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原文标题：《30多年前，中国年轻人追过一个梦，今天的人再也没兴趣谈它了》，头图来自：《蓝色骨头》剧照
“虽然岁月如流，什么都会过去，但总有些东西发生了，就不能抹煞。”
——作家·王小波
出自作品：《似水流年》
01.
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浩荡传奇，往往都是从一缕微光开始的。
1978年岁末，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房里，赵振开、姜世伟、黄锐等7名青年，围着一台破油印机忙了三天三夜，印出一大堆纸页。忙完后，大家跑去东四一家饭馆，举杯畅饮，最终决定选出三人，准备将纸页贴往北京各个重要场所。
临别之际，大家落了泪。接下来两天，其中三人将那些纸贴满北京的政府单位、纯文学杂志社和清北这样的高校。出发前，赵振开甚至涂改了自行车牌号，以免被人跟踪。
事实证明，情况没那么严重。他们也就跟人大的校警吵了一架而已。没多久，纸页被广大青年看见，大家瞬间兴奋起来。因为赵振开他们张贴的，是建国以来第一份地下文学刊物。他们自办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是要表达过去被压抑的心情。
那本刊物的名字，叫做《今天》。
创刊之际，赵振开和姜世伟，还特意为对方起了一个笔名。前者给后者起的，叫芒克。
后者给前者起的是：北岛。
早在1972年，北岛就认识了芒克。那时，他们只能悄悄写诗，不敢发表。相识第二年，北岛写出了《回答》。但1978年发在《今天》创刊号上，为了安全起见把创作时间改成了1976年。广大青年在创刊号上读到这首诗后，内心都像火山一样喷发。不久，有人冒着风险，在那些张贴出来的纸页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随后，《今天》开始定期出版。
从第二期开始，杂志有了稳定的订阅用户。每期1000册，被寄往全国各地。
为保证《今天》顺利运营，芒克从造纸厂旷工，领着6块钱工资，全情投入，害得家里人以为他在从事反革命活动。在他和北岛的努力下，两年间，编辑部出了9期杂志、4种丛书，还组织过数次诗朗诵。
没多久，一首叫《致橡树》的诗，通过杂志传遍全国，惊醒每个青年。一对兄妹在西单看到油印诗句，直接跑去编辑部。弟弟躲在姐姐身后，怯得不敢说话。芒克心说你怕什么，这里又没人打你。
那个姐姐叫顾乡。
她的弟弟，叫顾城。
那两年里，越来越多的手写稿件，被寄往《今天》。其中有两个作者，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评论。前者叫史铁生，后者叫钟阿城。这些人在十年里吸收的养分，开始喷薄出巨大能量。为了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诗歌，编辑部每月在张自忠路4号搞一场作品讨论会。
不过，轰动一时的《今天》没能熬过1980年。第九期出完，便被查封。编辑部想把它变成内部资料，出了三期，再次被禁。北岛当时在一家杂志社上班，被停职反省。芒克则因旷工数百天被直接开除。
《今天》停刊前夕，芒克喝醉酒在街上撒了一泡尿，对着空荡荡的街头大喊：
“诗人？哪有什么诗人！？”
此后，他在社会上游荡。一度跑去给人家看大门，一天只能赚一块钱。
一对掀起了飓风的蝴蝶翅膀，就此停歇。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反而成了故事的开端。《今天》创刊前，紧张的时代空气有所松动，西单出了一面墙，社会上出了政论刊物。正是这股风潮，给了杂志诞生的可能。所以在创刊号上，北岛写的第一句话就是：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
历史不单单把机会给到了北岛、芒克。《今天》停刊后，轰轰烈烈的80年代迎面走来，历史用机会砸中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那些青年将一个接一个，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
02.
《今天》发行后，北岛在玉渊潭搞过两次朗诵会。在一块松林环绕的空地上，青年陈凯歌朗诵了《相信未来》和《回答》。那时，凯歌不但在刊物上发表小说，还是《今天》在北电的代理，负责代售刊物。
1978年9月，北岛、芒克在黄锐家提出要自办刊物时，北京电影学院招了一批新生。其中有陈凯歌，还有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霍建起等人。他们都是各单位里沉淀下来的好苗子。开学典礼上，放了两部黑白片，一个《翠堤春晓》一个《方托马斯》，有直升机和比基尼，把张艺谋给看晕了。
入学后，张艺谋非常认真，天天上晚自习，最后回宿舍，三句话不离电影。陈凯歌爱读书，经常写东西。相比于他俩，田壮壮最野，整天趿着鞋，胡子也不刮，满嘴“TMD”和“我X”。没办法，谁叫人家牛呢。他爸田方，是北影厂首任厂长。当初入学考试，他第一个出考场，答的全对。
其他同学埋头苦读，田壮壮就爱上课捣蛋。那时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别TM上课，上TM什么课呀。”
每次陈凯歌带新书回来，指点江山，大家争相传阅，田壮壮都不以为然。但过不了多久，书上讲的是什么，他一清二楚。
三个代表里，当初最风光的，并非陈凯歌，而是田壮壮。大三时，他就把史铁生的小说拍成了《我们的角落》，同学只能打下手。之后拍《小院》《红象》，创下北电学生拍片记录。1982年，这拨人毕业，田直接留在北影厂。倒霉的张艺谋等人，被发配到遥远的广西，靠写军令状拍《一个和八个》。电影筹备期，田壮壮跑去广西看老同学，天天给他们买菜做饭。
《一个》为张艺谋们扬名后，田壮壮回京，筹拍《九月》。他妈觉得剧本还不成熟，田壮壮却说够了，从厂里要了45万。片子拍出来，请同学李少红、张建亚去看，都说看不懂。这却成了田壮壮电影的一贯“风格”。
几年后，田壮壮说了句得罪人的话：
“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观众看的。”
这时候，陈凯歌坐不住了。带着散文《深谷回声》去广西，拉着张艺谋去陕西采风，要拍电影。厂里不想支持。结果采风回来，给电影厂7个领导汇报，凯歌用三寸不烂之舌，愣是当场说哭了2个副厂长。
随后，陈凯歌和张艺谋去广州找王学圻。三人看着商场里58块钱的皮夹克，直流哈喇子。凯歌还想充大个儿，请王学圻在流花宾馆吃饭，看完菜单就愣了，只好来一句，你说这菜它怎么就这么贵呢？
没钱，但这并不影响陈、张二人创作上的激情。开拍第一场戏，王学圻2点起来定妆，往一座山的山顶跑，吹着冷风直恶心。边跑边想，再也不拍他娘的狗屁电影了。可一下山，凯歌满眼含泪抱住他，不停道谢，王顿时绷不住了。这期间，张艺谋为了画面里的一条白线，天天带人去踩同一条路。有次拍一场重头戏，突然下雨，他和陈赶紧脱上衣，给王学圻披上，让护好戏服。
两人撑着一把伞给机器遮雨。雨水打在身上，陈、张还在那儿聊画面。
后来王学圻回忆说：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场雨。”
数月后，电影拍出来。远在美国从小看西片长大的洪晃看完，脑袋轰地就炸了，心说中国居然还能有人拍出这种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黄土地》。
而就在陈、张合作拍《黄土地》的1983年，西影厂的一个美工，因为严打被抓进监狱。那十个月里，他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看了一遍。出来后，看到《黄土地》，被其深深打动，瞬间燃起了对中国电影的希望。
这个美工，就是芦苇。
03.
