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老王,编辑:阳少,原文标题:《从“救命文档“到“避雷清单”:匿名的共写和被消费的隐私》,头图:北京蓝天救援队奔赴河南支援,来自:视觉中国


支持多人同时编辑的、跨部门、跨组织协作的在线文档,例如腾讯文档、石墨文档、飞书文档等产品,已经是广大键盘工作者们的案头利器。


而在去年的防疫以及今年的河南救灾中,志愿者们收集汇总互助信息的共享文档甚至被称为“救命文档”。


同样的文档也出没于更为琐碎的日常,《Tinder 渣男避雷》《大厂 er 相亲文档》《互联网公司一线领导黑名单(别接 offer )》等一个又一个地于朋友圈和微信群传播,你甚至还能像贴吧、论坛和豆瓣小组一样,在这里看到关于职场、情感、消费的八卦讨论。


显而易见的是,在线文档已经由在线的办公平台,转变为一种爆炸式传播的“流量密码”。本文试图梳理它的不同使用场景,从“救命文档”到“避雷清单”,探讨个人的信息(隐私),如何在匿名的共写中,从互通有无的即时信息,变成了被审视与消费的奇观。在线文档又是否能够承载它在灾害中所被期望的那种公共性呢?


当在线文档成为“救命文档”


在线文档以往大多用于组织内部的信息同步,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它的首次“出圈”,则是疫情刚爆发期间涌现的一批“救命文档”。


根据“盒饭财经”的报道,当时《接力编辑 关注新型冠状病毒的可靠信息与谣言》的石墨文档曾刷屏朋友圈,在慌乱之际为大家甄别删选了信息。随后,《各地发热门诊清单(开放收集)》《境外医疗物资采购/通关工具文档》《各地政府部门与卫健委的消息》《国际范围疫情播报》也在社交媒体中被广泛传阅,成为公益帮扶与民间自救的及时工具。


而在今年的河南暴雨中,在线文档也发挥了重要作用。7 月 20 日,名为“Manto”的用户创建了一个腾讯文档——《待救援人员信息》。此后,它从一个简单的收集救援需求信息的表格,在经过无数爱心人士的添砖加瓦之后,竟然 24 小时就自发更新了 270 多版,最终成长为一个信息庞大的民间抗洪资源对接平台。



开发它的科技大厂自然不会放过这一PR的良机,在《待救援人员信息》发布不到一天后,腾讯官方公众号发布文章《一个救命文档的 24 小时》,一时赞誉不绝于耳。


但也许让开发者没有想到的是,在线文档于防疫和救灾中扮演的角色,也使得人们意识到它具备着聚沙成塔、连接无数匿名你我他的潜能。人们既能够通过共写互助,也能通过共写反抗“996”。


一个多月以前,一份名为《公司作息 Working Time》的在线协作文档在朋友圈流传。截至 10 月 14 日,该文档已汇集了约 1300 条不同公司的作息时间表,涉及的公司大多集中在互联网科技领域,包括百度、腾讯、阿里等,并且细分到了具体岗位和部门。该表格的创建人之一表示:“我们创建了这个表来分享信息,希望对抵制‘996’,普及‘955’做出一定贡献。”

 

从灾难互助,再到后面大厂打工人们同心协力制作的《公司作息 Working Time》,牵涉到的人群虽然变小了,但在线文档却不期然地成为了一件“弱者的武器”,承载了一定的抗争与维权意识。


从“救命文档”到“避雷清单”


然而,在线文档的便捷与高效,也引发了人们对隐私泄露的忧虑。据东方网报导,“救命文档”的创建者 Manto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在汛情结束之后,文档里的隐私信息能够抹去或进行遮盖”。“救命文档”至今仍能打开,但其中大部分的个人信息都已经删除,保留的部分也大多做了模糊化处理。


为了方便更多人填写,很多文档创建者会把权限设置为“所有人可查看和编辑”,但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信息有了被随意查看甚至篡改的风险。在文档《Tinder 渣男避雷》中还充满了各种无厘头式的对“渣男”的评点和吐槽。那些“骗婚”、“骗钱”与“骗炮”的明显违反主流道德标准的暂且不表,就连“发微信不回”也被纳入了“渣男”范畴。


而文档《互联网公司一线领导黑名单(别接 offer)》,看似也是大厂打工人的一次“避雷”互助,实际上对 boss 们的评价充斥着各人的主观色彩,客观性和可信性都有待商榷。这样的行为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对控诉的对象进行“威慑”,颇有点“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的意思。但这种“拉清单”,并不具备什么“清算”的效力,也很难说有什么正当性。


从合作与互助,再到控诉与抗争,最后走向无序的“拉清单”。在线文档的使用风潮中,我们并没像一开始期待的那样,看到更广泛的团结或强有力的抗争,而是私愤、流量至上、消费主义以及圈地自萌。


匿名与共写、隐私与效率之两难


在线文档平台一直对产品的匿名功能大力宣传,强调产品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大厂员工们之所以能广泛参与到《公司作息 Working Time》的共写中,也得益于匿名功能,即便发表了对公司不利的信息,也无法被追踪到具体是谁。


然而匿名机制虽然保护了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和隐私,却无法对信息的真实性和被曝光的隐私负责。在《 Tinder 渣男避雷》、《大厂 er 相亲文档》等文档中,先不用说网名、微信号、手机号这些本来就很容易泄露的信息,就连从事的行业、工作单位、甚至生理特征等私密信息都被一丝不挂地“晒”在表格上。


2018 年,百度 CEO 李彦宏曾说过一句引发舆论争议的话:“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


但在“隐私”和“效率”之间,我们真的只能二选一吗?


