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源于记忆与纪念，历史悠久、经典众多且与我们息息相关。在中国，成书于战国至秦汉间的《晏子春秋》被《四库全书总目》描述为：“案《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史记》是中国传记史上的里程碑，史传的传统绵延至今。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申辩》《斐多篇》中塑造了苏格拉底这一智慧而勇敢的哲人形象。罗马帝国时期，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us）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欧洲传记史上的早期经典。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蒙田的《随笔集》、富兰克林的《自传》和卢梭的《忏悔录》等都被视为西方自传的基础性文本。


18世纪的英国则见证了传记从古代向现代的演进：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不但撰写了《诗人传》，对传记理论也多有阐发；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约翰生传》是作者数十年追随约翰生的忠实记录，对传主的生平、性格进行了全面、丰富、生动、透彻又精雕细刻的描绘，鲍斯威尔也因此被称为“传记作家中的莎士比亚”。自19世纪末以来，传记在东西方都进入现代时期。


约翰生传，[英] 詹姆斯·鲍斯威尔，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


与种类繁多的传记作品相比，传记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导致人们对传记的认识受限，其价值往往被史学和文学遮蔽或掩盖，成为其他学科研究的背景性材料和注脚。


1949年，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出版了《文学理论》，这是文学研究的高光时刻，也是传记研究被打压的明证。


两位作者专章讨论了文学与传记：一方面，他们承认传记对文学研究的意义，认为其是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他们又断言：“不论传记在这些方面有什么重要意义，但如果认为它具有特殊的文学批评价值，则似乎是危险的观点。任何传记上的材料都不可能改变和影响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的评价。”[1]传记研究与他们所倡导的文学的内部研究是格格不入的。


到20世纪60年代，传记理论建设不足的情况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尽管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曾编辑过一部传记研究文集[2]，梳理了英国400年间的各种传记论述，但他还是相信朋友的说法，认为传记“是未经批评败坏的最后一个主要领域”。[3]  


但是，随着传记的形态日趋丰富，数量与质量迅速提升，传记的价值凸显，人们对传记的研究与认识也逐渐深入。


20世纪70年代开始，传记研究作为学科的制度化建设日益受到重视。1978年，美国著名传记家、《亨利·詹姆斯传》的作者利昂·埃德尔（Leon Edel）在夏威夷大学创办跨学科传记研究季刊Biography: An Interdisciplinary Quarterly（《传记》）；1988年，夏威夷大学成立传记研究中心——这可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现代传记研究机构。


1991年，中国传记文学学会成立，刘白羽担任首任会长；1998年，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成立；1999年，国际传记协会（IABA）在北京成立；2010年，牛津大学传记中心（OCLW）成立；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成立；202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传记研究中心。同时，欧洲、澳大利亚、中国等地先后创办传记研究刊物或出版系列研究著作，这些都表明，传记已经成为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4]  


传记研究期刊 Biography  


传记的兴盛与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经受的剧烈变化直接相关。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飞速发展，以及战争、革命、社会运动、全球化浪潮、环境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事件等，都深刻影响着每个个体的生命经验，表达与自我表达成为迫切的冲动，而电脑、手机、摄像机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又为各阶层的人们进行生命写作提供了便捷的途径。21世纪，传记的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独立门类的现代传记


传记是关于特定人物的生平的历史，既具有历史属性，也与文学紧密相关，因此过去人们经常为其属于历史还是文学争论不休。


17世纪时，英国文艺批评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第一次使用biography一词，并将传记归为历史。《牛津英语词典》和《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认为，传记是文学的分支，是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19世纪末开始，英国出现了“新传记”，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先后出版《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维多利亚女王传》等，对一味进行颂扬赞誉的治丧式传记表示不满，强调传记的反传统倾向与实验性。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人也力倡新传记，主张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精神分析学说的兴起为传记写作与研究另辟蹊径，传记独立于历史、文学的特征更加鲜明。20世纪，众多作家参与传记写作，以传记写作为志业的传记家不断涌现，对传记的理解也逐步深入。


