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池洪波，编辑：罗诗如，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中山街是一条老街，南段的鞋厂不少，“新美”“奥浪”“小乔”都是差不多大的小鞋厂。我做服装生意，也给几个鞋服厂家做加工，“新美”是我的客户之一。可每次去那里办事，我都浑身不自在，甚至要憋出一身冷汗。
“新美”的大铁门是推拉式的，边缘早已锈穿，用黄胶带黏了厚厚一层。不知何时，胶带又被进出的猫狗挠出了一个小洞。进了铁门，是条黑黢黢的过道，左手边是门卫室，再往前，立了个巨大的铁笼，一条狼狗攀在笼边，“哼哧哼哧”地露出尖牙，阴恻恻地盯着人。
现在的厂房都讲究通透，大采光、无柱式结构，可“新美”的厂子却一点儿也没挨上。为了进出方便，一楼作了仓库，堆放成卷的皮革，房顶有十七八米高，却只开了半平米的天窗，白天不开灯，在里面走得睁大眼睛，否则很容易撞上排列随意、又多又密的承重柱。
二楼的车间也不太规范。工人东一堆西一块，坐得很零乱。这种厂子是不开流水线的，因为工序本就混乱，一开反而乱了套。通常这边缝上鞋面，用皮筋一捆，组长吼一嗓子，几个专门拉料的工人就拖着大塑料筐过来，用棍子将一堆堆半成品鞋面扫进筐子，再往下一道工序那儿拉。
工人们坐的铁皮凳子，角落里的旧马达，四处散落着颜色艳俗的鞋盒，以及积尘散发出的腐朽气味……“新美”的环境总会让我有一种恍如回到90年代的感觉。
王家老大早早退了二线，如今执掌场子的是老二与老三两兄弟。老二阿龙50来岁，高高胖胖，负责销售业务与账目，坐办公室。老三阿兴则是鞋样设计师出身，主抓生产和行政事务，整日在车间里忙活，一刻也闲不下来。
与“新美”不同，“小乔”和“奥浪”这两家鞋厂都要年轻得多，经营策略也与时俱进。过年前后，厂子里总要挂上“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新春大吉，开业大利”之类的标语。当“新美”还在用长长的红色横幅时，“小乔”和“奥浪”则早早装上了电子屏，只要输进一大堆文字，就能上下滚动播放，一亮就是一夜。
“小乔”和“奥浪”都有电商部门，“奥浪”还开了天猫店，年轻的客服人员坐满了一个大办公室，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我做过“奥浪”的业务，客户当天下单，第三天就要出货，节奏极快。几个管理人员都很年轻，朝气蓬勃，与高大明亮的钢结构厂房相得益彰，连门口的保安也是衣着鲜亮的壮年汉子。
与他们相比，“新美”那单调朴素的旧厂房简直就像黑白老电影，门卫老大爷还整天守着一台录放机，听咿呀咿呀的大戏。
2018年底，“新美”内部的风波还没有传到外头去，我就从供应商的回款上看出了端倪。
临近年关，我手里大大小小的客户基本都对好了账，进入财务打款的流程。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总是特别关注手机短信，隔一会儿就要翻出来看一看。
那天，我的账户收到一笔7万元的款子，备注写的是“新美”。新美的账早早就对过，那边的会计也签了字，原本是8万还要多出2千多零头，当时会计大笔一挥，将总额变成8万块整——这是老客户的“特权”，我也不好说什么。从财务那儿领了条子，再交到管账目的王家老二手里，我就回去等短信了。
“新美”的信誉一直很不错，平日要是厂里偶尔难以周转，想要留个“尾巴”，也会打出另一张欠条交给我保存，打款向来没出过什么问题。我看着出了差错的数字，隐隐觉得不太对劲，便专程跑了一趟。
二