也许在技术层面,这两者确实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毕竟互联网产品依赖大量的个人数据。但制造了这一对立关系的却不是只有技术本身,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也难辞其咎。何况互联网公司在引发这一争议后,又声称可以提供一定的解决方案。


2018 年,腾讯将“科技向善”写入公司的使命愿景,并在近两年于各个场合反复提及。“救命文档”看上去是一个“科技向善”的完美落地,但需要注意的是,填写信息的、参与行动的仍然是一个个充满热心、具体的人。


产品在官方的推动下,又迎来了新形式的“出圈”。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购物节中,顶流带货主播李佳琦、薇娅和雪梨都用了腾讯文档来做推广。文档对于商品的分类十分细致,还标注了品牌、价格、赠品及优惠券等信息。虽然信息整合得很全面,也有一定的便捷性,在线文档却就此被简化为一个“能够在线查看的文档”,全然失去了“多人在线协作”的产品特性。



而在互联网“产品思维”的驱使下,它还能衍生出越来越离谱的逻辑。公众号“运营研究社”的《频上热搜的在线文档,为什么成了新「流量密码」?》一文甚至把《公司作息 Working Time》视为正面的商业营销与运营范例进行分析,提出要满足用户“避雷”、“围观”与“宣泄”的“情感需求”,来实现“引流”和“转化”。


在线文档一开始的“出圈”,虽然是拓展了它的应用场景,但疫情灾情的信息共享,仍然是基于产品“在线多人协作”的特性。但如今的“出圈”像是为了“出圈”而“出圈”。官方还亲自下场把它用作营销工具,因此泛滥的景观化与群体狂欢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学学者丁晓东在论及公民的数据权利时曾言:


“近几十年来,一些较为前沿的隐私理论已经指出,隐私恰巧必须放在社群的语境中才能被充分理解,因为个人的合理空间或个人人格都是由社会构成的,只有在社群共同体中,个人的合理空间或人格才具有实现的可能。对于个人数据来说,如果一个社群具有较为合理的信息与数据流通机制,那么侵犯隐私的情形就会大大降低。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信息的流通机制将会大致符合人们的日常预期。” 


我们的隐私权之所以得不到保障,往往是因为我们的个人信息并非在社群共同体内部流通。在流量至上的社交网络平台,隐私一旦被不怀好意的人们利用,后果就可能是被景观化,甚至“网暴”。而那些没有被堂而皇之公开的个人数据,也早已是互联网平台得以攫取暴利的资源。


从援助的声浪到被转化的流量,人们的信息在共写文档中被反复腾挪。“枪本无罪”的说辞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平台不能总是在它发挥“好”的价值时宣为己有,在侵害他人隐私时却说“工具被坏人利用了”。技术的使用习惯早已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难以切割出去,有时它并没有拓展我们的边界,反而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当个体习惯了用“拉清单”这种方式回应所谓的“渣男”与“黑心老板”,那么线下沟通能力的丧失与调节机制缺位的现实问题,则会消弭于泛滥的情绪与粗暴的指控。


不要把对公共性的追求依附于产品


互联网产品在发挥正面的社会效用时,互联网企业不见得就是“种桃子”的,也可能是“摘桃子”的。在防疫救灾中,不可否认在线文档起到的作用很大,但也绝非是提供关键信息的“头号功臣”。其他产品也贡献了各自的一份力。


比如高德发布了“河南暴雨积水地图”,对于灾情的实时监测、车辆物资的调度都起到很大作用。还有志愿者善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信息,比如用爬虫从微博实时爬取救援信息。并非特定的科技产品才使得救援行动成为现实,我们在信息技术主义的声浪中忽略了,真正关键的是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与全社会众志成城的信念。民间的力量一直都在,互联网需要做的往往只是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彼此。


公益的基本特征是公共性,基础是广泛的公共参与。而大部分互联网产品看似对所有人开放,却不是天然就具备这种公共性。将《公司作息 Working Time》和《互联网公司一线领导黑名单(别接 offer)》对比来看,后者的背后是分裂的评价标准和虚假的共识,所以很容易变成一种单纯的情绪发泄。而前者则基于打工人们共同的困境与维护劳动权益的诉求,因而在信息收集方面也更加客观可信。


互联网产品作为一种“工具”,只能提供一种公共性的可能,而非社会行动和公共参与的充分必要条件。“技术赋权”的提法由来已久,但近年来,很多“匿名”、“去中心化”的科技产品,在一开始都号称能让大多数人离自由和平等更近一步,实际上却往往导致相反的后果。比如基于区块链的虚拟货币,现在已经成为了少数人洗钱、虚假交易、操纵市场与“割韭菜”的“工具。


不过同样基于应用分布式网络和加密货币技术的内容创作平台“Matters”,却为很多人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其上发表了不少针砭时弊的犀利文字,体现出了很强的公共性。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结果,是因为虚拟货币虽然建立在“链”上,但参与其中的人们却大多只能在“黑暗森林”中玩资本游戏。


匿名与去中心化的结构,并没带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技术向我们敞开了一扇大门,但门的背后是什么,之后的路又该怎么走?仍然取决于我们如何想象,如何联结,又如何行动。


参考文章

一个救命文档的24小时,腾讯网,2021

“救命文档”创建者Manto上线了!看留言不禁落泪,很关心信息安全,东方网,2021

频上热搜的在线文档,为什么成了新「流量密码」?,运营研究社,2021

邵亦波:科技向善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腾讯网,2019

大厂HR的新对手是Excel,盒饭财经,2021

丁晓东. 什么是数据权利?——从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看数据隐私的保护[J]. 2021(2018-4):39-5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老王,编辑: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