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李清新,编辑:许智博,头图来自:《机智医生生活2》剧照


沈阳“陆军总院(原沈阳军区医院,现北部战区总医院)”,早上7点半,保安打开大门,8点钟,护士出现在便民服务台,8点半,各个诊室准时开诊。在这1个小时里,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会缓慢而坚定地流进院内,消解,直到11点半,上午半天的门诊结束,这个庞然大物的呼吸才会暂时放缓。


朱初荣经常出现在这里,他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却对医院各个科室的分布了如指掌;他也不是病人家属,却常常面色焦急地陪在患者身边。


他是一名“陪诊师”,顾名思义,就是陪患者去医院就诊的人。



刚刚开诊的医院,取药窗口还是空的,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挂号窗口——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龙,圆形的导诊台没有挂号窗口那么秩序井然,人乌泱泱地环在周围。


这些都是朱初荣见惯了的场景。今年是他做陪诊师的第7年,在此之前,他在这所医院做了3年护工,他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也熟悉这里日复一日的拥挤和嘈杂。


这个40岁出头的东北男人,身量中等,戴一架黑边细框的方眼镜,非订制的西装似乎有点儿包不住他微凸的肚子,配上后移的发际线,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成功人士。过去10年里,他从身穿医院制服的护工“朱老师”变成了专门陪诊的“朱师傅”。1年前,他注册了沈阳第一家“陪诊师”公司,成了“朱老板”。称谓虽然变了,但他在大部分时间依旧泡在医院里,他说,观察病人看病时候遇到的困难,是改进公司服务的灵感之源。


朱初荣走过每个诊区,若遇见诊室的门恰好开着,会跟自己相熟的医生打个招呼。 


“老朱,一会儿有空来看看哈。”里面的医生说。


“好的好的。”朱初荣热络地回应。


候诊的病人及家属看他的眼神不善,大概是将他当成和医生有点私交就随意插队的人。朱初荣也冲他们笑,还热心地告诉他们:“听叫号进诊室哦,快叫到你了不要走开,过号了很麻烦的。”


没有病人跟他搭话,朱初荣毫不在意。他明白,每个来医院看病的人,心里都压着沉甸甸的大石头。


转到心电图诊室门口,朱初荣知道自己走不动了。


检查室总是比临床医生诊室门口有更多纷争,大早上排队的病人都堆在一起,谁都觉得自己应该先做检查。老人一口一句“我年纪大了”,女人厉声呵斥忽然闯进诊间的男人,过了号的人在大声嚷嚷……乱成一锅粥的人群,把取号的机器和门口的指示都挡在了身后。


“咋这么吵呢。”朱初荣笑嘻嘻地走到医生身边,看着年轻的医生强压着怒气维持秩序。


“天天不就这样么。”医生可见到朱初荣,知道自己能清闲一阵,放心地把这烂摊子丢给他。


“来来来,这里是做心电图的!大家先看一眼自己的检查单,没有‘心电图’三个字的就不用在这里排队了;没有取号的人要取号,过号了的人重新取号!”朱初荣吆喝起来,顿了顿,等病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后,侧身让出了门上贴的注意事项,继续说,“快叫到自己的时候来门口看一下,进去要怎么做——不要玩手机了,仔细听叫号!”


几句话,就让嘈杂的人群安静了下来。朱初荣洪亮的嗓音,带着明显东北口音,就像是引导迷途羔羊的哨音,所有人莫名地,就听起了他的指挥。


“大哥,你看我这个检查是在这里做不?”一个中年女人拦住了本欲离开的朱初荣,拿着自己的发票就往他脸上怼。


“你这不是心电图,是24小时心电图(Holter,24小时动态心电图),要……”


“不是心电图吗?这里不就是心电图吗?”女人打断了朱初荣的解释,她不明白医生为什么把自己赶了出来,她取了号也没插队,为什么不让她做检查呢?


