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孙飞(@阿富汗商人),一个挺老实的东北爷们,1986年出生,从小就在黑龙江佳木斯长大。虽然我年纪不大,但做过的工作、去过的国家相当多,在印尼、印度、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都待过。我是个东奔西跑的生意人,哪里市场好往哪里去,这也造就了我颠簸又丰富的人生。

2019年,通过一个阿富汗朋友介绍,我来到阿富汗坎大哈做生意。原本计划只待几个月,把这边的销售人手安排好就回国,没想到交友不慎,被骗了钱之后,打官司到2020年初。拖了这一个月的时间,碰上了疫情,就再也回不去了。

2019年,在阿富汗卖馕的店,我坐在烤炉上,等新鲜出炉的馕。

我的父母都是做生意的,一直赚了赔,赔了赚。先是开了一个冰棍厂,雇了30多个员工,那种奶油冰棍,带巧克力脆皮的,一天生产几万根,小时候我想吃多少就有多少。工厂开了10年,生意慢慢不行了,当地原有的十几家小型冷饮厂,都被一家大工厂抢了生意,小厂子衰落,被时代淘汰了。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但父母因为生意上的忙碌,几乎没怎么管过我,说好听一点,我是自己野蛮生长到大的。他们不关心我生活上的事,也基本不给我做饭,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病了也没空送我去医院,只能靠自己硬挺。

我初中时很个子矮,普通东北人都比较高大、强壮,我的瘦小就和同龄孩子有了强烈反差,因此我还遭遇过校园暴力。经常放学走在路上,就会有小混混来打我,可能就只是看我不顺眼。有一次我被人打的时候,拿胳膊挡,整条胳膊被棍子抽得非常紫,回家后我爸看到,问了我一句,就不了了之了。

从小学到初中,我成绩一直都很好。我在佳木斯的重点初中念的重点班,年级总共1200多人,大考我能考到30几名。当时很多家境好的同学都在外面上补习班,我从来没补过课。但初中毕业后我就辍学不念了。这完全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跟遭受过校园暴力有关,也跟我的家庭环境有关,我父母最开始还挺失望,他们知道我有些天分,但他们确实没对我的教育花心思。

辍学之后,我过了一段浑浑噩噩的日子,去KTV打工、和朋友一起拉着三轮车卖书,什么活都干,剩下的时间就泡在游戏厅和台球厅。父母每个月给些生活费,我又自己挣点零花钱,够吃饭、够玩的开销就行,我也没什么其他大的想法和抱负。我去过北京,在朋友家开的物流公司待过一年。在重庆也待过一段时间,没目标,混日子,时光匆匆,六七年很快就过去了。那段日子我到现在也不愿仔细回忆。



2004年,我在北京的物流公司打工,周末去王府井玩拍的照片。

2008年,22岁的我第一次坐飞机出国,去印尼的雅加达,做了6个月国际学校的语文老师。这个工作机会是一个印尼华人朋友介绍我去的,校方一看我是北方人,可能觉得我普通话比较标准。而我虽然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但英语口语还可以。小时候有很多外国人来佳木斯开厂,我十四五岁就开始接触外国人,我胆子大,经常直接跑上去跟他们用英语对话。

父母一听是做老师,又能出国看看,还挺支持我去。我记得当时先是坐飞机去深圳,再从深圳转机去香港,从香港飞哪里都便宜。中国飞去印尼大约是四个小时。在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印尼土著黑老太太,我总感觉她盯着我看,目光也不太友好。幸好后来我去的是华人学校教书,接触的都是华人圈,他们对我很友善。

当地居住的环境很简陋,房间里没太多家具,蚊子也多。在那里生活最让我开心的就是,能吃到海鲜,螃蟹特别大,也特别鲜美。在印尼教华人小孩语文不是件难事,其实就是教幼儿园和小学的小朋友中国话,一个班级只有八九个孩子,教学任务比较轻松。平时跟他们交流,我都是中英混杂着一起来。在印尼的华人都非常富裕,我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一万块人民币,那时候放在国内也是相当可观了。



2008年,我在印尼当地的华人学校教书时,坐在学校门口拍的照片。

到2008年11月时,因为金融危机,印尼盾已经贬值了一半,相当于原本一个月能赚到一万块,当时就只能赚5000块了。我在印尼一个月吃住也要2000多元,这样一来,根本攒不下什么钱,只够维持生活的。继续待在印尼的意义不大,我又盘算着找其他工作出路。

