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小孙，编辑：牛嘉宇，原文标题：《我在北京二环，一边卖义齿，一边成年 | 人间 · Z世代》，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2000年，我赤身来到新纪元。家中的柜子里压着一本《独生子女光荣证》，从小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小学时的我从班长做起，初中也曾是个被寄予厚望的学生；但初中毕业后，出于对应试教育的厌恶和惨不忍睹的成绩，我选择进入中专深造技术。
2017年过完年，距离中专毕业还有一年时间，根据学校的学制要求，我和同学们开始了校外实习。
我所学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虽和“口腔医学”只有两字之差，但人家培养的是临床医生，在业内叫做“前台”；我们则是培养制作各种义齿修复体的技工，在业内称为“后台”。
实习单位是深圳一家公司，是个大型义齿加工厂，由合作医院的医生将患者的口内模型邮寄过来，工厂加工制作完成后再发回。公司内采用流水线作业模式，将繁多的制作步骤打碎成一个个部门。
我们经过公司培训考核后便自行选择实习部门。我受不了枯燥的流水线加工工作，提出要进入业务部门。或许是我的动手能力只能算差强人意，公司在与学校沟通后同意了我的请求。
业务培训和生产培训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模式，除了背下必要的产品特点和价格表，更多是组织我们“模拟”与客户沟通，其中最重要的训练是要客户结清加工费。比起以往每天用粉笔雕刻各颗牙的形态，这种培训模式令我乐在其中，周末特意转了3次公交，跑到书城买了2本讲销售的书籍——虽然到现在它们连塑封膜都没有撕开。
销售总监偶尔会亲自来培训我们，除了“分享一些业务经验”，更多时候是在大谈他如何带领团队一步步打开全国市场。一次培训中，他要求我们总结刚才提到的知识点，叫我回答问题：“那个东北小伙，站起来打个样儿——你是东北的吧，我听你说话像。”我对此深感疑惑：“你怎么听出我是东北的，我说的不就是普通话吗？”他哈哈笑了起来：“因为就咱东北人普通话说得溜。”
于是，在选择销售区域时，他把我和另一个他中意的学生叫到办公室里，问到我们想去哪个分销区。那个学生一早就决定了去杭州，我心里惦记着西安同学对我讲过的三秦大地上的美食还有好猫（香烟），但我不好意思直白地说出地名。
销售总监见我没吭声，便替我做了决定——去北京，这样离家也近一些。我向来不懂得如何拒绝，便没提出异议。既然去北京工作，我对未来的想象就变成了：被早高峰的人群裹挟着向前走着，上午等上许久才和忙碌的医生客户说上两句话，中午在路边随便吃一份快餐后紧接着前往下一个客户的地点，下午继续给发火的客户赔笑，直到一天结束在晚高峰人流里再游回逼仄昏暗的小屋。
我在深圳还在咒骂着湿漉漉的回南天时，北京的区域经理就已经定好了我的到岗时间。他简单地发来一个定位，不咸不淡地留下一句“到楼下告诉我就可以了”，让我对北京的不安又多了几分。
4月5日，临行前一天，我四处找快递邮寄行李到北京，打包好的衣物电脑没问题，唯独吉他，好话说尽，快递小哥也不肯给我寄。我只好背着吉他往回走，路上遇见了一个关系较好的培训导师，看到我这副样子，说我“还真有北漂寻梦青年的样子”，又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从北方到南方，现在折腾一趟又回了北方，不过也好，北京的大夫，不打人。”
公司只给报销硬卧车票，我在车厢的晃动中，百般无聊地撕扯着胳膊上被太阳晒蜕的皮，想着到达北京的场景。
4月7日下午2点左右，我到达了北京西站。业务部实习群里的同学估摸着我下车的时间，纷纷发来问候——当时我年纪最小，大家都生怕我迷路或是被人拐走。我站在扶梯上对着人群拍了一张照片，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又飞快地收回了手机，看到四周没人注意我，才在手机上敲下字发了条朋友圈报了平安。
