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原文标题：《28年前，央视一群疯子干了件大事，16年后，它与我们不告而别》，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电视人·陈虻（逝于2008年12月24日）
01.
1992年，央视时任台长杨伟光国外访问归来，找到了采访部的孙玉胜，要他创办一档早间节目。杨台长看人家BBC啥的，早间都有新闻，我们一个国家电视台，居然8点才开播，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孙玉胜接到任务，找到另外三人。
分别是：童宁、梁晓涛和时间。
台里的意见，是把旧节目包装一下，随便播播。反正那时，全国老百姓都没养成看早间节目的习惯。孙玉胜四个说，那多没意思，好不容易有块处女地，为什么不尝试点新东西？四人策划了一下，想做一本“电视新闻杂志”，分人物、新闻、生活服务三大块。后来觉得只播新闻太枯燥，童宁就让每天在办公室唱齐秦的王坚平入伙，做第四版块：音乐。
给节目取名时，孙想起此前去广州拍专题片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话，叫“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就将其命名为《新太阳60分》。四个子栏目，分别为《太阳之子》《太阳扫描》《太阳家庭热线》《新太阳金曲榜》。结果一报上去，就被杨台长打了回来。
说你这个“新太阳”太敏感了：
“难不成还有个旧太阳？”
孙被“太阳”一词迷得不行，又拟了《太阳城》之类的，加上几个糊弄事的报上去。万万没想到，上面大领导，圈中了他凑数写的一个。
那个名字，叫做《东方时空》。
节目名一改，四个子栏目也跟着改。《太阳之子》变《东方之子》，《太阳家庭热线》改《生活空间》，《新太阳金曲榜》变《金曲榜》，《太阳扫描》成了《焦点时刻》。负责人分别是时间、梁晓涛、王坚平、童宁。
不久，童宁要帮孙玉胜做总统筹，《焦点》便交给了另一个人：张海潮。
张海潮本来要去文艺部，去食堂吃饭，看到孙玉胜和童宁在密谋，就上去打听。一听说有新节目，兴奋得不行，非要加入。当时他朋友罗京还劝呢，早间新闻，风控怎么做？还是日更，压力有多大？你可想清楚。
张海潮没管那么多，创造一档全新栏目的诱惑，实在太大。他加入后，孙玉胜又找来孙克文，做四个版块的串联工作。
如此一来，栏目有了七个联合创始人。
台里将他们称作“东方时空七君子”：孙玉胜、童宁、时间、梁晓涛、王坚平、张海潮、孙克文。
七人没想到，就是这档完全未知的节目，将为中国电视新闻发展带来何等巨大的冲击，将聚集一帮满怀热望的年轻人，留下一段多么激情燃烧的岁月。以至于多年后，年轻人纷纷老去，一提起那些日子，还会热泪盈眶…
02.
节目名字定了，差三个关键拼图：
队伍、资金和节目形态。
当时搞《东方时空》有两个大背景，一是提倡抓热点，二是要改“新华体”为“中新体”。前者好理解。后者是说，以往的新闻，太强调权威、大气，有种居高临下的指令感。新闻稿过分端着，播音员念稿，没人味儿。应该用一种接近群众的口吻来做新闻。
借着改革的势头，孙玉胜先给四个子栏目的负责人，下放了“用人权”。
在电视台内部，子栏目的负责人，应该叫组长。孙玉胜觉得打在电视上别扭，借了电视剧组的概念，管他们叫“制片人”。时间、梁晓涛、王坚平、张海潮，四个制片人，可以随便选人，看中哪个，无论有无北京户口，是不是央视的，甚至有无稳定工作单位，只要才华够他们的标准，直接请到栏目组。
很快，制片人手上各揽五六个兼职，合成一支20多人的队伍。在这支队伍里，有的来自国家话剧院，有的来自首都师大，有的来自天津电视台，有的来自《工人日报》，有的来自《中国青年报》。有刚回国的访问学者，有在社会上瞎转悠的北漂导演。特别还有两个来自《中国广播电视报》的年轻人。
一个叫白岩松，一个叫崔永元。
孙玉胜盘了下人头，算完账，问上面要1000万。那可是1992年，杨伟光一看，说你们这是要干嘛啊？迟迟不批。离开播还有一个月，孙玉胜只好说，先借20万启动资金吧。不久，杨台签了20万财务拨款，告诉他，钱是借给你们的，要还。
另外给5分钟广告，就不管你们了：
“以后的节目，靠广告费自行运作。”
就这样，在灵活的用人制度后，《东方时空》开辟了一个新的专属财务制度，自己挣钱自己花，不用上报审批。孙玉胜呢，更进一步，把财务签字权下放，每个子栏目费用，无需他过目，全部由制片人负责：
“因为我充分信任你们。”
时间不多，只有一个月。节目组每天花460元巨款，在梅地亚中心开房，专门收看境外节目，探索新形式。四个制片人各带兼职队伍，匆匆奔赴战场。大家每天三点睡，早上六点起，连轴转了一个月。
当时，童宁做中控，整天抱着两个电话远程指导，教那些没做过电视的编导提问，没睡过一个整觉。梁晓涛、张海潮，嘴唇、鼻子起泡。时间胃病犯了，直接跪倒。孙克文高烧39度，还在坚持。一帮人像疯子一样，硬是做出了近一个月的储备节目。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第一期节目顺利播出。当晚就有观众打电话到台里，说看到你们新节目了，有点意思。
但要说反响热烈，还谈不上。
尤其让七君子头痛的，是广告问题。开播前，孙克文找城乡贸易中心的老板谈服装赞助，人家说你们7点的节目，谁看啊？还谈过一个老板，只需200万，包这一年剩下8个月的广告。对方答应了，后来拿不出钱，又黄了。
没几个月，这老板肠子都悔青了。
因为到年底一算，《东方时空》总共卖出的广告费，是2000多万。
最初30秒1500元的广告，涨到了5000。
第一期播出时，5分钟广告，只卖出3分钟，拿节目硬顶了2分钟。但就在随后几个月里，在制片人的带领下，《东方时空》的四个子栏目迅速找到自身定位，拓展出了新的话语空间，甚至颠覆了以往的新闻语态，把中国的电视新闻，变得亲切、热乎、平易近人，让广大老百姓看得如痴如醉。
从此，大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在《东方晨曲》BGM下梳洗。
后来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评价是：
“看完《东方时空》就像从市场上拎回一条扑腾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
但当时，鲜有观众知道，为了这份鲜活，《东方时空》栏目组那群连个正式编制都没有的年轻人，付出了多么巨大、艰辛的努力。
他们熬夜、挨骂、被歧视，背井离乡，放弃铁饭碗，一次次崩溃，为它奉献了自己最美的青春。无数个日夜，他们累瘫在岗位上，无数次绝望，他们默默承受。
之所以这么做，就为两个字：理想。
03.