到了新美的财务室，已有五六个供应商聚集在一起低声议论了。我拉过做五金的老刘，一问，他的款子果然也少了万把块。
小生意哪里担得起这种损失？大家七嘴八舌，声音却都压得很低：“都快拿到拆迁款了，却变得这么小气——听说有3000万？”
“咱们得找王家老大说说，哪有这样结账的道理！”
一群人谁也不愿当出头鸟，在财务室等了许久，等来的却是王家老三。老三40岁出头，理了个很精神的寸头，平日走起路脚下带风，朝气十足，可这天却蔫儿了似的，眼里布满血丝，看起来很累。他轻咳一声，声音沙哑地告诉我们，剩余的货款过几天就会到账。至于其中的究竟，他没有透露半分。
事后我们才知道，老二与老三几天前就已经“剑拔弩张”，哥俩甚至在办公室里掐了一架——“新美”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谁也说服不了谁。
旧厂房被征收，最先要解决的自然是新厂选址和搬迁问题。
温州是“中国鞋都”，留给鞋厂的地方不少，比如市区的双屿、永嘉的瓯北、龙湾的状元，都是鞋厂聚集的地方。要说便利，自然是双屿的位置最好，那里是温州鞋业的“心脏”，附近就有几个大型批发市场，客商遍地，人流密集，不过租金较贵，竞争激烈；瓯北这几年发展得也不错，交通方便，与市区仅一江之隔，功能完备，地价还便宜。
老三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几个工业区考察选址，也与街道谈了不少次拆迁问题。街道拆迁心切，由一位熟人出面，给老三提了不少优待条件，说只要合同期内将厂房腾空，拆迁款立即到位，还会额外发一笔数额不小的奖金。街道辖区里还有个新工业区，靠着滩涂，空置的厂房很多。为了留住“新美”，街道负责人口头许诺：只要愿意搬到那边去，5年内，所有管理杂费一律减半。
老三一面应承下来，一面却打起了更多小心思——他想让街道出厂子的搬迁费。
工厂搬迁可不是个轻松活。下料机和烘箱之类的大机械必须搬走，这些机械都在厂子的二楼，要敲掉窗户吊出去；办公桌椅，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要雇几辆大卡车来回跑好几趟。以“新美”的规模粗略来算，从开始搬迁到安顿下来，少说也要10万元以上的搬迁费用。
老三从朋友那儿打听过，这几年街道的拆迁任务重，姿态放得也低。附近几个街道都在大拆大造，为了跟上进度，早日让拆迁区腾空，街道很愿意“发善心”。之前，就有过不少类似的例子。
于是，他打好了如意算盘——拖。
只是，当老三千方百计地与街道斗心眼儿的时候，老二的态度却暧昧了起来——他不想干了。
平心而论，这几年“新美”的业绩着实不算出色，2018年的销售额甚至略有下降。近年来，电商生意火爆，“小白鞋”之类的网红爆款大行其道，“新美”却一直没有赶上趟，接过几个订单后便没了下文。厂子的主打产品仍是那几款黑不溜秋的皮鞋，这种鞋花样少，被本地人称为“老娘鞋”，一般只销往中西部小县城，目标客户是上了年纪的保守妇女。可她们的消费能力十分有限，利润自然也稀薄。
而对面的“小乔”和“奥浪”却赶上了电商的风口，发了财。“奥浪”甚至早早就在机场附近买下一个厂房，据说花了4000多万。还没等街道通知拆迁，自己就搬了过去。
三
过了几天，我去另一家客户那里对账，又碰上了五金商老刘。老刘与王家是远亲，消息多少比我灵通些，我向他打听“新美”的境况，他摇摇头：“怕是要散了。”
“新美”是中山街上的老牌子，那些刚更新过的鞋机暂且不说，员工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工人们老带新，新变老，人员一直相当稳定。他们对“新美”很信任，别家的工人恨不得发日薪，生怕老板跑路，“新美”的工人却不愿取完每月的工资，只是支取个一两千元当生活费，其他的依旧留在厂里，年底再一并结算。