“你要先去一楼预约……”


“为什么别人都是马上就做了,我还要预约?我……”


“你先听我说:你跟他们做的检查不一样,他们做1分钟的,你做24小时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朱初荣几乎可以肯定,眼前的女人是第一次来“陆总”,从前也没去过大医院。她看不懂医生开的检查,觉得心电图和和Holter、心超、脑电图一样。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她都不明白,不明白就会走错地方,还会漏掉一些重要的检查。陪诊师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有些人是真的看不懂,还有一些人,是心先乱了,给他多么清楚的指示也弄不明白。


而这,正是陪诊师存在的意义。


“怎么预约啊……大医院看病这么麻烦……”女人嘟嘟囔囔地走远了,如果她追问一句“在哪里预约”,朱初荣就会中断自己的“楼层巡视”,陪她走一趟,也许还会陪她做完全部检查。不过对于中年女性,朱初荣会适度控制自己的热心——被人误会就麻烦了。


“小伙子,怎么取号啊?”一个看起来年过七旬的老爷子也走了过来。


“这个机器,戳一下就行。”


朱初荣没有替老人取号,而是教他怎么做。取号机是整个医院里最容易操作的机器,不需要插卡扫码,屏幕上只有一个大大的触屏按钮,几乎占据了屏幕的4/5,上面显示着“点击取号”四个大字。


“老了老了,不中用了。”


机器吐出的号掉在地上,老人家颤颤巍巍地要弯下腰,朱初荣的手快速地将号码拾起来,并顺势搀扶住了他:“人都会老的,下次让孩子陪着一起来医院。”


“儿子在北京,上班忙。再说,生的都是看不好的毛病,两三个月叫他回来陪老头子看病不成?”


朱初荣知道老人说得有道理,人往高处走啊,能去北京发展的孩子,为什么要留在沈阳呢?以后自己的儿子大了,肯定也是去北京的好。他看过数据,2019年的时候,沈阳户籍人口756.4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有19万——19万个老年人,谁来照顾他们?


“小伙子,你人不错。”老人拿着做好的报告,在迷宫似的医院里努力回忆着通往自己诊室的路。


“我就是做这行的。”朱初荣掏出随身携带的名片,给其他感兴趣的人也发了几张,“我就是专门陪人看病的。”


“新鲜,还有人专门陪人看病呢?”



17年前,老朱还是小朱,沈阳高楼还没有这么多,路况也远不是现在这么拥堵、复杂。


当时小朱带着怀孕的老婆来“陆总”看病,医生说,他老婆得了妊娠期心肌炎,病毒引起的。小朱不知道什么是病毒,只知道老婆还那么年轻,医生却说这个病可能会死人。他费了老大劲才挂到一个专家号来复诊,心想,这么重的病,得找个厉害的大夫帮忙瞧瞧。


17年前的专家长什么样子,朱初荣已经记不清了,因为专家总共也没跟夫妻俩说上5分钟的话。他觉得专家不值那么多钱的挂号费,他还有好多话没说完,可当专家说“做完这些检查带着结果再找我看”时,他就怂了。


朱初荣带着生病的老婆出了专家门诊,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他读过几年书,字都认得,可检查单上的那些字从他眼前溜过,就像是洗菜时从家里竹篮缝隙里溜出去的水。下一个看完病的人走出门,专家看到这夫妻俩还愣在门口,没一会儿,他的一个学生出来大声说:“还站在门口干啥啊?去缴费,然后去抽血……”


那个实习医生应该还说了些什么,但是小朱只记得前几个字。他和老婆抽完血,拿着单子到处转,看到穿白大褂的人,就拉住问人这是要做什么检查、该去哪里,有时候白大褂会随手指一个方向,有时候只会丢下一句“不知道”。


拿到全部的检查结果,已经快12点了,赶回诊室,专家门诊的灯都关了。门倒是没锁上,小朱透过缝隙,看到有几个普通门诊的医生还在,他想也没想就冲了进去,让他们帮忙看一眼报告。


“这个我看不了,你要找主任看。”


“可是主任已经下班了啊……”


“那我也看不了,你要不等他下次门诊再找他。”


“主任啥时候再来?”小朱追问。


“下周这个时候。”医生边说边脱下白大褂,小朱知道,他脱了白大褂,自己就再没有死缠烂打的余地了。


第二个医生也拒绝了小朱,第三个医生明确地告诉他,没有挂自己的号,是不能帮他看报告的。


还有最后一个医生,小朱已经不抱希望了,是医生主动招手叫他们过去的。这么多年过去,朱初荣始终相信,那个医生纯粹是因为善良才那么做。医生看完了他们手里的检查结果,宣布小朱的老婆从妊娠期心肌炎发展到了妊娠期心肌病,后续的药物治疗持续了好几年。


