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民最近过得有点儿糟心，疫情不断也就算了，家里牲口还老失踪。
几个月里，栃木县丢了6头牛，埼玉县丢了130头猪、80只鸡，群马县丢了700多头猪和140多只鸡。
而警方最后发现，干下这事儿的很可能是一群滞留的越南技能实习生。
越南不是腾飞的亚洲新小龙、遍地工作机会的淘金圣地吗？越南人怎么会跑到日本偷猪呢？
怀揣着这个疑问，我和两位在日打工的越南朋友聊了聊，发现了一个与想象中截然不同的世界。
东京港区的日新窟寺里，一片特殊的牌位默默伫立。牌位上上用与日文截然不同的异国文字，写着150多个名字。
从生卒年月上看，他们的生命轨迹短促得令人心惊，平均年龄不过20出头，在20岁才算正式成年的日本，甚至可以说还是一群孩子。
这是近年在日本死去的越南打工人的名字。而他们不过是在日本去世的各国打工人中可见的一小部分。
牌位上的每个年轻人，都曾怀揣赚大钱、改变家人命运的梦想走下飞机，而今只剩一腔酣梦、异土长眠。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悲痛的父母、嗷嗷待哺的孩童，以及高达百万日元的巨额欠款。
毕业即失业，是越南年轻人现在面临的最现实问题。2021年上半年，越南15-24 岁的青年失业人口39.9万人，占全国失业总人口的34.4%。
国内找不到工作机会，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海外。
而鼓动他们走向日本的，是一片正在越南每个角落回响的嗫语。
这声音自街边教授日语的大广告牌、同乡三年变富翁的隐秘传说以及YouTube上奇妙的视频中响起，起初很不起眼，最终却如河流入海般汇成一片巨响：
到日本去！到日本去！到日本去！
这巨响如同一台强有力的水泵，每年泵压着近5万人涌进日本，组成在日外国打工人的半壁江山。
来自越南北部城镇的Thu一直记得一则简单到近乎简陋的中介宣传片。宣传片里，一个越南女孩走在日本乡下街头，边拍边介绍道：
“看，这是日本村儿里的街道，非常干净，没有垃圾，人人都懂垃圾分类。过人行道不需要看车，车会自觉让着你。”
镜头里的日本高度文明、人人温文有礼，没有越南横冲直撞的摩托车队、随时可能爆发的街头械斗，也没有贫困和恶疾。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的赚到大钱。
对于越南中产来说，日本是洁净文明的幸福之地，而对于那些找出路的贫苦人来说，日本则是他们逆天改命的巨型赌场。
家住河内附近的Nyou说，去日本前中介机构向她介绍，日本就是一片流淌着蜜与奶的应许之地，只要勤劳肯干，没有拿不到的薪水。
且不说工作签证，就算拿的是留学签证，每周只工作28小时，以东京最低时薪1041日元计算（约合人民币57元），1个月下来，也能抵父母在越南工作半年的积蓄。
“我回来要开一间超市、我要开一家美甲店、我要用日本的技术在国内养牡蛎、我要给老家盖新房……”
中介机构的壮行会记录下了每一个打工人的雄心壮志。
所有即将启程的年轻人都相信，他们将在日本迅速累积下父辈半生也难以获得的原始财富，然后回国大展宏图。
为此，他们不惜先欠下一笔巨债。
大多数越南打工人通过“技能实习生制度”前往日本。持有“技能实习生签证”，他们将能在日本的指定接收工厂工作1-3年。
而想要找到接收工厂，首先要通过越南本地的中介机构联系日本的监理团体，再由日本监理团体联系日本指定工厂。工厂最终面试后，才会为打工人发放签证。
由于普遍没有积蓄，渴望去日本淘金的年轻人为了向中介机构和监理团体支付中介费、培训费，在赴日之前，往往就要先背上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7万元）的外债。
5.7万块钱，在中国人看来也许不算太大问题，但在2020年人均月收入不过423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198元）的越南，这笔开销往往需要多年才能还清。