这样的工人有上百个，每月的工资数该有六七十万，按照这种结算法，给厂里减轻了不少资金周转的负担。王家人投桃报李，年底会发一笔过节费，开年还有千元红包，劳资关系相当融洽。
“‘实业这么难做，不如借着拆迁的机会，干脆大家吃一顿散伙饭。早一日将厂房腾空，拆迁款就早一日到手’——”老刘说得有鼻子有眼，“这是老二的原话。”
他说，克扣供应商货款的主意也是王家老二想出来的。既然已决定关门散伙，自然要坑供应商一笔，这在本地很常见。工人们有劳动局做后盾，不怕拿不到工资，供应商就倒霉多了，每家“吐”出1万块，那就是几十万的真金白银。可是，老三并没有打算把“新美”三十多年的声誉毁掉，于是兄弟俩闹得很僵。
“老二这个人，啧啧。”老刘撇撇嘴，朝我挤眉弄眼。我点点头，深以为然。
老二这人有点傲，平常眼睛长在头顶上，只用余光瞟人，说话总带着点架子。他一到厂里，不管是供应商还是普通工人，都叫他一声“王总”，之后大家就不愿意接近他了。
比起哥哥，老三就亲和多了，他的名字里带个“兴”字，大家都叫他“阿兴老师”，也有叫“兴哥”的，有些工人在厂里待了十几二十年，一旦碰到工艺上的难题就朝老三发火，会直呼其名。老三也从不拿捏身份，笑呵呵地应了。
说起这些，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那天下着大雨，我去“新美”送货，小货车的雨刮器坏了，我只好眯起眼睛盯着挡风玻璃，仅凭雨水缝隙看路，一路烦躁极了。在“新美”的仓库卸了货，我钻进车厢后一摸口袋，发现刚刚签过字的送货单不见了，只好回头去找，从门廊、门卫室，一直找到了财务办公室。
那张单子上可不是小数，算起来有7000多块。彼时我经验尚浅，一下子就慌了，赶紧找到签单的会计——也就是老二的媳妇——说明情况。老二的媳妇装模作样地在桌子上翻了翻，便轻轻丢出一句：“月底再说，我帮你看一看。”
万一她忘了这茬儿，这张单子岂不就飞了？我不住道歉，吞吞吐吐地问她，能否将签过字的另一张底单交给我，我好拍个照留个底。可是，她一边在电脑上玩纸牌，一边敷衍地摇头，说是已经输进电子账，按规定，没到月底是不能动文件夹的。
我站在会计室门口，紧张地涨红了脸，外头风雨正急，我的额头上渗出的汗都浸湿了发梢。这时，老三从车间回来，看见我，便关切地问怎么了。等我说完前因后果，老三点点头，很快从文件柜里翻出那张底单，往上写了个记号，又对我说：“你不要急，明天再跑一趟，把老的白联带过来，重新开一张就是。等会儿我往电脑里写个备注，弄丢的老单子作废掉，这就解决了。多大点事儿嘛，你不用担心。”
我指指老二媳妇，他“嗤”地一笑：“她这个人，就那样，别放在心上。”他朝办公室一努嘴，开玩笑地说：“小伙子，送货得小心呐，哪个会计不是刻薄鬼？”
四
拆改在即，“新美”的出路悬而未决，客户已下定的单子却不能怠慢。一周后，一位王姓长辈从中讲和，他在附近有一整栋厂房，愿意腾出一层给“新美”做临时车间。老二老三接受了长辈的好心，以后不管是择机再战，还是干脆歇业，都有转圜的余地。
过了几天，我接到老三的电话。他希望我跑一趟“新美”的老厂，将那些库存的旧材料都搬回去。鞋样更新变化极快，有些花色材料过了几周就会积压下来占库存，厂子的机械和人员都已经转移，但清点工作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我开着小货车驶过中山街，感觉像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也就几天的工夫，半条街的窗户和雨棚几乎都被卸掉了，往日拥挤的街道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新美”的变化更大，那扇厚重的大铁门早被移走，只留下一副锈蚀的转轴，整个门头显得空落落的。笼子里的狗失去了踪影，角落里的零碎也被清空，整个厂房一下子明亮起来。
