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作者：北辰，头图来自：《鱿鱼游戏》剧照
韩剧《鱿鱼游戏》上线不到4周，便成为网飞（Netflix）开播以来观看量最高的剧集，其看似荒诞的大逃杀剧情背后，写满了韩国社会的现实图景。
剧中，456名玩家被神秘人引到一个巨大的游戏场地中，他们被没收一切随身物品、换上统一运动服、编上号，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玩儿童游戏。由于输者将被直接夺去性命，第一轮“123木头人”游戏结束后，玩家们大为震惊，于是以“半数赞同”式的游戏中止机制暂停了游戏。
主人公成奇勋就是其中一员。家住双门洞的他，曾为韩国某汽车公司员工，后来由于公司重组而不幸失业，尝试过开餐馆却也走向失败。没有收入却好赌，成奇勋不仅与妻子离婚，还背负了高达1.6亿韩元的高利贷，每天用年迈母亲出苦力赚来的钱过活，连给女儿买个礼物的体面都没有。
经历了第一轮游戏又回到现实的他，才刚开始重温自由生活的惬意，却发现自己仍要面对巨额的高利贷与催债死亡威胁。与此同时，他的母亲被确诊为糖尿病，并发症已导致老人双脚溃烂。面对即便如此还坚持不住院、养家糊口的母亲，成奇勋只有空空如也的口袋和一颗万分愧疚的心。他求遍了人，最终也没借到钱。
现实生活对成奇勋来说，比死亡游戏更残酷。他再次打通了游戏热线，像上次那样被迷晕后，被送进了游戏场地。
睁开眼，成奇勋发现，上一轮游戏中的大部分人都和他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因亏空公款与期货投资而身负巨债的发小曹尚佑、拿不到工资的巴基斯坦打工小哥阿里、身患癌症的001号老人、偷过他钱的底层扒手女孩等等。
为什么这些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宁愿参加一输即死的游戏，也不想活在现实世界中呢？为什么他们会背上如此巨额的债务？真实情况又如何？
24年前的金融危机
背着债的成奇勋和曹尚佑，其实是若干身负高额债务的韩国人中的一分子。
近年来，韩国家庭负债率一直在上升，其数值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韩国平民债务总额也已超出国内生产总值的5%。从个人角度来看，这可能意味着有的人即便不吃不喝，将一年挣的钱全部存下来，也仍旧无法还清债务。而目前有债务问题的人口数量正在以指数级速度增长。
为什么大家要“自掘坟墓”、贷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款？这可能要从1997年的韩国金融危机说起。
1960年代，韩国通过现代化建设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经济快速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在金融全球化浪潮下，韩国外汇市场不安，国际信用等级下降。财阀集团采取的外形扩张政策导致财务结构恶化，其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获取特别经济援助和扶持来发展企业，企业又以金融机构为媒介，成为政府筹措政治资金的重要来源。这样，政府-银行-财阀集团便陷入了恶性循环。
1997年12月，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其外债总额占到GDP的35%，整个国家处于破产边缘，也被迫接受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管制。在IMF的压力下，金大中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改革措施，早在金泳三政府时期就在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韩国政府政策改革的重要方向。
韩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从此处开始孕育。从经济增长层面看，金融危机之后，由于韩国政府大力培育手机、半导体、汽车等高技术产业，国民经济快速恢复，2006年时，韩国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但跨出了经济危机的泥潭后，国家迎来了延续24年仍旧严重的社会危机。
失业与债务危机
应IMF要求，1998年，韩国进行了“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修改了劳动法。一夜之间，“集体解雇”开始合法化，很多大企业迅速裁员，比例高达30%。随着劳动雇佣制度的改变，企业退休年龄迅速降低，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标志的稳定雇佣制度走向崩溃。在这之后，韩国在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中的分配不公平指数上升至第3位，相对贫困率升至第2位。