许多年轻人的贷款背后，是父母抵押的田地与房产。这是一个年轻人的风险投资，也是一个家庭的孤注一掷。
尽管他们深知，这100万日元中，有三分之二是中介机构和监理团体拿走的回扣，但并没有人敢声张：
“我知道这不公平，我的中国同事从来不用交什么贿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只能尝试相信，在遍地黄金的日本，自己的双手会重新抓住命运的舵盘。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在传说中如佛国一样光辉的日本等待他们的，只是又一场幻灭。
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年轻人越来越不爱做辛苦的体力劳动了。渔船、农场、低技术工厂、建筑工地和护理行业，招人的告示一年365天从来不揭。
像纺织一类的高劳动密度产业，要想维系正常运转，必须请近40万外国技能实习生及时屈身窝进这些逼仄的空缺。
但与宣传片里的热情邀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残酷的就业环境。
外国技能实习生最怕和日本同事比较工资，因为那张窄窄的工资条上写满了世界的参差。
印度尼西亚技能实习生Dede在田后港的一条渔船上做工。渔船的工作就像奶娃娃，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来上一波，任务十分繁重，相应的报酬也很丰厚。
每到当地名产松叶蟹上市的时候，渔船捕一网蟹就能收获1000万日元，一个月下来，日本船员每人能分到200万日元，这在日本人中，也可算高收入。
而技能实习生Dede只有固定的13万日元工资，在其他日本船员休息时，他还要承担许多额外杂务。由于睡眠严重不足，Dede在一次收网中漏听信号，还失去了半根手指。
“当我知道其他人赚多少的时候，特别失望，特别颓丧。”
“一样的工作，一样的劳累，收入却天差地别。”Dede无奈地低头笑了笑，“但是没办法。”
按制度规定，外国技能实习生通常只拿固定工资，且时薪可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因此在人力成本较高的行业特别受到欢迎。
北海道一家服装厂的中国技能实习生小申和小孙坦言，日本人看上的就是技能实习生的廉价，要想和日本员工拿到差不多的工资，只能靠加班来弥补。
外国技能实习生普遍加班严重，是不折不扣的“打工斗士”。但并不是在每一个工厂，加班都能得到相应的报酬。
NHK跟踪采访今治一家毛巾厂的越南女性Tien发现，每周一至周六，她从早上7:30工作到晚上10点，平均每天加班时间超过5个小时。
虽然做到双腿浮肿、手指僵硬，但工资明细中从不承认周六的工时和平日的加班时间。
“我就像一颗被榨干的柠檬。”
镜头前，满眼通红的Tien挤出一丝微笑。
不仅越南技能实习生如此，来自中国的柳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柳女士在一家女性内衣厂工作，一年只有元旦2天休息时间，4年半的时间被拖欠了整整213万日元。
根据几年前日本政府的一项调查，日本有7成接收工厂在加班和薪酬等方面，涉嫌违反日本《劳动基准法》的规定。
更可怕的是，有时候技能实习生人到日本才会发现，说好的工作与实际明显“货不对板”。
一些高风险行业在招工时，会利用语言差异刻意隐瞒某些关键信息。
签下岩手县一家建筑公司时，22岁的Guen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监理团体的介绍人告诉他，这份工作简单易上手，挣得还不少。
直到工作开始，Guen才发现事情不太对头。他们即将工作的镇子，竟然空无一人，宛如恐怖片里的死城。
打开手机一看，坐标并不在岩手，而在311核事故的受灾地福岛。