回国后,我做过医药代理,还卖过手机,从深圳进货卖到印尼去。在当时合作进货的手机厂,我认识了我老婆,她比我小一岁,在手机厂做流水线工人。在一起没多久我们就结了婚,成家那年我才23岁。我把老婆从深圳带回佳木斯生活,一年后,我的儿子出生了。

成家之前,我没什么家庭的压力,经济负担也比较小,加之朋友多,面对的机会也非常多,我自己对于职业的选择就很随意。奔波的这些年,可以说是毫无成就,也没有攒下什么积蓄。



2013年,我在黑龙江佳木斯的家里,后面是儿子的学习桌。

冰棍加工厂倒闭后,父母在佳木斯开了个培训学校,挺多人报名,还挺火爆的,结婚后我就留在佳木斯,帮父母一起做。

和他们一起做的这段时间我不是很开心,父母老一辈的思想让我有些接受不了。比如在学校宣传上,他们主张发传单,我认为这种方式消耗人力、财力,也不环保,我提出网络宣传,他们也不支持,认为学生都不上网。这样观念不合的事有很多,大大小小累计起来,又让我产生了逃离老家,自己出去做生意的想法。

我住在佳木斯大学的大学院,院子里有很多外国留学生,一个俄罗斯华裔给我介绍了俄罗斯生意。俄罗斯离东北很近,交通方便,坐飞机、坐船,甚至坐汽车都可以去。坐汽车一个小时就过境了,这样一来,我也能照顾到老婆孩子。

我做的生意主要是给俄罗斯的酒店做弱电和电视系统。工程开始之前有很长的准备期,研究图纸、规划施工、提前准备材料,材料需要从全国各地进货,汇总到佳木斯,再走边贸运到俄罗斯。这样一个工程下来能赚十五六万,但一年只能做一个。俄罗斯的冬天太冷,只有夏天能施工,一年有两个月能干活就算不错的了。一年我在俄罗斯待两三个月,剩下的时间都在家陪我儿子。



在俄罗斯做生意时车坏了,我去市场买零件,身上穿着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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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仿佛中了汇率的毒一般,2014年,俄罗斯攻打克里米亚,造成卢布贬值,跌了将近一半,加之俄罗斯国内经济也有动荡,工程的单量急剧下跌,我没有活可以干了。失业后,我在家待了一年,没有任何收入。有了家庭后经济压力直线上升,跟我之前一个人的时候不一样,前几年做工程存下的积蓄花得很快,没有新的收入让我很焦虑。

最明显的变化是,我们一家人不怎么外出吃饭了,每年一次的旅游计划也取消。我带儿子出去玩,只会去一些免费的公园,要么就在大学院里面散步、踢足球。

当时,一个阿富汗留学生跟我走得特别近,他在佳木斯大学念医学博士,我们已认识5年之久,他说我是他在国内最好的朋友,交往多了,我自然很信任他。他跟我说阿富汗有很多商机,他的亲戚也在阿富汗做生意,我们可以合作。

我曾在深圳做过外贸生意,出口销售LED灯,阿富汗是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大多数商户和家庭用的是节能灯和白炽灯,带有钨丝的灯泡,所以LED灯的市场潜力很大。我主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确认市场是不是好,第二就是安全问题,只要安全问题能解决,其他都不是大问题。

我先去阿富汗的四大城市考察了一个月。阿富汗给我的第一感受是,街道特别空旷,这点和中国特别不一样,地广人稀,65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不到4000万。因为做生意总需要开车拜访客户,在深圳,经常找一个停车位就要花掉两个小时,交通问题时常让我很暴躁,但在阿富汗停车不用找停车位,街上随处能停。



喀布尔的冬天,市中心街上随处停放的车辆。

考察结束后,我选中坎大哈发展生意。坎大哈是港口城市,地理面积够大,并且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做支撑,这三点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这里的市场确实好,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当地几乎没有人做LED生意。

在安全方面,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交锋已经打了20多年了,他们早已有固定的交火地,会避开人员密集的区域,在坎大哈的交锋地是城市第八区的边缘,很接近郊外,人烟稀少。



在坎大哈基本都是一个家族一起做生意,我在客户的仓库,他们一家做太阳能生意。

塔利班的暗杀也是有目标性的,他们锁定的目标基本都为利益相关人物,像是警察、当地的欧美人比较容易成为暗杀目标,我作为中国人是相对安全的。另外我还有外貌上的加持,在阿富汗有一个民族叫哈扎拉人,他们属于蒙古人的后裔,外貌长相看起来和中国人没什么区别,这也让我在阿富汗处于比较安全的状态。