陈凯歌靠《黄土地》声名鹊起时，他的同学，北电录音系的宁瀛正在意大利公费留学。同年，意大利名导贝托鲁奇打算拍一部跟中国有关的电影。为此，他向欧洲五家银行每家贷款500万美元。好莱坞听了，都说他有病。
这部电影，名叫《末代皇帝》。
通过老师介绍，宁瀛认识了贝托鲁奇，帮他在剧本上填充了许多细节。此后，老贝到中国看景，宁瀛成了副导，又是帮忙改剧本，又是满北京找认识溥仪的人，还真在一处大杂院里找到了溥仪在长春时的跟班。
宁瀛说，要是棺材让挖，她肯定挖棺材了。
1986年4月，文化部下发文件，国家级文物单位室内禁止一切拍摄。好巧不巧，共产主义者贝托鲁奇在此之前提交申请，顺利通过。
是年7月，他带着150名中国人、100名意大利人、20名英国人和30名翻译进驻紫禁城，开拍《末代皇帝》。拍摄过程中，他得到了中国政府鼎力支持。譬如溥仪登基那场戏，是在太和殿拍的，史上仅此一例；譬如监狱长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演的，那是胡耀邦的特批；再譬如拍摄期间，伊丽莎白女王访华，希望参观故宫，中方以拍电影为由，愣没让女王进去。
在选角上，贝托鲁奇也握了一把王炸。
演溥仪的，是金球奖提过名的尊龙；演婉容的，是因《小花》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陈冲；演文绣的，我国著名童星邬君梅；演日本间谍的，是大岛渚介绍给他的坂本龙一。著名华人影星卢燕，客串慈禧；中国时尚教母宋怀桂，客串裕隆太后。因为喜欢《黄土地》，贝托鲁奇找陈凯歌，客串了一个门卫。
在天时地利人和下，电影顺利拍完。次年上映，横扫奥斯卡，9提9中。9个大奖里，包括最佳电影配乐，由三个作曲共享。其中一个是坂本龙一，还有一个，是宁瀛推荐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苏聪。
当时宁瀛推荐了三个人，除了苏聪，剩下的两人叫：刘索拉、谭盾。
《末代皇帝》9提9中，狠狠打了美国人的脸，成为上世纪80年代奥斯卡难以超越的神迹。陈冲成为第一个去奥斯卡颁奖的中国人；邬君梅打入好莱坞，后来成为奥斯卡终身评委；尊龙的演艺生涯，一度因此封神。
但要说影响最大，反倒是对打酱油的陈凯歌。5年后，他去西影厂找芦苇，请他改一部小说，拿给芦苇的参照剧本，就是《末代皇帝》。
对此，芦苇的原话是：
“《末代皇帝》给我的启发至关重要，它帮我找到了整个故事的历史视角。”
这部电影的名字，你们肯定都知道。
它没拿到奥斯卡，但它拿了金棕榈。
1987年，《末代皇帝》的票房，养活了北影厂足足5年。9提9中震惊西方，但这部电影在80年代的中国人看来，不过是老外的奇诡视角。苏聪虽然拿了一个奥斯卡最佳配乐，广大文艺青年也并没往心里去。
提起音乐，他们迷的是摇滚。
04.
陈凯歌第一次参加《今天》的诗朗诵会，是1979年4月8号。
那个月，北京民族文化宫搞了一场服装观摩会，主办人是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会上，一个模特对着观众敞开对襟衣裙，台下人吓得直往后退。第二天，《参考消息》就转发香港的一篇文章，说饭都吃不饱，还看啥时装表演？
文章的名字，叫《外国人的屁香》。
皮大爷的初次中国行，就这么受挫。幸好在巴黎，他遇到旅居欧洲的宋怀桂，便委托她回国办两件事。第一，组个模特队，第二，开一家叫马克西姆的餐厅。
皮大爷看中宋，是觉得她有过人之处。这位家世不凡的才女，当年爱上外国人，亲自给周总理写信，完成了建国以来第一桩涉外婚姻。
拿皮的话说，就是被扔在沙漠上，宋怀桂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
回国后，宋到处写信、找人、拜访各部门。每次出门，留意街上那些身材条件出众的年轻人。在她看中的人里，有日后的国际名模石凯，有普通工人贡海斌，还有两个演员，一个叫方舒，一个叫张铁林。
方、张二人，都以拍电影为由拒绝，贡海斌却选择留下。其实贡父曾是北京最大的面料商，贡还曾跟刘少奇女儿同班，结果浩劫期遭遇清算。17岁后，贡成了西单洗染店的学徒。但对于美的热爱，深深刻在骨子里。1980年，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播出后，他花3个月工资买了墨镜。
实际上，不光是贡，20世纪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流行起来后，很多年轻人关于美的意识都觉醒了。但大部分国人，穿的还是70年代的灰绿装。女孩儿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化妆。唯一的化妆品，是防冻的雪花膏，有姑娘用烧黑的筷子描眉，烧热的火剪子烫发，最奢侈的护肤品，也就是鸡蛋清。
1980年底，宋疏通关系，租下鼓楼二层大厅训练模特。28个年轻人用业余时间参与，枯燥培训和家人阻力，很快刷掉一半人。
贡海斌被单位发现后，以“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名被发配到山西烧砖。父母也劝他离开。但这都没能阻止他。次年3月，以他为首的模特队首次登台，展示了皮大爷100件衣服，引起纺织部和外媒高度重视。
4年后，皮大爷在工体举办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时装表演，一万多人观看。同年，宋教母把12名模特带到巴黎，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时尚舞台上展现风采。一群女模特穿越凯旋门的照片，成为80年代美的注脚。
在此之前，1983年9月，北京崇文门西大街2号，马克西姆餐厅隆重开张。
宋做代理时，欧洲人都说皮大爷脑抽了。他们根本想不到，这家餐厅将在中国80年代文艺史上留下多么绚烂的一笔。在那里，时装模特们曾在著名演奏家吕思清的即兴小提琴声中走秀，刘晓庆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时髦，阿兰·德龙办了自己50岁的生日party，贝托鲁奇跟英若诚握手畅聊《末代皇帝》，姜文曾捧着奖杯一脸喜悦地留影，张艺谋曾带巩俐出席派对。
十几年后，一位香港巨星还在马克西姆留下了自己在北京最后的影像。
那个人，就是张国荣。
那张照片上，还有一个青年。80年代的北京，他的影响力，比张国荣大多了。
他的名字，叫做崔健。
据说在马克西姆，他第一次唱出了那首歌：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而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
05.