跟着指示牌绕了半天，终于找到出站口，踏出去的一刹那，我又收脚站在原地片刻，突然意识到：我脚下所踩着的地面，就是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在课文中说的“北京”。尽管我没想象过这里的样子，不曾期待来到这里，但这一刻，脚下的实感，真切地向我传递着“我在北京”。
眼前像是蒙上一层薄薄的灰纱一样，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汹涌的人流在我面前翻腾着，不时有人急匆匆地划过，扎入翻腾的队伍中。他们脸上没有旅途的疲惫或是归家的喜悦，全都在焦急地低着头走来走去，举着电话不停地说着什么，“嗡嗡”的回声与远处车轮的喧嚣混在一起挤向我，将我按在那里。
临行前母亲在电话那端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回荡：“在北京要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亲戚朋友虽然遍布全国，但刚好没有一个人在北京。”
那一刻，独自一人初次来到异地的不安涌了上来。
春末的北京已经很闷热，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即便掠过一阵风，也好像在死死地捂住我的口鼻不让我呼吸一样。公交车上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感混合着闷热，让我几近窒息。万幸的是，我没有遇到新闻上的北京堵车。车很快行驶到复兴门，人就少了许多。
我在白纸坊桥南下车时，那层灰纱已被斜阳刺破，闷热感也消失了。风柔和地划过耳畔，行李箱轮子与地面的摩擦声、偶有的鸣笛与街角棋摊的落子声飘进耳朵。我拖着行李箱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心里那份惶恐不安减轻了几分。
站在宿舍楼下等经理下来的时候，一只白色的小狗围着我嗅来嗅去。我突然想到，会不会这里的业务部门也养了一只狗？一进屋，竟真听到了犬吠。经理问我怕不怕狗，我说没关系的，我家里也养了，也是只泰迪。
公司给我们这些业务员租了一间三居室——房子原本是两居室，房东自行在客厅中间打了一堵墙，改成了三居室。两张桌子就占去了客厅一半的空间，成箱的资料凌乱地堆在墙边，头顶一盏昏暗的白炽灯，“逼仄出租屋”的感觉扑面而来。卧室里面摆放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小沙发，因为我的加入，床边又加了一个上下铺——即使这样，还是十分宽敞。
在经理和我讲业务情况时，门突然开了，一个同事看到我和经理坐在电脑前，愣了一下，忙说“回来取资料”，打过招呼，拿了几个册子就又出门了——后来跟他混熟了，才知道那天他是提前给自己下了班，只是没想着经理会在。
在经理讲完时，所有同事都回来了，经理走后，一个与我学长相识、提前打过招呼的业务员，张罗着大家晚上一起去吃了烤鱼。
我之前对北京美食的想象仅限于烤鸭。可在这段北漂之后，每次说到北京美食，我却总想起不属于京味特色的烤鱼——夹起一块鱼肉，浸满汤汁，齿间溜过滑嫩的感觉，焦香和鲜辣跃上舌尖。我们没有人能受得住辣味，每次却偏要点上一份辣口，仿佛没有烤鱼身上那层鲜红的辣椒，这菜便失去了灵魂。
后来，我们常去吃的那家烤鱼店，穿围裙的服务员一路换装成了穿西装的经理，不知是我们常光顾的缘故，还是小店里的晋升太容易。
二
刚到北京工作的几天，我跟着同事去熟悉市场。
最早带我的业务员，负责朝阳一片的客户。早上我们先乘公交到方庄，再骑共享单车到达第一家门诊，如果大夫在忙，就简单地与前台沟通几句，取几个义齿模型后离开。等从第二家门诊出来后，他带着我四处转了转，吃了些小吃后，就到一个小区的凉亭坐下休息：“其实每天都不忙，大部分时间都是耗在路上的。等你摸清你的区域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时间就充实起来了。”
