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小刘，编辑：苦丁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今，那些叫嚣着想要逃离工作的年轻人们似乎越来越爱聊“工作”了。朋友圈中，“打工人”“加班”等词汇俨然已经脱离了原本自嘲的意味，成为一种自我标榜的新方式。偶尔我们在向他人勾勒一个人时，一旦脱离了工作标签，脑子里也只剩一片混沌。
相比之下，那些更为细致地构成我们个体生命样貌的，如性格、爱好、情感关系等感性因素，已经越来越少在我们有效记忆一个人时被使用。工作，让我们爱恨交加，也总让我们不断地在认可与质疑中，寻找其真实的意义。这个问题虽然已经被无数次解答过，但通过观察艺术家对这一主题的不同实践，我们也渴望从中获得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你也有打卡焦虑症吗？
上班，我们首先避免不了的就是打卡。作为工业化产物的一部分，现代打卡机于19世纪中后期诞生。虽然打卡机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可它却已经深刻地将我们的身体与工作绑定。1980年，中国台湾艺术家谢德庆的行为艺术作品“打卡”就试图探讨我们与打卡机的“日常羁绊”。以一年为期，他身着同一套工作服，计划每隔一小时在同一台打卡机上完成一次打卡，一天24次，全年共需8760次。
©️ 《一年行为表演》笼子 1980
出于各种原因，谢德庆最终漏打卡133次，每次打卡时，他还会拍下自己与打卡机的合影以作留证，项目全程均由一位见证人证实并签字。此外，谢德庆在项目开始前也剃光了头发，所以照片中他的发型变化也证实了项目的进行与推进。
1974年，谢德庆只身来到纽约想要尝试艺术实践。每天“洗碗12小时洗到手烂，还谈什么艺术”的生活，激发了他以时间为尺度进行创作。1978到1986年间，谢德庆连续创作出了五件《一年行为表演》，每件作品均以一年为期限，例如将自己关进笼子一年，与他人捆绑在一起一年，不进入建筑物一年，不接触艺术一年。
谢德庆将自己日复一日的“打卡”，与西西弗斯不停地推动石头上山的行为进行类比。这仿佛也像极了我们日复一日的工作，一切看上去都如此荒谬，“但有时候你对抗命运的方式，就是尽力地去做荒谬的事情。”
1986年，在完成这一系列作品后，谢德庆开始了他的“十三年计划”。在13年中，谢德庆只进行创作却从不发表。1999年12月31日，项目完成后，他在千禧年的第一天宣布不再创作。虽然作品数量不多，但谢德庆的每件作品都来源于他对于生命的切身体悟。于他而言，生命是终身徒刑，是度过时间，但也能进行一场“以自由为名”的思考。
除了重复，被孤立同样也是工作让我们感到焦虑的原因。2013年，来自澳大利亚的艺术家Kristian Burford以“Audition”（试演）为题创作了一件雕塑作品，她“创造”了两位女孩，一人在办公桌隔板前半伸出头，另一人则站靠在隔板旁。从神态来看，她们似乎都在努力地倾听着什么，一脸彷徨与焦虑，周围封闭式的镜子仿佛将她们困在了一座无限遥远的岛屿上。
2017年，墨西哥艺术家Héctor Zamora创作了作品“Memorándum”（备忘录），力图为职场中的女性群体发声。Héctor的创作灵感，一方面来源于从事了三十多年文职工作的母亲，另一方面来自他的观察：在以男性为权力主导的办公室体系下，女性在职场中长期遭受性别歧视与差别对待。
Héctor邀请了48位女性在高耸的露天脚手架上表演“打字”，她们打字所使用的机器，均出借于现实中那些从事文职的女性。那些打印好的纸张，被故意设计以一种“抵抗”的姿态从高处扔下。在地面上捡到纸张的观众们乍一看会认为纸上什么内容都没有，可如果仔细观察，在不起眼之处写着这些女性工作人员的“自传”。
©️ “Memorándum”, Héctor Zamora 2017
在格子间过工作的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焦头烂额地工作了几个小时之后，猛然抬头，失神地凝视着墙壁上的某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也仿佛被那个点所吞噬。2016年，纽约艺术家Jonathan Schipper恰如其分地再现了这种感觉。
在其作品“Cubicle”（隔间）中，Jonathan精心布置了一个看似被使用很久的办公室，由隔板区分的不同工位体现着职员各异的性格，有的摆放着卡通手办，有的放置着植物，有的堆满了凌乱的文件……这些工位，被从墙洞中伸出的一条条细线连接。
这些线的终点是一台足以拉动45吨重物体的绞车，通过让绞车每小时拉动约1毫米的设定，Jonathan用时两个月，延时拍摄下了这些杂物被洞口吞噬，直到再也无法移动的过程。其实这些形形色色的物品，也像极了某刻被工作吞噬的你我。
艺术家怎么看待工作？
或许作为局内人的我们，还处在与工作所带来的苦恼相互纠缠的阶段。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一些艺术家则已开始消解工作本身的样子。1988至1999年间，来自瑞典的Lars Tunbjörk在周游世界的同时，先后拍下了斯德哥尔摩、纽约、东京等地的办公室，其中大多是办理股票与保险业务的公司，这个名为“Office”的系列也成为Lars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之一。