马克西姆开张第二年，北京歌舞团民乐队琵琶演奏员文博，受国外摇滚乐队的启发，想组一支乐队。那时，北京歌舞团小号乐手崔健，已经听过许多破损的打口带，并忍不住为那些磁带绘制封面。最后，他成了这个“七合板乐队”里最年轻的成员，并在政协礼堂，完成首演。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弹吉他是倍儿有面子的事。青年们常在后海、故宫、八一湖聚众碴琴，这里面就有孙国庆。崔健属于名气比较大的。1984年，一次演出结束，他抱着吉他唱了一首《草帽歌》，当场给人唱哭了。
第二年，摇滚乐渗透进各个音乐圈子。丁武、何勇、窦唯、王迪等人，纷纷爱上了这种新潮音乐。然而压抑的氛围，也从彼时开始。社会上认定它是流氓音乐，玩摇滚的都被父母骂没出息。是年6月，团里没收乐器，“七合板”解散。四处流窜的摇滚青年们，连个正经排练场合都没有。
那时，有“摇滚传教士”之称的曹平，经常去崔健家吃饭。一天，崔健说不在家吃，把他叫到河堤边，脸色很不好地说了一句：
“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这成了崔健第一首原创作品的歌词。
那首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1985年底，北京电影学院食堂，崔健担任吉他手的ADO乐队上台表演，崔健唱了一首Blues风格很重的抒情作品。演到一半，一群CBS记者冲进来摄像，有人把崔健扛到肩上。何勇带着一帮学生，狂呼他的名字。
崔健登时就掉了眼泪。
那天那首歌，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随后，崔健带着两首原创作品参加“孔雀杯”歌赛，惨遭淘汰。但通过关系，他顺利拿到1986年“百大歌手联唱”的登台机会，还从歌赛评委王昆手上争取到一次独唱。直到去体育馆，大家都提心吊胆，不知能否上台。演出当天，崔健临时换上王迪的马褂，裤脚一高一低，唱出了《一无所有》。
不久，曹平去道贺，崔健说了句：
“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妈妈。”
就像北岛、芒克们偷偷张贴《今天》的那个前夜，全社会的青年，一直处在压抑之中。如果说《今天》的出现，给了他们表达自由的狂喜。那么《一无所有》的嘶吼，则直接喊出了一代苦闷年轻人的心声。主办方给了崔健700元稿费录制磁带后，这首歌像风暴一样席卷全国。歌词里那么多“我”字，听哭一大票青年。崔健在摇滚圈的地位，一夜之间，发生巨变。
此后，崔健成了滚圈儿领头人。有人羡慕嫉妒，有人视为榜样。黑豹的秦勇说，他唱完《一无所有》，所有人都跟他走了。1987年，崔健被歌舞团劝退。不久，他去北大演出。在狂热粉丝李国庆等人的组织下，北大成立后援会。这个后援会里，有个叫梁钦宁的，他有个很有名的爷爷，梁漱溟。那年，他拿着爷爷单位“中国文化书院”开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首体演唱会的门票。
随着文化界、美学界的推崇，崔健的声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多年后，另一位旗手王朔在《崔健印象》里的原话是：
“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
与《今天》被迅速查禁不同，崔健遭遇的官方态度，相当暧昧。公开表演，没说允许，也没说不许。以至于他只能去马克西姆活动。
彼时，马克西姆是北京最豪华的场所。弧度墙镜来自日本，鸢尾花吊灯来自法国，地毯来自苏格兰，服务生是一水儿的男帅哥。一餐花费，大约500元人民币。而北京居民平均工资只有40元。但崔健可以带滚圈人免费进去，掀开地毯，嚎叫整夜。所以，连崔教父也要尊称夜夜身着礼服的宋怀桂一声：
“Madam song。”
1987年，苏聪摘得奥斯卡最佳配乐一事，在崔健的呐喊中变得不值一提。同年，跟陈凯歌合作《黄土地》的张艺谋，在西影厂扶持下，拍了自己第一部电影《红高粱》，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也就是这年，芒克被阿城介绍去的那家外贸公司宣告解散。万般失落中，他写下长诗《没有时间的时间》：
“这是一个好年头/这人间已落叶纷纷/多么可怜的一个季节呵/它就像一个龙钟的卖艺老人/在伸手拾着地下的钱。”
那时候，《今天》虽然停刊许久。但诗歌的热潮，却在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在前一年，深圳举办诗歌大展，居然涌出了88个流派，什么野牛派、病房意识、超低空飞行…一涌而上，被讥笑为“中国诗坛的88片尿布”。
同年，北岛、顾城、舒婷等人去成都参加诗会，被无数青年围得走不动路。一个辽宁青年跟着北岛诉说了一天的苦闷，痛苦地用刀扎破自己手心。
而在北京昌平一所高校里，一位年轻诗人，和前辈芒克、北岛一起，成为了北大1986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的获得者。
他的名字，叫做査海生。
06.