现代传记研究的共识是：传记是独立的，它是一门艺术。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的《传记面面观》认为，现代传记包含三个特征：对真实的无畏追求，坚持人性的复杂性，致力于怀疑而不是肯定。


Aspects of Biography，André Mauro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传记是艺术也是科学，传记家应该把表现个性与追求真实统一起来：“真实具有岩石般的坚硬，个性具有彩虹般的光彩，但是罗丹和他以前的希腊雕刻家们有时能把人的肌肉难以言述的曲线和变化不定的光泽注入大理石之中。”[5]莫洛亚的这段论述与伍尔夫的主张是一致的，都强调传记的艺术特征。


同样，埃德尔在《传记》创刊号发表的《传记：宣言》中提到，传记是艺术，它以想象为基础，却又不能像小说家那样宣称对笔下的人物是全知的，“传记的魅力在于，它在神秘莫测的状态中工作。传记家就像镜片磨工一样，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6]  


在英语世界中，biography（传记）比biographical literature（传记文学）更常见。相比之下，中国读者受胡适等人的影响而更熟悉后者，因此循名责实地将传记视为一种文学类型也就顺理成章。但是，王元和朱东润很早就提出了传记独立的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推进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提出在高校开设传记课程的建议，王元、朱东润等积极响应，由此开始了他们的传记教学与研究。王元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于1948年出版了《传记学》，这是“传记学”概念在中国的首次运用。这部著作虽然总体上单薄，多为浮光掠影的概述，但讨论了传记的本质、中外传记史、传记创作等问题。更可贵的是，王元既具国际眼光，也有跨学科意识，他在书中谈到了传记电影，这一新的形式是传统的历史学和文学所不能涵盖的。


朱东润先生早年曾留学英国，接触到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和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对传记产生兴趣。开始传记教学与研究后，他在阅读西方的各类传记之余，又连读带译地钻研过莫洛亚的《传记面面观》，这帮助他确立了现代传记意识。他在1940年、1942年分别完成《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和《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并著有《张居正大传》《梅尧臣传》《朱东润自传》等传记作品，堪称中国传记大家。


张居正大传，朱东润，中华书局 2022


尽管沿袭了“传记文学”的命名习惯，但朱东润坚持区分历史、文学与传记，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史传，是为史书服务的，“不是独立的传记”，而文学作家所写的传记都是短篇，且都脱离了时代背景，“只是速写，不是传记”。[7]他说：“史家底叙述和传叙家底叙述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史家以事为中心，而传叙家以人为中心。”[8]


骆玉明准确揭示了朱东润的传记观：“大要地说，他将传记文学界定为结合史学与文学的特性而独立存在的艺术门类，将刻画和再现真实人物的丰富性格作为它的主要目的。在性质的确定上，他强调传记应脱离传统史学的规范；在写作的态度上，却又强调史料的考辨、运用，做到严谨有据，反对向小说靠拢。其结果，是一种以西方现代传记为出发点，结合中国史学传统，学术性较强而在虚构的运用上比较谨慎的传记。”[9]  


朱东润的传记观对中国的传记研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传记理论、传记史、传记专题研究著作日渐增多，传记的独立意义也不断得到强化。朱文华先生的《传记通论》明确提出建立“传记学”的主张。[10]


杨正润先生则将传记视作一种文化：“传记具有历史学和文学的双重特性，把传记归入历史学或是文学的范畴，都有部分的理由。不过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也可以说传记是一种文化。传记主要以文字为媒介、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但传记也可以使用其他媒介、在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出现。把传记看作一种文化，就可以得到对传记更深入的认识。”[11]


杨正润长期研究传记，先后出版《人性的足迹》《传记文学史纲》《现代传记学》等专著，这些富有原创性的厚重成果奠定了他在传记研究界的领军地位，他的“传记作为文化”的判断是深刻的洞见，具有包容性和前瞻性。