《东方之子》筹备时，制片人时间是有私心的。他拍纪录片出身，觉得节目要接地气，什么叫东方之子？只要有生存智慧的，都可以叫东方之子。不光是名人，一个普通老百姓，也该有被采访的机会。
栏目最早在亚运村租公寓办公，聚集了七八个编导。白天在客厅布景采访，晚上改成编辑室。为了压低人工，一个人每天补贴20块。摄影、技术、编导，多是没户口、没宿舍、没编制的“三无人员”。也有一个他的同学，叫崔永元。小崔主要帮他找资料。当时有个编导，怎么都找不到好的采访对象，崔永元总能在报纸的犄角旮旯里找到，并告诉时间：
“别老找那些整版报导过的，要找就找那些只有一两句话的，才有料。”
时间说，你干脆来我这里吧。当时，崔永元还在《中国广播电视报》的《午间半小时》，没敢下决心一走了之，说我有个学弟在《电视报》做编辑，这人不错，我把他介绍给你。这个学弟，就是白岩松。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白岩松毕业后，被送去乡下待了一年，然后分到《电视报》。那报的主要任务是节目预告，搞得小白很伤心。业务熟悉后，一个周的工作一下午就干完了，于是花很多时间撰文投稿。当时狂迷音乐的他做人物，已经很有经验，写beyond的故事，被《音像世界》转载了一年。
他还接了一个约稿，十万字《动荡节拍》，讲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
时间看了他的稿子，知道他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当即决定拉他做策划，将其带到亚运村办公。《东方之子》有个兼职主持人，《工人日报》的作家胡健，心直口快，看到20出头又干又瘦的白岩松就说：
“我以为你找了个经验丰富的老头呢，怎么找了这么个小屁孩儿？”
白岩松很不服气，觉得你们瞧不上我，我还要看看你们是什么货色呢。时间找他来策划，是为了在自己和主持人之间，架一座桥梁。没想到不久，白岩松先跟胡健卯上了。有次采访王朔，胡健提问，白岩松在边上着急，批评“你这问的都是什么傻叉问题”。后来这种局面越发频繁，白岩松有自己的提问立场，胡健有另一个立场。双方经常就观念问题吵架。
一天，时间带着白岩松和一个摄像看纪录片，冷不丁来了一句，要不然你做主持人吧。白岩松都傻了，说我这模样还主持人？
那时主持人，讲究一个国字脸，发音要字正腔圆，小白瘦得皮包骨头，非常不符合主流审美。组里人听说他要做主持人，都觉得是开国际玩笑，连崔永元都觉得荒唐。
实际上，时间对此早有预谋。
不久，他把白岩松打发到济南，让他采访济南钢铁厂厂长马俊才。连西服都提前借好了。毫无主持人经验的白岩松，就这么被逼上镜头。而《东方之子》开播第一期，正是五一劳动节，安排的就是马俊才。
头几次采访，给白岩松不少挫败。他心高气傲，平时话说滔滔不绝，采访却总表现不佳。觉得很没面子。屡次想撂挑子不干，都被组里人哄住。时间为了照顾他的面子，从不当面挑刺，偷偷打电话给他老婆，让她转告小白以后该注意点什么。如此，白岩松渐入佳境，最终没有辜负时间的期望。
时间看中他，在于他有“逼迫性”。再难问出口的问题，小白都能面色不改地问下去。这几乎是《东方之子》所有主持人的气质。
也是时间的另一个私心。
对于以前的新闻，时间相当看不惯。他要从人物访谈入手，把这个局面给拧过来：主持人，必须有思考，进而逼迫对方，说真话。
最早这么干的，是胡健。胡健耿直，适合尖锐问题。采访张贤亮时，把张贤亮问得一愣一愣的。白岩松加入后，时间又从湖南电视台借调来一个记者。这个记者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但每次采访，都是“粉碎式提问”。
再怎么冒犯对方、质疑对方的诛心之问，都能拉下脸，不断问下去。
他就是后来《面对面》的主持人，王志。
04.
