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手术400年 - 葱头胖友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信出版（ID：citicpub），作者：阿信，编辑：Cellur，原文标题：《这些医生花费了400年时间，才完成了一场安全的手术》，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最近，综艺《心动的offer》医学生季官宣，热搜一出，不少观众表示，期待能看到真实的医生日常。

但也有不少医学生纷纷发言表示，医生的日常，绝对不是一档综艺就可以呈现出来的。

恰好，阿信最近读了一本新书《外科的诞生》，深深意识到，我们能享受现代医学的治疗，背后有一段数百年来的坎坷之路。

2021年9月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许多我们今天看来理所应当的事情：医生手术前要消毒双手、要给病人打麻醉、心脏上可以安装人造支架、磨损的膝关节可以更换人工部件……

这些医疗知识或技术，在并不遥远的两三百年前，都被视作“异类”，被当做谋财害命的“创新”。

在过去的300代人当中，只有最近的5代人才享有现代医学带来的福祉，而在此前医生的“照护”几乎毫无帮助，甚至可能致命。

阿信今天就像来讲讲，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外科医生，是如何走过这一条坎坷之路的。

痴迷尸体的年轻人

在今天，生病的人走进医院，想到的八成是“有救了”，而在几百年前，生病的人去见医生，内心默念的都是“没救了”。

有的医生是手到病除，有的医生则是“手到命除”。中世纪时，不管什么疾病，最主要的疗法都是这四种：放血、催吐、验尿和灌肠。

这些医生救人不靠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并不知道人体结构是什么样的。

公元2世纪时，一位名为盖伦的医生，提出通过“解剖”来了解人体构造。但由于解剖人体是违法的，所以他只能解剖动物来进行学习，在获取了一些重要发现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错误。

而这些错误，也一直被一代代医生们奉为圭臬，直到一些“异类”的出现。

1514年，安德雷亚斯·维萨里在布鲁塞尔出生，他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也自然而然地选了学医。

由于根深蒂固的解剖禁令，地位显赫内科医生们往往是站在高台上，读着盖伦的理论，不屑于亲自执掌手术刀。

维萨里接受的正是这样的教学，他不需要自己动手，仅远远看着地位低下的外科医生和理发师做一些肤浅随意的器官展示。

然而，维萨里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带着强烈的求知心，多次造访巴黎圣婴公墓，挑选腐烂的尸体和爬满蛆虫的骷髅，在墓地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回到布鲁塞尔后，维萨里又开始在当地搜寻尸体，观察吊在绞刑架上的尸骨。

“我故意让自己被关在城外，这样就可以想办法取下胸腔……我太渴望拥有这些骨头了，以至于半夜三更独自置身与那些尸骨中。”

以优异成绩从学校毕业的维萨里，很快成为了外科学和解剖学主任。

这个古怪的年轻人，在自己的首次解剖学实践课堂上，从高高的宝座上走下来，手握手术刀站在尸体旁边，为学生们演示、讲解医学知识。

25岁的维萨里，开始编写《人体构造论》，在这本书中，他批判了一直被奉为权威的盖伦诸神。这本书一经问世，便成为杰作，在此后的200年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的历史一次次证明，外科学正是由精工巧匠、古怪分子、孤独的天才、给人启迪的导师和特立独行的年轻人共同打造的，维萨里这样的医生，就是其中之一。

锯腿、开腹、300%死亡率的手术……

当外科医生逐渐认识到中世纪的放血疗法何其荒唐后，却依旧无从应对种类繁多的创伤与疾病。

结果就是在17、18世纪，不管大伤小伤，截肢被当做万能疗法。

因为医生无法处理伤口的气性坏疽，所以只能遵循“只要锯得够多，就能治好”的治疗原则。

当时麻醉术并未发明，手术进行时，病人甚至可以感受到骨头上锯齿的震动。

在战争中，数万条腿以这种方式被锯掉，法国军队的外科医生多米尼克·让·拉瑞保持着一项纪录：4天进行了700多例截肢手术。

比截肢手术更大胆的，是开腹手术。

1809年，历史上第一例成功的开腹手术，在美国外科医生麦克道尔的家中进行。

患者珍妮因为“卵巢增大”而腹部高高隆起，根据经验，这样的病人基本会在1年内死亡。在死亡绝境面前，病人决定冒着风险试试唯一的方法——切除巨大的卵巢肿瘤。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手术。

手术就在麦克道尔医生家中进行，餐桌当做手术台，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病人只能生生忍受切开肚子的剧痛。

麦克道尔医生在病人的肚子上，割开了一个9英寸长的切口，在暴露出肿瘤的同时，病人的肠子也一下溢出到了桌子上。

在后来的手术记录中，麦克道尔医生对这个场景的记录是：“肠子无法塞回去。”但在手术中，他不得不强作镇定，切除了肿瘤后，将肠子放回了患者的腹腔，又缝合了伤口。

这是历史上第一例成功的开腹手术，患者最终活到了78岁。

实际上，手术进行时，麦克道尔家周围集聚着骚动的人群，人们认为这个手术是蓄意谋杀！人们在麦克道尔家门口的大树上挂了根绳索，声称只要珍妮一死，他们就把麦克道尔医生也绞死。

