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ID：story_fm），讲述者：魏新，文字整理：也卜，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中国好像有无数个“宇宙中心”，这个名号迭代的速度已经赶不上网友们的地理大发现了。
今年 5 月，“山东菏泽曹县 666 ”这么一句病毒式传播的口号又突然让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县城——曹县，火了起来。
可对于生在曹县，长在曹县的文化学者魏新来说，曹县从来不是什么“宇宙中心”，它就是座位于鲁西南，中国 3000 座县城中非常普通的一个。
几条大街，几家工厂，县城里的生活像土地一样凝固不动，又和节气一起周而复始。
曹县是“县城”的一个缩影，而魏新有关曹县的记忆，恰恰也是很多中国人关于过去，关于家乡，共同的回忆。
1. “新”县城
我是魏新，我是曹县人。
我出生在 1978 年，名字里有“新”这个字也是因为当时刚搬了新家，又赶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觉整个国家都要有新变化。
我成长的这一代，正好经历了国家从物质匮乏到极大丰富的过程。我经历了这一切，曹县也经历了这一切。
我在曹县生活的那个年代，对外面的世界其实是充满向往的。曹县就那么几条街，一条大街一条后街，几个路口，一个车站。我小时候还没通火车，第一次见火车还是在菏泽。
以前看书上写“公园”，公园是什么不知道；“少年宫”，这个厉害，少年的皇宫，没见过；“公交车”，没有，全是自行车，毛驴车，连汽车都不太多。
在八九十年代，曹县整个县城的面貌基本是没有变化的，它的变化只是每年更旧了一点。
但要说到曹县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人口特别多，是山东人口的第一大县。即使在 80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抓得最严格的时候，冒着被罚款的危险，冒着被开除公职的危险，曹县人民生儿育女的热情依旧非常高涨。
我隔壁一个邻居，当年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儿女双全，琢磨着还是想再要一个。突然有一段时间，那个女的消失了。男的每天蓬头垢面地上班，人们都以为他媳妇是不是跟人跑了。
过了好多年，她带着孩子出现了。我们以为这女的肯定是藏到哪里去生孩子了。没有，她一直藏在家里，谁也没看见过。小孩子得了病，也是偷偷拉到菏泽的医院去看。
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们超生了一个孩子。
2. 工厂里的童年
曹县的工厂也很多。在成长的 80 年代，正是大力宣传“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工厂的工作是香饽饽，待遇和工资有的时候甚至比机关的都高。
我家就住在工厂家属院里。
我们的家属院不大，也就是二三十户人，所有的小孩都一起玩。那时，曹县的工厂就是我们一个又一个的主题公园。比如我们会溜进橡胶厂，捡橡胶皮的下脚料，做成皮筋，跳皮筋玩儿。
我姑父当年在菏泽的罐头厂工作，我们经常去找他们玩儿。菏泽的牛肉特别好，他们厂每个周末都要在一个特别的大屠宰场里杀牛。那个画面我至今回想起来都很残忍，但对当时的人来说，算是个娱乐活动。
你能感觉得出，牛被杀之前的恐惧，有的牛会落泪，有的牛会下跪，有的牛的腿直打哆嗦。可小孩儿不觉得恐怖。
现在想来，也算是经历了一种残酷教育吧。
曹县在叫曹县之前，曾经叫“磐石镇”，所以后来有了一个磐石大厦。这个磐石大厦当年是曹县最高的建筑，5 层。从顶楼天台可以俯瞰整个曹县，全是平房，灰蒙蒙的一片。
商场特别热闹，但对我们小孩来说，最好玩儿的是顶楼一个叫“龙宫”的地方。 以前有些地方会有这种非常低配版的“鬼屋”，就在里面放点儿镜子啊，弄点儿迷宫什么的，小孩儿特别爱去。
除了去这种地方，我们那时候没啥可玩的，就是野玩儿。
3. 县城的声音，县城的味儿
90 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下，我们这个小县城也涌进了很多新新事物，成了我们那代人最早的文艺熏陶。
那个时候你走在曹县的大街上，经过录像厅门口能听到《英雄本色》《喋血双雄》那种枪战片的声音；经过游戏室门口，都是在打《街霸》的青年；大街上很多卖磁带的小摊，哪首歌火放哪首，都是口水歌，那些年听得最多的是《纤夫的爱》《忘情水》；后来还有卡拉 OK 摊，经常能看到有男女对唱《心雨》。
突然有一天卡拉 OK 摊上听到有人唱黄家驹，这可能是我们县城最早的摇滚的声音。
大街上还有一些吆喝，我们那儿管花生米叫“落生豆”，他是这么叫卖的，“落生豆，落生豆，焦咸落生豆，落生豆，焦咸落生豆。”还有一段时间，满大街卖那种没孵出小鸡的毛鸡蛋，“五香毛鸡蛋一块钱 4 个，五香毛鸡蛋一块钱 4 个。”
尤其是在我们放学的时候，一听到这种叫卖声，加上闻见的各种烧牛肉、羊肉、羊杂碎的味儿，别提有多馋了。
