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40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0万。疫情如此严峻,美国社会非但没有警醒,反而不断涌现出“躺平抗疫”的声音。上月初,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公然宣称“抗疫成功不是非得病例清零”。

10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报道文章,又换种方式为“躺平”辩解,声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新冠肺炎时代,而不是新冠肺炎危机中”,哀叹“新冠的影响还将持续数十年”。

最近一段时间,新加坡、新西兰等国相继改变“新冠清零”策略,宣布将“与新冠共存”。与此同时,新加坡近几天的新增确诊病例居高不下,12日新增死亡病例达到历史新高。此外,较早推行“群体免疫”策略的英国,如今已承认官方早期决策失误,酿成了英国公卫史上最严重的失败之一。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老彼得·勃鲁盖尔描绘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惨状的画作“死亡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


《纽约时报》12日这篇报道,在开头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描绘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惨状的画作“死亡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通过古代画作中的凄惨氛围来渲染当下人们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惧。

随后,报道开始援引学者输出观点。先是一位哈佛科学史与医学史学者艾伦·布兰德(Allan Brandt)表示,“我们倾向于认为新冠疫情是暂时的,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新冠肺炎时代,而不是新冠肺炎危机中”。这种表述类似于奠定基调,报道标题即取自这里。

该学者还表示,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持续性的改变,我们没法说“它虽然很糟糕,但已经过去了”。在未来数十年,我们都将面对新冠疫情所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

在奠定基调后,报道援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史学者杰里米·格林(Jeremy Greene),警告那些打了疫苗的人也别高兴太早,那种“新冠肺炎已经与我无关”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报道借杰里米·格林之口,还表示新冠肺炎打破了那种“进步论叙述”,即医学进步,所有疾病将被征服。为此,报道把新冠肺炎与艾滋病相提并论,声称我们可以预防它、治疗它,但是它将一直与我们共存。

宾州大学科学史与医学史学者乔纳森·莫雷诺(Jonathan Moreno)还将新冠肺炎比作癌症,声称它可能会减弱,但不会消失。

当然,西方国家抗疫不力,一味甩“锅”新冠病毒也不行。报道也有从自身找原因。不过,报道首先把“锅”甩给了民众的“反科学”、“反疫苗”运动,还表示如今的“社交媒体”太过发达,扩大了种种谎言和阴谋论的传播。

其次才是美英等国推行的“口罩无用”、“群体免疫”等错误政策。耶鲁大学医学史学者斯诺登(Frank Snowden)称,这些错误政策让“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政府因为这些不断变化的政策指令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从而削弱了对病毒的控制。



当地时间2021年9月21日,美国华盛顿,华盛顿国家广场上竖起60多万面白色小旗帜,该项目名为”在美国:记住”,每一面旗帜代表一名因新冠疫情而不幸去世的人。图自澎湃影像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统计,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10月13日6时,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4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1万例。

即便疫情如此严峻,美国政府却想着“躺平”了。早前9月6日,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维韦克·穆尔蒂(Vivek Murthy)接受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采访时,表示虽然美国新冠疫情不会出现明显的拐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情况很糟,“我们要告诉所有人,抗疫成功不是非得病例清零”。

新加坡等国改变“清零”策略

最近一段时间,有不少国家相继改变了“新冠清零”策略。《联合早报》消息,10月9日中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全国讲话,宣布该国将改变“清零”策略,过渡到“与新冠共存”。他表示,新加坡疫苗接种率较高,新冠目前对于大多数人已不是危险疾病。

不过放弃“清零”显然意味着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上升。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新加坡10月12日新增确诊病例2976例,呈上升趋势,新增死亡病例11例,达历史新高。



新加坡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激增,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据路透社报道,10月4日,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国将放弃长期以来实施的“病例清零”策略。报道称,随着疫苗接种率的上升,新西兰将寻求“与病毒共存”以及控制病毒传播。

英国《卫报》12日报道称,新西兰政府的这一决定并没有公开征求该国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躺平抗疫”界的“前辈”,英国最近也有“大新闻”。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2日报道,最新出炉的英国议会权威抗疫报告承认,英国早期抗疫出现失误,试图通过感染获得“群体免疫”,结果酿成了英国公共卫生史上最严重的失败之一。

报告还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英政府当时听信了科学顾问们的“建议”,没有“充分利用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