1979年，査海生考上北大时，年仅15岁。
那时，油印的《今天》传遍北大校园。法律系的他由此接触文学。这离他第一次使用笔名“海子”写出《亚洲铜》，还有整整5年时间。在他刚入学时，《今天》的创刊人之一，负责美编的黄锐，搞出了另一件大新闻。
早在70年代，美院、画院停止招生，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个培训班，黄锐在那里学画。《今天》闹出动静后，黄锐看到诗人们大放异彩，倍感失落，发现有人在西单那面墙搞画展后，他也想搞一个。
正好1979年9月，美术展览馆要举办全国美展。黄锐就联合马德升、钟阿城、曲磊磊、王克平、李爽等一大帮业余画家，在馆外公园的铁栅栏上，挂满各种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雕。将其命名为“星星画展”。
在宣传“前言”里，这群青年说：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我们的画里有各自的表情，我们的表情诉说各自的理想。”
于是乎，当天展出的作品，没有一个走的是意识形态下的苏联写实主义。而是一些风格前卫、充满现代感和个人色彩的作品。很多观众前去围观，嚷嚷看不懂，不知道在表达什么。结果这帮参展青年说：
“馆里面的看得懂，要看进去看去！”
没多久，前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美院师生也跑来看。很快，公园管理人员前来干涉，还有中年妇女说你们画得不美，要去公安局举报。警察还真来了，参展者据理力争，警察也没办法。随后，中国美协主席江丰、美术馆副馆长郁风、首都机场壁画作者袁运生等美术界大拿都来了，给予画展积极评价。参展者由此信心大振。
尽管展出时，很多人表示无法接受，但也有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了句话：
“今天参展的人们，可能不是完全明白你们的作品是什么意思，但是明天，在未来，在新的文化出生以后，人们都会想到这个时候。”
不得不说，这位观众很有眼光。
“星星”最终被评论家视为投向中国艺术界的一颗原子弹，成为浩劫后第一场前卫艺术运动，宣告了中国前卫艺术的到来。
“星星”前后办展两次。第一次参展者里，钟阿城画了些钢笔画。展出当天，他还负责把画翻拍洗印，好卖钱。他找的摄影师，来自“四月影会”。
那年4月，45名摄影爱好者在中山公园搞了一个叫“《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展期25天，7万多人参观。作品不光有照片，还抄配诗。这是建国以来首个非官方摄影展。民间组织“四月影会”由此被人熟知。
它的成立，宣告中国摄影艺术“样板化”时代终结，并与“星星画展”“十二人画展”“无名画会”一起，构成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
后来，在《中国前卫艺术的兴起》一书中，作者如此阐述道：
“之前的几十年间，艺术家被权力和真理所降服，唯唯诺诺、泯然众人，他们被称为艺术工作者，可以被评为劳模，成为众人的道德模范。而‘星星’则将艺术家定位于少数派，定位于不合时宜的人。”
1980年，第一届“星星”举办后，在全国最权威艺术杂志《美术》上，一个叫栗宪庭的青年执行编辑，写了第一篇介绍它的文章。第二年，栗宪庭又很大胆地在《美术》上刊登了一组作品，名叫《西藏组画》。
画这七幅画的小伙子，1978年高考恢复时，考入央美油画系研究生班。
他的名字，叫做陈丹青。
后来文艺界对他的评价是：
“引导了一个新的风潮，启示了表达我们民族的更为内在和探索精神空间的一代画风，他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美术一个无可争议的里程碑。”
就像北电78级拍电影一样，《西藏组画》有着与以往艺术形式截然不同的创作探索，迅速启发了后来者。1983年，栗宪庭因“精神污染”被撤职。两年后，随着气氛宽松，他进入《中国美术报》做专职编辑，并联合同年创刊的《画家》《美术思潮》《江苏画刊》等一批艺术杂志，参与推动了美术界的“85新潮”运动，在头版头条上，介绍年轻一代的前卫艺术。
这场“85新潮”，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就这样，“星星”成为星火，催生出了一大批更为“不合时宜”的艺术家。
而多年后，《今天》的美编、“星星”发起人之一黄锐，将工作室设在北京一处废旧工厂，并引入“东京艺术工程”，将其改造成一个艺术区。
2003年，它被《时代》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
这个废旧工厂，就是798。
07.
实际上，不光“星星美展”广大群众看不懂，北岛、顾城们的诗流向五湖四海，也没多少人读明白。当时，作家章明写了篇《令人气闷的朦胧》，指责有人故意把诗写得晦涩、怪癖。“朦胧诗”一词因此流行开来。
然而比起诗、画，最不把观众审美放眼里的，是陈凯歌的同学，田壮壮。
从北电毕业后，田壮壮先是做了“第三代导演”凌子风的助理。他首次独立执导《九月》时，把凌子风请去。凌导看完，说：
“壮壮，等你下一部出来我再表态吧，你这部我实在是看不懂。”
只能说凌导大意了，没想到接下来田壮壮拍的两部电影，不但他老人家看不懂，连跟着他一起拍电影的人都不知道在干啥。
陈、张二人在陕西拍《黄土地》时，田壮壮拉着蒙古作家江浩，写了个叫《猎场扎撒》的剧本，没通过，然后又写了《盗马贼》。突然一天，《猎场》又让拍了。电影记录牧民日常，影像凌厉，意境深沉，完全颠覆以往的叙事。
片子和《黄土地》一起交上去，《黄》通过审核，《猎场》却迟迟没有答复。
当时，马丁·斯科塞斯看完电影后预言，说田壮壮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导演。可审片的领导打电话问田壮壮的原话是：
“你这是拍给谁的？谁能看得懂？”
正拍《末代皇帝》的贝托鲁奇看了电影，叫田壮壮赶紧送威尼斯去，因为他是这届电影节的评委。田壮壮不知道威尼斯，根本没往心里去。后来是在荷兰左派纪录片导演伊文思的力荐下，电影才重审、通过。
《猎场》最后全国拷贝为零，却被青年田壮壮视为骄傲。紧接着，他又在西影厂支持下，拍了《盗马贼》。这部比上部更狠，田壮壮冒着风险，将队伍拉进藏区。他要用《盗马贼》表达信仰、生死的哲学命题。电影剔除叙事，直接深入思想。拍摄时，很多人不理解田壮壮在表达什么，田壮壮就骂：
“傻叉，让你拍什么就拍什么不就得了，瞎他妈问什么？”
后来实在拍不下去，田壮壮召开全员大会，把每个章节拎出来，一一解释。
听完后，下面的人来了句：
“导演，这电影到底什么意思？”
为了《盗马贼》，田壮壮把心脏病都拍出来了，折进去半条命。高反、发烧，都没能阻止他。有一次勘景，他走路打摆子，众人劝他回去，他手一甩，一个人晃晃悠悠地朝深山走去。还有一次，在河里布置转经筒，水流又急又冷，田壮壮光着膀子就冲进水里。美术霍建起日后想起来说：
“那时大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一门心思做艺术，命都可以不要。”
回北京，田壮壮去后海吃饭，遇到陈凯歌。那天他喝了口冰镇啤酒，当时心脏就不行了。凯歌把他搀到一边，对着夕阳掉眼泪，说：
“壮壮，你可不能出事儿啊。”
《盗马贼》送审后，连伊文思也看不懂了。电影局说，你要想通过，必须大剪。彼时的田壮壮，正在自己最理想的创作状态里。对于《盗马贼》，他有十万分自信。拍摄时，就对摄影侯咏放话，信不信我让你进电影史！
所以后来记者采访他，他才来了一句：
“我的电影是拍个下个世纪观众看的。”
结果这话被《大众电影》拎出来，连续批判了两期。田壮壮每天收到成捆的观众来信，全是骂他的。年轻时不可一世的田导，懒得解释。他觉得《盗马贼》表达了自己最想表达的思考，就够了。后来，伊文思又给他打电话，并叫上阿城他爸著名文艺评论家钟惦棐看了一遍。阿城他爸说：
“田壮壮前后两部电影，连篇影评都没有，这是中国评论界的耻辱。”
钟老爷子遂即要亲自写一篇。没想到十几天后，突然驾鹤西去。
此后，在创作上刻意与大众保持距离的田壮壮，傲气遭到打击，变得心灰意冷。但他依然改不掉“狗熊”脾气。他拍老舍的《鼓书艺人》，刻意去掉其中的“进步思想”。舒乙说他不尊重原著，两人大吵。田壮壮就说：
“要么咱们都到地底下找你爸去，看你爸对这件事是不是有意见？”
那也是1987年的事。
那一年，张艺谋带着《红高粱》在柏林摘了一只金熊，把第五代推向国际，震惊了世界。陈凯歌去美国留学，跟洪晃混在了一起。
面对摄影系老谋子的成功，两位导演系同学都憋了一股劲。于是在短短5年后，三人合力把中国电影推向一个高峰。
不过，那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了。
在那之前，另一波文学的高峰，早就来了。
08.