《东方之子》播出后，受到两个质疑。
第一就是长相，老有群众打电话，说白岩松这种怎么能当主持人？还有王志，一口方言腔，发音都发不利索。时间没管那么多，说那是他们不习惯，等看习惯就好了。就因为时间的坚持，中国电视新闻从此改变了主持人的上镜标准。拿后来崔永元的话说就是：
“当初要不是因为时间的坚持，我们这帮人，根本不可能吃上这碗饭。”
第二就是提问方式。胡健、王志那种咄咄逼人的口吻，让观众觉得太冒犯人。时间还是坚持。他就是要主持人步步紧逼，勾出被采访者真实的想法。
唯一没有坚持的，是采访对象。采访普通人，反响始终不行，导致采访标准模糊。杨伟光就给下死命令，被采的应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此后，采访对象聚焦在学者、科学家身上，至于企业家，除非有突出社会贡献或巨大新闻价值，否则一律不采，给钱也不行。
白岩松感谢聚焦。聚焦后，他才有机会采访季羡林、张岱年、启功等人。每次梳理人物背景，心灵和人生观，都遭受巨大冲击：
“我很幸运，那些采访塑造了我。”
但时间让他跳槽，他还是犹豫了。
当时原单位正在策划一个《流行音乐世界》，由他全权负责。小白想扛起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旗，以报纸为基石，做节目、签歌星、发唱片。节目名片印了，试刊也做了。结果不久，节目黄了。他只好继续做兼职。直到《东方之子》100期，他去采访给高原牧民放电影的赵克清，被其精神感动，又拿下栏目最佳主持人，心里才开始松动。
那天，白岩松正跟电视报的人搓饭，突然呼机响，打电话去问，央视同事恭喜他拿奖。
回到饭桌上，白岩松一阵阵魂不守舍，望着眼前这帮同事，心想：
“对不住了哥儿几个，我要去另一个行当了。”
不久，白岩松成了央视的正式职工。
可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王志是从湖南台借调的，地方台上星后，湖南要他回去。时间留他，说想办法给解决编制。王志一咬牙，把档案调出来，做了社会人。结果承诺没兑现，王志就很气。直到有一次，时间突然说，今天你去采访一个人，比你进台还重要。王志心说你就扯吧。
结果一去，发现对方是李嘉诚。
那次采访，他把李老板问哭了两次。
还有个叫周兵的编导，更“惨”。周兵本来在兰州，后半生都被父母安排好了，衣食无忧，待遇极好。《东方之子》到兰州做节目，跟他搭上线。他的好基友张朝夕在栏目组，撺掇他来。最后，周兵违抗父命，丢掉铁饭碗，孤身一人去往北京。为了辞职，他交了7000块钱，差不多他7年的工资。
临走前，他告诉父母：
“我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之一。”
到了《东方之子》栏目组才知道，这里的竞争，完全是“地狱模式”。
《东方时空》创办时，四个制片人有绝对话语权。招来的都是没编制的临时工。这也就意味着，你干得不好，随时叫你走人。其实在内部，时间不会告诉你让你走，因为每个月要评奖，任何一个人，只要干三个月，一个奖都没评上，不用任何人开口，主动卷铺盖走人。许多编导，都是辞职来的，原单位回不去，一旦离开，从此只能在社会上自谋生路。
那时候，编导、摄影每天研究节目、采访、编素材。吃住工作都在办公室，人人24小时轮轴转。醒来工作，累了眯会儿。包括时间也是，忙起来脑子都迟钝了，有次上厕所，被一编导撞见，问他怎么蹲着撒尿。
时间说：“都忙糊涂了！”
不但工作强度大，还要被时间骂。
因为节目是日播，时间没那么多耐心照顾你的情绪，就靠“挫折教育”让你反弹。他是前辈，眼光贼准，片子哪儿编得不对一句话给你指出来，然后就骂。喷到你痛哭流涕。审片时，常有女孩儿受不了出去哭。周兵的基友张朝夕，受到打击最多。一次节目组外出开会，时间不让他去，说你们留着编片子吧。张朝夕发愤图强，一个月编了11个。
有五六年，周兵都活在恐惧里。公职他已经辞了，如果时间觉得他不行，他就得流落街头，举目无亲。只能每天逼自己进步：
“理想、激情、热爱，对品质的追求，不断创新，是时间教会了我这些。”
当年孙玉胜只给了时间30个正式用人名额，后来他一算，前后用过至少300个人。可见淘汰率之高。曾有沈阳来的某编导，在办公室里盘了三天素材，实在是没招，最后默默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走了......
但那段岁月，不光有压力，还有温暖。
最早大家睡亚运村公寓，后经费不足，住到了职工之家，最后直接搬进了六里桥的地下室。王志、周兵、张朝夕、张洁、徐欢等临时工，加上白岩松和他老婆，两人一间房。长长的走廊，一头是机房，一头是宿舍。
时间觉得太枯燥，就给他们搬来了唯一的娱乐项目，一张乒乓球桌。
大家每天在白岩松放的迪斯科中醒来，然后采访、做素材。回地下室就两件事，睡觉和编片子。经常半夜两三点编完，把正在睡觉或打乒乓的人叫去审片。宿舍里，就白岩松有家电、家具，大家每天去蹭饭。其他人房间，只有一张床垫。后来大家累得不想做饭，时间就请了个保姆。然而，就是这个保姆，还瞧不起这帮临时工，动不动拿出北京暂住证：
“我有这个，你们有什么？”
台里没给大家任何承诺。作为临时工，起初连保险没有，连去食堂吃饭都要被歧视。后来福利才逐渐完善，有了自制的采访证，有了对等的酬劳。但始终没有编制，随时可能走人。正式工白岩松为了照顾大家情绪，从不把台里福利带回地下室，在办公室就分了。
在地下室，白岩松算是老大哥，招呼大家娱乐、吃饭，介绍流行音乐。谁要是病了，他会负责接送、买药。有年春节，周兵采访一整天，没吃一口饱饭。回到六里桥，情绪崩了。一进门，白岩松和他老婆正等大家，小圆桌上是满满一桌子年夜饭。同事一个接一个回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周兵终身难忘。
可惜，一次北京暴雨，大水把地下室淹了。一开始大家没当回事，直到水把床垫浮起来。众人赶紧拿衣服堵住机房，保住了所有机器。
发大水时，张洁还在编片子。有人拍下这段画面，配上了惠特妮·休斯顿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此后，大家搬出地下室，各自租房，群体生活告一段落。
日后提起那些岁月，心里是无限怀念。
虽然很苦，但都觉得像王志说的：
“那是一段关于理想的记忆，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
05.