我有个同学特别馋，馋到什么程度，有次他特别想吃羊杂碎，没钱，于是把自行车 5 块钱卖给了别人。那哥们儿开心啊，5 块钱一辆自行车，破就破点儿吧。
我同学拿着钱去买羊杂碎，拿起来就着烧饼一通吃，特过瘾。回家以后，他爸问他，你车呢？听说用 5 块钱就卖给别人了，气得不打一处来。
找到人家家后，发现他们已经给自行车换了零件，弄得焕然一新。只能再添点儿钱，把车要了回来。
虽然我同学最后挨了顿打，但想想吃了这 5 块钱的美食，也值了。所以说今天你是没有办法想象，对于小时候的我们来说，美食的那种诱惑有多大。
曹县好吃的太多了，火烧、蒸碗、烤全羊、什锦火锅，等等等等。即使后来我离开家乡了，这种故乡的味道好像变成了一条隐形的脐带，不论我走多远、走多久，都不会忘记。
我在外地的时候常做梦，梦见吃我们曹县的水煎包。
曹县水煎包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它是牛羊肉馅的，肉和面的融合性特别好，这个味道只有曹县有。
梦境特别真实，我站在一个大锅前，锅里正倒上面汤、香油，“哗”的一声，特别好听，就等着出锅了。结果，每次都是还没出锅，梦就醒了。我记得只有一次，我感觉好像是在做梦，赶紧从锅里捞一个出来吃。醒来以后，会满大街找和记忆里相似的味道，但我知道，找不到。
我小时候经常吃的是曹县一家叫“李魁水煎包”，已经做了至少三四十年了。老板人很瘦，他还会开玩笑说，“‘黑旋风’李魁，就是我！”疫情好了以后，我准备回去吃他的水煎包，结果他已经不干了。做水煎包太辛苦，身体受不了，孩子也没有人愿意接班。
4. 曹县人
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好像所有人都认识所有人。而我们曹县人又生性好客、热情，彼此打交道更加直接。
比如我们在饭店，旁边有一桌熟人，在济南可能就是过来敬个酒，在曹县那就得送箱啤酒过去，或者送俩菜。然后我们这边还要拿上两烟盒回礼。
我小的时候就有这种记忆，曹县人打招呼很特别，见了熟人喜欢问，“带钱了吗？”一边问，一边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做掏钱的动作。感觉你要是没带钱，我就把我的掏出来给你花。其实很有可能自己也没钱。
但当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直延续到现在。我现在回曹县，只要在外面喝酒，第二天醒来，兜里肯定有好几盒烟。
以前我们认为，这种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般的生活永远不会终结，但在 90 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曹县的工厂纷纷倒闭，工人也集体下岗。
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人的心态也非常压抑。比如说路上的栏杆都被人破坏了，自行车上的铃铛盖儿也总会被人拧掉。
街上也经常能见到人打架，曹县也是武术之乡，挺多人身手还不错，大家都停下来欣赏。我有个同学，当年也爱和人打架。他喝了点儿酒以后，就喜欢瞪眼。要是隔壁桌和他眼神交互上，瞪眼超过 5 秒，有可能打，超过 10 秒，那必打无疑。
我们那个地方人太多了，资源稀少，承载不了那么多人，于是，很多人往外寻找机会。
曹县人做事非常认真，一旦有了什么机会，就一定会把它利用好。这也算是生存的一种智慧吧。
2000 年前后，我一个朋友准备在曹县开个广告公司，他想派两个人来济南学习 3D 动画。济南的老板说，学习行，但你得买我们的设备。
其实那套设备是要淘汰的，买回去可能也越来越不值钱。但我那个朋友答应了。
济南的老板之后来曹县考察，我朋友盛情接待，晚上 11 点才到曹县，就在酒店等到 11 点。然后招待得无微不至，还带着一丝狂野。
比如，请济南的老板喝王八血酒，就是把王八血滴到酒里面。现在想想那酒根本就没法喝，但让你感觉真是盛情难却，对他是一百个放心，就算不放心，你也不好意思开口让他交设备的钱。
后来我朋友派人到济南学完技术之后，设备也没买，就是学了个技术，还喝了顿王八血酒。
我想这也许是曹县人生存的狡黠吧，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5. 时代与机会
90 年代后期，时代的大手开始翻腾起我们一成不变的县城生活。很多人选择走出去，到外地打工。我的人生也来到了分水岭。
1995 年，那一年我 16 岁，已经上高三了，当时我们县刚成立了有线电视台，面向社会招聘 10 个人。
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比电视台更瞩目的工作了呢？当时一个月 400 块钱，比大学生工资都高。过节发福利，各种吃的、喝的，都要拿三轮车才能拉回家。
我去报名了，没想到被选中了。
我到台里没多久，就编了一个“十等人”的顺口溜，在台里广泛传唱，“一等人是台长，小车开得呜呜响，二等人是主任，吃了上顿有下顿……十等人送欢乐，啥时候点歌啥时候播。”
这里的“十等人”就是我，我当时被派去一档叫《欢乐时光》的节目，负责点歌服务。