我忙活一下午，理出了一大堆压箱底的旧材料。陈年的蜡线还有几大箱子，被老鼠咬了不少，里边的套筒碎了一半。落满灰尘的粘扣带、泡沫棉，几乎瞧不出原本的颜色。
我拍拍手，对了对数目，签了一张退货单递给老三。他倒很大方，摇摇头：“用得上，你就搬回去，要是用不上，我也只能丢掉。那箱蜡线放了五六年了吧，我还能退回去？那可不像话。”
看着搬空了的办公室，老三愣了，继而感伤起来：“你看，我以前就在这里写作业，一边做数学题一边听我爸和客人谈生意——那是1990年的事了。”
“办公室换了玻璃移门，做了一列长长的透明展示柜，现在看起来很土了，当年可是很时髦的装潢。展示柜里的样品鞋很多，其实都是从市场里买来的，厂里根本没做过，如果有客人看上了，就熬夜把鞋样赶出来——从下单到交货，往往还有几天时间，足够让厂里做好准备。”
老三说的是“新美”曾经的光辉岁月。那几年，王老爷子加入了本地的行业协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如潮水般涌来，工厂开始实行“三班倒”，超负荷运载之下，短短几个月就报废了几台制鞋用的烘箱。
从一个家庭制鞋小作坊成长为上百人规模的工厂，王老爷子已竭尽全力。可好景不长，“新美”并没有借着那阵东风崛起，没过几年，王老爷子就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病倒了，从此一蹶不振。
听着老三的话，我心里也很有感触。一提到温州的鞋厂，总绕不开奥康、康奈、红蜻蜓这些大牌企业、“天选之子”，但滚滚商海之中，除了那些熠熠生辉的明星，也有“新美”这样默默陪跑的小工厂。在种种因素作用之下，这些小工厂始终无法发展壮大，在历史的淘洗下渐渐衰弱，乃至消逝。
闲聊中，老三忽然看我一眼，说：“你不是也给家里干活，就没点想法？”
我摇摇头，有些羞赧。我在家里帮忙以来，不仅没有谈成一个新客户，甚至还丢掉了两个：“我对这行业没什么兴趣，等老头子退休，我也就放手了”。
老三叹了口气，目光看起来很茫然：“我爸在的时候这厂子没倒，大哥在的时候也没倒，到了我和阿龙（老二）手里，居然吃上了散伙饭。”
王家老大我见过几次，又高又壮，眉眼和老二有些相似，看起来很威严。他的年纪比老二大一轮，长兄如父，一直是三兄弟的主心骨。他初中毕业后就跟着王老爷子做皮件，后来开始涉足制鞋业，对业务很熟悉，社会人脉也不错。
按理说，他本该是“新美”崛起的新希望，可惜他的生活习惯不太好，接棒“新美”后很快确诊了糖尿病，后来腿上又生了毛病，动了个大手术，身体一下子就垮了，走路都要拄拐，原本高大的身形也佝偻了。
前几年，我到“新美”送货的时候，偶尔还能见到王家老大，60来岁的他，倒像过了80岁，脸颊上的肉松弛地挂下来，眼圈乌黑乌黑，看起来有点吓人。
有时，正好碰到他在办公室闲坐，我便顺手将送货单递给他。家族企业没什么讲究，只要姓王，都有签单的权力。老大的眼睛也不行了，得捏着单子凑到窗台那儿，对上明亮的阳光后才能看清。他浏览一张巴掌大的送货单要花上两三分钟，接着颤颤巍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很费力。
我问老大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了，老三摇摇头：“除了眼睛和腿，其他倒是没有大问题，就是越过越糊涂了。这几年沉迷保健品、养生仪，让人骗了五六十万出去——以前多精明的人，就这么废了”。
