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作者:郭晔旻,编辑:詹茜卉,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东莞冬至“咸丸”。来源/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片段<br>
东莞冬至“咸丸”。来源/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片段


“外国冬至”


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长期观测了大自然的气候变化,结合农、牧、渔业生产,把一年分为包括“冬至”在内的二十四个节气,就能比较准确地表达气候的变化了。但话又说回来,冬至这个节日,倒也不只是中国人在过。历史上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同样使用农历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就不用说了。朝鲜语和日语里的“冬至”都是汉字词,实际就叫“冬至”。韩国人有在冬至吃红豆粥的习俗,一方面是驱邪,另一方面是增添营养。而日本人除了与韩国人一样吃红豆粥之外,还有在冬至这天泡澡的习惯,叫做“冬至风吕”。


日本人在历史上一度被叫做“东洋人”。相对应的,欧美各国则是“西洋人”。有趣的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报纸上,还能看到“西洋人”过“外国冬至”的记载。上海的《申报》里就不时可以见到诸如“本月二十六日为西人节期,即俗传为外国冬至”。“明日,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号,即耶稣诞辰,即华人所谓外国冬至”这样的记载。


显而易见,这个“外国冬至”就是现在所说的“圣诞节”。比如1887年12月25日的《申报》就写道,“今日系外国冬至节……各商家门前均以万年枝结彩,以示庆贺之意。”再加上圣诞节按农历算,在没有置润的年份一般固定在中国冬至后三天,以中国人的历法知识,这个外国节日是紧跟着中国冬至的,在不信教的中国人眼中,自然很容易被理解成外国人的冬至节。


当然也有明白人澄清,认为“外国冬至”之说是中国人不了解中西历法之不同所致,并特别强调这一天“乃彼国耶稣降生之辰”,而不是“辄依中国冬至日以为准,迟三日而定为节期”云云。但“圣诞节”这个称谓在中国真正流行开来,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1887年12月25日《申报》中记载的外国冬至。来源/《申报》资料库<br>
1887年12月25日《申报》中记载的外国冬至。来源/《申报》资料库


今天我们知道,“圣诞节”是用来庆祝耶稣基督生日的宗教节日。看起来,这与“冬至”的确是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冬至是阳历12月22日左右,圣诞节则是12月25日,前后脚只差两三天。两者的日子如此接近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吗?


并不是。要是人们翻开基督教《圣经》的话就会发现,里面其实根本没有提及耶稣的出生日期。较真地讲,如今所说的12月25日乃是耶稣死去几百年后,由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会规定的。为什么会挑中这个日子呢,有种说法就认为这实际上是基督教会向当时流行的“异教”密特拉教做出的妥协。


密特拉教崇拜的“密特拉神”是一个古老的印度-伊朗神祇,后来发展为太阳神(光明之神)12月25日就被看作是这位太阳神的生日。在密特拉教信徒的观念中,太阳神每年都要“死”一次,也就是一年里日照最短的那一天(即冬至);而从第二天开始,日照开始变长,“太阳神”便死而复生了。所以日照开始变长的12月25日就成了太阳神的生日。后来基督教兴起以后,为了争取“异教”信徒的皈依,才以耶稣生日附会之,将其“收编”为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了。


说句题外话,如今圣诞节的一些重要元素,诸如圣诞火鸡或者圣诞树其实也都有着“异教”的来源,跟基督教反而没什么关系——耶稣生活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绝对不会见过原产于北美洲的火鸡。


由于同样有着太阳的渊源,圣诞节与冬至就颇显得有些“殊途同归”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连庆祝方式都有些相似了:其弥撒仪式近于冬至祭祖,节日筵宴类似冬至的团圆饭,洋行一律停业,相互拜节并馈赠礼物等等,也与中国人在冬至的做法相似。


实际上,早在接受基督教之前,北欧的日耳曼人就习惯在“圣诞节”前后大摆筵席:“古老的习俗是,所有的农民都要来到异教寺庙,并在节日持续期间带来他们所需的食物。在这个盛宴上,所有人都要喝麦酒。各种牲畜也因此而被杀死”。