某种程度上，比起说人话的《东方之子》，《焦点时刻》的意义更为深远。
节目第一期讲“明星下海”，之后播了几期备录节目。播出后，反响都不够好，大家说没焦点，尤其没有时效性。既然要抓热点，你做的又是“社会新闻”，总得赶新鲜吧？突然有一天，制片人张海潮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辆拉着春游学生的客车在铁轨上抛锚，被火车给撞了，学生全部遇难。
张海潮立马派人到现场，做采访、拍素材。节目因此找到了方向。
《焦点时刻》开始了第一个定位，时效性。
这年高考前夕，张海潮亲自带队去做了一期探秘，到相关部门拍摄未拆封的高考试卷，采访出卷人。节目播出后，各地栏目打电话来要带子，造成线路拥堵。这期节目最后在《新闻联播》连播了7天。还有一次，北京隆福寺人民商场突发大火。台里就一个摄像，张海潮闻讯，挨个儿呼编导，叫离事发地最近的一个赶过去，拍到了整个灭火过程。
这种直奔现场的工作方式，现在看来没啥，当年可是一次壮举。
然而还不够。《焦点》做了一期《劣质书本进课堂》，跑去印刷厂采访厂长。厂长对镜头哭穷，说没钱换设备。片子拍完，孙玉胜拿来一审，问张海潮，为什么不往下追，为什么会缺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利益空间？
“你们要把新闻背后的原因挖出来。”
就这么着，《焦点时刻》逐渐过渡到了第二个阶段：跟踪调查。
从此，节目组开始满街跑，追问责任，深挖幕后。随之而来的，是《焦点》引起巨大社会关注。老百姓都好奇黑幕、猫腻。这给节目组带来挑战，大家不得不采取偷拍，把摄像头藏在公文包里，或戴摄像眼镜、摄像笔。
那时，随着定位清晰，每次外出，编导和主持人意见不一，总是吵架。
张海潮见状，干脆下了死命令：
“以后编导集体出镜，谁的选题谁采访，不想出镜的，一律走人！”
在那批出镜的编导里，就有三个人：
章伟秋、陈耀文和水均益。
06.
章伟秋本来是浙江电视台的，在央视文教组实习。听说办《东方时空》，就去找孙玉胜毛遂自荐，进了《焦点时刻》。进节目组第一天，张海潮丢给她一个新闻，西城区某中学学生自杀，让她去关注。
章伟秋接过来一看，差点没疯了。
报纸上就两行字，只说学校在西城。她一个外地人，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只能硬着头皮上。找报道记者、去公安局开介绍信、还得联系一个青少年心理咨询机构，跑遍了大半个西城。每天晚上都要哭一鼻子。
后来实习结束，浙江台不放人。她舍不得《焦点》，直接选择了辞职。
陈耀文，更猛。当时他在部队做新闻，拿过中国新闻一等奖，有最新的设备，有部队机房，还被配了车和两室一厅。1992年，通过孙克文的关系，他关注到《东方时空》，根本坐不住，选择抛下一切，重新开始，做了栏目临时工。到台里，他去借资料，被歧视，去编片子，被呵斥。这些他都不在乎。
在乎什么？在乎的是不断做出高质量的节目，是揭开那些社会黑幕：
“那时没人比房子、比背景、比你从哪儿来。比什么？就比你手上片子一个月能拿几次奖。是金子你就闪光，是沙子你就走人。”
陈耀文是个特别有正义感的人，嫉恶如仇。每次都以身涉险，做揭秘新闻时，遭遇过被追、被打、拘禁，收过威胁信息，他都不以为意。
节目播到100天时，当初哭鼻子的章伟秋，已能独当一面。那次，她做了一个洋河污染导致农田绝收的选题，直奔事发地，一路联系市长，却一直找不到人，被秘书打官腔说要预约。最后，她站在大楼前说：
“他们说地市合并工作很忙，但我认为老板姓吃饭的事，同样重要。”
围观的农民群众，纷纷鼓掌。
章伟秋的选题也被毙过。有个小孩子做皮脂瘤，结果成了植物人，她突破重重阻力去采访，终于找到原因。为赶时间，站着回北京，在火车上抱着器材。回京赶上暴雨，一路淋到台里，结果片子审完就毙。
章伟秋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选题被毙，其实是家常便饭。
为此，《东方时空》专门搞过一个编辑手册，给出了相关疏导意见：
1. 洗个热水澡，活下去。
2. 活下去，理想才能实现。
3. 忘掉把素材卖给市场的想法。
4. 假设自己是错的，然后试证明之。
5. 总结经验，确定下次如何应对。
6. 给制片人打电话，找一个新选题。
相比之下，水均益要幸运一点。他被枪毙的不多，因为他是做国际采访。那是《焦点时刻》的第三阶段，全国独家报道国际新闻。为了这个版块，张海潮曾专门到各大高校找外语好的学生，找到过一个姑娘，叫杨澜。杨澜那时毕竟是学生，搞不定大问题。这时，编导盖晨光把张海潮拉到新华社楼下咖啡馆，把小水介绍给他，打包票说，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水均益当年以毕业成绩第一分到新华社，去过开罗分社，当过战地记者，可在新华社，一直不得志。张海潮看了他履历，直接让他出镜做主持人，这可把水均益高兴坏了。此后，便由他和盖晨光搭档，做国际新闻。
好不容易得到赏识，小水没让人失望。那年，基辛格来中国。他跟任何机构都没打招呼，带着摄像，直接去堵人，把基辛格和他秘书堵在电梯里，硬约了一个采访机会。基辛格答应他，没别的，因为水均益张口就来：
“我是《东方时空》的记者，我们这个栏目，全中国有8亿人看。”
采访当天，小水更不客气，见面就问：
“中国和美国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
令《焦点》国际新闻组出圈的，是“银河号”事件。这是中美之间的一次交锋，美国把我们的船扣了，外交部的沙祖康前去交涉。《焦点》不但完成了数次跟踪报道，水均益还打了越洋电话做采访。播出时，需要一张沙祖康的照片。为此，半夜两点，水均益翻进外交部宿舍的院墙，由于没有央视工作证，他用食堂饭卡自证身份，从沙祖康家人手上拿到了照片。
《焦点》带来的社会认可，给了他巨大的工作动力，每天都在想怎么能做出好节目。他干脆跳到了央视。新华社分的房子，也就没了。
水均益一点没后悔，就因为：
“当时你所干的每件事，都是前人没有干过的，又都不知道怎么干，你当下干的每件事，都将是后人的范例，都是榜样。”
而之所以说《时刻》影响更深远，是因为1994年，在它的基础上央视特意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有多牛逼，咱们下文再讲。先说那年9月，孙玉胜忙到胃出血，养病一个月。养病期间，接到杨台长的两个任务，其一，就是筹办《焦点访谈》，其二，是台里准备在《东方时空》基础上，把《观察思考》和《今日世界》合并，组成一个新部门，让他领头负责，先给部门取个名字。
孙玉胜左思右想，最终将其命名为：
央视新闻评论部。
07.
