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宗城，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去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后，我的生活计划清单之一，就是探访上海的报刊亭，但是在上海，要寻找一家报刊亭并不容易。
我对报刊亭的兴趣来自于小时候，小镇青年多半对报刊亭有一份亲近。在故乡，报刊亭分布于学校附近，它是小镇青年看世界的一扇窗口，是我们获取新闻资讯和作文素材的重要参考，放学后去报刊亭，成了跟去足球场一样的生活习惯。
喜欢足球的学生会去看《足球周刊》；喜欢深度媒体报道的看《南方周末》《财新》；喜欢小说的看《收获》《萌芽》《独唱团》《最小说》等；喜欢思想类刊物的看《读书》；喜欢文化类大众刊物的去看《三联》《新周刊》《看天下》；还有《意林》《作文素材》《故事会》，给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
报刊亭在我的青春期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记忆坐标，但随着青春期的消逝，我看到报刊亭的机会也在逐渐变少，有时候一连几个月，我都看不到报刊亭的踪迹。
报刊亭的消亡不只是在小城市，即便上海的读者群体明显多于故乡，阅读人数的积累也没有带来报刊亭的长盛不衰。据《第一财经周刊》的记者调查，上海曾经有3000多家报刊亭，2019年却只剩下200多个，疫情发生后，上海报刊亭的数量继续减少，如今恐怕只有几十家还存在。
上海的读者数量并不少，文化资源也很丰富，何以报刊亭在逐渐消失？带着这个疑问，我在网上搜索资料，也曾问过报刊亭主人和上海长期关注文化议题的朋友，他们不约而同提到一个名字——东方书报亭。
1. 东方报刊亭与中国下岗潮
报刊亭早在民国就有，兼具了卖报和杂货的功能。新中国报刊亭的快速增长和衰弱，则发生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2000年，中央文明办、建设部、公安部等部门为了缓解下岗潮引起的社会动荡，运用多种手段安置就业人口，其中就包括要求各大中小城市建立书报亭。
1998年11月，上海市政府成立个上海东方书报服务有限公司，其中上海市邮政局占股 60%，文汇新民集团、解放日报社、新闻出版局占其余 40% 股份。开业后第一年，旗下报刊亭的零售流转额就达到了 6200 多万元。
在中国，报刊亭曾经有扶持就业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转型和国企改制，大批国企工人下岗，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就业保障和福利，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如何安顿下岗工人成为各地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酿成社会动荡，就容易引发深层次的危机。
这种现象最集中爆发的地方，就是“共和国长子”东北。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东北作为共和国工业重镇，曾经是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东北国企的工人们在长期相处后，对单位也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感，那里就像是他们的第二个家，他们的精神共同体，工人们互相打招呼，就说你是哪个厂的，你们厂里怎样了，但是在九十年代末，雨打风吹去，下岗职工发现，自己成了这个社会被牺牲的一代人。
“养老保险交不起，孩子念书要大钱。半老不嫩的，在哪打工都费劲。”这是当年下岗职工的心声，他们领着每年900块的工龄买断钱（合同工人只拿到2万块的解除合同赔偿费用），告别了自己生活半辈子的地方，“共和国长子”的荣耀，工厂与哥们的归属感，都在时代剧变下，迅速下沉。
那年头，东北摆地摊、嗑瓜子、流入黑社会的人特别多，不只是东北，天津、河北、西北地区也有类似现象，在这些下岗人里，能够被政府安置，组织去报刊亭再就业，已经属于不幸中的幸运。
九十年代末，上海推出了一个“4050工程”，旨在帮助下岗员工再就业，为什么叫“4050”？因为在下岗的人群里，大部分女性在40岁左右，男性在50岁左右。对于上海市政府来说，报刊亭在那个阶段的功能就是用于安置失业人口。