欧洲北部冬季气候寒冷,由于缺乏饲料,当地人每当严冬来到以前只好把大批不作传种用的牲畜宰掉,做成咸肉。这样一来,“圣诞大餐”就成了一年里难得可以获取充足的新鲜肉食的场合,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了。年内生产的大部分葡萄酒和啤酒也都经过发酵并准备在这个时候饮用。


环球庆冬至


如此看来,早期的中国人倒是有些“歪打正着”了:圣诞节还真可以算成“外国冬至”了。更有趣的是,能算作“外国冬至”的,还远不止一个基督教文化里的“圣诞节”。


比如,在中东的伊朗,在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拜火教)观念里,冬至这天作为一年中最长和最黑暗的夜晚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日子。在漫漫长夜里,邪恶力量在一年里达到了顶峰。为此,人们需要在漫漫长夜里保持清醒,以免不幸降临到自己身上。


于是,伊朗人往往选择在冬至彻夜聚在一起吃喝玩乐或者阅读伊朗历史上的伟大抒情诗人哈菲兹(约1315~约1390)诗歌。许多人或许不熟悉他的作品,但哈菲兹其实是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偶像,后者专门做了若干诗歌并汇成“哈菲兹篇”:“哈菲兹啊,除非丧失理智,我才会把自己和你相提并论。”


于是,伊朗的“外国冬至”,叫做“雅尔达之夜(Yaldā Night)”,也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波斯文化中的最古老的伊朗传统之一——即便今天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已为数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这天晚上人们会吃水果和坚果,尤其是石榴和西瓜。这两种水果有特别的意义——其中的红色象征着破晓的红色与生命之光。以此也可以看出,“雅尔达之夜”与“圣诞节”的前身一样,也是古老人类太阳崇拜的产物。


而在斯拉夫人(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等)的语言里,对圣诞假期还有个古老的称呼叫做“Koročun”。据说,在皈依基督教以前,这个日子被定在12月21日。由于昼短夜长的关系,这一天也被看成暗黑力量最强大的一天(跟中国人观念里的“阴气”最盛有类似的地方)。在这一夜,太阳神随着北半球白天变短而变得虚弱,并于12月22日冬至死亡。据说被黑神的黑暗邪恶力量打败了。到了冬至过后的12月23日,才得以复活并成为新的太阳神。


另外,在许多中亚和西伯利亚语言中,“冬至”(以及圣诞节)也被称为“纳尔图甘(Nardoqan或Nardugan)日”。这个词的词源并不十分清楚,但词头的“Nar”所指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在古代突厥语和当今的蒙古语里,“Nar”都是太阳的意思。由此可以推测,“纳尔图甘日”也是一个与太阳有关的节日,其含义与古代斯拉夫人的“Koročun”相差无几。


在这一天,古代的突厥人会聚集在一起,点燃巨大的篝火,庆祝漫漫寒夜的结束。点燃篝火的另一个文化象征含义,在于通过火焰的温暖,战胜寒冷的长夜。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匈牙利(马札儿)人似乎融合了这两个说法。他们将“冬至日”称为与斯拉夫人相似的“Karachun”,却如同古代突厥人一样在这一天点燃巨大的篝火,举办盛大的晚会。之所以如此,或许与历史上的匈牙利人与斯拉夫人交往密切,同时又有着草原民族的渊源有关。


或许,在除去了包裹在诸如“圣诞节”之类“外国冬至”上的宗教外衣之后,人们才会体会到这些名目繁多的节日与中国的“冬至”的共同点。归根结底,“冬至”也好,“雅尔达之夜”也罢,都是“人类共同体”对于北半球天文(日照)现象的相似认识的产物。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冬至这天进行庆祝可以说早已成为一个跨民族的文化现象——远比圣诞节流行得更早、更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作者:郭晔旻,编辑:詹茜卉,校对:苗祎琦、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