1993年12月2日，央视新闻评论部成立。半个多月后，为帮《东方时空》扩充人手，搞了一次公开招聘。初试400多人，128人进面试，最终定50人。一考完就有人打电话给台里，问有没有正式编制。
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最后这50人，只剩下了30个。
考试当天，有个叫樊馨蔓的考生。她知道这场招聘，是因为和时任男友张纪中逛街，张纪中踢了一张报纸，偶然看到信息。在张纪中鼓励下，樊馨蔓参考。当时孙玉胜看她一眼就说，你不行，回去吧，别浪费笔试10块钱。樊馨蔓说我浪费是我的事。
最终考试结果出来，她果然没被录取。
多年后，樊馨蔓成了央视正式编导，导演过《感动中国》。1996年，她的一个杭州老乡来北京办事，还通过她的关系，为《东方时空》留下了一部纪录片。
那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书生马云》。播出纪录片的子栏目，叫《生活空间》。它的制片人，叫陈虻。
就是他把樊馨蔓招进了《生活空间》，给了她成为一名电视编导的机会。
《生活空间》最早的制片人是梁晓涛，节目开播前去了动画部，交给第二任制片卢望平。卢主事时，《生活空间》有《健康城》《走天下》《红地毯》三个小栏目，生活服务、景点介绍、电影资讯，全做，没重点。
这期间，卢望平和纪录片导演蒋樾合作，拍北京什刹海三个游泳的老人，拍他们自得其乐的平民生活，取名《东方三侠》。本来拿到周末试播，没想到观众们看了，都说好。从此，又增加一个版块，叫《老百姓》。
是陈虻把《老百姓》给发扬光大了。
读书时，陈虻是个资深文艺青年。他本来在航天工业部，是重点培养对象。由于太过热爱电视，非要去央视，从打杂干起，一干就是三年。1988年，他开始做记者，采访过很多社会案件，甚至被殴打、拘禁。
那时候，他在央视的一大娱乐项目就是跟一纪录片编导打牌，此人名叫陈晓卿。
1993年7月，陈虻接手《生活空间》，为节目设计了20版方案，有9版形成文字。在和卢望平交接时，他看到了那部《东方三侠》，并没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兴趣。直到有一次，《老百姓》栏目拍了个《两老口骑车走天下》，讲一对普通老夫妇，把三轮车改造成能吃能睡的地方，周游各地。播出后，反响热烈。陈虻这才把注意力集中在纪录片的拍摄上来。
他找到孙玉胜说，其他三个子栏目不做了，以后我们专做《老百姓》。
当时《东方之子》有句口号，叫“浓缩人生精华”，是白岩松想的。《焦点时刻》有句“24小时等你”，是水均益想的。陈虻回到家，一晚上辗转反侧，半夜四点爬起来，给《生活空间》想了那句划时代的口号：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之所以说它划时代，是因为陈虻完成了时间未能完成的心愿，把普通人的生活送上了电视。从此，并不是只有名人才能被关注，一个有生活态度、人生智慧的平常百姓，也可以成为主角。一开始，陈虻还有点拿不准。他和蒋樾拍完一个女工挤公车上班的故事（《上班》），就问这有什么意义？
蒋樾说，一部纪录片看不出什么意义，但如果我们拍十年，就是3000多部：
“那将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平民生活史。”
此后，《生活空间》拍爱唱流行歌的民工小何，拍省2元车钱帮学生买作业本的山区老师，拍为筹集大学学费在饭馆打工的贫困女学生，拍带小女儿来京治白血病的父亲，拍为照顾孤独症儿子而改变人生道路的母亲......
一开始，陈虻要的是“体现对每一位普通人的尊重”，要体现人文关怀。但随着拍摄数量增加，他发现很多故事背后，内核其实一样。于是他给节目定了一个新方向，不要深层思考，不要想着去教化谁，就拍生活本身，带着对每一个拍摄对象的尊重、包容，像个朋友去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史。
对此，中央某大报的副总编慨叹：
“《生活空间》不仅给电视，给报纸、广播也带来了巨大冲击，它使我们不能再四平八稳地搞报道，而是要重新考虑，我们该从什么角度办报纸、办节目。”
那时，除了蒋樾，还有牟森这样的纪录片名导和陈虻合作。蒋樾的摄影毕鉴锋，被陈虻精神感召，以社会人身份加入了《生活空间》。中戏毕业的鄢蔓，通过牟森的关系，成为了节目编导。《生活空间》曾想把民间奇人奇事搬上央视，陈虻因此找到了在纺织部工作的李伦，并拉他入伙。还有个济南电视台的主持人，李玉，在一次采访中认识了水均益，机缘巧合下，也跑去了《生活空间》。
多年后，李玉拍出了《苹果》和《观音山》。李伦做过《社会记录》制片人。后来他又跳槽腾讯，跟一个叫许知远的人搞了档对话节目，《十三邀》。
但当年，他们都是被陈虻骂成屎的人。
08.
《生活空间》的工作氛围，和《东方之子》有点像。当初他们在北医三院西南角租民房当工作室，大部分时间，吃住办公都在一起。节目是日更，大家每天累得要死。拍纪录片比采访人物，周期更长，也更累。
为了拍在太平间工作的李某，鄢蔓在对方家里生活了40天，叫对方干妈。毕鉴锋没有闹钟，在手指间点香烟，一晚上惊醒12次。后期海天做《母亲》时，连续20天一天睡3小时，梦中惊醒，差点把母亲的腿当成编辑机。拍《刑警》时，王亚林穿着防弹衣，断断续续拍摄半年，拍了近百盒素材......
