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1028天后，孟晚舟终于回国了。
据新华社报道，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当地时间9月24日，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与家人团聚。
包机，是从加拿大起飞，直接穿越北极回来的。这是北美到中国最短、最快的航线。因其条件恶劣，直到2002年，中国国航才开通此趟航线。
孟晚舟的回国，在国内互联网上，掀起了巨大的声浪，人们纷纷如迎接民族英雄一般欢迎她。
只是，孟晚舟虽然回来，萦绕在华为和任正非头上的美国压力，却并未就此散去。
9月23日，就在孟晚舟回国前一天，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还公开表示，拜登政府将在必要时对华为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我们需要，我们会做更多。”
而获美国总统拜登提名为商务部主管出口政策次长的艾斯特维兹也表示，他依然将华为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除非“事情出现变化”，他预期华为仍会被列在贸易黑名单上。
华为的突围之战，仍在继续。
任正非，差一点卖掉华为
想要理解华为的困境，时间线要拉得长一些。
2003年12月的一个早晨，59岁的任正非穿着花花绿绿的衬衣跟人在海南岛海滩散步，胸前的扣子上，还挂着一副墨镜。
他左手边，是美国电信巨头摩托罗拉的两名高管——首席运营官迈克·扎菲罗夫斯基，以及负责中国业务的Larry Cheng，右边是一名翻译。
那段时期，是任正非最艰难的时刻。华为和竞争对手正在打一场艰难的官司，任正非最亲近的母亲去世了，华为经营状况也很差，亲信出走成立一家公司，竟然成为华为最大的竞争者。
任正非为此暴怒，曾当众撕毁文件来发泄。当时，他的心理状况也很不稳定，甚至经常想到要自杀。
任正非决定要把华为卖给摩托罗拉。那个早晨，就是漫长谈判的一部分。双方谈得很顺利。几周后，协议达成，摩托罗拉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以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华为。
那场收购当然没能完成，最后一刻，摩托罗拉反悔了。
华为还是独自应对巨大压力，走出阴影，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电信帝国。它变得更强大了，业务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员工18万人。
但同时，来自对手的阻力也更大。华为打官司的对象，变成了美国政府。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发布政府令，对华为业务进行限制。华为的全球合作伙伴，不得不纷纷与其切割。
再一次，华为陷入巨大的危机中。而这场危机，一定程度上也是2003年前后华为危机的延续。“（摩托罗拉的收购协议取消后）我告诉员工，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2009年5月21日，任正非回忆道，“我们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
对美国，任正非可以说是既爱又恨，或者说，既佩服其强大又警惕其可能给华为带来的风险。
不得不高调起来
2018年，中央决定选出100名改革开放先锋进行表彰。任正非听说后，特意向深圳市委市政府申请，不要加上自己。
任正非后来为此解释道：“我想集中精力搞搞华为，华为已经够复杂了”。
任正非确实是一个低调的人。很多写华为的书中，都记录过一个早年的故事。2004年，央视年度十大经济人物已经内定任正非。当央视方面和华为沟通时，任正非拒绝接受，专门派了华为高层到央视公关，一定要把自己从这个评奖上撤下来。
但2018年以来，低调的任正非不得不频繁面对媒体，接受采访。此时，华为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要求，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
三个月后，任正非的女儿、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她。
2019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来了一场“反华为”巡游，访问匈牙利、波兰、菲律宾、英国等国时，不忘游说这些国家的政府弃用华为。
更大的危机在2019年5月15日出现。特朗普签“紧急状态”令，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两天后，美国商务部正式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企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