医生看报告花了5分钟时间,然后转身回了没开灯的诊室休息。26岁的小朱低头狠狠揩了一把眼泪,因为担心老婆的病情,也因为这大半天的憋屈。


他虽然初二就辍学了,但一直觉得自己不比别人笨。他辛勤工作,人年轻脑子活,在工地上干了两年,他就学会了看图纸,从小工做到小工头。可是这天在医院里,他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他也替老婆感到委屈,怀着孕生的这毛病,从老家奔到沈阳大医院,从前一天晚上饿着肚子挨到第二天大中午,也没有一个医生关心过她。


“我只是没来过这个医院,要是在这里待上个一年半载,我肯定门儿清。”小朱安慰老婆时,一个念头忽然闪过——很多人都和自己一样,第一次来医院看病,两眼一抹黑,无助又迷茫。那有没有人能专门做一个项目、培训一批对医院熟悉的人,服务就诊的患者、减少他们看病的困难呢?


朱初荣向很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这事很荒唐:“生病了,当然家人、朋友陪伴着去看病,谁会专门雇人陪自己看病啊?小朱啊,少想点乱七八糟的,好好赚钱养家糊口是正经。”


可这个念头在朱初荣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时远时近。后来他陪一个亲戚去沈阳一家眼科医院看眼病,本已淡去的想法开始变得清晰起来——这家眼科医院是一所私立医院,分诊、挂号、检查、治疗……病人从进入医院起,每一个步骤都有专人陪同,对比起陪老婆在“陆总”的看病经历,朱初荣知道,这就是他想做的。


彼时的工地小领导朱初荣,收入不差。要不要辞职去医院陪人看病呢?他在犹豫。他知道,医院里有专门安排的护士引导病人看病,但是那些护士太忙了,人数也不够多,她们从上班开始就被患者们团团围住,直到脱下工作服才能走出人群。


“去做护工给开启陪诊之路打基础”和“留在工地包工程赚钱养家”,两个选择后面几年里一直在他的脑子里拔河、拉锯、角力,在某一个瞬间,不算年轻的朱初荣决定,追求一次本心。


朱初荣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来“陆总”就医时的感受,人们的面容就像医院高楼上反射着阳光的窗玻璃——都是冷的。直到做了护工,朱初荣渐渐明白了当初看到的医生为何那么“冷漠”:没帮他老婆看检查结果就下班的专家,其实下了门诊就去了大学给学生上课,午饭是在路上随便吃的两口面包;路上拦住的医生护士不愿意给自己指路带路,其实正急着去上手术;检查室里跟他们说话头也不抬的年轻人,其实一整天都对着仪器没空儿抬头,年纪轻轻就颈椎变形……


那么病人呢?病人和病人家属难道就是无事生非故意找茬吗?当然也不是。沈阳的医疗水平在整个东北地区都遥遥领先,每天来这里寻医问药的人,不光有沈阳周边村镇的患者,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患者,有吉林、黑龙江来的患者,甚至有人从内蒙古赶过来……地图上,这些城市都聚集在“鸡头”的小小角落,可患者汇聚到同一所医院,谁不是跋山涉水?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在陌生的城市里本就忧心忡忡,忧心病情,忧心一路的花销,忧心遇到骗子……


一想到这些,朱初荣也忧愁起来。他那时是医院里最年轻的护工,比那些50岁上下的中年人做得都好。他腿脚利索,所以在医院里碰到问路的患者,都会停下来仔细指路;他条理清楚,常常把一个病房的患者集合起来讲解注意事项……可是他能做的事情,和他想要做的事情比起来,还是太有限了。


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来住院,儿子在沈阳跑出租,没有精力长期陪护,他想请朱初荣“一对一”护理,朱初荣有心帮他,却无能为力——做护工是“身不由己”的,医院给他安排几个病人,他就得接几个,让他管几个病房,他就得管几个。他想多陪老人家一会儿,不行,还得带别的病人。