拍摄、编片子，只是第一步。
等陈虻审片，你才知道什么叫痛苦。
在“骂人”这件事上，陈虻的技巧，可能比时间还要高超。时间审片骂人，骂你猪狗不如。陈虻不一样，资深文青骂人，不带脏字。
他跟你说的是“你什么时候衣服穿对了，就能把片子做好了”，或者长时间一言不发，突然来一句“你多久没看书了？”“你看的最后一本书的书名是什么？”。审片时，陈虻要是左顾右盼拼命抖腿，你就算完了。
李伦刚进节目组时，被他骂得一无是处，实在憋不住，拉着他说，你能不能不要天天打击我？我以前是单位骨干，到你这儿成废人了。
“陈氓损人，每天都能让你自杀一回。”
尽管说话损，但被骂的人无不心悦诚服。片子的问题，陈虻总能一针见血。有编导拍过一个女高音的故事，高音女孩想跟某单位的乐团合作、录歌，乐团的人死活不肯，拍出来的成片里，乐团的人显得非常狭隘。
陈虻一问原因，原来人家乐团不帮忙，是经济困难所致。
陈虻当即发火，说谁允许你贪污事实：
“我看你就不是人，你是个机器人，你先得会做人，才能像人一样感受生活。”
还有个编导，拍农妇挑水。得知一担水换三毛钱，编导用了“才三毛钱”，陈虻又问：“你知道三毛钱对贫困山区的农民意味着什么吗？你主观上的东西为什么要强加给观众？你有什么资格替别人做判断？”
陈虻审片，审的其实不是片子，是编导拍片的态度，审的是他们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式。他常说，要出好作品，先学会做人。
当然，在技巧、结构上，也没人敢跟他比。陈虻每天回家就是看电影，反复拆镜头。做纪录片研究时，他常和编导打赌，说你随便找部DVD来，放5分钟后，咱俩打响指，要是我打他就切，你打他就不切，那我就赢了。
那些编导，通常输得很惨。
而谁要是找借口，陈虻会更“愤怒”。有次陈虻找编导聊思路，他说一句，编导说我也这么想，说另一句，编导说我也这么想。陈虻突然一拍桌子，说下次你把思路先写好，我说的要跟你写的一样，我他妈当场给你跪下！
“你应该思考自己哪里没做好，不要总是拿我的话，来印证你是对的。”
所以他的亲传大弟子李伦很感激：
“陈氓不是要把你训练成一个熟手，一个重复劳动的人。他是要训练你敏锐的反思和思考能力，逼迫你不断地去重新认识。”
但也因为陈虻骂人实在太损，很多编导都觉得压力大。有一天，有编导掏出一个小本，上面记着陈虻对所有人的评价，当着大家念，在场的人全哭了。《生活空间》每个编导都很累，但在陈虻的高要求面前，他会觉得，你们文化素养、判断力、表现力，还远远不够。还有一次，海天接到电话，对方不断抱怨陈虻的残忍、轻视，结果一扭头，陈虻就站在门口。
他把海天叫到烧烤摊上，刚坐下，就开始哭：
“我对你们怎么样，对《生活空间》怎么样？”
后来做述职报告，提到骂人，陈虻说着说着，当着全体编导泪流满面道：
“其实就是为了电视......”
为了《生活空间》，陈虻殚精竭虑。上班时，总是最晚一个吃饭。实在饿了，就扒两口同事的剩饭。他审片时精妙的言论，后来成了行业里广泛传播的金句。他的每次思考，只要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李伦在他的调教下，成了资深新闻人，李玉在他的指导下，拍出拿国际大奖的《姐姐》。
好基友崔永元嘴上不夸，但心里感叹：
“一个短短的电视纪录片，做到了《秋菊打官司》的水平。电影人孜孜以求的东西，被一个电视人做成了，你不能不服气。”
09.
《东方时空》1000期时，在北展做过一个见面会。那天来了近万人，黄牛票被炒到20元。可见观众喜爱之深。当年，长春甚至有“东方时空购物中心”西安有“东方时空夜总会”，由于商标只有文化保护，你还告不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看电视的习惯，也改变了电视新闻的形态。1000期后，《东方时空》第一次改版，把子栏目里比较突兀的《音乐电视》取消了。
那天，制片人王坚平带队到央视旁一家豆花饭庄吃散伙饭。喝着酒，大家掩面而泣。
对此，孙玉胜心头充满愧疚。
《音乐电视》第一期播的是杨钰莹，还有刘德华送祝福。播了一阵流行歌，杨台觉得不太好，拨款200万，拍100个民歌MTV。所以《音乐电视》是最有钱的。拿到这笔钱，王坚平找张黎做了总导演，拍完100个民歌，又请黄小茂做音乐总监，拍了50个流行金曲。1995年，还搞过一个《95新歌》，开始挖新人。高枫的《大中国》满文军的《懂你》戴军的《阿莲》，都是通过它走红。
陈琳的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播出后，光磁带就卖了150万张。
由于《东方时空》越来越新闻化，《音乐电视》跟整体不搭，就撤了。
随后，王坚平去了一档新栏目，那也是《东方时空》下的蛋。栏目名叫《新闻调查》，本来想纳入早间《东方时空》，终因太长，做单独播出。而45分钟的《新闻调查》之所以诞生，又是因为另一档节目。
那就是前面说的《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曾创下中国电视收视率奇迹，一开播，就高15%，仅次于《新闻联播》。1998年“黄金时期”年均收视率，高达27.48%，被近三分之一的中国电视观众关注。一代观众都很熟悉它那句口号：
“用事实说话。”
《访谈》是从《焦点时刻》衍生来的。定位清晰，紧扣热点，第一期讲的就是当天的国库券问题。第三期就开出第一个监督节目，叫《北京郊区：耕地上建起一座坟茔》，报道北京占地修坟。这本是观众提供给《观察思考》的线索，最后放在了《访谈》的黄金时段。
沿着这条路，《焦点访谈》开始揭各种“暗面”，涉及议题包括农民负担、形式主义、公路三乱、地方保护、药品造假、贪污腐败、环境破坏......这些议题担起了社会责任，引起了改造现实的作用，同时也颇具风险。