确认了这两点,我就立马抓住商机,和这位阿富汗留学生的亲戚合作,我从国内进货,他在阿富汗当地做销售员。

但因为太信任朋友,我立刻在生意上吃了亏。从中国飞到阿富汗,落地在首都喀布尔,其实我没准备在喀布尔多停留。朋友在当地的亲戚提议我先在首都注册公司,并称当地注册公司一定需要一个阿富汗本地人。我没想那么多,以我在俄罗斯做生意的经验来说,注册公司确实需要本国人,但其实在阿富汗并非如此。



2020年9月,我在坎大哈重新注册了新公司,这是营业执照。

从注册公司开始,我就被欺骗了。在阿富汗注册公司只需要220元人民币,但当时我将注册公司的事情委托给朋友的亲戚帮忙办理,他找我要了一万多块。此后,在进货卖货方面,他也不规矩,一次,我交给他100箱货,让他去卖,结果他直接带着这100箱货跑路了。因为公司是以我和他两个人的名字注册的,他竟然还想要我仓库里一半的货,价值20多万。

我气不过,想在当地起诉他,和他打官司。那几个月我连生意都没顾得上,当时挺多客户找我,现在想起来挺后悔的。生意耽误了,官司也没进展。在阿富汗寻求法律的帮助,确实是我比较天真。当地的很多部门都不作为,互相踢皮球。官司从2019年底拖到了2020年初,现在回想起来,官司都是小事,这一个月,让原本2019年底回国的计划被打乱。



我在坎大哈的中国医院接种了新冠疫苗,疫苗是中国捐助给阿富汗的。

因为疫情,我被困在了阿富汗。疫情对当地日常生活影响不大,可能因为当地的气温高,病毒传播得不猛烈,人们不戴口罩,也不会做任何防护措施,只是有一段时间,商店从白天开改成了晚上开,可能为了限制人流量。

但国家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我生意肯定也受影响。阿富汗是农业国家,因为疫情,海关闭关,很多葡萄和石榴没人买,都烂在地里了。农产品没办法往外销售,农民口袋里就没有钱,去市区店里买货的频率大大减少,我的客户都是店主,他们手上没钱肯定会影响到我的生意。

那段时间订单很少,一个月贸易额只有六七十万,我只能赚两三万,可能还比不上一些国家的业务员提成,打工仔都比我这当老板的强多了。不过,在当地生活是没有问题,这里工资水平比较低,我身边的当地人工资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块,我算是很富裕的了。

战乱加剧了经济问题。从去年开始,塔利班开始反攻,双方交战增多,政府宣布封路,运输出现问题,牛羊肉涨价非常严重,2019年一公斤牛羊肉大概卖22块人民币,因为疫情和打仗涨到了40块人民币,价格翻了一倍。



疫情后,我在坎大哈当地的石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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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在坎大哈生活了下来,渐渐开始熟悉这里的风俗、文化、人,这里的一切。

在风俗方面,当地和中国特别不一样的就属婚礼风俗了。坎大哈的婚礼特别盛大,一场婚礼会邀请2000多个人以上。当地的婚礼很多,邀请的范围也很广,如果想参加的话,每周都有,我有很多当地朋友都是在婚礼上认识的。

坎大哈属于部落化城市,有很多大家族,一个大家族几代下来就有1000多人。当地的人脉网络是非常清晰的,人与人之间距离也很近,你想打听一个人,问几个朋友就能找到。我在坎大哈两年多,属于待得比较久的华人了,去当地打听我也一定不难。



坎大哈当地举办婚礼的现场。

但是社会上的交际一般都以男人为主,女人很少出门。在阿富汗,女性出门要穿波卡,一种拖地的大罩袍,把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能透过眼前的一小块网纱看到外面的世界。阿富汗气候很热,穿这么一个大袍子走在路上的感受可想而知。

当地人认为,女人的姓名不可以随便告诉外人,如果让外人知道了姓名,会被认为是不洁的。没有机会和外界打交道,让她们缺少交际经验,从而陷入一种社交恐惧,就这样恶性循环。我在阿富汗做生意这两年,几乎没怎么见过女人,公共场所都不设置女厕所。