80年代初，“朦胧诗”一度遭遇猛烈的批评，被称为“社会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星星”扭曲、变形的画作，被视为“老百姓看不懂的玩意儿”。对此，一个颇具社会声望的学者，却大力称赞《今天》是“文学的飞燕”，同时在《文艺报》上发表《画廊美谈》，表达了对前卫艺术的辩护。
这个名叫李泽厚的学者，要是看了《盗马贼》，不知会说些什么。
时间再一次回到1979年。那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随后，美学冲破十年禁区，引起广泛讨论。同年，49岁的李泽厚，花几个月写出一本书稿。此稿先在上海《美学》上发表前三期。1981年，正式出版。
这本书，就是《美的历程》。
80年代初，这本隽永、生动的美学书，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本，保守卖出几百万册。它的横空出世，不仅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美学热，更起到“反思历史、解放思想”的作用。一夜之间，人们都关注起与“美”有关的话题，每个人都试图砸碎禁欲时代里的沉重枷锁。
人们纷纷开始思考：
“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情感，什么是生活？”
随后，李泽厚成了家喻户晓的学者。无论他去哪儿演讲，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无数学子削尖脑袋要考他的研究生。求知若渴的年轻人，一度把李泽厚捧上神坛。北大各专业选修课中，美学总是名列前茅。《历程》突破以往说教的写作手法，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就有在武大中文系教书的易中天。
“美学热”之后，紧跟着是“文化热”。
当时，李泽厚不但为《今天》和“星星”正名，还在80年代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中华文化书院”的成员。《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还曾和他讨论过。这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最为一代学人熟知的，便是《走向未来》丛书。
当年这套书在北大，是直接堆在操场上卖的。
由于是编外人员参与编撰，这成了78年后最早的民间策划出版。最后谈下来的编委，一人每月补贴，也就20块钱。那批编委里，有日后许多大名鼎鼎的学界达人，比如茅于轼、张五常、周其仁、李银河......
不但没酬劳，甚至有一个编委，还赞助了5000块钱。
1983年到1988年，《走向未来》以每年一批的频率，出了5批74种，销量总计1800万册，涵盖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等各学科最前沿的新知。
它和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起，成为了8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源泉。
1984年前后，无数的老师、工人、回城知青拿着介绍信，跑去社科院门口堵编委丁学良，向他请教各种社会、民族、国家、历史的大问题。
头一年，丁学良荣获中国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一等奖，出国留学。编委包遵信把他拉到路边小馆子里，叫了一盘长毛的猪头肉和一碟花生米、一瓶 56°的二锅头，叮嘱丁学良，这次出去，有个重要任务：
“一定记得要把好书介绍回来。”
在《走向未来》的影响下，8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日后写《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刘擎、翻译了《数字化生存》的胡泳和《南风窗》的总编辑秦朔。还有个叫钱钢的，写出了引爆市场的《唐山大地震》。
那时，钱钢在军艺文学系上课，班上一共35个人。他有个同学，叫莫言。
当“美学热”“文化热”相继在社会上掀起高潮时，借着这两股热的东风，以莫言为首的一帮文学青年，也迎来了所谓的“历史机会”。
拿郭宝昌看田壮壮《红象》时说的话：
“我X，中国要出大师了！”
09.
1983年7月1日，《人民文学》换了新主编，王蒙。上任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篇就职宣言，《不仅仅为了文学》。文中写道：
“通过篇篇作品，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看到同时代人的眼泪、欢乐和憧憬，看到我们的民族的艰难而又伟大的振兴，看到我们大家的生活，波澜壮阔，多彩多姿，有时候是沉重的，却始终又是令人眷恋、令人无限向往的生活。”
随后，《人民文学》编委大换血，冰心、孙犁、魏巍等老一批人，被换成了茹志鹃、徐怀中、谌容等新人。
其中还有日后三联的主编，朱伟。
1985年前后，第五代登上舞台，“85美术新潮”掀起艺术革命，年轻人尝试各种新的创作观念。就在那年，王蒙刊发了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和谭盾、苏聪，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部小说，是仿照《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手法，记录学院生活，反应了一代青年的迷茫和骚动，充满先锋性。一经刊发，立即引起文坛震动。
随后，《人民文学》继续推出新人。阿城的《棋王》刚在上海发表，杂志就发了他的《孩子王》；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一出来，朱伟就从他手上抢走《爆炸》。本来小说无处发表的马原被挖掘后，顿时成为文坛最热的人物，《人民文学》赶紧召开座谈会，发了《喜马拉雅古歌》。
这拨小说里，一上来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你别无选择》一个是《棋王》。其实这两部小说都是聊天聊出来的。后者是吃涮羊肉，阿城给在座的讲了一个故事，前者是刘索拉讲她的学校生活。大家听完，鼓励他俩写出来。
这两次聚会，都是在李陀家。
早年，李陀也写小说，中途给老婆张暖忻写剧本。1979年，两人写了篇《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提出“变革电影语言”，直接影响第五代的创作。有两年，李陀都快离开文学，跑去跟吴天明、郭宝昌称兄道弟了。
直到1985年，李陀又回归文学圈。他虽然不写，却是圈中核心。任何来京的作家、评论家、找稿子的编辑，都要先去敲他的门。李陀家成了一个人来人往的文学沙龙，整天一帮人嗨聊。他因此被尊称为“陀爷”。
1986年，李陀出任《北京文学》的主编。是他接过了王蒙手上的火把，继莫言、马原之后，推出又一波新人。是他把余华《十八岁出远门》放在头条，又在1987年推出苏童的《桑园留念》，并刊发了刘恒的《伏羲伏羲》。
在他不遗余力的推荐下，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一大帮新人，奠定了自己在80年代最初的文坛地位。