但是做护工也有好处,朱初荣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补了丰富的医学知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做护工久了,每天看形形色色的病人,听专业的医护宣教,他觉得自己俨然已经成了“半个医生”,年轻的医学生进了病房,偶尔还会开玩笑地叫他一声“朱老师”。


3年下来,“朱老师”对这家医院的每一个角落都了然于胸了,很多医生护士都跟他处得不错。脱下护工服的那天,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偷师后要自立门户的劣徒。


再到医院时,他的口袋里装着几张自己设计的名片,打印前已经调整了很多遍,明明是最满意的版本,准备掏出来发给大家了,又觉得还可以再修改修改。名片的正反两面,最醒目的是“小朱陪诊”四个大字,剩下的空儿里,写着他准备经营的业务,内容有些重复。正面的字大一些,反面加了一行手机号码,右下角的一行小字是他深思熟虑后加上去的,他觉得这样能鼓励大家给他介绍客户——“介绍病人有红包!”


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供图


他将名片发给了自己以前的护工同事,还有熟悉的医生护士。想起那个儿子跑出租、没人陪床的大爷,他又跑去病房,特地告知父子俩,以后来医院看病可以找自己“一对一”服务了,老人家很高兴。


朱初荣打算将与自己有过联系的老病人都通知一遍,发现电话联系效率太低,干脆把有微信的人都加上微信,拉了个群,统一通知。这些在医院里就对“小朱师傅”很满意的患者们,延续着天然的信任。他们知道朱初荣对医院事事清楚,复印病历、代配些药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他做。


“年纪大了怕出门,就算去医院跟回家一样熟了,我也不想跑。”一个老人坦白说,“我当然认得路,医生看到我就知道要给我开什么药了,可还是太麻烦。排队看病、排队抽血、排队拿药,上一趟医院,我半条命都没了。小朱肯帮忙跑腿,是在照顾我。”



“小朱陪诊”在老病人中间口碑极佳,但陌生病人却鲜有新人问津。打印的名片被丢在医院门口的绿化带里,朱初荣看见了,弯腰将它拾起,丢进垃圾桶。


没有了护工制服的朱初荣,在陌生病人眼里不再是“医院的人”,拉着他问路的人少之又少,他主动搭讪别人,更是会被质疑不怀好意。


“你是黄牛吗?我想挂个专家号,你开个价。”难得有人主动找上来,开口却将朱初荣噎得够呛。


“我不卖号,只陪诊。我陪人看病,这个医院我熟。”朱初荣掏出名片,朝那个年轻人递过去。


“专家号都挂不到,你熟什么?”对方显然对粗制滥造的名片毫无兴趣,他四处张望,准备去寻找下一个能卖给他专家号的“号贩子”。


“小伙子你别走,你告诉我,为啥非要挂专家号?”


“胃不舒服,找个专家看看。”


“年纪轻轻的,有什么必要看专家?不舒服多少天了?检查做过吗?以前公司体检都正常不?”朱初荣拉住年轻人,絮絮叨叨,“你听我的,挂个普通号做个胃镜得了,我看你就是个胃炎,还看专家?浪费钱浪费时间,浪费医疗资源……”


大概过了一周,那个小伙子再次找了过来:“大哥,我胃镜报告出来,真的是胃炎,连溃疡都没有!”


“啥?”朱初荣每天接触成百个病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时没想起来眼前的年轻人是哪位,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


一聊他才知道,小伙子连加了半个月班后老觉得胃不舒服,因为工作忙没空看病,就上网查,结果越看越心惊,认定了自己已经得了胃癌,所以隔天就请假来医院,还非得找个专家看病不可。


“这不是自己吓自己么!没必要。”朱初荣笑。


小伙子得知“陪诊”是朱初荣的工作后,硬要塞给他200块钱。朱初荣拒绝了:“没陪你看病,这个‘陪诊费’我不能收。”


“哥,那我以后生病了就找您。”


“呸呸呸,放什么屁。”


“那我同事生病了,我跟他们推荐您。”


“都不要生病,都不要找我。”朱初荣大笑,末了又叮嘱道,“少熬夜多运动,再年轻都会老的。”


“陪诊”的业务逐渐步入正轨,朱初荣的想法就多了起来,他觉得,不能只带病患们认路、替他们跑腿,还得教他们怎么和医生沟通。


有些病人年纪大了,哪里不舒服总说不清楚,朱初荣着急,在诊室里就忍不住插嘴:“哪里不舒服?是不是老头疼?”