2001年，在《河道里建起商品楼》，他们调查违章建筑，涉及《防洪法》，关系到某省政府的批示。孙玉胜看到那栋楼时，惊呆了，播还是不播，考虑了很久。最后，节目播出，引起领导重视，上级批示“就算是金子做的也要炸掉！”。随后《访谈》做了两次跟踪报道，让它拿下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003年，《追踪矿难隐瞒真相》一期，被誉为《访谈》历史上最有深度的调查。节目组不断接到电话，说山西临汾阳泉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发后未向社会公布，不让新闻单位介入，死者家属也不发声。记者四处奔走，无功而返，最后在事发现场找到的死者身份证，并不在死亡名单上，这才撕开黑幕。
节目最后，全部死难者的名字在屏幕上滚动。那种尊重每个生命的态度，震撼人心。
做这些报道时，台里压力很大。
就说《河道》那期，因为涉及某省，孙玉胜彻夜未眠。还有一期《罚要依法》，涉及交警乱收费，十分敏感。顶着压力签字。
特别有一次，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请希望工程的老师到北京吃饭，节目组关注到老师们的心理落差，拍下的画面是，一位老师哭着说，这一顿饭吃了2000块，是我两年的工资，我们学生吃玉米饼和白薯，这让我很心痛。
播还是不播，会不会得罪人？
副台长沈纪抽了两根烟，才拿定主意。
因为涉及“揭黑”“曝光”，很多节目做了，老有地方的人前来求情。为了切割利益，保证节目播出，《焦点访谈》制定的外出流程是，找宾馆、租车，与线人对接，尽量不惊动地方台。曾经有地方台打电话，要求取消节目，因为用了他们的摄影机，被领导斥为引狼入室，央视只好放弃播出。甚至有的地方，连拍摄素材都敢扣。最后孙玉胜定了一条规则，凡是批评、监督报道，不得与地方台合作：一是不让采访受阻，二是不把同行置于风险中。
那时，《访谈》的影响力实在太大。国务院办公厅甚至开设《焦点访谈》督查情况反馈机制，要求对被监督事件、人员跟踪查处。一年中，就有41起被纳入该机制。
像什么商品房虚假广告《没准的承诺》，兜售假药的《洗不掉的罪恶》，这都曾引起了社会和调查部门的高度重视。
所以，后来，央视门口常有两条队伍。
一条是来告状的，一条是来求情。
方宏进作为主持之一，从来不走正门：
“不然有人直接‘砰’给你跪地上，递状子。”
《访谈》把“锋利”做到了极致，以至于敬一丹刚调去时还不习惯。当时她做了两个选题，一个是某厂印错地图，一个是调查假种子，做出来都文质彬彬，过于宽和。
孙玉胜看了就说，你一定要“刚”一点。
正是在这份锐利下，央视新闻评论部那些人，一步步探索出了更多新节目。
1996年，评论部推出《新闻调查》，比《焦点访谈》更深入、聚焦，第一期做了《宏志班》。为了这档节目，陈虻专门找来两个主持人，一个叫柴静，一个叫董倩。数年后，在《新闻调查》基础上，又做了期特别节目，名字叫《面对面》，由王志采访胡润。紧接着，李伦制片《社会记录》，节目的主编名叫王志安。为了跟其他时段的新闻区别开，李伦想找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主持人，一开始定了陶虹，最后找了个演小品的，叫阿丘。
2002年，台里想着做个年度评选，陈氓提出一个词，叫“找好人”，希望给老百姓看到崇高，让人们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念。
陈虻的原话是：
“发现这一年曾有的感动，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
这个节目，就是《感动中国》。
它和前面那些节目联系在一起，最终都可以追溯到那四个字：东方时空。
10.
当年《东方时空》那帮年轻人，虽然累、苦、没有正式身份，被视为二等公民，编片子要靠边儿站，甚至连学习观影会都一度被排斥在外，一年到头被当成“牲口”使唤，但每年有一天，他们可以扬眉吐气，当大爷。
在那天，孙玉胜要带着时间、陈虻这帮制片人，为他们端茶倒水，钱包里的钱被强行拿出来瓜分，有多少分多少，不许抱怨。
这就是评论部的年会。所有的整蛊、恶搞和“翻身农奴把歌唱”，都被允许。历史上，《访谈》的制片人孙杰，曾把发言写在卫生纸上讲话，时任副台长曾满场卖烟，卖不够数不准走，崔永元曾对着大屏幕上藏有人民币的图案问陈虻看到什么，然后调侃：
“原来陈虻的眼里只有钱。”
最早的年会，是1993年中秋节，公主坟新兴宾馆，大家放音乐、跳迪斯科。年底，人多了，在钓鱼台多功能厅搞联欢会。孙克文想了一个主意，让四个子栏目选男编导跳四小天鹅，从此成为保留竞赛。
因连续在这场竞赛中失利，陈虻较真了，给毕鉴锋下死命令，要搞一个很炸的东西。
这件事一直处于半保密状态，只有几个内部参与者时不时跑去机房串联。
随后年会上，陈虻拿出了那部调侃评论部的恶搞片《粮食》，当场引起狂欢。大家忍不住看了两遍。后来，崔永元又做了个《分家在十月》。在那部恶搞片里，白岩松·斯基壮烈牺牲，死前留下不明觉厉的金句：
“理性的四环路胜过激情的平安大道。”
小崔还把所有女同事给损了：
“比敬一丹老那是寿星。”
“比张泉玲单薄的那是她照片! ”
“比董倩腿短的那是武大! ”
2002年，评论部又搞了个大型表演年会，各种风骚出格。后来，充满嬉笑怒骂的年会逐渐走向了严肃正经。一开始，是不能再调侃领导，紧接着是连恶搞同事也不够庄重。几年后，年会逐渐“正常”。
许多人开始躲着不去。
也正是在年会改变的过程中，《东方时空》栏目数次改版，新闻评论部经历了解散、重组。在那数次改版中，有节目形式的动荡，有队伍人心的离散，有话语空间的压缩，有一些身影和声音，永远消融在岁月里。
当初激情燃烧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老去......