此系列的特别之处在于，Lars像一个探险员，用镜头打量着那些鲜有人注意之处：例如职员们打瞌睡、伸懒腰的样子，他们正在办公的脚，或是无人的工位，角落里的垃圾桶。这样特殊拍摄的角度来自他六岁女儿使用照相机的方法，“我试图像外星人或小孩子一样拍照。”
2015年，Lars突然逝世，时代周刊摄影部的Paul Moakley，在Lars的讣告中写道：“他让你觉得你并不孤单，还有人理解我们面临的巨大深渊。”通过Lars的视角，我们得以审视自己的工作处境。
©️ Lars Tunbjörk
1978年，克罗地亚的Mladen Stilinović以一场在画廊中睡觉的行为艺术，展现了自己对工作的看法。Mladen将这一作品命名为“Artist at Work”（工作中的艺术家），每次展览呈现的都是上一次展览期间拍下的八张休息照片。
这一动作虽然看上去简单，其实坚定地表达了Mladen观点：艺术和劳动是对立的，创造只源于空闲时间。1993年，Mladen以《赞美懒惰》为题发表的宣言中，引用了杜尚的“我认为为生计而工作有点愚蠢”和马列维奇的“懒惰被认为是一切罪恶之母，但实际上它是生命之母”，更加强调了他“没有懒惰就没有艺术”的立场。
2015年，中国艺术家坚果兄弟则对工作的意义进行了一场“无意义”的反思。他首先以“深圳市无意义有限公司”为名，在深圳工商局正式注册了一家公司。在此后的一个月，他则共招募37位兼职者，其中还包括1只猫，完成了30份无意义的工作。每位兼职者工作时间为2小时，薪酬100元。
坚果兄弟想出的工作内容在无意义之外，甚至有些无厘头，比如要求兼职者将草地上的一袋空气不停搬回原处；根据纹理、色彩、细节等因素，判断出12块砖头的星座；花一个小时吃一个苹果，再花一个小时慢慢回味……而另一些工作，则充满了浪漫的意味，比如反复地把头埋进水里，在水里面说“我爱你”；又或者想念一个不存在的人。
下班了，就能逃离工作焦虑了吗？
我们的工作焦虑，也不仅仅存在于上班时间。2008年至2010年间，波兰摄影师Paweł Jaszczuk在深夜骑自行车出没于东京的商业区、车站、娱乐区附近，寻找那些露宿街头的白领们。由于下班太晚错过最后一班公共交通，而酒店价格又太过昂贵的时候，在长椅或街道度过一晚成为了大多数上班族的选择。2009年，Paweł将这些照片整理为一本名为“Salaryman”（上班族）的画册。
©️ Salaryman, Paweł Jaszczuk
长期的深夜出行使Paweł对拍摄颇有心得，最佳的拍摄时间是凌晨1到4点。此外，Paweł还会特意选择那些穿着考究西装、姿势特别的人作为拍摄对象，这些“露宿街头的上班族”与肮脏街道形成一种有趣的对比。此后，Paweł以时尚杂志的拍摄方式，再次出版了一本画册“High Fashion”，形式有趣之外，Paweł作品所表现出的纪实性也同样发人深省。
©️ High Fashion, Paweł Jaszczuk
在一次繁忙的工作之后，日本摄影师Yusuke Sakai突然有了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一颗孤立遥远的星球。Yusuke的自拍作品“Salaryman Blues”由此诞生，他在田野、雪地、郊区、马路等不同地方摆出了相同的躺平姿势。
©️ Salaryman Blues, Yusuke Sakai
对他本人来说，这也是一组内心独白式的自拍。每逢休息，他便穿上西装，坐火车寻找某个地方进行拍摄。至于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他则提到了该系列的主题“忧郁”：“我从‘忧郁’这个词中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在笑声、抱怨、讽刺、反抗和坚持中被创造出来的力量。”
©️ Salaryman Blues, Yusuke Sakai
1994年，以极简主义行为视频而闻名的艺术家组合John Wood和Paul Harrison，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无处可逃”的表演。在一个封闭的箱子中，艺术家不停地随着水面变换而改变姿势，以求得短暂的氧气自由。不管怎样，他都永远找不到一个出口。
©️ There's no escape that I can see, John Wood & Paul Harrison
两人的创作灵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上世纪以各种逃脱术而闻名、被誉为“史上最伟大魔术师”的Harry Houdini。两人将作品的名称命名为“Harry Houdini (there's no escape that I can see)”，仿佛也真实地呈现了我们当代人的一种精神困境。
艺术家们并非没有讨论过要好好工作。来自瑞士的Peter Fischli和David Weiss在泰国一家陶瓷厂的公告牌上发现了一张激励工人们工作的清单，清单言简意赅地写着保持微笑、学会倾听等等工作箴言。此后，两位艺术家在保留原件手写痕迹的基础上，以明信片、丝网印刷、书籍封面等多种形式复制了清单。
其中最为知名的一次，是1991年，两人将清单刷在了苏黎世通勤路上的一所办公楼外。如今，这则清单也广泛出现于世界各地艺术家以及从业者的办公室中。除了真的能敦促人们有效工作之外，最初制作这张清单的真正意图，也因被广泛张贴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小刘，编辑：苦丁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