一连几天下来，我便摸清了“拜访客户”的规律——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园、餐厅，真正见到客户的次数寥寥无几。
合作的客户都是口腔门诊与口腔医院，平日我们去的时候，医师都在接诊，顶多能见到护士或者前台。我们与护士攀谈几句，留下新产品或者活动政策，麻烦她们转告医生；而医生们则会把需要取走的义齿模型提前放在固定的位置，每次取走模型后，“拜访”就算告一段落。
其中三成的客户甚至不需要我们拜访，就会自己将义齿模型邮寄至公司，对他们，只需要我们定期去露个脸，留下一些资料即可。
处理加急患者是我们与大夫们最常进行的业务往来，大夫会嘱咐我们盯紧点。但只要我们在设计单上注明“加急”，客服部门就会催促生产和出货部门，不会让业务员过多操心。如果是产品的模型技术出现问题，大部分大夫会直接与生产部门对接，基本不会通过我们这些业务员。
由于公司的规模和名气较大，一些大型门诊和医院也都有独立报价，所以客户基本上都是合作多年的稳定状态。北京的市场已经接近饱和，我们的业绩又长期霸据着公司业务部的榜首，“每月开展新客户”的要求基本上可有可无，就算在结款日，我们也只需要送达账单，等医生核对、付完加工费后直接转给公司，不需要过多参与。
在我熟悉市场、分了自己负责的区域后，经理便只有每周二例会才出现。他住在昌平，除了开会，很少会特意来南城，就算需要什么资料，也会在自己要拜访客户的时候让其他业务员捎过去。在深圳的公司总部“天高皇帝远”，早上又不需要打卡，我彻底进入了悠闲的慢生活节奏。
每天早上9点钟我和业务的同事才会出发上班，美其名曰“避开早高峰，节省时间”。
我首站从南菜园坐83路到自新路，这里有一家大型医院，是每天固定要去的地方，出来后便开始计划这一天要如何打发时间：能坐公交尽量坐公交，不仅消磨时间，还能听歌看风景；哪个客户附近的小区有地方能坐着，可以去那儿，没准还能碰上个老大爷聊一会儿；好久没去哪家餐馆了，想吃那里的盖饭了……虽然偶尔会有些“突发情况”打乱计划，但是实习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这样悠哉悠哉地度过一整天。
因为没有太大的业绩压力，时间又充裕，平日的生活娱乐更是丰富，牙科大夫们都不算严肃刻板，经常在一起聊天吹牛。有时候碰上大夫不忙，我们就会在一起聊上一会儿，除了业务，啥都聊。培训时听说过某区域的医生将模型砸在业务员身上撒气，业务员也因为账目问题对医生心生不满，俩人在办公室里撕扯了起来，但在北京，我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按照当时身份证上的年纪，我周岁还不足17岁，大夫们最感兴趣我的年龄，经常会问我算不算童工。在拜访一家门诊时，一个大夫明明手里还有患者，听旁边的护士说了一嘴我来了，就忙叫我进诊室去，非要看看我长啥样。护士带我走到诊室门前，他打量我一眼说：“一看就是个小孩嘛，不忙的话就来我这里，有空调能凉快一会儿。”当时我有一颗乳牙滞留，正好请大夫帮我拔除，他一看还是乳牙，更加坚信了我属于“童工”。
一次，两名大夫就我究竟属不属于违法雇佣的童工产生了争论，一位大夫坚持“未满18岁”就属于童工，而另一名大夫却说现行规定是“未满16岁”，把我夹在中间十分尴尬。好在其中一人的患者来了，争论不了了之。
在没和我熟悉起来之前，这些大夫看我年纪小，又和公司里一些高层籍贯一样，都以为我是某高层亲戚家的孩子，纯是来体验生活的。后来知道我就是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都颇为惊奇。
很多年轻大夫或者助理医师都喜欢问我一些后台技术方面的问题，一番接触下来，我才发现这些距离我们“后台”最近的“前台”，对于我们这个冷门专业的认知，也仅仅局限于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
我之前也觉得“假牙”不过是往一个模子里灌注点什么东西就成型了，其实“假牙”根据适应症会细分出很多不同类型。