“你让他自己说,家属出去!”面生的医生不满意朱初荣越俎代庖,常常会下逐客令——朱初荣的问话有诱导性,可能会导致医生对病情的误判。


朱初荣又开始想辙,他在看到医生之前,先带着病人梳理一遍病情:什么时候起不舒服,做过什么治疗,吃过什么药,从头到尾理顺了。病程长的,朱初荣还会做简单的笔记;吃过的药太多,就干脆让病人把药盒剪下来,夹在病历里。如果有医生知道朱初荣做的工作,也许会惊叹,这简直就是原生态的“大病史”。


“小朱师傅沙棱儿(麻利、熟练),两百块钱就包圆儿了,啥都懂,跟医生一样的。找到他啊,放心。”


夸的人多了,朱初荣就有些飘飘然。他想,医生看什么病、做什么检查,自己也都有数了,只是比他们少读了几年书,这要放在古代,自己就是去医馆学徒的穷小子,学了这么多年,也能出师了。


他的“专业自信”是患者给的,戳破他膨胀自信的,必然也是患者。


那是一个肾脏肿瘤的病人,从吉林乡下来的。开始的电话里,朱初荣问明了病人之前的大致诊疗经过,不假思索地给人约了肾内科的专家号。虽是半个多月以后的号,好在时间明确,当天看完病就能回家。


结果在看诊当天,肾内科的主任很和气地叫他们去退号:“这个毛病不归我们科看,你们应该去看泌尿外科。” 


这下朱初荣可傻了眼,他的无措,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带老婆来看病的那一刻——肾脏肿瘤怎么就不归肾内科管了呢?怎么又归到了泌尿外科?泌尿外科不都是看膀胱、看结石这些毛病的么?


十几年前小朱可以带着老婆乱窜,现在的“小朱师傅”可是专业的陪诊师,身边的病人还等着他拿主意。最要紧的是,人家本没打算在沈阳多住一晚上,之前说好的,当天看好毛病当天回家。


肾内科的专家号好退,泌尿外科的专家号却不是好加的。


“我自己花钱给他买了个‘黄牛号’,本来还要替他付两天的住宿费的,那人知道以后,没收我的钱。(他是)第三天看完毛病走的,我就当是上了一课。”朱初荣说,“学到了啥?——谦虚呗!医学上的问题,你学了八年还没毕业呢,我才学到多少东西?”


朱初荣长叹一口气,继续说:“你说人这东西有多神奇,有人胸口疼是心脏问题,有人胸口疼是胃的问题,还有人是胆的问题——真是太复杂了。”


意识到“人体的复杂”以后,朱初荣变得更加谨慎了。面对自己不能确定的“毛病”,他宁可多跑几趟医院找值班的医生护士聊清楚,也不会再武断地替病人决定挂哪个科的号。遇到实在拿不准的病情,他会将最可能相关的科室告诉病人,让他们决定先看哪一个科室后看哪一个科室。


“不管怎么说,我比病人还是要了解情况的。我拿不准的情况,他亲自来医院问也是一样的结果。绝对不会坑害病人,这是我‘朱师傅’的原则。”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影响从医院逐渐扩散到寻常人的生活中去了。因为常年在各个医院奔波,朱初荣的心态比普通人“稳”得多,他很乐观,觉得这不过是规模大一点的流感而已:“肺炎,还能比当年的‘非典’更厉害?”


