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ID：biede_），作者：mi，编辑：Rice，madi，原文标题：《想象另一种集体生活的可能性——人类集体居住简史》，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 9 月，建筑界中被比作奥斯卡奖的 “普里兹克建筑奖” 揭晓，得主安妮·拉卡顿和让菲利普·瓦萨尔曾参与许多社会住宅的设计和改建，他们在获奖感言中说到：“居住是建筑中最崇高、最重要的议题。”
这一项目原隶属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发的社会住宅项目，楼层在 10 层至 15 层不等，共包括 530 套公寓。在欧洲以拆除大规模建造的住宅建筑的背景下，拉卡克顿和瓦萨尔坚持 “永不拆毁” 的戒律，项目通过移除建筑立面并将室内向外扩展以创造新的空间，形成冬季花园或阳光露台，以最小的干预彻底改变原有的居住环境。
今年普奖颁发给这样一对组合，似乎象征着某种风向，因为实际情况是，在建筑师们的隐性的鄙视链中，住宅设计师处于万劫不复的最底层，苦苦仰望着设计建造美术馆的同行们，当他们感到内心憋闷的时候，唯一可以欺负一下的就是 “叛逃” 去开发商的那一波人了 —— 可让人难受的是人家的兜里又比自己鼓。
我和建筑师朋友聊天，“居住的设计如此伟大，最能影响人类社会的建筑物不就是住宅吗，为啥设计它的建筑师一点也不崇高呢？” 他们也挺无奈，一方面是因为住宅本身在设计语言的发挥上空间不大；另一方面，在今天商品房基本垄断住房市场的时代，建筑师不过也就是开发商的一只手罢了。
而对于住房的使用者 —— 我们每一个城市居民来说，遥不可及的房价几乎让人放弃想象。可是即便如此，居住方式仍在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在任何初期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所获利润的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改善人的生活。
在城市化推进的进程中，居住问题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分配住宅，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而每一个时代对于分配公平的标准又各不相同。在此情况下，许多国家选择提供一系列社会住宅作为解决方案。
尽管社会住宅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它通常涵盖了由政府机构或者非营利性组织对居民住宅进行设计，建造和分配的活动。这些集体性的社会住宅极大地塑造了一部分人类生活的样貌，在其中流淌的集体生活记忆也在居民世代的沿袭和演化中，成为一种地域风俗文化。当个人主义被充分提及的今天，集体生活成了一种乡愁，这一切从哪里来？也许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社会住宅的历史，想象另一种集体生活的可能性。
1. 最早的社会住宅：福格社区
早在 1516 年，德国奥格斯堡的福格家族就创建了福格社区（Fuggerei），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可被视为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社会住宅。1532 年，52 栋房子拔地而起，在之后的年月里，街道、小广场和一个小教堂等公共空间也被补充了进来，这里渐渐形成了一个典型中世纪小城的布局。
而要说它有多便宜，从 16 世纪创建至今，这里的租金就没有变化过，还是 1 古尔登金币（Rhenish guilder） 一年，约相当于一欧元租一年。附加条件是每天要为福格家族祈福 3 次，以及为社区做一些工作。从 1681 年到 1694 年，莫扎特的太爷爷 Franz Mozart 就曾经在这里住过。这个社区在二战中被摧毁，战后依原样重建。
福格社区的运营方式基本是一个孤例。如果说最开始的入住条件——为金主爸爸每天祈福 3 次——是有一点点宗教意味的组织方式，那如果再往极端推演的话，似乎就可以算作 “邪教” 了。比如美国人吉姆·琼斯于 1955 年在印第安纳州创立的人民圣殿教，1978 年 11 月，在教主的带领下，900 多名信徒一起在南美洲的圭亚那热带丛林集体自杀，在这之前，他们也曾在一片鸟不拉屎的地方建立过自己的 “社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虽然没有机会去福格社区走走，但它的价值在于让我开始思考，在绝对理想的情况下，人们会因为什么生活在一起？信仰似乎是个很好的理由。虽然如今仍然有人在这里生活，不过它更多地是作为奥格斯堡的著名景点存在，据说参观的门票费差不多相当于 7 年的房租。这也让我觉得德国确实是非常有社会主义土壤的，要不伟大导师怎么诞生在这里呢。
2. 工业革命之后的空想社会主义尝试
工业革命带来了无穷多的转变，为了促进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生产规模需要不断扩大，工业化早期的欧美城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激增，住房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凸显了出来，所以在 18 世纪，曾经出现过以欧文和傅立叶等人为代表的 “空想社会主义” 理论和实践尝试。
欧文主张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外建立一个集工业、农业和居住为一体的社区，每个社区由 500 到 1500 人组成，设有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但在英国没有投资者对此感兴趣。之后，傅立叶比欧文更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他批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希望建立一种以法朗斯泰尔（phalanstere）为基层组织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高度统一。他认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完全可以消除。