比如常说的“烤瓷牙”属于“固定义齿”（是修复牙列中一个或几个缺失牙的修复体，不能取戴）的一种，老年患者缺失牙齿过多的话，就得采用“活动义齿”，随着患者的审美需求，又衍生出了牙齿“美学修复”。传统的金属烤瓷牙真的是“烤”出来的，内部金属冠或是铸造或是激光打印铸成，外部的仿生瓷是通过高温凝结附着于金属冠的表面上。
我刚实习那年，数字化加工技术已经逐渐成型，很多有实力的医院门诊都会招聘专业的技工、购买相应的数字化设备，更快捷准确地解决患者的问题。
因为有我这个“专业人员”在，一些大夫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时省了不少口舌。一次一个患者看到修复体质保卡上印有“二矽酸锂”的字样，怀疑是某种有害物质，医生向我询问，我告诉他那只是“玻璃陶瓷”的学名，去网上一搜就能查到。
但年纪小并不总是为我带来周围人的照顾，在和公司同事的相处中，我的年轻气盛导致过业务部和公司两个出货部之间的一场争论。
当时出货部发到北京的货箱内，误将A门诊和B门诊的两份产品用订书钉钉在了一起。A门诊由我负责，B门诊由另一个同事负责，那天我早上出门时，看到一份产品贴着A门诊的标签，也没多检查，就把两份产品都放进包里，一同送到了A门诊。大夫忙于应对出诊，对拿到手中的产品也没有第一时间打开验收。
B门诊的产品因为我的失误凭空“消失”了，明明按照记录出货，可到处都找不到东西，最后同事只得对大夫如实告知。大夫发了一通脾气后，只得又和患者沟通，重新取了模型加急制作。第二次制作期间，A门诊的大夫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有一个B门诊的产品在他们这里，我一听，就意识到这正是前一阵子让全公司一顿苦寻的东西，赶紧将情况上报。
在业务与出货对接的工作群内，高层询问事情原委，出货部咬定是我拿错了。我直接在群里回复：“我晚上就把那两个订书钉的大窟窿眼儿给你拍过去，我看你能不能看着。”这下可是把出货部的人气疯了，不停怼我，我就在群里一直阴阳怪气地回他。几个早就对出货部不满的同事也趁机在群里反映了一些出货部平时的问题，还有一个区域经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发了一堆“呲牙”的表情。
出货部只有两个对接人员在群里，无法招架我们这一堆业务员，最终总监发声让这事情就此打住，谁的责任也不追究。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们经理还乐呵呵地点评了一番昨天群里的争辩。
三
初入夏季，简直是完美地复刻了老舍笔下的北京夏天。烈日下一切都毫无生机，风也懒得吹动树丛。我和那些野花一样，耷拉着头，身上所有的力气都像是被蒸发了，头都不愿意多抬一下。
对于义齿行业，盛夏是淡季，去门诊时我经常碰到大夫们在休息，便会坐在一起玩一会儿。细数下来，我拜访客户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陪他们闲聊或是玩游戏。
那阵子我经常变着花样地折磨自己的头发，今天梳背头，明天就扎个辫子，每次见面，好几个大夫都会对我的发型评论一番，最后再表示一下羡慕，“如果哪天退休了也要蓄长发”。
这些大夫私下里都很活跃，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有的喜欢打牌，我好几次碰见他用候诊室的电视观看扑克比赛，还拉着我一起看，听他“指点江山”；有的刚对患者说完吸烟对牙齿不好，转身就和我在卫生间里一人叼着一根烟相遇，也不嫌尴尬，很自然地向我抱怨保洁总不让他在厕所吸烟，还嘱咐我不要被人发现；有的喜欢打游戏，我在的时候他如果突然来了患者，就会直接把手机扔给我，让我继续帮他玩。
在我的朋友圈里，他们从不关注我发的公司活动和新产品的内容，更喜欢看我各种琐碎的日常生活。朋友圈里弹吉他的视频他们都和我提起过：吉他弹得不错，但下次咱不要唱歌了。我偶尔做了顿美食晒在朋友圈，也会获得差不多的评论：做得不错，除了刀工。