继1996年后，2000年《东方时空》二次改版，单独运作，变成两个半小时，各子版块内容，都有更改。周末增设《世界》、《纪事》和《直播中国》，收视率不错，但观众反应，主持人太多、节目编排太乱。短短一年后，《东方时空》又变回45分钟，重回新闻评论部。陈虻成为了副主任。
那一次，时间没能回到新闻评论部。
他被调到了采访部工作。
2004年，央视一套改版，《东方时空》退出早新闻，去到18点。2008年，频道再次改变，《东方时空》调整，多个栏目被合并。一年后，在新闻频道去专题化中，它变成一个当日资讯栏目。节目更改了包装，与其他大部分新闻节目一致，原来的片头曲和片尾曲取消，改为新闻频道统一片头、片尾。
对此，时间的评价是：
“如今的《东方时空》还在，但它只是保留了过去的名字和标志。”
2008年，于当初那群人，是最悲伤的一年。那一年，央视新闻评论部取消，李伦的《社会记录》被撤，《纪事》和《百姓故事》遭遇合并，当初小崔的《实话实说》早已物是人非。最严重的打击，是在年底。
12月底，因患胃癌，陈虻抢救无效去世。
悲伤弥漫在南院机房里，那里被布置成灵堂。当年一起战斗、努力过的人，一个个都痛苦哽咽。加之新闻评论部解散，历次改版动荡，所有人心里，有说不出的百感交集。
在悼念薄上，时间写道：我们是战友，你走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现在战友没了，战壕没了，冲锋也没了。
葬礼仪式结束，有二三十个人没走。
《东方时空》的编导陈真走上前说：
“陈虻一生没拍什么片子，但我们都是他的作品......”
陈虻最后的时光，十分痛苦，每天需要吗啡止痛。他常做梦，梦见一个北海巨人把他抡在空中。甚至有过求死之心。为了电视，为了新闻，他常年不按时吃饭，奉献所有。然而，他并不甘心，很多理想，还没实现。
面对陈虻之死，水均益破口大骂，说老天不公，崔永元说万分感谢他，教会了自己有勇气去承受寂寞，去追求一些永远不会有结果的事。那一年，面对队伍崩离和节目调整以及陈虻之死，当初的年轻人们终于意识到：
“《东方时空》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
再后来的一切，来得更加迅疾。
水均益的《高端访问》，最终没能保住。崔永元做《小崔说事》提不起兴致，也不是他的理想。后来为跟方舟子撕逼，他选择离开央视。
白岩松做了许多栏目，依然可以对着镜头一个人喷十分钟，但他知道：
“现在的《东方时空》，已经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不是说它不好，也很好，可是它不是原来那个了。我依然还在这儿，但这儿已经不是那儿了。”
离开前，老崔在微博上对老水说了一段很“反叛”的话，前面五个字是：
“我们尽力了......”
11.
曾经那些来自五湖四海、怀揣理想从地下室走出来的年轻人，确实尽力了。
在那些还不知未来是什么样的日子里，他们为四个栏目，挥洒了自己全部青春。历经险阻的采访，没日没夜地鏖战，骄傲着，又破碎，狂喜着，又失落，在没有任何保障和承诺的岁月里，只想做出一档好节目。
这节目背后承载的，不止是收视率、影响力、话语权，更是一种广泛尊重，一种平视态度，一种把每一个生命当生命、把每一个人当人的关怀。这种关怀，它不光是一种新闻的语态，也应该从一档有影响力的节目出发，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的语态，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语态，最终成为生活的常态。
一个栏目的内部评论会上，工作人员问大家为什么不走。回答多种多样：
“还没累死。”
“还没过瘾，走什么走？”
“还不是走的时候。”
“在这里，总有达不到的目标。”
“因为希望大于失望。”
其实，千言万语汇成四个字：
“为了理想。”
那时候，在六里桥的地下室里，在央视附近的廉价宾馆里，在北医三院附近的民房里，那群年轻人，历经艰苦，共同哭泣，共同欢笑，大家在家人般的友谊中，在战斗般的激情中，铸就了一段闪亮的日子。他们奔波采访、不休不眠，他们心怀信念、渴望颠覆，他们承受、坚持、硬扛，从没想过要放弃。
正因为有他们的疯魔，才有了《东方之子》里的大家风采，才有了《焦点时刻》的舆论监督，才有了《生活空间》对每个平凡者的讲述，有了每个愿意早起的中国人。
那段时光，虽已随风而逝，但它影响过千千万万的观众，影响过一个时代的叙事，它的遗产，也许还散布在某些角落，等待生根发芽。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他们的那些梦想，曾经炫目遨游，他们的那些金句，曾经震荡九州，虽然摇旗呐喊的热情在岁月中离散、失落，但那些理想的光热，大概依然会在某些瞬间，以另一副面孔，注视这个世界。
那些温热的瞬间，就像某刊在上个世纪末最后一年的新年献词中写的：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
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点燃理想的日子》，梁碧波
[2]《点燃理想的日子》纪录片，张洁
[3]《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孙玉胜
[4]《陈虻：我们听你说》，徐泓
[5]《我在央视当台长》，杨伟光
[6]《痛并快乐着》，白岩松
[7]《益往直前》，水均益
[8]《我遇到你》，敬一丹
[9]《“你就是一个可以替代的零件”》，南周
[10]《央视前制作人时间谈央视》，南周
[11]《逝者陈氓》，三联生活周刊
[12]《记“中国十大杰出制片人”陈虻》，余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