1983到1988年间，一批又一批青年抓住了表达风口。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和韩少功的《爸爸爸》，带动《西湖》杂志的杭州会议成为“寻根文学”的起点。不久，莫言的高密传奇、张承志北方的河，也加入进来。寻根还没完，刘索拉的新潮，余华、苏童、马原的先锋，又抓过接力棒。
那时候，整个文学圈，相当亲密无间。
朱伟和李陀、张承志住的很近，经常散步聊天，聊到不肯回家。有年夏天，聊到大半夜，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聊到肚子咕咕响，干脆买了几个西瓜充饥。聊痛快了，等到分手的时候，天都亮了。还有一次，张承志半夜狂敲李陀家门，当时他正在写《金牧场》，憋了20天，找不到一个叙述语言，突然想到《马丁·伊登》可以参考，但这本书只有李陀有。
那时候，即便争论，大家也不伤和气。
李陀和陈建功、郑万隆开会时，李、陈曾毫不避讳地指出郑小说写得不行，把他批得一无是处。郑憋着一口气，很快写出《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成了寻根文学的领军人。马原第一次见李陀，张口就说霍桑最伟大，李陀不同意，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争完没结论，李陀先请马原吃了顿饭。
据朱伟回忆，那时骑着一辆自行车，可以转遍北京所有重要作家的家。
他在《中国青年》做编辑时，在笔会上认识了陈村；读完《午餐半小时》，当即骑车去雍和宫找了史铁生，把《足球》拿给《人民文学》；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从王安忆那里拿到《小鲍庄》；最出色的战绩，是在魏公村里，抢到了莫言还没写完的《红高粱》，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
后来，《红》被人推荐给张艺谋，朱伟也是初稿编剧。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张艺谋从《老井》外景地赶来，盘腿坐着，眉飞色舞，还记得自己给二稿编剧陈剑雨送稿那天，白天下了雪，夜里路上都是冰。一路上，他的自行车不断在冰缝里滑来滑去，歪歪斜斜......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侃侃而谈的马原，抱怨没被文坛正视，说自己要搞个“喜马拉雅奖”，还记得余华到北京后，经常去他家看电影，看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费里尼的《八部半》。有一次，余华看完伯格曼的《野草莓》，大受震撼，心情无法平静，选择走回家去。
后来，他把自己对伯格曼《呼喊与细语》的热爱，运用在了小说里。
那是他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
后来，朱伟想起这些事，不禁写道：
“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啊。”
10.
当然，在那个年月里，并不是所有文学青年，都跑去写小说。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时，被《今天》感染的査海生刚毕业，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在学生的要求下，每次下课前，他都要朗诵一首诗。
“85美术新潮”和“85先锋文学”交相辉映那年，对诗歌狂热却一直寂寂无名的他，终于在《草原》上发表了《亚洲铜》。署名“海子”。
次年，《草原》创立诗歌专刊，创刊号发了他的诗剧《遗址》，使海子信心倍增。
那之前，他被诗坛忽视太久了。
80年代轰然而至后，读过北岛、芒克的青年们，一个个都有了写诗的冲动。这种感性、短小、方便流传的文体，迅速掀起一波热潮。这才有了前文说的88个诗歌流派。那时，欧阳江河会在烟盒上写诗，张枣喜欢把诗到处给人看，马松告诉女老师“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不叫诗，诗歌是：
“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和天边。”
15岁考上北大的海子，也成了潮流中的一员。北大十个学生，有九个自称诗人，几乎每个系都有自己的诗刊。海子开始写诗后，同宿舍那位就此搁笔，把他介绍给骆一禾。不久，海子又在北大团委宿舍见到西川。三人成为挚友，形成一个小圈子。日后被人们称为“北大三剑客”。
在北大，海子埋头写诗，却很少朗读。他和西川、骆一禾积极参加诗歌运动。毕业后，被分配到昌平教书。彼时，昌平尚未开发，只是荒地一片。这里承载不了海子在创作上的野心。但这里的酒馆，允许海子赊账，空旷的街道，足够他在失恋后狂奔。那期间，他在法大做校刊编辑，由他扶持的许多诗社成员，经常在《诗刊》《星星》上发表诗歌。他自己的诗，却无人问津。
1986年，深圳诗歌大展，西川去了，海子却未能出席。
非但如此，海子的长诗，还遭到了前辈朦胧诗人多多的猛烈批评。
对此，海子只能苦闷地喝酒。
以及一次次遥远地出游。
80年代，各地诗人串联是常有的事。一个诗人无论去哪儿，都会被当地的诗人圈子欢迎。在北大，西川接待过无数外地诗人。大家从北大游荡到清华，一路招呼清华诗人去别的学校，聊着诗歌，彻夜无眠。海子先后去过两次四川、西藏。在四川，他收获过友情。在西藏，他留下过恋爱的踪迹。
1988年，路经青海湖一个荒凉之地，他想起拉萨的一位笔友，不禁写道：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一个叫德令哈的地方，从此被后世熟知。
那些日子，海子的酒瘾越来越大，可以喝掉一整瓶50度的白酒。每当喝醉，就会说起自己的不如意。在好多诗歌聚会场合，只有《十月》的编辑骆一禾跟他说话。1986年，骆一禾创办栏目《十月的诗》，先后推出了西川、于坚、海子、万夏、邹静之等诗人。别人批评海子的诗时，他一直为好友站台。海子生前只拿过三个文学奖，其中一个，便是《十月》发的。
1989年3月26日，距离北岛们在黄锐家提出创办《今天》11年后，西川的母亲上早班路上，看到海子朝火车站方向疾走。
这天，刚满25岁的海子带着4本书，跑去山海关卧轨自杀。
在遗书里，海子写道：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另外，他留话给骆一禾，昌平的木箱里有一些诗作，希望帮助整理。随后，骆一禾和西川整理了他的诗作。骆一禾四处奔走，在各大高校间发表与海子有关的演讲，向诗坛力荐海子。当初那些并不待见海子的刊物，突然纷纷发文悼念。有人甚至提出，将海子死去那天，定为“中国诗歌节”。
1989年，一个诗人出版诗集，已非易事。春风文艺出版社本来有一个给骆一禾出诗集的机会，骆一禾整理完海子的诗，对妻子说：
“我打算不出我的了，把书号给海子吧。”
岂料5月13日，骆一禾因颅内大出血倒下，手术后持续昏迷，再也没能醒来。
那一年，北岛远走，顾城离乡。
紧接着，14名诗人相继去世。
轰轰烈烈的80年代，就这样落下帷幕。
此后，历史对芒克在1980年喝醉后的那个问题，做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诗歌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11.