随即，任正非收到消息，谷歌暂停对华为部分业务的支持，这对华为手机业务影响巨大。另据外媒报道，高通、英特尔、ARM等芯片公司，也发出内部通知，暂停与华为合作。其他华为供应商，迫于美国政府的禁令，也陆续计划暂时中断与华为的关系。
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政府，成了华为的“敌人”。任正非不得不一再出面，通过媒体发声，解释华为目前面临的状况以及未来的规划。
2019年5月21日，在深圳华为总部，任正非邀请国内数家媒体进行对谈。原本计划是90分钟，任正非主动提出延长时间，最终这场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在谈及美国时，任正非特别针对目前网络上一些对美国的不满情绪进行回应。
“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美国公司，三十年来美国公司伴随着我们公司成长，做了很多贡献，教明白了我们怎么走路。大家知道，华为绝大部分顾问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典型的有IBM、埃森哲等，有几十家。”任正非说，“大家多为美国企业说话，要骂就骂美国政客。”
此前，华为内部召开新员工座谈会，华为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陈黎芳也提醒新员工，不要有反美情绪，不要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坚定地向美国学习，“经过我们这30年奋力追赶，我们与美国距离虽然不是差十万八千里了，但是还差得远，二万五千里总是有的”。
这些表态，并非只是场面上的客气话。
削足适履
1997年，任正非和公司几个高管考察美国。
那是他第二次到美国去，身上带着一万美金，缝进夹克里躲过了海关边检。当时正值西方圣诞节，IBM等公司的高管仍然接待了他们。
那场访问，给任正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已经预感到中国与美国间，关系将会出现波折。他在之后撰写的考察报告中写道：“中美之间的风风雨雨还会不断地出现，但不影响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创新机制与创新精神，以促进我们更快地富强起来。”
“身在美国，听着IBM高管讲解管理问题和解决之道，任正非脑子里想的都是华为。”《苦难英雄任正非》作者王育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回来后，任正非就开始筹划学习IBM的管理方法。之后，华为花费数十亿美元，请来数十位IBM的专家来做华为顾问。
在此之前，任正非管理公司方式很粗放。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1995年进入华为，切身体会过任正非的管理风格。
他在《办中国最出色企业》一书中回忆道，当时他在华为旗下一家子公司担任总裁，有一次，任正非给他打电话，要他给一个员工涨工资，李玉琢考虑到该员工刚入职不久，没有干出成绩，而且当时其待遇在公司内也不算低了，婉拒了任正非。结果，在一次华为的会议上，“任正非发牢骚说：‘在华为我想提拔谁就提拔谁，到了莫贝克（李玉琢担任总裁的公司）还通不过。’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这并非偶然事件。据李玉琢回忆，之后华为对他的几次工作安排，任正非都展现出了“任性”的一面。
比如，让华为体系内职位比李玉琢高的常务副总裁到莫贝克担任其手下。李玉琢当即反问任正非：“他在华为内比我级别高，可到了莫贝克管我的人事和财务，从级别上又比我低。请问任总，在人事、财务上，听谁的？”
任正非也逐渐意识到了华为在管理上的问题。他后来也承认，“到1997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
任正非决心改变这种情况，一边请来人大教授们，讨论“华为基本法”，另一边，则从美国，从IBM等大公司，请来管理顾问。
“开始要搞这种机制、流程，内部都不同意，说这太不适合我们，会捆绑我们手脚。”王育琨说。他曾多次与任正非接触，之后也长期研究华为管理问题。据他介绍，任正非对内部反对声音的回复是：“削足适履”，一定要适应这套管理方法。
当然，美式管理并非华为的唯一管理方法。生于1944年的任正非，又从军多年，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他在管理中常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整训大会上发表的《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2001年做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演讲，都有着自身成长的深刻烙印。
差点自杀
整整20年前，任正非差点自杀。
2001年，任正非接连遭到打击。母亲因车祸去世；受全球IT泡沫破裂影响，加上华为战略投资失败，华为营收急剧下滑，最多一年下滑了39%；这时候，任正非最倚重的爱将李一男出走，带着华为给的钱和一些资源，成立了新公司，并迅速成为华为最大的威胁。
