的不对等所吸引。
第二种是知识的世俗化，或者说简约化。对于一档社会学类的知识分享节目来说，其中有很多专业知识，是由社会学家通过自己在特定时期对社会的观察，总结出的一套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但如果要在15分钟的时间内讲述这一套体系，听众们是没有办法及时消化的。所以，讲者需要把这套体系拆解成不同的知识点，并用最通俗的话来进行表达，让读者更容易接受。在通俗化的表达基础之上，还要加入故事和场景，听众才会更容易去买单，而不会在整个音频节目里面迷失自己。
第三种是知识生产的重复性。我自己在录音频节目的时候，编辑经常会让我在开头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描述一下知识要点，在音频录制的中间和结尾，还要再重复一次。通过这三种模式进行拆解后的知识，不再是一个知识体系，而是一个知识片段，其实就是一种浅知识。这就回到郦菁老师刚才所提到的，也许，今天的受众会更加希望在浅知识的基础之上获得更深度的知识。读者的需求也是慢慢地在进化。
郦菁：其实新的付费知识平台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出现，的确给传统的学院知识分子提供了联结的方式和可能，但也带来很多新的危险。作为一个老师，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我的知识生产的过程，比如我要传授什么样的知识，或者以什么样的节奏和方式。但是传统知识生产的空间中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到新的空间之后，必须要按照新空间的逻辑来组织生产方式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控制这个过程——平台会帮你重新组织课程，以一种更利于售卖的形式加以包装。
在这个过程的前期，一些传统的学院知识分子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回报，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声誉方面。但到了中后期，由于知识生产的过程被分割成多个环节，每个环节就相对专业化了，权力集中在平台本身。这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一面。严飞老师刚才讲到平台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秘密和技巧。资本在推动这个内容生产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点击率和销售量，这就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技术和组织方式，最后把音频产品改造成一种更少反思空间的话语传递的形式。所以，思考如何使用媒介，和谁在使用媒介是很重要的。
四、从播客到元宇宙，我们还能进行异质性的联结吗？
严飞：我们发现，过去两年间出现了一种崭新的音频类知识分享的形式，也就是播客。我在录音频节目时，其实是一个人对着话筒讲述知识。今天，我发现大家更喜欢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进行一种私域流量的知识分享。播客促进了一种人人都可以做的知识分享。知识不一定是专业化、体系化的，也可以是生活经验的一种分享，比如怎么处理婚姻关系、恋人关系等等，这些生活经验的分享也是一种知识的体系。我一直觉得知识不仅仅是非常深奥的、学院体系内的知识，呈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状态。日常生活经验的分享，也是一种知识。
也许一种比较好的知识生产的方式，是在一个知识的社区里面进行一种共创，我们要做的其实是打破知识的高墙和壁垒。也许，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通过技术的手段，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自由意志组成的虚拟世界里进行知识的创造、聚合、发散以及碰撞等等。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元宇宙也许是一个未来的方向。这是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可未知的兴奋。
郦菁：作为社会学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批判性地来看待新的技术。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在一开始都给大家带来有关多元性、平等性的承诺，似乎通过互联网或者是区块链技术，我们都可以实现去中心化。但在具体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各种形式的垄断出现，或者是在再中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更加集中的权力结构，他们都没有完成最初的一些设想。
严飞：整体来说，这样一种异质性的联结给我个人带来很多启发，也许未来也会不断地探索。我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是关于都市里的陌生人，关注的点实际上是来到城市里面打工的这一些外来务工者，在我们的附近所展现的一种生存状态。在写作上，我将一些非虚构的元素嫁接到了学术反思中。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里，特别是质性研究领域，我们对于人的展现都是来自于一种编码化的、符号性的呈现，例如严某某、严XX等，完全抹杀具象的人的面孔，呈现出来的是一些人的群像和共性。
今天，有越来越多年轻的老师愿意进入到新的平台，进行更多的尝试。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知识一定要进行分享，只有通过分享的知识才值得我们去进行讨论、辩论。真理愈辩愈明。这样的知识才可以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最终才能起到一种提升大众整体的知识水平和观念水位的目的——这也是我今天想提到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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