现代传记学，杨正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西方学者也始终坚持挖掘传记的独特价值。美国学者纳吉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提出“作为矫正物的传记”，认为“历史学的形态与主题关乎真实的个体，要真正能够处理历史，历史学家就要转向真正的传记家而不是相互求助”[12]，正是面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希特勒这一使命，许多历史学家最终转向了传记。


在分析了西方自传的发展历史后，西多妮·史密斯（Sidonie Smith）等也明确指出：“西方的自传历史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一种文学史。生命叙事及其形态多样的文类是西方主体、西方文化、西方民族观念形成的基础，也是持续进行的探险、殖民、帝国主义和当今全球化计划的基础。”[13]无论是他传还是自传，都具有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独立意义。


众多面向的现代传记与传记诗学


现代传记的含义丰富而复杂，它既包括传统的作为文类的传记，也指一种批评实践。在当代学者眼中，它还是一种行动，比如传记诗学就在努力把握传记的诸多方面。


就数量和影响力而言，作家传在现代传记中首屈一指，约翰生、鲍斯威尔、卢梭、歌德、莫洛亚、埃德尔、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胡适、郁达夫、沈从文等都著有作家传或自传。作家传可以是标准的传记，着重对传主生平、个性的揭示，更可以成为富有挑战性的批评实践，展示现代传记的魅力。


现代作家传关注的是作家作为一个文学性存在的生命史、其作品的生命史、作家的社会生活转化为文学世界诸要素的演变史。这是对18世纪约翰生的《诗人传》的继承与响应。


在讨论弥尔顿及《失乐园》时，约翰生说没有哪个批评项目“比回顾这位强悍的天才建构其作品时的进程更值得理性的好奇，观看这件织物慢慢地出现，也许是从很小的线头开始……通过所有的变化追踪这个建筑物到其最初计划的简单形态，发现首先策动的是什么，格局是何时形成的，是如何推进的，得何之力而实行的，材料都是从哪些店里采集的”。[14]


20世纪以来，众多批评家都依靠现代传记确立了自己与研究对象的不朽联系。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的《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对纳博科夫的生平做了极为详细的铺陈，又逐一分析其每部小说，却没有落入传统作家传的窠臼，其秘密就在于，博伊德始终坚持着力展示一个作家的想象力是怎样将非常个人化的生活经验与观察化作非个人化的艺术作品的。


纳博科夫传，[新西兰] 布赖恩·博伊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传记同样试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作家的生活世界之间建立内在联系，“要尽可能地把握将生活转化为艺术的创造过程，……以便阐明这种神秘的突变”。[15]


鲍里斯·艾亨鲍姆（Boris Ėĭkhenbaum）的《青年托尔斯泰》《六十年代的托尔斯泰》《七十年代的托尔斯泰》也专注于托尔斯泰的文学生活世界。他反对将作家的作品与其生平或社会学数据简单挂钩，认为传记家要在作家的文学生活中寻找逻辑关系，而不是仅仅在其社会经验中发现因果关系。


在分析托尔斯泰从《战争与和平》到《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转变时，艾亨鲍姆关注托尔斯泰在这段时期所从事的识字课本编写活动。托尔斯泰从古希腊、罗马，从古罗斯到俄罗斯民间故事中寻找题材，甚至专心致志地学习希腊语，他发现用这类语言写作的作品有着真挚自然的美，进而形成他的美学观：“一切必须是美的，简短的，简单的，最主要的，清晰的。”[16]为此，他后悔写了喋喋不休的《战争与和平》。正是在编写识字课本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的新风格诞生了。


作家传的丰富形态为建构作家传记诗学奠定了基础。作为英国传记传统的继承者，南安普敦大学教授迈克尔·本顿（Michael Benton）撰写了Towards a Poetics of Literary Biography（《走向作家传诗学》），对传记的艺术与技巧，如何编排作家的生平、工作以及他们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