但这个断崖式的雇佣制度改革并不彻底。当时，“正规职”与“非正规职”并存，引发了年轻人对社会公平的质疑，很多在本就激烈的竞争中遭遇失败的青年产生了强烈挫败感，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
而在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一方，虽然发展中小企业更有利于扩大就业，但韩国的中小企业很难在财阀的垄断中突出重围。1995年，10亿韩元投资所引发的雇佣效果为14.8人，10年后直接下降至8.7人，韩国家庭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也在这一阶段下降了将近8个百分点。
就业机会减少、社会分配不均加剧。由于“非正规职”的泛滥，很多人收入低且频繁失业，不断有人成为“劳动贫困者”。可就在21世纪初，一股低利率贷款的风潮向人们走来。
那时，韩国经济萧条，银行闲置资金较多，后者向前来贷款的人张开了怀抱。为制造经济景气，政府实行了低利率刺激需求的政策，仅2001年一年，利率就被下调了11次。各银行则纷纷将放贷业务放在有担保的住宅贷款上，当年的宅担保贷款年利率从9%降至6%。如此一来，想要买房的家庭乐了，纷纷贷款购置房产。也是在2001年，韩国银行的住宅担保贷款大幅增加，新增的家庭贷款中有2/3都是住宅担保贷款。
低利率政策带来了国民思维的变化。1990年至2001年，韩国储蓄率从37.5%降至27%，韩国家庭经济结构从“储蓄型”变为“贷款型”，政府制造了“信用泡沫”，导致家庭债务开始爆发性增长，为之后大量家庭资不抵债的境遇埋下隐患。
与此同时，信用卡滥发也在韩国家庭债务中增加了负担。
韩国信用卡即商业银行发行的“贷记卡”，具有先消费、后还款、无需预存款等特点，支持购物、支取现金及使用信通卡贷款。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起初对信用卡发放有着硬性规定，如要求信用卡申请者提供收入与资产证明、未成年人申请者应征得监护人同意等。但在萧条的经济环境中，多家信用卡公司为争夺客户，纷纷“来者不拒”地发卡，其中既有未成年人，也有街边恰巧走过、没有资产证明的路人甲乙丙丁。
千禧年末，韩国金融机构已发出5788万张信用卡，一年后增至8543万张，其中成年持卡者平均每人拥有3.7张信用卡，很多人手里甚至攥着将近10张信用卡，并用A卡取钱还B卡欠款，形成“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
在就业不利的环境下，信用卡极大刺激了消费，韩国使用信用卡购物的金额在一年内增加了40%。可是在万千花着“未来收入”的人群中，未成年人与低收入者根本无力偿还债务，于是，日后的信用卡坏账增长开始在此处酝酿。
2002年，金融当局要求各信用卡公司收紧银根，提高贷款利率、降低透支额度，并着力催还贷款。可现实是，在当时20-30岁的年轻人中，有144万人“信用不良”，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1人背负着完全还不起的债务。到了2003年，各信用卡公司的经营接连陷入低谷，当时韩国最大的信用卡公司LG也因没有足够的周转金而被迫向持卡人宣布暂停现金支付服务。
数字可以清晰地表达韩国家庭负债变化：1997年，韩国家庭负债总额为211万亿韩元；2003年底，总额增至472万亿韩元，相当于同年韩国GDP的75%；2005年之后，韩国家庭债务以年均9%左右的速度增加，是同期韩国经济增长率的两倍。
时至今日，据韩国银行《金融稳定报告》分析，家庭负债中住房按揭贷款比重高达43%，近八成贷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本金，仅能支付贷款利息。
那么如果不买房，是否至少可以在财务上实现自由？韩国社会的现实告诉你，要想成为人上人，就要有房产。这又该如何理解？
“金勺子”与“泥勺子”
细想《鱿鱼游戏》中参与游戏的456个人，除了刻意隐姓埋名的001号吴一男老人，其他人似乎都出身于社会底层、并未成功向上层社会流动的负债者。其中，虽然优秀的首尔大学毕业生曹尚佑表面上已跻身中产阶级，但实际上他仍旧没有享受中产阶级应该拥有的生活品质（这也和他个人的经济犯罪行为有关）。
总体而言，这的确是当年金融危机留下的社会危机的折射——两极化与阶层固化。
从1990年代中期起，韩国社会开始出现中产阶层两级化现象，1997年的金融危机更是加剧这一趋势，而韩国政府后续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极大削弱了政府保护和调整国民经济的功能。
对企业而言，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面对大企业的中小企业越来越难以望其项背；对劳动者而言，由于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夕就已不再是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往往只有少数专业人才群体可以继续保有竞争力，而其他人则面临着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廉价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也就是说，韩国的工人阶层成了受害者。同时，由于跟不上趟的社会福利制度与缺乏正义的社会分配，政府并未在保护弱势群体、推动社会结构健康转型中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有学者统计了韩国1986年~2018年间的人均GDP，发现其从2803美元增至32046美元，实现了12倍增长。但是，20世纪80年代有60%~80%的韩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中产阶层，20多年后，只有20%的人这样认为。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相对剥夺感”不断产生于韩国社会。在金融危机后的10年间，韩国贫困层所占比例更是增加了将近两倍。