朋友圈里也暴露过一些秘密：有两名大夫同在一家大型门诊供职（但我们公司并没有与这家门诊合作），他们在休息日时会被一些中小门诊请去做一些有难度的手术，用的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两人一直没对外提起过这些事情，却在我的朋友圈评论区相遇了。一个大夫留言，另一个大夫问了一句：“你怎么有小孙的微信？”情况尴尬，不言自明，我也知道酿成了错误，赶紧删了那条朋友圈。
经理后来提醒我：“公私分明，不然的话你再建一个工作号吧。”
北京分区又来了个很不合群的新人。以往，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生活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很默契地你买菜了那我做饭刷碗，你们弄吃的了那我就收拾房间，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全凭自觉。
可这个新来的却不一样。起初我们比较客气，吃饭也会直接喊他一起，但他每次都是撂下碗筷就走。一周后我们话里话外暗示了一下他应该买菜了，结果第二天他就买了几个土豆、几个鸡蛋和两根胡萝卜。慢慢地，吃饭我们也不再叫他了，任由他自己叫外卖。有一回下水道堵塞，不停冒水，所有人都在擦地通下水，只有他端坐在客厅玩手机，直到水漫到他脚下才不紧不慢地收了手机进了卧室。
公司拨款给我们在光明桥租了一间房子，几个负责朝阳区客户的业务员搬了过去。一天我和另一名留在白纸坊的同事去串门，晚上回宿舍时，我和同事开玩笑：“你说那新来的那么爱玩游戏，会不会趁你不在偷玩你电脑？”同事迟疑了一下，说：“应该不会，他怎么也要提前和我说一声。”但等我俩进屋的时候，那个新人正慌慌张张地关着同事的电脑。同事脸上露出不悦之情，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将电脑设置了密码。
不过，相比我们，那新人的工作态度却好得多，每日兢兢业业、朝九晚五。我们都十分羞愧，正准备痛改前非时，一天早上出门后突然内急的同事跑到附近网吧如厕，正巧碰到那新人端坐在电脑前准备“征程”。我们所有人的羞愧感顿时消散：原来他也只不过选择在不同的世界里度过悠闲的一天嘛！
一天下午我回到宿舍，看见经理在客厅坐着，打个招呼便回了卧室。一名同事正坐在卧室里，看我进来，小声问道：“经理走了没？”得到我否定的答复后，他叹了口气说：“他还不知道我在屋子里，还给我发微信让我早点回来。”我俩想了半天办法——但从阳台出去也不现实，毕竟住在18楼。最后只能让另外两名合住的同事赶紧一起回来，我去牵扯经理的注意力，他们合伙伪装出他刚回来的假象。
经理是否发现，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对于我们的“小伎俩”，他往往看破不说破，只是身体力行贯彻公司培训主管所说的：“你哪怕天天睡觉，但只要业绩好，我也不多说。”
之前公司为了加强管理，要求我们每次拜访客户后都拍一张照片发到群里，我们都会直接在地图上找到门店照片，去掉水印后发到群里。后来我们胆子更大了，最初还只敢闲逛到下午4、5点钟再回宿舍，后来基本2、3点钟就都回来了，有时干脆早上9点出门，中午12点就回来开火做饭，然后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
即使生活如此悠闲，我在面对客户时还要装作自己很忙的样子。
一次，一家门诊的前台护士好奇地问我：“你们平时空闲的时候可不可以找地方歇会儿？”我忙说：“不能的，很多客户要去拜访。”旁边正在喝茶的大夫却冷不丁突然冒出一句：“假的，我有好几次看到他在对面书店坐一下午才走。”此话一出，便引来一阵哄笑。我连忙红着脸说道：“只是去蹭空调。”
有的医院候诊区有很高大上的单人沙发，我中午的时候经常去那里找个角落睡一觉，醒了之后再取走模型回家。我一直以为没被人发现，直到有一次取完模型刚要走的时候，一个大夫把我叫住说道：“我还有个患者马上处理完，你一起拿走吧，不然你再去候诊区睡一会儿？”
四
不知不觉间，小一年就过去了，我在北京跨进了18岁。
临近年关前，迎来了久违的忙碌。年底是回款的高峰期，也需要去平时不经常拜访的客户那里访问一下，留一些小礼品。