这场手术只用了25分钟就完成了，这种“快”或许救了珍妮一命。但当“快”被奉为准则时，也会出现一些意外。

19世纪初，当时被誉为“伦敦最快的刀”的医生罗伯特·利斯顿，就曾操作过一场死亡率300%的手术。

利斯顿在有一次他给病人做手术时，因为太快了，切断了助手的两根手指头，导致助手因此失血过多而死。同时，现场有一位观摩者被这种血腥场面吓到突发心脏病而死，而身为“主角”的病人，因为感染而去世。

最终，这一场手术死亡了三个人。

在这些如今看起来“离谱”的手术中，外科医生并不是胆大妄为、对人命视若无睹的狂徒。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因为怀着对生命的敬畏，怀着对病痛者的同情，才拿起手术刀，期望这一次会是一个好运的奇迹。

外科医生通常对令人厌恶之事免疫，甚至可以自我牺牲。既能忍受自令人作呕之事，又对疾病深恶痛绝，两种力量达到奇特的平衡，许多医疗领域的突破便源于此。

麻醉术、消毒法，创新的“异类”与医学的进步

在混乱的17、18世纪，病人、医生都是为了治愈疾病才实施手术，然而手术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这让不少医生感到沮丧和愧疚。

1536年，一名法国军医安布列斯·帕雷发现，遵循着古老的医疗方法，用沸油灼烧给伤员的伤口止血。

一场战斗后，由于伤员过多，手术中的沸油耗尽，帕雷不得不放弃给一些伤员止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辗转难眠，心想那些没有得到沸油灼烧的伤员将会中毒身亡。”

第二天他前往病房惊奇地发现，那些没有被沸油灼烧、只服用了一些药物的伤员，反而恢复得更好。

于是，他放弃了这种上百年的残酷疗法，他思索出了一种更好的止血方法，用针和线缝合伤口，而这种用针线缝合的方法也被沿用至今。

但手术疼痛依旧未能彻底消除，直到1842年，一名叫威廉·莫顿的牙科医生在听说了一种叫做乙醚的化学物质可能具有麻醉效果之后，立刻投入了实验，而他的实验方式是以身试法。

莫顿有一次用手帕吸入乙醚昏死过去，还好手帕自动掉下来，他才没有一命呜呼，醒来后的莫顿明白了问题的关键：必须有效控制乙醚的吸入量，就可以达到麻醉的效果。

1846年10月，莫顿向全世界展现了他的实验结果，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真正的无痛手术。

至此人类终于摆脱了手术的剧烈疼痛，麻醉也成为现代医学的基石之一。

在解决了手术的疼痛后，下一个亟待解决的，就是术后伤口感染。

早在1760年，当时担任英军军医的约翰·亨特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亨特注意到，他的外科同事们把沾满污垢的手指和器械伸进伤口，这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并加速了死亡。

于是亨特选择了“少即是多”的原则，不去探查、扩大枪伤，而是悄无声息的对伤口进行处理。最终那些被简单治疗，或者未经治疗的伤员，比那些“不幸”被治疗的士兵恢复得好得多。

但那时，亨特医生并不知道这是为何，但他怀着对伤者痛苦的同情，选择了自己的方式。

真正意识到医生手上的病菌是导致感染的原因的，是一位匈牙利的妇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

1845年，塞麦尔维斯来到奥地利维也纳总医院的妇产科工作。医院中很多的产后妇女，被一种叫产褥热的疾病所困扰，而医生们束手无策。

直到塞麦尔维斯发现了一个现象：由医生负责的一病区的死亡率远远高于由助产师负责的二病区。

他开始猜想这或许与医生的工作习惯有关。

一次他的同事在解剖尸体时被手术刀划破了手指不幸去世，而这位医生死前的症状与产褥热患者惊人的相似，塞麦尔维斯意识到，产褥热的罪魁祸首或许就是医生的双手。

他立即要求，自己所在的病区医生在接生前必须反复用漂白粉洗手，但却遭到了所有医生的反对，而他最后也在一家疯人院孤独死去。

而在伦敦，另一位名为约瑟夫·利斯特的医生，也意识到了致病菌的存在。

1865年8月12日，利斯特为一个11岁的小男孩进行了开放性胫骨骨折的手术，他用石碳酸稀释溶剂彻底擦洗了小男孩的腿，多天后，小男孩的伤口并没有发炎、化脓。

反复包扎后，这个原本要进行截肢的小男孩，就这样痊愈了。

从此，利斯特对每一台手术都进行消毒。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世界都逐渐采用了“利斯特消毒法”，这开启了医学的重大变革。

在利斯特进行第一例消毒手术的第二天，令人厌恶的“疯子”塞麦尔维斯离开了人世。

然而在外科医学的历史上，这两位医生，都值得敬重。

尾声

普法战争期间，小腿骨折的死亡率是50%，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放性股骨骨折的死亡率高达80%。

然而现在，没有人会担心一位在赛场上意外骨折了的运动员会因手术死亡。这样的安心，是由一代又一代医生的上下求索铺就的。

在《外科的诞生》中，作者大卫·施耐德，也是一位美国知名关节置换手术专家，在回溯过外科手术数百年的历史，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提：是什么塑造了一位伟大的外科医生？

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要沉着自信，具备敏锐的洞察力，灵巧的双手以及有些出人意料的谦逊性格。

最重要的是，当代的外科医生，都拥有与患者深度沟通的能力，具有对病痛的同理心。

一代代医者，他们就像一个个具有良好方向感的人，夜间在城镇中不熟悉的地方开着车，但仍知道回家的路。

而为他们指引方向的，是治愈疾病、减轻病痛的理想，是对所有饱受折磨的患者的仁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