我又小心地问：“老二呢，现在是怎么个说法，真就撂挑子了？”
老三腮帮子一紧，转头看向窗外，过了会儿才说，哪怕老二回心转意，他也不打算与之合伙。两兄弟已经亮过底牌，再也无法拧成一条心。
“跑到大哥那里，说我夺他的权，把厂子搞乱了，说我不懂事，不配合政府拆迁。”老三说，老二在他大哥面前演了一出哭戏，搞得大哥真以为他多么跋扈，拄着拐冲到他家里，将他狠狠骂了一通。
“就这么着吧，我也不想跟他折腾了。”老三的眼睛黯淡下去，“盼拆迁，盼了好几年，落得这么个结果。”
五
老三一直想做电商生意，而中山街的拆改就像是上天送来的机遇。当他听了街道的宣传，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一直梦寐以求的机会就这样出现在眼前”。
对门“奥浪”的天猫店销量不错，旺季时每天要发几百个快递，快递小哥来来往往，存放快递盒的雨棚一直搭到了车道上。零售的利润高，老三眼热得很，不过他也明白，鞋类电商早已过了风口，成了一片红海，门槛比起往日要高得多。
比起经营一家传统工厂，运营个“天猫店”更显复杂：要涨粉，刷销量；要优化搜索条目；要撒钱，买曝光。本地有不少电商运营公司帮助传统鞋厂开拓互联网销路，但要价很高。如果自己做，就要请运营团队、客服小组，哪里都要钱，哪里都是坑，做起来只怕更难。
不过，对于有10多年行业经验的老三来说，电商虽是新领域，但同时也意味着无穷的商机。他做过咨询，前期只需招一个运营，两个客服，几个打包工就能简单上马。后续的拆迁款有3000万元，如果选一个冷僻的工业区，足够买下一栋新厂房。到那时，老三懂工艺，老二懂业务，路途虽艰难，但未来可期。
“我和阿龙都还年轻，还有时间闯一闯，把‘新美’的牌子打出去，哪知道会搞成这样。”老三深呼一口气，脸色凝重，“我就是要争一口气，我爸留下的厂子，难道三兄弟就没有一个能撑起来？”
我点点头，却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随后，老三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带我往厂区走去：“里边看看，说不定还有些东西。”
我跟上去才知道，“新美”老厂的办公室看似简单，实际上内有乾坤。从办公区角落的文件柜旁绕过去，后边有一堵假墙，其实是一道漆成了乳白色的薄木门。用手轻轻一推，里头是3个小房间。第一个房间做成了小厨房，里面锅碗炊具一应俱全，顶端做了排烟管，墙上有一个折叠餐桌，堆在旁边的塑料椅子还不少。据说，这里是30年来王家人解决午餐的地方。
我还是头一回进这里，闻着浓重的油烟味儿，不自觉地开始幻想起王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情景。这样逼仄的小房间，容纳七八个人吃饭该有多挤？我摸摸墙面上的灰尘，东张西望，揶揄老三道：“你家怎么说也是传了两代的‘皮鞋佬’，生活水平似乎不太高啊。”
“办企业嘛，就是要节约。”老三笑了，“中山街后边的董家，你知道吧？他家的老厂小得可怜，董家老爷子端着碗，提个小板凳，坐在门洞里就能扒完一顿。”
董老爷子我知道，比王老爷子要年轻一些，也是办鞋厂出身。不过董家后来者居上，路子广得多，很早就开出几个分厂。前几年，董老爷子过身，两个儿子一个分得企业经营权，一个分得价值8000万的现金和股票，这还不包括两兄弟共有的几处厂房。
我们继续往前走，另外两个房间也各有用处：一个里面铺了张小床，赶工时就睡这里，由于天花板很低，从床上爬起来能顶到上面的壁挂空调；另一个是迷你小仓库，里面存放着一些常用的耗材——做记号的水漆笔、画金线的彩笔、弯头剪、缝包用的车针……