在毫无说明的情况下，Guen和同期的技能实习生们，稀里糊涂地干上了核废土的去污工作。直到收到2000日元的危险补贴，Guen才知道自己在干着一项有极大健康风险的工作。
Guen惴惴不安地询问工长：“请问具体会有什么危险？”
工长回答：“不爱干就滚回国去。”
在严酷的工作环境中，实习生往往还要忍受来自同事的更多恶意。
当我询问初到日本，感觉日本跟想象有什么不一样时，在日本打工多年的越南姑娘Nyou回答：
“日本人的心是冷的。”
她最无法接受的，是日本人明显的歧视态度。
尽管是店里干活最麻利的好手，Nyou仍然是最常挨骂的人。
每当Nyou试图发言为自己辩护时，日本前辈就会强硬地截断她。
“你在说什么？听不懂你白痴！”
在我们的视频通话中，Nyou冷笑道：
“有时候你身为外国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在更多支援者访谈中，许多人吐露了更加糟糕的经历：
有人被日本前辈以烟头扔脸取乐、有人被农场主的儿子持刀威胁，还有人因下班时间出门会友被威胁解雇。
相比于男性，女性打工者还要面临一些特殊问题。
“工厂主会在夜里偷偷摸进女工宿舍，强行要求性行为。”
“我在看护机构，老人总是故意去接触我的身体。”
“组长在上班的时候问我要不要‘精子’、问我男性和女性器官用日语怎么说，我听不懂，下班查了辞典才明白过来。”
这些明显可以归类进职场性骚扰的行为，通常都因为语言问题和恐惧，被埋葬在黑夜的泪水之中。
作为流水线上的一枚“人性零件”，女性技能实习生不仅不能反抗来自上位者的骚扰，连怀孕都不敢声张，不然根据“常识”，她们将被立刻遣送回国，为更能专心工作的人腾出空缺。
今年7月，一位22岁的年轻越南女孩被判有罪。因为她在日本分娩一对双胞胎死胎后，将婴儿尸体藏匿在家中纸箱被人发现。
直到事发工厂才知道她曾经怀孕，整个孕期，她始终没敢说明，只能咬牙坚持与其他人相同的工作强度。
比技能实习生态混乱更严重的，是官方管理制度的缺位。
从制度层面来讲，技能实习生如果在工厂遇到不公正待遇，首先可以求助日本监理机构，监理机构有责任负责监督工厂的履约情况、维护技能实习生的权益。
然而实际上，由于大多数监理机构会从实习生母国中介、日本工厂手中，收取大量贿赂，它的监理机能早已名存实亡。
毛巾厂的Tien向监理团体申诉：毛巾厂违反合同契约，不教授服装制作技术，只机械要求生产毛巾。并强制长时间劳动、克扣加班费用。
监理团体回应她：“请你学会忍耐，不能干就回国。如果有上级领导部门来检查，记得说自己平常不是在做毛巾，而是在做衣服，也不要说超长加班的情况。否则你会给所有人带来麻烦。”
很快，Tien收到了来自工厂的严厉警告，监理团体提醒工厂注意这个“刺头”。
在监理团体之上，还有13个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负责处理监理团体失职的情况。然而，相对于日本全国3000多家监理团体、48000多家接收企业来说，这13个机构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是杯水车薪。
相比于作用有限的官方机构，反而是各地自发组织的民间援助机构更能提供有效帮助。
在内衣工厂工作的中国技能实习生柳女士，直接求助了民间援助机构。在援助机构的帮助下，她要回了半数被拖欠的工资。
在帮助讨薪之外，民间援助机构也会为受虐待的技能实习生提供庇护，帮助他们寻找新的工作。
新冠疫情期间，埼玉县的越南人寺庙大恩寺，为近600个无家可归的越南人提供了住宿与食物的最基本保护。
然而，民间团体虽然能够救助技能实习生，却不能让工厂、监理团体等失职机构受到严惩。
近年日本接连查处收受贿赂的多家监理团体，涉案金额均在2亿日元以上。但最终都只是罚款了事，并没有被取消监理资格。
工厂方面也是如此，往往只要交还拖欠的工资，就不会再受其他严重处罚，反而是技能实习生本人要承受工厂的怒火。
柳女士在要回部分拖欠工资后，当场被工厂负责人解雇：