不只是在上海，2002年，500名失业者成为天津日报新报亭的亭主，实际参与经营的失业者达1000多人。当时，天津日报专门组建了每日新传媒发展有限公公司，业务内容之一就是安排下岗职工和残疾人加入到这500个报亭的运营。
同年6月，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筹建了全省报刊零售网络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建设5000多个连锁经营的徽风报刊亭，也是用来安置下岗人员。
如果我们回顾那时候地方省份的报道，会发现建设报刊亭安置下岗人口成了一种常态。在长沙市一个报刊亭亭主的呼吁信中就提到:“经营这些报刊亭的业主都是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和残疾群众。”为此他才向长沙市政府呼吁:“为长沙市残疾人员和失业群众保留报刊亭。”
当时，宣传下岗人员报刊亭再就业，也成为地方政府表现自己“体察民情”的方式。比如《安徽日报》2002年就有一则报道，题目就是《“连心亭”温暖下岗人》，报道以前合肥皖安机械厂徽风报刊亭亭长李艳秋作为典型，她是下岗人员，一家三口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她的丈夫身患尿毒症，孩子在读小学四年级。丈夫生病后，她需要承担每月做透析和用药的高额费用，生活窘迫到只能靠亲朋好友接济，安徽大规模建设报刊亭后，她取得了一家报刊亭的加盟经营权，加上政府补助，生活才算有了起色。
东方书报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为什么报刊亭看店的多是中年叔叔阿姨？因为在他们背后，是一个时代中国的伤痕史，是波及了中国上亿人口、为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痛苦与荣耀留下沉重一笔的下岗潮。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镇，在处理下岗员工再就业上，上海市政府的反应较为及时，所以在千禧年初，上海受下岗潮的波及并没有东北、华北地区那么强烈。
东方书报亭崛起于世纪之交，随一代人度过了总体安定的十年。自1998到2008年，上海的报刊亭度过了相对稳定的十年。但是在2008年以后，东方书报公司走向衰落，旗下报刊亭也没能尽早转型，一座座东方书报亭被拆除的背后，是全国纸质媒体的转型和报刊亭的削减。到了2018年，上海的大部分报刊亭已经非倒即拆。2018年4月15日，最后一家东方书报亭在淮海路被拆除。
东方书报亭，自此不复存在。
时间往前推一个月，2018年3月26日，一家上海24小时报刊亭度过了它的最后一晚，当时，《好奇心日报》的记者孙今泾、蒋亦凡为此做过专门报道。文中写道：
“书报亭在淮海中路上，靠近华亭路和常熟路地铁站 3 号口。这一段淮海路冷清下来，附近没有什么大牌专卖店，自从全上海最有名的服装市场 2000 年拆掉之后，这里就没什么人气。
接受采访的报刊亭老板贾金武上礼拜接到街道办的电话，他们提醒说，3 月 26 日是书报亭的最后一天。贾金武记得这事，东方书报刊公司通知过他。”
作为对比，也是在2018年，全国发行期刊22.92亿册，同比17年降低8.03%，报纸337.26亿份，同比降低6.96%。2019年的数据则是：全国发行期刊21.89亿册，同比18年降低4.48%，全国期刊从业人数仅9.3万人，同比18年降低2.4%。
一位报刊亭主人曾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看纸质书报的人越来越少。”上海某都市类晨报，“原来一早上就卖200份，现在20份。”
2. 报刊亭，随着纸媒落幕而消亡
报刊亭在上海的消逝，不能简单归咎于文化氛围。
上海的出版物、媒体和书店在国内都排在前列。以书店为例，上海容纳了诸多风格各异的书店。例如：上海书城、钟书阁、西西弗书店、思南书局、作家书店、香蕉鱼书店、大隐书局、茑屋书店等，最近还开了国内唯一一家侦探主题书店，名叫孤岛书店。
但上海的报刊亭不多，就连爱书之人也越来越少去报刊亭，人们更倾向于在网上阅读文章，付费购买的纸质用品也是书籍、绘本，亦或经由快递下单杂志，而不是通过报刊亭这个传统的渠道。
报刊亭的落幕，背后是媒体的转型大潮。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做数字媒体、融媒体矩阵，不再把纸刊作为核心，已经成为许多媒体的共识。诸如《人物》《GQ》《澎湃新闻》《新京报》《界面新闻》等媒体都会把优质文章放在网上，《财新》等则布局付费模式，效仿《纽约时报》等国外权威报刊的做法，设置付费墙，把深度内容转变为电子付费，为自己提供了新的稳定收入方式。