老三说，小工厂的管理能力有限，怕工人浪费材料，他们就将耗材拿到这个小仓库储存，等工人用完了手里的材料，再拿着空笔废针来换，一支换一支，不多拿也不少给。
看着这些旧物，老三很快似乎又沉浸在了对往日的回忆中，我观察着他的神情，从恼怒、悲哀、到深思、纠结，最终又慢慢归于平静。
我突然一拍脑袋，提议“新美”这边了结后，老三可以去做阀门——温州不仅是“鞋都”，也是国内阀门的重要产地。这两年，董家的大公子尝试转行，已经开了好几家阀门厂和娱乐场所，摊子铺得很大。他手握上亿资产，无论什么新行业都可以试试，哪怕失败两次也伤不到筋骨，照样能开着他的白色宾利招摇过市。
老三摇摇头，说自己这辈子就干鞋厂了：“阀门？服务业？我既不懂也不会，哪里敢扎进去。”
我一想，也是，创业哪有什么跳板和捷径？大浪淘沙，最终留下来的人，哪位不是浸淫行业多年、经验丰富的百战将军。如今社会浮躁，网上到处是半真半假的教程，动不动就教年轻人“百万创业，千万收益”。可成功的人少，大部分都是韭菜，前赴后继地将大笔资金打了水漂。
老三的资产有限，虽有起家的本钱，却只有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稍有不慎，可能就会把父亲的遗产赔进去。他压力很大，将烟头拧了又拧，又丢在地上踩了好几下。
我安慰他：“办鞋厂还是有机会的，不管怎么样，人都要穿鞋的嘛。”
老三点点头，眼睛逐渐亮了起来。
六
去年年底，我父亲去了一趟瓯北，说是王家老三的工厂开业，请他去喝一杯茶。回到家，父亲感慨地说：“阿兴的‘游击战’总算是过去了。”
完成拆改后，王家老二退出了经营，老三接手了“新美”的老客户，开始独自打拼。只是他的运气着实不好，“单飞”没多久就碰上了疫情，停工半年多，中间换过两次厂房，班底一直在磨合，生意暂时没什么起色。
最终，老三找了瓯北的一个小工业区落脚。这个工业区位置还算不错，里面鞋厂不少，旁边还有个小批发市场，配套的供应商也齐全。老三租下了一整栋农民房，修了围墙，打了厂牌，顶楼竖起了高高的金字。
“新厂叫什么名字？”我迫不及待地问。
父亲摇摇头：“当然不是‘新美’。”
“新美”的时代已经过去，老三用自己的名字做了新工厂的注册名。这家厂子由他独立出资，上到管理人员，下到一线工人，一个亲属也没用，大概是真的被亲人伤了心。
想到王家老二，我对父亲说：“这个家伙坏得很，钻到钱眼里去了。”
可父亲看了我一眼，却说他们兄弟俩分开根本就不是那3000万的事儿。之后，他突然问我：“要是二姐夫再找你借钱，你是借，还是不借？”
我脱口而出：“借个屁。”
5年前，我的二姐夫带着200万现金去苏州开了一家箱包厂，其中就有我“支援”的30万。5年后，二姐夫揣着一个小皮包孤零零地回了家——他把箱包厂的机械当作废铁卖了，刚好凑齐2万元，之后把这笔钱和5年来的收益一起装进了那个小皮包——加起来是多少？2万元。
“二姐夫这人，就不是办企业的料。”我冷冷地说。
“王家老二也跟你一个想法。”父亲说。
温州这个地方，七山二水一分田，自古以来土地都很贫瘠。三四十年前，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老一辈能靠手艺挣上一口饭，就满足得不得了，哪里管后人怎么想。如果有得选，温州各行各业的“二代”们还会选择困在自家的小工厂里吗？
我忽然有些明白了：自打王家三兄弟从父亲手上接手“新美”，已经过去了20多年，他们苦心经营，鞋厂却仍在中山街这个小工业区原地打转。别看每天热火朝天地上工，源源不断地产出，其实工厂一旦停转，除了地皮，其他东西一文不值。
工厂就像一台机械，一旦开始运作就很难停下来。毕竟，运营需要资金周转，需要长短线贷款，等到停工停产，意料之外的各种亏损就会上门。听说到了年底分红时，扣除各种支出，王家三兄弟每人仅得五六十万。