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不是一场可以小觑的“流感”。眼瞅着医院的就诊、住院管控一天比一天严格起来,以往外地来沈阳的病人好歹还能自己挂上个普通号,如今毫无准备一头奔过来的病人,可能连医院的门也进不去了。


“我遇到过一个病人,喀左(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我老乡,在‘陆总’门口排了3天队,都没看到医生,太心酸了。”这样的变化是朱初荣始料未及的,他开始关注新冠疫情的动态,除了官方的新闻播报、周边城市的疫情变化、医护的防疫科普之外,他更加关注的是各个医院因为沈阳的疫情情况不断调整的诊疗制度。


严格的交通管制让外省的患者难以入沈,慢性病患者不能复诊,需要长期服用特殊药品的患者很难进医院买药。疫情之前,网上找到朱初荣的患者或者家属,平均一天有一两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沈阳各大医院线下全部停止挂号,朱初荣最多在一个小时就接诊了十多名患者。


除了要网上预约,核酸检查也是大麻烦。疫情之初,整个沈阳只有沈阳市传染病医院可以做这项检查,但若是需要住院,又必须持核酸阴性的报告。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的奔波倒是次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患者对传染病医院的恐惧心理。


“要去传染病医院啊?那我不去了。”


“没事儿,人家医生天天上班都不怕,你就去戳个鼻子就能感染上新冠啦?没有的事。你不知道传染病医院管理有多严格,就(算)我带你去测个核酸,你连新冠病人的头发丝都看不着。”朱初荣跟他们说,“想看都看不着,医院还得保护病人隐私呢。”


在去做核酸的路上,朱初荣一般都会和病人做一次新冠的科普,及时纠正病人笃信的“偏方”和谣言。“天天说差不多的话,就知道医生有多烦了。他们可不就是天天解释差不多的问题嘛?不过也有好处,现在我耐心就特别好,我女儿问我作业都不烦了”。


“互联网”和“大数据”是朱初荣现在喜欢挂在嘴边的两个词,不过,可能是主要客户群体都不太“会”上网,疫情之前,他业务的“互联网化”一直不太成功。就像是创业之初在医院门口发传单,朱初荣的业务“互联网化”,就是在网上“发传单”,“大数据”就是病人的邻居、朋友互相推荐。他在中老年人喜欢看的公众号里发广告,产品就是自己的微信号,他觉得只要和病人或者家属加上微信,就好沟通了。


病人不方便出门,需要朱初荣“包办”的活儿又多了起来。业务从挂号、陪诊、代配药发展得五花八门,与医院相关的有病历代打印、他自创的“急诊探路”,和医院无关的包括但不限于打车、订餐、订宾馆,出院后的保姆介绍……


活儿多了,人手自然得多起来。从朱初荣独自在“陆总”为“陪诊师”这个新兴的职业赚吆喝开始至今,已经过去了7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现在,朱初荣的“陪诊公司”有几十名陪诊员,除此之外还有护工、月嫂、培训老师……朱初荣希望自己陪诊的“互联网化”速度能够赶得上医院。他看到每一家医院里都添置了大量机器,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自助打印报告单的……这些机器确实节约了医院的人力,也节约了大部分人的时间,但还有一些患者,他们站在机器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让朱初荣觉得心酸。


“插完卡要点哪里?”


“扫码是扫哪个码?这个纸皱了扫不出来怎么办?”


“机器为什么不能用银行卡?我没有支付宝,也没有微信。”


为了“简单方便”而放置的自助机,在这些患者眼里每一步操作都困难无比。朱初荣只要在机器前帮助一个人操作,身边很快就会围满找他帮忙的人。朱初荣想过教他们如何操作机器,但他发现,有些机器触屏不够灵敏、读卡延迟,这些都会让患者们焦虑急躁。


“师傅,我的卡插进去了怎么没有反应?”


“师傅,这个机子我怎么点不动?”


“师傅……”


“师傅帮个忙……”


朱初荣恨不得自己能生出三头六臂,一下子帮他们都挂好号缴完费,可惜他不能。而且,他不能总待在这几台机器前帮人挂号呀。


“我可以搞个APP,像现在打车一样,自助下单。可是那样,不是又给病人添麻烦了吗?我想简单点,越简单越好,只有用起来方便,老百姓才会爱用是不是?”