90年代的空气，变得不一样了。
但在彻底变化之前，还有故事在继续。
1990年，借着“亚运会”东风，以为其筹款为名，崔健搞了一场全国巡演。几乎每到一处，都能掀起一股高潮，把同时演出的流行歌手摁在地上摩擦。从1月的北京工体，到4月的四川省体，场场爆满。
搭上亚运会演出，最早是崔父的主意。崔父有这底气，是因为1988年《人民日报》的一篇头条刊文。报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范荣康，决定为摇滚和崔健正名。文章一出，引起轰动。崔父打电话，哽咽着道谢。随后，报社搞评选，请崔健压轴演出。一大帮领导在下面，听他唱完《一块红布》。
年底，新华社刊文《“十年金曲”、“88金星”揭晓》，崔健拿了优秀歌手。
因此，人们和崔父一样，一度以为崔健要进入主流。但那场全国巡演，实在太过火爆，每到一处，青年们就站在椅子上挥舞双臂，吓得保安不敢上前。在很多现场录像里，到场观看的官员脸上都是震惊和尴尬。
4月回京后，崔健的演出被叫停。江湖上一度传出他被封杀。其实并无具体文件下来，只是他的演出去报批，死活通不过。
就在这一年，赴美留学的陈凯歌，回到了中国，去西安筹备改编自史铁生小说的《边走边唱》。他看过一篇叫《说说周晓文》的文章，很喜欢，就去拜访了一下文章的作者芦苇，说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一把。
那时，芦苇的编制虽然还是美工，但已经替周晓文写出了好几部佳作。看《黄土地》之前，他就常抱着《世界电影》月刊和黑泽明的电影研究，甚至跑去北京买黑市票，就为看外国电影，学习编剧技巧。有些电影，一看就是五六遍。彼时，西影厂的吴天明任人唯贤，让他帮周晓文写了《最后的疯狂》，全国大卖，芦苇趁热打铁，又弄出一部《疯狂的代价》，奠定江湖地位。
能跟陈凯歌合作，他当然高兴。这还没完。1989年，张艺谋见芦苇在拍一部皮影艺人的纪录片，约他写反应皮影戏艺人生活的《桃花满天红》。剧本写出来，没拍成。3年后，他又找芦苇写另一部电影，加入皮影戏。
前后这两次碰面，就有了90年代的《霸王别姬》跟《活着》。
而就在陈凯歌拍《边走边唱》时，远在北京的田壮壮，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云状的死神来找他了。梦醒后，田壮壮突然觉得：
“不能再拍一些荒唐可笑的东西。”
因为《盗马贼》的挫折，1987年后，田壮壮一直跟电影赌气。他连着拍了《鼓书艺人》《特别手术室》和《摇滚青年》，完全走观众趣味。卖得虽然还行，他却根本没上心。拍《大太监李莲英》时，刘晓庆和姜文在前面演戏，他坐在一旁打麻将。李少红特别生气，说你干嘛这么“作践”自己？
梦见死神这年，他正好40岁。
田壮壮开始拍摄《蓝风筝》。
电影拍完，突然一天夜里，都很晚了，张艺谋打电话给郭宝昌说我想来看看您。郭爷说这都11点了啊，张艺谋说没事，我就想聊聊。挂了电话后，张艺谋不顾夜色渐浓跑到郭宝昌家中，还没坐下就说：
“《蓝风筝》我看了，拍的太好了。”
1993年，《霸王》《活着》《风筝》一炮三响，把第五代推向一个高峰。可当时没几个人知道，电影关机宴上，大家举杯发言时，坐在郭宝昌身边的田壮壮突然嚎啕大哭。郭爷连忙问怎么了，田壮壮伤心地说：
“我一哥们儿把我卖了，他到局里告我的状，说这是一个反动的片子。”
那年，《蓝》去东京电影节参展。恰好张元违规送出《北京杂种》，引起中方集体退出。可最后，电影节给《蓝》一个最佳电影奖。回来后，电影局一纸禁令，把田壮壮列入禁拍名单，吊销了他的导演资格。
江湖上疯传的是禁拍10年。其实第二年，处分就撤销了。
但田壮壮还是受到影响。
从此以后，当初第五代里最野的他，再也没能赶上陈、张二人的脚步。
12.
没能赶上脚步，是因为没迎合：“潮水”。
1989年，海子自杀，骆一禾离世。诗歌的年代就此落幕，80年代的文艺笙歌，也逐一走下楼台，从耀眼绚烂的烟花，变成日渐凋零的灰烬。
骆一禾死时，殡仪馆画了一个很丑的妆。此后，诗人们纷纷被潮水冲走，要么拥抱，要么妥协，要么困窘。欧阳江河整整3年没再写诗，后来成为音乐中介，帮人做策划、拉演出。他喜欢玩儿音箱，一对就是几百万。
一度流浪的芒克，生了孩子，卖画为生，过上稳定生活。北岛搬了十几次家，带着女儿四处漂泊，靠着诗和酒，熬过漆黑的夜晚。为了生活，他曾给BMW汽车写过颂词，被逼无奈写散文，靠教书、朗诵，补贴家用。
1990年，写出《相信未来》的食指，住进了福利院。几年后，顾城在国外挥刀杀妻，自缢身亡。又过了十年，当初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梁小斌，因为脑梗紧急住院，无钱治疗，双眼几近失明。
此前，他一直靠打零工生活，当各种工人，连一份正规的医保都没有。
而如诗人们一样，在新时代的潮水中，其他艺术家，也各自做出选择。
《霸王别姬》拍完后，芦苇对陈凯歌说，应该找个机会聊一聊，复盘一下我们的得失。陈凯歌说，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
但20多年过去，两人再也没能坐下来讨论。此后，他和张艺谋紧跟潮流，开始商业化探索。芦苇看完《英雄》，觉得价值观混乱，败坏艺术风气。《满城尽带黄金甲》曾邀他开剧本研讨会，讨论了七八天，芦苇说剧本太烂。
张艺谋不以为然道：
“一个周润发，一个巩俐，一个周杰伦，一个我张艺谋，组合起来，就是两亿票房。你信还是不信？”
芦苇这才意识到，此公已今非昔比：
“不是导演而是制片商的心境了。”
眼看昔日伙伴的改变，芦苇感叹道：
“苦难中积发出来的力量，都在财富的积叠中雨打风吹，云消雾散了。”
而老谋子被问及这么多年再没去过戛纳时，只能跟媒体朋友打哈哈：
“在时代面前，个人力量都是渺小的。”
芦苇每年都会写一个剧本。其中大多数，都无人投拍。他手上有个剧本，叫《岁月如织》，是《白鹿原》的姊妹篇，书写中国农民百年历史。但随着西影厂吴天明的去世，拍出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数十年来，芦苇不愿为潮流所动，去写那些不感兴趣的故事，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作品。
田壮壮也没变。
1994年，韩三平本来给他机会，拍一部拥抱潮流的电影，他拒绝了。此后近十年，他什么也没拍，跑去扶持“第六代”，相继监制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再后来，他拍《吴清源》《小城之春》等等，依然是文艺片，依然不肯迎合时代和大众的趣味。
他没多少钱，拿的是北电老师的薪水。愿意给他投资的人，自然也不多。
某年，有一篇文章管田壮壮叫“第五代最后的艺术底线”，说他是孤独的理想坚守者。田壮壮听了，觉得挺受用，但呼吁大家：
“别给我扣这么高的帽子。”
90年代来临后，整个文艺、文化、学术界，都要面临类似的选择。文艺潮之后，是更为轰轰烈烈、难以旁观的经济潮。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被浪潮吞噬殆尽。在新的观念、新的价值被推崇出来后，商人、明星，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而那些80年代风口浪尖的人物，有人“与时俱进”，有人“故步自封”，有人“腐化堕落”，有人“甘于寂寞”。
有人销声匿迹，有人光彩不再......