如果说形形色色的他传关注的还是特定的人的生平，最终呈现为文类的样态，那么自传则因为其独特性而被赋予了行动的意义。在讨论自传时，人们经常引用的是法国自传理论家菲力浦·勒热纳（Philippe Lejeune）的定义：“某人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后视性叙事，它强调作者的个人生活，尤其是其人格的历史。”[17]同时，自传在叙述者、读者和出版人之间形成契约，承诺自传的作者、叙述者和人物是同一的。


而在伊丽莎白·布鲁斯（Elizabeth Bruss）看来，既不能从摹仿论的角度把自传理解为某个典型生命的年表，也不能从表现论的角度把它理解为作者对其经验的暴露，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述行行动：“自传是一种个人的施为，一种行动，反映的是对那个行动负责的行动者的性格，以及这个行动是如何实施的。”[18]


西多妮·史密斯等吸收了这一说法，并在其《解读自传》中进一步演绎，认为自传行动包含了讲述故事的劝诱者及各种契机、讲述故事的地点、自传的多重之“我”、声音、言说对象、自我探询的结构方式、情节编织的形态、媒介、听众等，因而是一种高度语境化、临时性、复杂性的行动。


以上关于作家传、自传的讨论显示了现代传记及研究的纵深。随着生命叙事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含义更广的“生命写作”（life writing）来代替传统的“传记”（biography）。


纳吉尔·汉密尔顿、汉斯·伦德斯（Hans Renders）用26个英文字母开头的单词或短语作为其The ABC of Modern Biography（《现代传记入门》）一书的章节标题和关键词，简明扼要地梳理了现代传记研究的基本问题：Authorization（授权）、Biography（传记）、Composition（创作）、Dictionaries of Biography（传记词典）、Ethics（伦理）、Facts（事实）、Group Biography（合传）、History（历史）、Identity（身份）、Journalism（新闻写作）、Kings， or Rulers（君王）、Life Writing（生命写作）、Memoir， Memoirs and Autobiography（回忆录与自传）、Non-Fiction（非虚构）、Obituary（讣告）、Psychology（心理学）、Quotation（引用）、Religion（宗教）、Sex（性）、Theory（理论）、U-turn（大转折）、Visual Arts（视觉艺术）、War（战争）、Xanadu（世外桃源）、Youth（青年）、Zigzagging to the End（不归路）。


The ABC of Modern Biography，Hans Renders，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传记与历史、新闻学、非虚构、心理学、宗教、视觉艺术等都有交叉，其写作关乎授权、伦理、事实等核心问题，传主过去更多是君王、英雄或宗教人物，但随着现代传记更加平民化，各种身份的个体都可以成为传主，年轻人、女性、边缘性群体则是自媒体时代非常活跃的生命写作者。


当然，汉密尔顿和伦德斯罗列的关键词也有可商榷之处。例如，字母O或许可以指代Oral History（口述史），口述史在现代生命写作中的地位非常突出；而S可以替换为Subject，即主体、传主，这是现代传记关注的又一焦点。


现代传记的延展与可能


现代传记具有跨学科、多学科的特征，并不断向其他学科延展与渗透，传记与众多学科的结合彰显了传记的活力与生命力。


心理传记学起源于1910年弗洛伊德对达·芬奇进行的一次精神分析，相关实践被写进《列昂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一文。达·芬奇记载了一个有关秃鹫与童年时的他的幻想——一只秃鹫用尾巴撞开了他的嘴，并一次次地撞他的嘴唇。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故事是达·芬奇在母亲怀中吮吸乳汁的记忆，也说明了他的被动同性恋倾向。


弗洛伊德撰写的这篇精神分析传记将童年、性及心理相结合，带来了传记的重大转向，即关注心理真实和解释。弗洛伊德之后，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青年路德》《甘地的真理》，皮尔斯·克拉克（L. Pierce Clark）对美国总统林肯的研究等开启了心理传记学这一研究方向。