在展会上第一次见到女商人(红衣黑头巾),阿富汗当地极少有女性做生意,担心不礼貌,我从背后偷拍了一张。

我在坎大哈做生意,后来不光是LED灯,当地人需要什么我就卖什么,大多从中国进货。平时我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早上睡到九点多,起床后就到市场去,每家每户坐一坐,跟他们聊天喝茶,在聊天中得知他们的需求。我跟当地人交流用英语,有时也会用到普什图语。

普什图语我会的非常少,仅限于生意上的表达“多少箱”、“多重”、“多少钱”。但这简单的几句,在和家族企业做生意时非常有用。一些家族企业中,较为年长的人是不会说英语的,我直接用普什图语跟他们谈价格,能让他们更信赖、放心。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亲历过一次近距离爆炸袭击。当时是下午,我正坐在店里和商家聊天,然后突然听到了爆炸声,也没什么预兆。光听爆炸的声响我没办法分辨离我多远。后来看到新闻发布,我才意识到爆炸距离我仅有100米。有人骑着摩托往警车里扔了手榴弹,新闻里还说车内的警察被炸断了腿。



2020年,一次爆炸袭击后,当地警察局升起浓烟。

枪响每天都能听到,以前政府和塔利班的交战多在晚上,四月份之后打得比较激烈,白天和晚上都能听到枪声。每日的新闻中,内政部都会发布当日塔利班士兵的死亡数,稳定在每天十几个左右,塔利班也会发布被打死的政府军数量。但这些死亡离我不是特别近,也没有目击过。

平民百姓是相对安全的,许多人害怕的是误伤,因为炸弹不长眼。这么多年来,当地人已习惯生活中伴着枪声和爆炸声,也培养了对危险袭击的警惕性。坎大哈社会是酋长制,社会圈子比较固定,不太会有陌生人出现,如果突然出现陌生人,大家会留个心眼。听到远处有爆炸声,也会躲在卫生间和墙角,防止爆炸误伤。



防弹车车窗上,被抢打的弹孔。

今年6月下旬,我因为生意上的事飞来巴基斯坦,其实也是蛮巧的,正好避开了局势最混乱的这段时期。不过我不会在巴基斯坦久留,还是要回到阿富汗的,我的公司和住所都在那里。平时不怎么跟我联系的父母,最近也问我在这边怎么样,还安全吗,我老婆儿子更不用说了,盼着我回去,没有想到我会在这待这么久。

阿富汗总统宣布辞职后,不少人想往外出逃,机场瞬间挤满了人。出逃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给美军服务过的人,他们是最危险的;有政府的人,他们担心秋后算账;还有就是为了更好赚钱、更好生活,想逃到周边国家的平民。

就我所在的坎大哈,一部分民众还是比较支持塔利班的。以前政府的办事效率慢,还有很多规定,比如打仗时不让骑摩托车,在路上设置路障,晚上6点之后断网断信号,不让民众同外界联系。塔利班来了之后,取消了许多规定,清除了路障,恢复了信号,在生活方面得到了改善。



今年8月12日,塔利班攻打坎大哈,爆炸起火,浓烟滚滚,这是在坎大哈的朋友发给我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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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有不少阿富汗的朋友说想我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也正在计划这个事。回国是不太可能了,起码不是现在,一个是机票已经涨到2万元,回去后检查和隔离费用还需要6千多,价格太高,二是我在这边的公司已经开起来了,不能放手不管。

我最开始时招过两个坎大哈人做业务员,公司的业务我不太放心交给他们,目前公司只有我一个人。中国人到海外拓展生意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力资源问题,当地的劳动力价格虽然低廉,但质量也比较差。

明年我还打算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开一家分公司,现在等不来中国人来这里打工,虽然不知道招当地人他们能不能干好,但只能再一次尝试了。我今年已经35岁了,生意能继续做就做下去,赚多赚少都能接受,转行做别的还是要慎重点。



我在坎大哈富人区的住所。

和老婆孩子一直分离也不是长久之计,我打算等这边的生意稳定了之后,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生活一段时间。

这里的房价十分低廉,就算是富人区,也只要130美金一平方米,一家人能在这里住得很舒适,孩子可以读这里的国际学校。这个想法我跟老婆提过,她不是很抗拒。我们每天都聊天,从我的口中,她也能感受到在这里生活没那么恐怖。

不过,未来的事就像我这两年的经历一样,变数很大,人生还是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