在韩国社会流动性较大的时代，人们发现只要努力考上以“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为代表的名校，就有机会找到好工作。这又催生了激烈的教育竞争，“私立教育”泛滥，父辈的资本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受教育水平，跨阶层流动面临阻碍。
正如韩剧《顶楼》的剧情，身为财阀“清雅集团”理事长千瑞珍的女儿，夏恩星读高中、参加比赛、考大学都可以在母亲的安排下“躺赢”。而出身于孤儿院的女孩闵雪雅，即便以出类拔萃的能力参加中考选拔，最终还是在千瑞珍等人的合谋下丧失读书机会，甚至丢了性命。
剧情虽狗血，但也不乏现实写照。越来越激烈的教育资源竞争导致与教育挂钩的房价扶摇直上，这直接加强了经济资本对文化资本累积的作用。《顶楼》中的“赫拉宫殿”就是很好的写照，其中普通收入者吴允熙为了女儿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不遗余力住进这里。另一方面，房产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个人经济能力与社会地位可以由个人所拥有的房产规模决定。
为什么一定要挣扎着买房？为了给自己一个向上走的机会。根据韩国房地产委员会的数据，今年1月，购买公寓的二、三十岁的韩国年轻人占购房总人数的42.1%，创下了新的纪录。但现实是，并非所有买房者都有一份靠得住的工作。
随着阶层两极化与阶层固化的日益严重，韩国社会近年来出现了“勺子阶级论”的观点。那些所谓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被称为“金勺子”，往下依次是“银勺子”“铜勺子”和“泥勺子”。“泥勺子”们没有向上流动的合理渠道，不管如何奋斗，也难以比肩“金勺子”们的优渥生活。根据韩国学者的社会调查，韩国青年们普遍认为，父母拥有的资本状况决定了自己的社会阶层，而个人能力对主观阶层意识的影响力越来越少。
正如韩国电影《寄生虫》中的两个家庭，富人朴社长家有庭院、别墅，而穷人金基泽家只有一个半地下室；富人家有几道门，穷人家不关门。在朴社长眼里，穷人有“穷味”，是怎么也去除不了的“穷味”。
“厌恶”与“平等”
在各种社会问题的交错作用下，韩国社会蔓延着一种“厌恶情绪”。
《鱿鱼游戏》里，在社会中摸爬滚打、遍体鳞伤的人们，并没有安分地共享游戏场地，而是各自组建帮派。其中，原来“混社会”的老大张德秀迅速拉拢了一支以青壮年为主的小团体，欺压那些看起来比他们弱小的玩家，甚至对其公然进行殴打和残杀。
可是，这456个人都是现实社会中的“弱者”。游戏场地的微观世界，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弱者相欺。《首尔新闻》曾援引专家的话称，随着韩国社会两级化现象加深，心理极度压抑的一些韩国人开始将愤怒情绪发泄到他人身上。他们不敢得罪强者，而是将矛头指向比自己更弱或者与自己处境相同的人。人们在社会中被蹂躏的信心逐渐转变为“受害意识”，这种情绪被尽数宣泄在对弱者的欺压中。
《鱿鱼游戏》还有一个细节。所有玩家在进入下一个游戏前，都是“闭眼玩家”状态，但是111号有“内部消息”。这个111号是一名医生，他和游戏主办方的几个工作人员暗地里干着贩卖器官的勾当。医生出力解剖人体，其报酬就是获得下一关游戏的关键线索。
后来，他们的交易被发现了，组织者枪决了医生，因为他破坏了游戏世界里最不能挑战的东西——平等。
为什么人们即便面对随时而来的死亡也要参加鱿鱼游戏？因为在游戏世界里，竞争是公平的，机会是平等的，成功的路径是清晰而不可由个人操纵的。且游戏的尽头，是可以让一个人还清债务、跨越现实阶层的巨额奖金，是在现实社会里怎么奋斗也难以达到的收入。
而这让负债者们争相逃离的两级化社会现实的源头，或许在雇佣制度改革，或许在24年前的金融危机，又或许在更早的财阀兴起的时代。
剧终时，001号玩家吴一男作为游戏的策划者，躺在高级病床上等待死神的光顾。他很满足，因为他完美实现了让大家义无反顾陪他玩童年游戏的梦想。此时，他与成奇勋玩了最后一次游戏——赌楼下雪地里的流浪汉会不会遇到好心人来救助。
是的，这个以“钱滚钱”为职业、斥巨资组织鱿鱼游戏的老人，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仍在用流浪汉的人命打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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