研发与创新企业管理顾问、《华为研发》一书作者张利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段时间是华为最难熬的，除了李一男，华为内部也不断有人离职。
当时，她正在华为工作，至今仍记得，有一天早晨，她一上班，发现办公室里大部分办公桌都空了，“当时他们都离职了”。
任正非身体也垮了。据王育琨在《苦难英雄任正非》一书记载，他因为皮肤癌第二次动手术，第二次爆发重度抑郁症。
任正非后来也回忆，“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他甚至经常想到通过死来解脱，“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打个电话。当时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对任正非要卖掉华为的决定，也就能够理解了。不过，当时他虽然答应了摩托罗拉75亿美元的报价，内心里也一直犹豫。之后，摩托罗拉高层变动，董事会否决了原定的报价，他反而解脱了，和团队决定，不卖了，自己干。
美国恩怨
国内情况糟糕一片，国外也风雨欲来。华为与美国的第一次碰撞，也开始了。
2002年，华为产品在美国市场首次正式亮相，和电信巨头思科正面叫板。
当时华为在美国打出的广告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价格”，背景是金门大桥，而思科正是把金门大桥作为自己的标志。其含义不言自明。据报道，当时华为的产品质量与思科没有太大差别，价格却比思科低20%-60%。
思科感受到威胁，并把华为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内部成立“打华办”，很快提出了知识产权诉讼。与官司同时进行的是一场舆论战，思科发动了大量媒体资源，剑指华为。
从那时起，美国媒体开始报道，华为有军方背景，认为一个年收入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竟然不上市，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虽然经过漫长的法庭、舆论交锋，思科终于决定与华为和解，华为也因为这一波舆论攻势名声大噪，但围绕着它的所谓“军方”背景，却成为直到今天都无法摆脱的阴影，美国政府开始对华为处处阻挠。
比如，2007 年，华为试图并购3com公司，被美国政府阻止；
2010年秋，美国运营商SprintNextel为其网络升级招标，华为本可以中标，但在国会和美国商务部干预下，也失败了。
2011年年底，美国国会终于出手，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开始对华为进行调查，另一家同时遭到调查的公司是中兴。
经过长达11个月的调查后，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发表报告，称美国电信运营商不应和中国华为、中兴两家公司进行合作，因为后者“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据《南方都市报》转引《华尔街日报》分析，这类直接把一国企业指名道姓列入“黑名单”，直截了当建议本国政府禁止这些企业在本国进行收购交易，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甚至呼吁本国企业不要和上述公司进行商业往来的行为，是十分罕见，也是十分严厉的。
但是，这份调查报告的证据说服力并没那么强。很多欧美专家和媒体分析指出，美国众议院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大部分报告内容，而公布的部分，也没能展示支持其指控的确切证据。
经此一役，任正非切身体会到，华为在美国市场上面临的巨大政治风险，其忧患意识和不安全感也愈加强烈。
在这一年，他写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文章末尾，任正非提醒华为员工，要预防未来的危险，要意识到，死亡一定会到来的，现在能做的，就是要尽量延长生命。
“经济越来越不可控，如果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延伸爆炸，货币急剧贬值，外部社会动荡，我们会独善其身吗?我们有能力挽救自己吗?我们行驶的航船，员工会像韩国人卖掉金首饰救国家一样，给我们集资买油吗?”
“可能是被审查最多的公司之一”
2019年5月13日，华为首席网络安全官安迪（Andy Purdy）出现在C·SPAN的直播间，接受采访。
在美国政界，安迪有另一个更为人知的身份，他曾经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全国网络安全部的主任。现在，华为把这样一位熟悉美国安全系统的官员请来做自己的安全官。
而安迪的上司、华为全球网络安全和隐私官John Suffolk也曾担任英国政府首席信息官。
这是任正非的行事风格，既然要打一场仗，就按照对方的游戏规则进行。
当年与思科打官司时，华为仓促应战，边打边学习美国的行事风格。
那时候，华为内部也有声音提出，发动国内舆论，利用公众的民族情绪支持华为，华为高层当即否定了这个想法。