当时点歌是县里非常时髦的一种娱乐方式，分三档：第一档 30 块，一首歌配祝福字幕；第二档 50 块，要插人声口播，我也播过几回，但说话不太利索后来就不找我了；第三档是插画面，比方说婚礼啊，我们去拍些画面，加上满屏的字幕，要 100 块钱。
每天都有好多人来点歌，生意非常火爆。有一次，我一看是我曾经挺喜欢的一个女孩儿结婚，我记得还免费给她升级送了个口播。
在电视台待的那两年，也是我最想离开县城的两年。
所有人见到我都说，你才 16 岁，你就不上学了？而且从高中一下进入社会，你和周围人拍子合不上，他们天天去喝酒什么的，你也不会。很迷茫。
我想做摇滚，我想当作家。但在县城，理想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别人的笑谈。
我那时候如果在电视台心情郁闷了，就会骑着自行车，跨过旁边的一座桥，走到西护城河边的一片荒地，看着前面的河堤和芦苇，我会陷入思考。
其实那个时候曹县的文艺青年很多，有梦想的人也很多，但在现实面前，这些梦想好像不堪一击。如果留下来的话，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想，我还是得离开这儿。
6. 离开，回来
我以前写过一首诗，《每年都有人从故乡离开》：
“从故乡离开的人不再说方言，不再打架，不再骂街。
从故乡离开的人，多少有些复杂，填写籍贯时，叛徒一样心虚。
故乡已被我们涂改得面目全非，可它永远无法一笔勾销。”
1997 年，我前往济南上大学，我也成了诗中的一员。
后来的 20 多年，我时不时会回家乡看一看，每次回乡，这座县城都有着肉眼可见的新变化。大街拓宽了。以前连自行车都过不去的小巷，拆了；绿化升级了，工厂学校拔高了。慢慢地，不借助导航，我已经找不到想要去的地方了。
这种变化在近 10 年尤为明显。曹县搭上了互联网的东风，给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带来了新商机。
年轻人的面貌不一样啦，不管是在曹县创业也好，工作也好，精气神比过去好了很多，脸上洋溢着的是向上的，抓住机遇的笑容。
比如我表弟，他之前在西藏、北京工作，一开始也不想回来，我是硬把他拽回来。后来承包了一个快递点，就不想再出来了，因为在济南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收入不低还舒服。
看到曹县的这些变化，其实我很骄傲，虽然记忆和以前确实不一样了，但那种人情味、热情还是像曹县从未有过的海洋一样，从未消退。
7. 哪有不变的家乡
曹县火了之后，今年 9 月，我受到邀请，又回了一趟曹县。这次的返乡之旅，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回自己的母校曹县一中看一看。
我提前联系好了当年的一个老师，他现在是学校的书记了。我当时熟悉的那些老师大部分已经不在学校了，退休的退休，去政府当公务员的当公务员。
书记告诉我，学校当年的大礼堂还保留着，还有一棵老树，还保留着。我非常期待这次重访。
结果在约定的当天，他突然告诉我有事儿不能来了，让我找其他相熟的老师替代。我仔细地想了想，好像连一个可以和我逛逛当年校园的人，都没有了。
他后来告诉了我实情，其实当天是他父亲去世，他要在家处理后事。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命运的残酷。过得太快了，当年的他还那么年轻，现在却要开始面对人生的无常。
家乡在变。作为一个离家的人来说，我真的希望回去的时候，还和过去一模一样吗？那时候满大街都是打架的，农村偷羊偷牛的，治安也不好。
曹县如今的这些变化都是可喜的，住房条件、交通条件、生活环境，这些都是刚需。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让它和我们过去的记忆一样，和过去的记忆一样，顶多也只能唏嘘感慨一番。是唏嘘感慨重要，还是让它欣欣向荣更重要。我想，肯定是后者。
我特别认同王朔在小说《动物凶猛》开头的一句话，“我特别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只要他们乐意，便可尽情地遐想。”
对于我来说，曹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秘密，有很多回忆，有很多故事。不管它变没变，只要它还在，就可以安放所有的记忆。
而对于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离乡的人来说，家乡，不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吗？
四方坑填平了，打靶山消失了
小石桥，大石桥，你还能找到吗？
石蛤蟆吊走了，磐石大厦没有了
大隅首，跃进塔，还是两个路口吗？
你是否去过沙土庄，看到春天的桃花
你是否去过太行堤，对着荷叶弹吉他
你是否去过游戏室 打过最美的街霸
你是否去过录像厅 看过成龙周润发
曹县啊，它去哪儿了？
有着太多的变化
曹县啊，它去哪儿了？
我已长出了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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