2005年，崔健时隔多年，终于在北京获得了公演机会。但那一年，最受时代关注的青年，是一个叫李宇春的全民偶像。
崔健写了很多新歌，但每次开演唱会，新歌都搅动不起气氛，也再难流传开来。只有《一无所有》能唤起现场的反应。但那些听歌的人，并不是被歌曲的内涵所感动，他们只是追忆自己早已消逝的激情。
崔健试图在新时代里发声。但他的《蓝色骨头》，赔了很多钱，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再跟投资人联系。这部2014年上映的电影，倾注了他许多心血，剧本改了一年，前后剪辑5版。2000万投资，只收400多万票房。
他还把《超越那一天》录制成音乐会电影，烧了700万才做成。溜了一大圈，全国没几家院线愿意放映。昔日粉丝李国庆和黄健翔，在微博上反复为他呐喊，也没啥卵用。投资人也是他粉丝，为这件事四处奔波时，找到当年崔健的铁粉，如今一位上市公司董事。对方听完，直接来了一句：
“这事儿跟我有毛线关系？”
旧日星光，早被潮水冲刷掉了颜色。
一个崭新的年代，开始制造新的神话：
跑车、偶像、流量、巨富、上市、财务自由......
而80年代那些人，都化作了上古传说。
13.
潮水改变的，不止是人心和选择，还有80年代火热的气氛。
回望那十年，为什么会有那么璀璨的文艺，陈平原总结说：
“因为那时，文学、学术、艺术等等，是一个整体，寻根文学、第五代、美学文化热，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有着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
那时，客厅文化盛行。第五代导演，经常在郭宝昌家聚会；北岛、芒克会为一篇作品争得面红耳赤，为一本书跑遍北京；朱伟、李陀、何志云住在一条路上，聊文学聊到天亮，即便当面批评，也不会有人生气；栗宪庭常骑车到阿城、黄锐、王克平家晃悠，有什么新艺术出来，大家就争相介绍。
不光圈子内部聊，圈子之间，来往也很频繁。《走向丛书》编委演讲，韩少功和一大帮作家去听。阿城参加“星星画展”，也认识“四月影会”的人，他在《今天》上写评论，还把《江水号子》拿给崔健写成摇滚。北大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芒克们去参加时，崔健也去搞气氛演唱。
诗歌、小说、音乐、电影、学术和前卫艺术之间，互相启发，彼此进步。
然而，90年代以后，李陀面对作家朋友们的作品，再也不敢当面指责什么，再也不敢说什么难听的话。朱伟去南京和编辑、作家们聊天，很少再有人主动聊什么文艺思潮、文学技巧，大家聊的都是：
房子、车子和股票。
芦苇也感受到了身份的改变。以前，大家是志同道合的艺术伙伴，但现在，很多艺术家成为了占股的老板，用的是商业思维。
而他只是个剧本没人投钱的穷编剧：
“大家已经很难平等地对话了。”
1992年，许多诗人像80年代拥抱诗歌一样，飞快地坐车南下。曾有记者送别家乡的一位诗人，目送他在时代潮水的车流中离开。不久，二人再次相遇，对方成为一家药品总代理，炫耀着手中几张一万元的个人存单。
多年后，《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唐若昕，成为高官，后因受贿和滥用职权，获刑14年，另一位编委尹蓝天，成为了中农信副总裁，后因涉案，被判16年。
多年后，有的导演，屈服于商业规则，启用流量明星，拍大烂片；有的导演，为了维护人情关系，跟抄袭作者坐在一起，录制综艺节目。
曾经充满了反叛、反思和理想情怀的他们，似乎彻底烟消云散。
一切仿佛王小波在1996年年初写的：
“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
曾经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些畅聊的日夜，最终化为一缕青烟，消失在历史中。但那些诗歌、摇滚、小说、书籍、电影、绘画、讨论、争鸣、呐喊，切切实实地激励过、启迪过一代人的心灵，让他们找到人生的光亮。
它们消逝于昨日，消逝在山脊的背后，消失在潮水的舌苔下，消逝在乌云的金边之中。没人知道它们何时会再来，但每个被照亮的人，无论多少年过去，都仍旧会感怀那些火光的颜色，感怀它们带来的悸动和力量。
曾几何时，它们是那样的耀眼，以至于站在今天，回头看去，那仿佛是一场遥远的、虚构的梦。和今天坚实、物质、欲望的一切相比，它又是那么不堪一击，就像那些油印的刊物，注定会化作片片枯叶、粉脆琉璃。
它来过了，又仿佛未曾来过。
它说要走，也没人能将它挽留。
而时间，仍旧轰轰烈烈地前进。人们只能在车站等待，等待被下一个今天淹没。
就像在汹涌的潮水中，他们不得不收拾好岁月的行李，与上一个“今天”告别。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重读八十年代》，朱伟
[2]《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
[3]《我与八十年代》，马国川
[4]《缪斯之旅·宋怀桂》，纪录片
[5]《诗人：主动告别诗意后》，中国新闻周刊
[6]《老栗前史》，三联生活周刊
[7]《学者李泽厚》，三联生活周刊
[8]《海子之死》，博客天下
[9]《远去的诗人们》，视野
[10]《崔健：顺流而下，逆流而上》，南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