傅立叶曾设计过一座法朗斯泰尔，它是一座占地约 2.59 平方千米的大房子，供 1500 多人居住，配有公共起居室、图书馆、学校、作坊和马棚，一切按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生活需要建设，没有剥削和统治，社区的成员靠自我民主管理。
在美国， 1840～1850 年间曾按照这套理论建立起 40 多个社区，但大多数不久就关闭了。这一轮乌托邦式的社区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也为后世的社会住宅提供了一定思考。
傅立叶的社会学思想极其丰富，也非常之乌托邦。让我想起了在印度曾经去过的一个叫做黎明之村（auroville）的自给自足小社区，这是一个实验性的寰宇城镇，位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维鲁普兰县，这里靠近印度南部的本地治里市（这里是少年派的故事原型发生地）。1968 年由米拉·阿拉法萨夫人（又名“母亲”）所创，并由建筑设计师罗杰·安格尔先生实际进行设计。这个城镇正如母亲首次公开发表的讯息那样：“黎明之村旨在成为一座寰宇城镇，来自世界各国的男男女女都能够超越信条、政治、国籍，和平、进步且和谐地住在这里。黎明之村的目的是实现人类大同。”
我虽然只在这里呆了一个上午，购买了一些便宜得惊人的村民们制作的工艺品，并不知道如果真的生活在这里是什么样子。但那种 “乌乌” 的感觉却令我记忆犹新，这莫不就是桃花源？这难不成就是 imagine there is no contury？这让当时二十多岁的我希望立刻拎包入住。后来了解到，类似的社区在世界各地还是保存着一些的。
说回到傅立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他被认为在 1837 年最早提出了“feminism”一词，他也曾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人民是否彻底解放的衡量标准。在之后的讨论中，你就会发现，其实社会住居问题，对如何界定女性的家庭劳动和社会生产，以及女性的社会分工有非常深刻影响。
3. 依托工厂建立起来的生活社区
傅立叶之后的一些进步企业家，如法国的格定和英国的萨特，将早期的 “空想” 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分别创建了 “格定社区” 和 “萨特社区” 的企业住宅模式，将工厂厂房与工人的生活社区结合在一起，融合生产与生活，和我国曾经的 “单位住宅” 模式有相似之处。
萨特 (Sir Titus Salt,1803-1976) 是英国著名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建立萨特社区之前是布拉德福德的市长，曾修建了英国第一个公共公园。萨特社区（saLtaire）包括一个大型纺织厂和工人生活社区。
他规划了 22 条街道里的 805 套住房 ，还有救济所、教堂、假日学校、公共浴室、 公共洗衣房，集会厅、医院等。工厂于 1853 年开张 ，于 1863 年社区全部建成。可容纳工人三千至四千人，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 。这个社区的每套住房都有厨房、起居室、灶间和地下室。浴室和洗衣房是公用的。到了 20 世纪初开始，政府逐步买下了工厂的基础设施 ，工人与工厂的关系也就逐渐淡化。
由于独立于商品经济之外，住宅的成本只是土地和建造的费用，使得租金较低。这种社会住宅的尝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工人的利益与企业联系起来的思路，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企业精神。社区的工人们为企业付出 20-30 年的劳动，可以成为住宅的拥有者。这样通过共同利益的捆绑，曾经形成了某种相对稳定的社区模式。
4. 合作住宅
在萨特社区的基础之上，霍华德（E.Howard，1850-1928）又提出了 “花园城市” （garden cities）的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现在大多出现在对城市规划的讨论之中，这种城市规划模型的特点是解决农村人口迁离，和由此造成的城市无序增长的问题。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花园城市”。
但在 1905 年，第一座 “花园城市” 列支沃兹（Letchworth）动工的时候，为了给工人阶级提供更加健康和价格便宜的居住条件，也为了推动实际的建造，霍华德必须进一步打破地产商或资本家对于土地的垄断，其核心是通过土地资源的共享，打破工人和企业的隶属关系。实现的过程中，重点是要将土地集体所有化，通过一个信托基金管理土地、住宅建设和出租出售的问题。
既然高地价和高房价是由于地产商、投机商的炒作和追求高利润所造成的，那么减少甚至取消地产商的利润不就能创造更多廉价住宅吗？但在自由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掌握资本和政策权力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地产这一大块经济收入来源，如果地产商不建房 ，谁来建呢 ？中产市民作为个人没有足够的资金，出路只有通过个人之间的联合，集资申请贷款，通过集体租赁或购买土地，再通过承建商、建筑师等专业人士的协助建房。这种住宅体制最早出现在欧洲和北美，规模和形式多样。它们统称为合作住宅 （co-housing）。
大资产阶级和政府从禁止、允许到鼓励合作住宅，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直到二战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对城市造成巨大的破坏，合作住宅在政府的支持下成为了战后重建中北欧城市的支柱之一 。由于其形式多样，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合作住宅满足了社会对多样化居住形式的需要 。这种多元性也直接反映在建筑设计风格上面，由于它强调集体共有、集体管理等思想，深受社会左派的欢迎，现代主义建筑师也积极参与其中。