网上的宣传为朱初荣带来了许多从外地来沈阳求医的病人,其中不乏一些年轻的面孔。


了了的父母就是从网上联系到的朱初荣。了了是一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法洛氏四联症。这种疾病大概在每2000名新生儿中就会发生一例,最早出现的症状可能是皮肤发青发紫,慢慢地出现呼吸困难,不像一般小朋友那样精力旺盛。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患儿很难活过20岁。


了了来的时候,只有24个月大,因为疾病的缘故,小姑娘很安静。她的父母很年轻,是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才带着孩子“去大医院看一看”。


“其实我没遇到过这个毛病,我当护工的时候也没照顾过小孩。”朱初荣说,“法洛氏四联症”是他的知识盲区,但他多少也能够充当专家和了了父母之间的翻译。


“并不是我比他们聪明,只不过他们的心乱了,医生说什么他们都只能听进去一半,可能三成都没有。我就不一样,我把这事纯粹当成工作在做,所以思路就很清晰。我不光要认真听医生讲,还得琢磨,怎么跟家长讲明白。”


法洛氏四联症是一种心脏血管和心室结构的畸形,做过工程的朱初荣就用房子打比方跟了了的家长解释:了了的心脏在妈妈的肚子里没有发育好,得做手术把长歪的部分修正过来,不然越长大,心脏的功能就越跟不上。


在朱初荣的建议下,了了的父母找了“陆总”一个知名专家,虽然手术排队等了不短的时间,但朱初荣觉得这点等待的时间很值,“我替孩子问过了,这是大毛病,得找专家主任做”。


手术前,一直是妈妈在病房陪着了了,但术后需要转入ICU观察两日,意味着了了的爸爸妈妈在那期间不能看到孩子。朱初荣安慰心焦的小两口,在下了手术台后送到ICU的期间,可以看一眼孩子。


手术很顺利,了了的父母从手术室陪着女儿走到了ICU门口,虽然孩子全程完全在昏睡,但夫妻俩对朱初荣感激涕零,执意要请朱初荣吃一顿。


以往也有病人家属用这样朴实的方式向朱初荣表达感谢,朱初荣也没拒绝,他觉得和了了父母的那顿饭吃得格外好。吃的时候,他还在想,孩子手术顺利,以后健康长大,是多好的事情啊。


可是第二天下午,朱初荣就接到了了爸爸的电话,说孩子情况不好,正在抢救。等朱初荣赶到医院,正赶上医生宣布孩子临床死亡。


“朱大哥,你说,这是医疗事故吗?”了了爸爸红着眼睛,紧紧抓住朱初荣的肩膀。


虽然很同情眼前这个刚刚失去女儿的男人,朱初荣仍然克制地向刚下手术台的医生护士问明了情况,然后坚定地告诉那对年轻夫妇:“这真不是医疗事故。”


“其实他们也知道不是医疗事故,只是他们无法一下接受孩子没了的事实。太难过了。这是人性——知道有治疗的希望时,恨不得向医生跪下求他们药到病除;出现意外了,又恨不得把医生当成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啥手术都有风险,所以手术之前医生才会不厌其烦地向病人们解释。到头来还是有人没办法接受,在医院里撒泼打滚,搁谁身上都不好受,人都以为自己是特殊的,以为意外不会落在自己身上。”


在朱初荣的调停下,了了父母和医院没有发生更深的冲突。孩子在沈阳就地火化,朱初荣跟在医院联系的殡仪馆的车上,送了小女孩最后一程。


“两岁的女娃娃,真的太小了。一个成年人烧完了还会有几块骨头一摊灰,小孩子骨头没长成型,高温大火一烧,什么也没留下。”朱初荣本想将了了父母一路送回老家,然而因为疫情,他不能离开沈阳,只能替他们将车开到了沈阳的边缘。


7年间,朱初荣身边走过了无数行色匆匆的人,他自己像是一条湍急溪流里的顽石,既不动声色地改变着水流的方向,又在漫长的岁月里被水流冲刷出柔和的形状。他见过重症者康复后喜极而泣,见过猝死者亲属的悲痛欲绝,也见过无数新生儿的呱呱坠地和静默地死亡。了了不是他亲历的第一个早夭儿童,但每一次,这个东北大汉都和孩子的父母一样心痛。


了了火化的时候,朱初荣心想,医学还是要发展得快一点,“起码让孩子不要受罪,让孩子不要死了”。


“也许哪一天我们(陪诊师)会被淘汰掉吧,那说明大家看病不困难了、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这是好事情啊,我本来也就是希望来医院看病变得容易。”朱初荣说,“虽然我也要养家糊口,但我做陪诊师,不都是为了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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