很多大夫都因为患者探亲的行程安排，要求加急制作产品，好赶在除夕前完成治疗。他们跟生产同事对接完，生怕出现纰漏，又一遍遍地嘱咐我跟进生产。
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人脉”的重要性——我那些留在生产部门实习的同学此时也都混得“风生水起”，我经常把患者信息交给他们，以便我的产品在能第一个制作，很多不太繁琐的方案，在我的协调下，生产基本都能缩短一小半的时间。
离春节还有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一个大夫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帮他个忙：他想跟医院请假提前回家，想把我微信的备注名改了，让我假扮成他的家人给他发信息，谎称老人需要护理，让他赶紧回家——实际情况是，他家里的老人脚崴了，静养几天就好了，这点心思不好让家里人和同事们知道，所以拜托我陪他演这出戏。我配合完之后，他跟我感叹了几句“请假不易”，隔天我去那家医院时，这大夫已经回家了。
除夕前几天，同事们纷纷买票，一个接一个回家。我因为实习生的身份，留在北京值班。我本来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毕竟公司里还有几百号实习生都不能回家。
大年三十儿当天上午，我想着给几个在深圳的同学打个视频聊天，接起来后，看到他们一大群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看着不像是在宿舍，问起来才知道，公司组织留在深圳的实习生一起去度假村过年——最可气的是他们还把游玩的照片发在群里。
看着照片上他们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样子，想到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这座空城当中，我突然十分不甘。我给同是业务员、应该也在“值班”的同学打电话寻找心理平衡，结果发现人家的经理都悄悄地取消了春节值班的规定，也放了假——敢情只有我一个人按照规定独自留守值班。
我带着一肚子气去楼下超市买了点菜，回来的时候碰到住在同一小区的一个认识的大夫，他看到我很惊讶：“你家在这里吗？没有回家过年？”我气鼓鼓地说：“让我留下来值班，有什么好值的，所有医院门诊都放假了。”那大夫笑了半天，跟我说：“那我争取接几个患者，别让你白值班！”
下午，一个在北京实习的同学知道我独留北京后，喊我去陕西他家里一起过年，年后再一起回北京。我本想一走了之，可看了眼返程的机票，早已售空，只能自己闷头做了一下午年夜饭草草收场。
2018春节后没多久，公司在白纸坊鸭子桥租的房子到期了，要我们搬到菜户营。
搬家后，同事一直抱怨这个房子太老，装修带着老恐怖片的风格。但我却很喜欢这个房子，有种很质朴的感觉。因为西红门的火灾，我们原来的上下铺被丢掉了，拥有了一张单人床的我，每天头顶变成了窗户。小区里的老树与卧室的窗户齐肩，早起时斑驳的阳光煞是好看。我甚至打算在窗台外养一些爬山虎，却因容易招蚊子遭到了同事们的一致反对。
菜户营和鸭子桥距离上只差一公里多，环境却大为不同：鸭子桥的小区密集，高大的楼宇遮天蔽日，地面总是尘土煽动，低矮的树丛一年到头也没见有几天绿色；菜户营的小区多是灰白色多层楼，挺秀的老树围绕着，工整错落，有的老树中间还包裹着一块圆形空地供人休闲。鸭子桥出了小区就是一条柏油路，早晚堵着的汽车噪音仿佛永无终止；而菜户营出了小区是宽阔的桥面，汽车和噪音飞快地掠过，从不停留，让人不觉得厌烦，反而多了一丝在古朴中掺杂现代感的惊奇。
穿过地下通道便是护城河边，回来得早的时候，我带着狗子一起去护城河边。初春的阳光让人十分惬意，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泛起的微风拂过我的手臂，我坐在木制凉亭里，听上片刻大爷大妈们的歌声，狗子则在一边吐着舌头四处张望，只感觉到“阳光刚好，微风不燥，那一刻我很苍老”。
那是一天之中，我与狗子都很惬意的时间。