“你就是想搞垮我们公司对吗？找到那种机构！拿上你的钱赶紧滚回去吧，干到今天5点，别再让我看见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在通过正规渠道解决无果的情况下，为了继续还债和赚钱，更多人试图通过“失踪”来摆脱困境。
他们从工厂逃跑，花5000至10000日元办理一套假证，留在日本从事黑工。
每年2%的技能实习生会选择走上这条自己照顾自己的道路。这两年，他们把自己照顾得不太好，围绕一个“穷”字闹出不少新闻。
因为日本习惯将住址作为身份证明，他们不能租住正常房屋，只能聚居在因城市化而荒废的日本村落中，这些村落也被当地人叫做“失踪村”。
为了一口饭吃，他们想尽办法：偷猪、盗窃便利店、偷割农园蔬菜，甚至在黑灯瞎火的深夜里捕捉牛蛙。
同时，困顿的生活催生出大量恶性事件。由于不敢惹上官司，他们不敢向日本人倾泻愤懑与怒火，只能把暴力的对象指向自己的同胞。
半年来，越南技能实习生用刀具拳脚打伤、打死同伴的新闻不下10条。面对这种情况，Nyou有时会觉得，相比较那些歧视、压榨自己的日本人，更可怕的是自己人。
当然，黑工的生活也有快乐的时刻。
一位不愿具名的越南黑工说，最受欢迎的黑工工作是做Uber Eats的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不需要在留卡注册，还能在繁华的都市里自由穿梭。
他最爱的时刻，是挂着绿色外卖箱的单车划过歌舞伎町迷离的夜色：
“虽然我知道这繁华不属于我，但我知道这繁华里有我。”
尽管日本令许多技能实习生感到幻灭，但他们仍然留恋这里。因为这里真的是东亚的“奶与蜜之地”。
很多日本人不明白，外国技能实习生挣得这么少、工作这么辛苦，为什么还总是满脸笑嘻嘻，就像《鱿鱼游戏》里不知抑郁为何物的阿里。
一位日本神户大学研究外国劳工政策的研究员回答：
“虽然外国劳工普遍留恋日本，但他们定义幸福的坐标，始终还是在自己的故里。”
海员Dede在日本3年攒下了200万日元。虽然200万日元不过是银座俱乐部一支高级洋酒的价格，但已足够让家乡的父亲从拾荒者变为家具店主。
北海道纺织厂的小孙和小申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日本，这里比她们在江苏与四川的工厂，能够多赚一倍。
在越南河内，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不过两三千块钱，Nyou在日本打工，1周就可以赚到一样的钱。
所以，能赚到在国内无论如何也赚不到的大钱，就已足够令人满意，尽管这趟旅途充满不公、充满歧视，但大多数技能实习生，还是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再多呆几年。
得到日本媒体与支援团体的帮助后，Tien和Guen重新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一次，他们说如果可以选择，签证期结束后还想再来一次日本。
Nyou嫁给了一位日语学校的中国老师，由于讨厌日本人，她从不与任何邻居寒暄。但当我询问，如果没有嫁给现在的丈夫她会如何时，Nyou沉默了一瞬回答：“那我大概就找个日本人嫁了。”
小孙和小申准备考一些证书，转换签证种类，在日本留得更久一点。
但衰老的日本虽然渴望技能实习生的到来，希望他们青春的肉体为枯萎的国家肢端带来新鲜的血液，却并不愿他们留下，成为令人头疼的移民。
3年签证期满后，绝大多数曾为日本奉献青春的技能实习生，还是注定如流星般消逝在日本的夜空。
Dede在来到日本前，梦想是回印尼当一名船长。
但回国后，他不再提起这个梦想。用他寄回来的钱开的家具店，父亲希望他继承，Dede抚摸着在日本留下的断指伤痕没有回答。
最终，Dede加入了当地一家介绍印尼人去日本做海员的中介机构。
“你有强烈的赚钱欲望吗？”
成排的年轻学员面前，Dede大声问道。
北干巴鲁的阳光拉长他的身影，关于梦想、金钱、汗水与泪水的故事，即将再次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