据《第一财经》在2019年的报道：“从报纸的日到达率看，2012年到 2017 年这 5 年间，有超过 4 成的读者离开了报纸。在上海，报刊亭的销售额在逐渐下降。2011 年销售额为 4632 万元，2012 年跌至 4497 万元，2013年仅有 3518 万元。也就在这段时间，报刊杂志销售渠道的主体之一——报刊亭，因为上游产业的变化，也逐渐消失。……”
由此可见，上海报刊亭随着纸媒时代的落幕而消亡，是在2017年就已经发生的事。报刊亭的消失也不只是在上海，从2008年到2020年开启的疫情时代，全国诸多城市都有报刊亭关闭的潮流。例如：
2009年，无锡市决定关闭、拆除市区内的1241个报刊便民亭（棚、摊、点）；
2014年7月，北京朝阳区拆掉了72座报亭，理由是它们建在地铁口或过街天桥附近，属于占道、超范围经营，后来那里停满了共享单车；
2015年，杭州的报刊亭经营者接到有关部门通知，为美化环境、保障交通，2015年底，有关部门计划对杭州主城区部分主要街道上的100余家报刊亭进行移除；
2018年，荆州市城管部门决定拆除中心城区158座邮政报刊亭，理由是它们已丧失原有功能，变成了卖小零食、炒板栗的小门店，存在破旧老化、妨碍交通、乱摆乱放、超范围经营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
纸媒时代的落幕，不可逆转。今天依然会有纸媒，有大量的纸质书籍和刊物，但它们更大的销售点是在网站和书店，在京东、当当等电商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零售巨头，报刊亭犹如作日世界的守夜人，注定走向黄昏。
值得商榷的是，纸媒衰弱是报刊亭数量减少的关键原因，却不能将此作为报刊亭在一座城市消失的根本说辞。决定报刊亭命运的因素有很多，纸媒是一个重要变量，可它还关乎一座城市的文化素养、公共讨论环境、媒介多元化程度、政府对报刊亭扶持力度、报刊亭的选址与店面等种种变量。否则，我们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上海的报刊亭在消失，巴黎、香港等城市的报刊亭数量却依旧可观，甚至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学校附近，报刊亭依然扮演着知识启蒙的重要角色。
香港是国内一个值得参考的例子。香港是一座读报氛围浓厚的城市，从东铁线到开往弥敦道的巴士，看报纸的人随处可见。作为报纸的中介，报刊亭在香港就成为了重要的文化空间。香港的报刊亭可大可小，有的像是一座小的独立书屋，有的一两张塑料凳、水果箱就搭建起来。
在这封信里，这位初中生不但说到报刊亭的消亡，也说到报刊亭对于学生和社区老人的重要性，他在信的末尾写了几段触动我的话：
“除了我们学生，很多成年人也愿意零买报纸，比如视力不好的读者，阅读量不大的读者，经常不在家的读者，喜欢一张报一壶茶的清欢的老年读者……
我们社区书报亭的老板曾告诉我：书报亭还有很强的社区功能——在为社区服务的近20年里，它已经成为社区居民们免费而温馨的社交场所。如果有人想了解，我可以做一份小小的社会调查报告。
我想，报亭不盈利只是个经济问题，街道上的绿化需要公共财政去负担，书报亭作为居民文化生活的绿洲，为什么不能获得财政补贴呢？市容美观固然重要，居民的精神生活也不应该因此受困！”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社区有报刊亭，家里的孩子和老人不用走几步路，就能读到最新刊登的报纸，他们可以跟报亭主人聊天，也能在报刊亭逗留，与偶遇的人谈起报纸和杂志上的见闻，久而久之，报刊亭就是一个小的亲密共同体，是社区居民打破疏离关系的一种方式。今天的城市不缺少钢筋森林，不缺少高墙与铁门的阻隔，缺的是日常生活的亲密关系，一个个小的共同体，人们比过去更陌生于自己的邻居。
但是这些都无法被经济指标量化，正因如此，报刊亭的作用不是纯粹经济数据可以衡量，经济很重要，市场很重要，但是，当生活中一些重要的事物正在越来越被残酷的市场逻辑所淘汰，人们不得不加以警觉。
一座文明的城市，不只是健全者和成功者的城市，它具有包容之心，具有对劳动者基本的慈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想念报刊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