最让我享受的是菜户营附近大大小小的美食店。鸭子桥周边算来算去，不过只有几家面馆和菜馆，绝大部分都是网络订餐为主的小店面。而菜户营这里从火锅、烧烤再到各地特色菜系的风味馆子一应俱全。天气转暖后，巷子里的烧烤店老会在天擦黑后将碳火摆在店门外，摆上小桌小马扎，让顾客吹着晚风喝着小酒撸着小烧烤。
来北京这么久，我终于实现了在室外吃串喝酒的愿望。酒精使人微醺，我身处于喧闹惬意的烟火之中，点燃一根烟，回头去看桥面上仍不停掠过的车流。或是烟雾或是黯淡的光影，又或是我微醺的头脑，让这一切恍如两个世界，中间将其分割开的，是护栏上的一盏路灯。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同龄的同学正值高三，他们被繁重的学习任务压弯脊梁，没有多余的精力留意身边的事情。我却已经习惯了早上自然醒后再慢悠悠地出门，路上的风景看多少次也不会腻，工作无非就是露个面、闲聊，下班遛狗，游玩喝酒。
我本以为所有在业务部实习的同学们都像我一样，但实际上在外地的他们，经历的却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很多区域的市场开发比北京晚，当地一些加工厂早已占据市场，我们公司的业务员要每天奔波于新老客户之间，背负着业绩压力。他们看到我轻松地聊着天，业绩却能高居不下，话里都会流露出羡慕。
我以前从未感觉到所谓的“快节奏生活”，直到看到了北京城里那奔腾的、仿佛永不枯竭的人流，看到我自己的步伐很少与那些人同频，看到身边的人都是低着头急匆匆地闪过。每当这时，即便我知道错过这班地铁也不会耽误行程，但也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加快脚步挤进人流。
和一个大夫闲聊时，他问起我的薪资情况。除去实习期扣下的一部分业绩提成，我到手五六千左右。那大夫粗略算了一下，问：“你们没有住房压力，餐饮交通会有补助，基本都是自己做饭，你们公司还缺人不，我可不可以也去？”知道这就是个玩笑话，我只笑笑。大夫继续说：“你还小，过几年有女朋友了就会发现钱不够花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再去学习？”
离开学校太久，我一想到学校的氛围，心里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大夫或许是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说：“只是闲聊啊——不过我总认为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还没有我孩子大，总觉得这样可惜了。”
我后来和一个离职同事说起了这事，那时正准备提升学历的他也很赞成那大夫的观点：“你看咱们之前的那些人，只要有机会，大部分都会离开这里去提升自己，没有几个会在这里死守的。”
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口口声声的“慢生活”，令人羡慕的惬意，何尝不是一种温水煮蛙？慢慢地磨灭自己的意志罢了。
我突然很想离开，却又挣扎。不过不久后，我却不得不离开了北京。
五
2018年4月，已在北京待满一年的我临近毕业，接到学校通知需要回校考试。我请好假，买了机票，在出发前两天，却发现自己不在返校名单内。询问公司本部后，我才知道因为他们的疏忽，将我和在深圳实习的同学们一并报告成在了公司里进行考试。
我说，既然是公司的疏漏，那机票钱有没有什么说法？没想到负责人怒气冲冲地说：“你要什么说法？我们可没有疏忽。”又指责我没有接到通知就擅自买票。
我说学校通知的截图还在我手里，公司也没有通知我有变动，还是我自己发现的。可负责人依旧咬死自己没有疏忽，完全是我自作主张。
我那股子“艮”劲儿犯了上来，一定要事情有个合理说法。没成想，实习队长为了推脱，面对询问时称一早就通知了我，公司本部以此为由下了结论。我要求公司拿出通知我的证据，他们却一直转移话题怪我多事，我一时怒火中烧，在电话里对公司本部同事出言不逊。