微观史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并于20世纪90年代受到国际关注，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是代表作之一。很明显，微观史学是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反动，其将对历史问题的关注从长时段、宏观转向个体与微观层面，注重底层历史和日常生活史，这是微观史学与传记的结合点，也是传记平民化的一个诱因，普通人的生命书写的价值因此得到确认。


相似地，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梦醒子》对刘大鹏的重写可以视为一部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个人传记，而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则借用传记手法或传记文本来建构其历史叙事。



梦醒子，[英]沈艾娣，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传记与社会学的结合产生了传记社会学。早在1944年，中国学者林耀华就在《金翼》中用生命传记法讲述了以黄村的黄东林及其姐夫张芬洲为代表的两个家庭的故事，阐明了平衡与调适的社会学观念。最近二三十年来，西方社会科学注重人的语境化研究，有学者甚至认为，传记方法的引入可能导致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在性别、边缘群体、移民、老年学等领域，传记学被广泛采纳。传记作为一种民族志，也在人类学等领域受到重视。


金翼，林耀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


传记与医学的结合早在19世纪就成为传教士传记写作的主题之一。随着医学人文的兴起，病患日记、残障者传记、医学照护都成为现代传记研究的热点问题。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传记影视已成为现代传记的新类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日趋普及，数字技术日新月异，脸书、油管、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和各类网络游戏等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也改变了生命书写与传记研究的格局。


真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线上与线下、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主体、身份、自我等典型的传记学概念变得复杂，生命写作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有学者指出，现代传记的学术焦点已经“从大的生命故事——长期的、回溯性的书面记述，转向小故事——碎片化的、持续的互动”。[19]现代传记在面临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空间。


在2019年10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亚太文化与传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际传记协会召集人、夏威夷大学教授克雷格·豪斯（Craig Howes）创造性地提出biobits（片传）这一概念，并反对将传记视为某种容器的说法。在他看来，“生命写作”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地球上最大的海洋，是一种环境”。[20]今天，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海洋之中，要对之保持理性与热情。


参考文献：

[1] 韦勒克， 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 等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81.

[2] CLIFFORD J L. Biography as an Art: Selected Criticism， 1560-1960[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3] EPSTEIN W H. Recognizing Biography[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7: 7.

[4] 刘佳林. 传记的制度化实践与传记学学科建设[J]. 传记文学， 2023(9).

[5] 杨正润. 传记文学史纲[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501.

[6] EDEL L. BIOGRAPHY: A Manifesto[J]. Biography， 1978， 1(1): 3.

[7] 朱东润. 朱东润自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256-257.

[8] 朱东润. 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6.

[9] 骆玉明. 中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J]. 读书， 1990(8).

[10] 朱文华. 传记通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1.

[11] 杨正润. 现代传记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7.

[12] HAMILTON N. Biography as Corrective[M]//RENDERS H， de HAAN B， HARMSMA J. The Biographical Turn: Lives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elege， 2017: 19. 

[13] SMITH S， WATSON J. Reading Autobiography: A Guide for Interpreting Life Narrative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108-109. 

[14] JOHNSON S. The Lives of the Poet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2. 

[15] 弗兰克. 陀思妥耶夫斯基: 受难的年代，1850-1859[M]. 刘佳林，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ii. 

[16] ĖĬKHENBAUM B. Tolstoi in the Seventies[M]. KASPIN A. Ann Arbor: Aridis， 1982: 57. 

[17] 勒热纳. 自传契约[M]. 杨国政，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 

[18] 同[13]， 第138页。 

[19] STEFANO C， SIMANOWSKI R. Self-Narratives on Social Networks Trans-Platform Stories and Facebook's Metamorphosis into a Postmodern Semiautomated Repository[J]. Biography: An Interdisciplinary Quarterly， 2018， 41(1): 24-47. 

[20] 章佳瑶. 大海或山峰：太平洋时代的传记对话与交响——"亚太文化与传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现代传记研究， 2020(1): 25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14期，作者：刘佳林（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