合作住宅强调通过共享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其结果是家庭空间和功能的社会化，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住家里不再有厨房，社区有统一的用餐场所。在苏联曾有更为极端的案例，家庭功能在合作住宅中被彻底社会化：小孩和父母分开居住以方便集中教育；父母白天工作，晚上参加政治学习，以便达到效率的最大化。合作住宅除了提高空间的使用率，降低住宅的价格之外，还将妇女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合作住宅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有很强的关联。
瑞典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师马克留斯（1889-1972）在斯德哥尔摩设计过一座合作住宅，这座住宅坐落在城中一处典型的 19 世纪街区中 ，外形与街区融为一体。底层有一间幼儿园和托儿所 、一个大型共用的洗衣房和一间餐厅。楼上共有 57 套小户型公寓，每套有两间房和一个小的备餐间，没有厨房。每个备餐间有一个小型升降机和电话, 直通首层的餐厅、厨房。住户只要拿起电话告诉厨房需要的菜式，厨房备好菜后用升降机送到住户的备餐间。住户用完餐后可将碗碟放回升降机按一下电钮传送回厨房。
这一住宅建成后引来不少争论。有人批评它是照搬俄国的社会主义居住模式 ，有人说妇女离开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不一定有好处，甚至不能算真正的女人。为了反驳各种批判，证明这座合作住宅的好处，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包括马克留斯自己也住进这座住宅。他们的收入条件完全可以享受更大的公寓 ，但他们想用行动亲自体验和向社会宣传这种小面积、经济型的、用共享设施支持的新的生活方式。当时有人说如果给这个楼寄个炸弹 ，可以消灭斯德哥尔摩一半的左派知识分子。
早期合作住宅的空间利用方式推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包括妇女的职业化。合作住宅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居住形式之一。在经济上 ，它介于商业性私人住宅和政府低收入住宅之间。居住不仅仅是满足生活的需要，也是实现某种理想和改造社会的手段。在马克留斯的故乡斯德哥尔摩，新合作住宅形式不断涌现。
80 年代个人主义思潮膨胀，不同的合作住宅团体通过改造现有的建筑、购买产权而成立。参加者作为个体在合作住宅集体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很多中年妇女都有同样想法，在丈夫去世或离婚后搬到合作住宅去住，既有自我生活又不会孤单，通过参与集体管理和社会服务体现自我价值。有些单亲家庭也觉得这种集体居住形式可在某些方面弥补他们失去的另一半。
弗德克纳本（Färdknäppen） 合作住宅就起源于 70 年代的一些妇女团体。一开始，她们通过与女性建筑师讨论，逐渐形成对现有住宅市场和住宅政策的批判 ，认为有必要探讨出更适合妇女需要的居住形式。在 90 年代，这座住宅开始了设计，每套房屋都有不同的设计布局，外形上它与普通的住宅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形式上的标新立异对于他们没有意义，只是商业所追求的。400 平米的公共面积包括一间配有工厂设备的办公室、两套客房、一间木工房、 一间洗衣房和干衣房、一间集体厨房、餐厅和起居阅读室。除星期日和节假日外每天都有集体晚餐。
现在，这里仍在使用，在官方的网站上，明确地表达了这里是为 “已经到达人生后半场的人 ”（second half of life）服务的。
任何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群体内部都有矛盾，合作住宅也不例外。弗德克纳本的有效经验是成员在合作住宅建设前就有过长时间交流，会相互了解且经常见面交流，并在建成后定期召开居民会。实际上，合作住宅的意义并不在 “住宅”，而是在 “合作”。弗德克纳本的居民经过近 20 年的时间建成了自己的住宅。他们真正经历的是一个合作的过程 ，其理想和实验的经验也将给予未来 的住宅发展以启发。占有财富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创造和合理分配、利用财富才是价值的体现。
5. 我国的情况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住房分配一直由政府主导，也曾出现过类似苏联社会住宅的尝试，比如建于 1958 年的北京福绥境大楼，这座社会主义大楼按照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构想而建造，有集体的食堂、托儿所、理发室、小卖部、保健室、开水间等。该楼在 2005 年停止使用后，已经成为了城市探险者们的圣地。
直到 1988 年，我国开始推行住房市场化改革，再到 10 年后的 1998 年住房分配政策正式废止。随后市场导向下的高房价成为不可回避的民生问题。2010 年出台《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正式向全国推广保障性住房体系。就在近几年，一些有名的建筑师开始参与设计这类住宅，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类似欧洲合作住宅的尝试闪现。
当下，也许我们可以开始想象一些不太一样的生活了？
参考文献：
1. 贾倍思，《寻找私有和共享的结合点 --- 经济性住宅中的公民社会营造》，新建筑，2009年3月
2. Vestbro D U， Collective Housing in Scandinavia -- How Feminism Revised a Modernist Experiment，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199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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