5月初，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多个部门牵扯进来，连学校也派了专人来对接此事。公司试图将我打发走——当时公司规定实习期内一部分提成工资要扣押，转正后才可以发下来，我想着把这笔钱拿回来就辞职，却发觉本应在自己手里的合同，在签署当天就以“盖章”的名义被收走了，此后再也没有见过。我询问学校留存的第三方合同时，老师却质问我为什么问及此事，第二天，一直偏袒我的学校，也督促我尽快办理离职。
一周之内，我手里所有的客户都由其他同事接管了，经理比较照顾我，同意我继续在宿舍住，等待公司商讨结果。我每天喊同事中午一起放下客户出去喝大酒，还经常写一些打油诗发在朋友圈。酒桌上，一个同事无意间的提醒，让我突然找到了未来的方向，那是一条对“后台”来说很常见的路——将简历上“口腔医学技术”的“技术”二字拿掉，成为一名临床口腔医生。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比如成为一名大夫、服务大众，也没想过口腔医生的高收入，虽然那真的高得让人眼红。我当时就是一种十分小心眼的想法：我要成为一名大夫，还接老东家的合作，我要疯狂找毛病让他们返工产品。
最后公司总经理出面与我进行电话联系。开始的时候，他一直轻蔑地让我赶快离职走人，声称合同在公司，我看不到。直到我说了几个公司存在的漏洞，小小地“要挟”了一下，他才严肃起来。
其实很多不规范行为已经是业内心知肚明的“共识”——比如很多产品虽然质量达到标准，但按照规定需要补办相关证件，补办过程中本不该继续制作销售，但公司并未停止。恰好前不久刚有一家医院因为使用了一批存在此类问题的产品而被卫生部门查处，为了遏制这件事情的传播扩散，公司下了好大的力气。
总经理沉默了一会儿，同意将扣押我的绩效工资一并返还。这场电话谈话全程，经理就在我身边，开始的时候他听得一直皱眉，但听着我一点一点反击，直到“不经意”地说出了那些问题时，才笑了起来，冲我挑了一下大拇指——这些话也算是我早就准备好的，多亏了经理的帮助，那天他突然问我的“合同是否在手里”，我说没有，他看了我一眼，又不露声色地点点头，我才反应过来他是在“点我”。
5月9日签完离职协议后，我突然想起刚进公司时一个学长告诉过我：“无论什么协议，一定要拍照，不让拍你也要偷着拍。”此时惊觉已晚，离职合同我也没有拍到。
离职前，经理与我谈话，说起一开始因为觉得我年龄小就没有太重视，但几次谈话之后发现我有过人之处，可惜在离职的事情上业务部已经尽力了，碍于我的实习身份，公司的决策业务部也无法过多干涉。
次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宣告自己已经办理离职，一时间很多合作过的大夫都发来微信与我告别。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刚接触不到一个月的大夫，他一直向我表达感谢，说我是个尽职尽责的人，也是他从业以来合作过的最愉快的业务员。
这段记录还被我拿着向送我的同事炫耀——原来慢生活中的我也是个有用的人。
因为离职的不愉快，我一度对这段经历充满愤恨，但却又一次次在梦里回到这里，还是站在陶然亭的天桥上，一遍遍寻找我那张丢失的公交卡。
5月10日离开北京的那天，在车站，我和同事最后一起抽了根烟。升腾起的烟雾好像又给我眼前蒙上一层灰蒙蒙的纱，面前汹涌的人流仿佛从未休息过，接连拍击着这个城市的出入口。
现在这层纱随着时间被撕破，所有过往的时间又明亮了起来，我依稀看到，那天我与一个黝黑的少年擦肩而过，我顺着流向，他逆流而上。
我回到家乡，回归一个四线城市的生活，日子算不上慢，一切只是平淡的、反复的。我在当地一家大型口腔门诊从事策划及洽淡工作，不忙时，领导准许我站在医生旁边观摩学习。
我还是走上了无限期的备考、提升学历之路。或许未来某一天，我会拿下资格证，但不知道，到时的我还会不会纠结对老东家的小心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小孙，编辑：牛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