面对美国政府对华为不透明的指控，华为的应对是，更透明。
虽然华为一直坚持不上市，却自愿披露依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而且，他们还请来世界上最著名的会计事务所毕马威对报表进行审计。
华为进驻的国家，如果对它的软件安全存在疑虑，他们也会配合进行审查。
据安迪介绍，在英国，华为把源代码提交给政府监督机构审核；在加拿大、德国也有相关计划，在比利时首都、欧盟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布鲁塞尔，华为还成立了安全透明中心，让客户和政府官员参观，“他们也可以带上第三方专家，他们可以来评估我们的代码”。
在安迪看来，美国网络其实从来就没有安全过，而且，美国政府的文化是习惯从风险角度看待问题。但对华为来说，也要意识到，它“可能是世界上被审查和评估得最多的公司之一，因此我们的任何缺陷都可以被识别和弥补”。
正面刚
任正非很喜欢喝茶。
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华为公司高级管理顾问吴春波介绍，任正非喜欢红茶和普洱，有一次，他在北京金融街，“打电话向夫人请示后”，买了一饼两千多元的普洱茶。在华为总部的茶水间里，有咖啡机，也有茶，吴春波从来没看到任正非喝过咖啡。
但任正非也知道，西方人更熟悉咖啡文化，所以他常对管理人员说，要出去跟合作伙伴喝咖啡。
2013年，他接受新西兰记者采访时，谈到自己的退休生活：“退休之日，我将开启一瓶香槟，开一家咖啡厅或餐厅，有一个自己的农场……”“我的人生目标其实就是开个咖啡厅，但是要高档一点，或者一个餐馆，或者一个农场，这是一个很小的资本圈。”
很难说，这是他真实的人生目标，但无疑，这种表述，更能打动西方人。
张利华说，中国很多老板好面子，一旦自己说的事情，错了也不会认错，甚至会坚持下去。“任正非会反省自己，他会大转弯，他会不坚守自己的面子。”
王育琨也说，任正非小时候，父母就给他灌输过：“面子是给狗吃的”。他的父亲说，“你是想吃饱肚子还是出名？知识分子不要面子才能进步。”
不过，对外可以放低姿态，对内，则要凝聚力量。
“华为经常开大会。”吴春波回忆道，只有参加了华为的大会，才能深刻理解华为的文化，了解任正非，了解华为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据吴春波在《华为没有秘密2》一书披露，华为内部，有一年一度的市场部大会，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以及10年纪念大会，有自我批判大会，有奖金发放大会，有变革开工大会，有表彰大会，还有将士的出征誓师大会……这些会不管开在哪里，格调都不变。
通常，华为开大会，有几样必备要素：凝练庄严的会议主题，如2015年的“铁血荣光，决胜疆场”；还有慷慨激昂的大合唱，比如稍微改动歌词的《志愿军进行曲》《当兵的人》等。“近些年，华为唱得最多的是《中国男儿》，这是任正非在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发现的，原为1895年昆明陆军讲武堂军歌。”
2019年3月29日，当时美国政府的禁令还未下达，华为三大业务之一的消费者业务举行“军团作战”誓师大会。十几天后，另一大业务板块运营商业务也举行誓师大会。
运营商业务誓师大会的背景图是一架二战中被打得像筛子一样、浑身弹痕累累，却仍然飞在天上的伊尔2轰炸机。这张照片是任正非在网上逛“问答”社区时发现的，他觉得很像华为当下的情况。
也是在这场誓师大会上，任正非做了《极端困难的外部条件，会把我们逼向世界第一》的讲话。
任正非后来说，以前华为内部，是不允许喊“争雄世界”“世界第一”这类口号的，担心会引起美国的冲突，现在，“憋不住了”，喊出来了。
任正非大概也意识到了，华为与美国的冲突，已经无法靠放低姿态来解决了。
在这篇“争雄世界”的讲话中，任正非也提到了华为未来的困难，“CNBG（运营商业务）未来十年会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打一场混战……要保持战略耐心与定力，面对困难，要心有惊雷，面不改色。我们要有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而就在孟晚舟回国之前十天，华为公开了任正非与部分科学家、专家、实习生的讲话。在期间，任正非提到了前两年孟晚舟被抓、美国对华为举刀的时刻。
任正非说，两年前，华为处于“混乱的惊恐中”，但现在，已经形成“雄赳赳气昂昂杂乱有力的阵列”。
这时候，任正非说，要继续在全世界吸引人才，应对各种危机和困难。
任正非还提到，华为食堂里贴着的一张宣传画，一个十六岁的远征军士兵在战场上，接受美国记者采访——
“中国会胜利吗？”
“中国一定会胜利的。”
“当中国胜利后你打算干什么？”
“那时我已战死沙场了”。
颇有些悲壮，却也展现了其硬刚的决心。
孟晚舟回国的消息公布后，华为官方也发布声明，除了期待孟晚舟的回国外，还传达了另一个消息：华为和美国政府的官司，照打不误。
任正非和华为想必也清楚，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这不再仅仅是华为一家公司的事情，他们也已经没有退路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