在老二眼中，这个老旧的厂子大概已经成了鸡肋，他早就看穿自家兄弟都不是办企业的料了。如今厂房拆迁，三兄弟每人能分到900多万，有了体面脱身的机会，他当然要及时止损。更何况，老二的子女都有了不错的出路，一个在美国工作，一个在上海读医学院，他们既没有必要，也不想继承一家老旧的鞋厂。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满足老三的企业梦？搞电商？老二的年纪也不小了，到了手的钱再搭进去怎么办？”父亲连连发问。
要知道，办企业可不是个轻巧活，方方面面都得顾及到。比如：厂里的那些老工人、管理人员，多半都是外省人，他们在本地成家立业，总得帮忙解决他们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样的孩子，公立学校可收可不收，全靠企业主花钱、赔笑巴结校长；工人出了工伤，企业主得带着上医院，商讨各种赔偿数额。如果遇上难缠的，一场拉锯战往往会持续数月，足以让人心力交瘁……
如此种种叠加起来，使挣扎了30多年的“新美”终于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流之中。
我忽然有些失落。虽然我不是“新美”的股东，也没有经历过那段辉煌岁月，但人对历史留存下的事物，难免会有一些隐隐的期待。
七
上个月，我去机场接朋友，一看时间还早，顺道去了机场附近的几个工业区转转。我往几家新开业的鞋服类工厂递名片，又想到了在这里买了厂房的“奥浪”，于是按照记忆摸索了过去。
站在入口处，我一时愣住了——地址没错，古铜色的栅门也没错，“奥浪”的厂牌却不见了踪影。这里看起来应该已经被分租出去，一层是个阀门厂，二层做厨具，三层以上则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办事处——都是和鞋子挨不上边的行业。
我往门卫室探头，门卫大爷正刷着抖音，时不时傻笑。听明我的来意，他抬起头，狐疑地望着我：“什么‘奥浪’，没听说过。”
我打电话给五金商老刘，老刘还很惊讶：“哟，你居然还不知道？”
他说，“奥浪”也是由两兄弟经营的，受去年疫情影响，厂子一度断了资金链，好不容易熬到业务逐步走回正轨时，负责管账目的弟弟又与供应商勾结，私吞了数十万的利润。事情败露后，兄弟俩一拍两散，闹得互不来往，原本共有的厂房一分为二，各自分租出去，连同天猫和几家淘宝店铺也一并注销了。
我听得怔怔出神——在我们这些供应商看来，“奥浪”可是中山街里最有可能做大做强的制鞋厂，他家车间的管理水平一直很不错，业务发展平稳，渠道拓展得也快，到头来却是上层出了问题。
我上了车，出了工业区，一路往南。
道路两旁挤满了或新或旧的建筑物，一幢幢住宅楼刚刚施工完毕，外墙漆成洋气的金棕色，与周围低矮破败的老屋形成了鲜明对比。
车道的另一侧，是曾经名噪一时的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丢下两个亿的债务一走了之，这事儿通过遍布大街小巷的喇叭的宣传，成了全中国的笑柄。
昔日的江南皮革厂不复存在，“新美”、“奥浪”也沦为了本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是一块健忘的土地，也是一块被金钱和欲望包围的土地。
文中的街道、企业、人物均为化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池洪波，编辑：罗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