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竺晶莹
题图 | 受访者提供
如果你身处上海，又爱看展，那么想必对贝浩登画廊有所耳闻。
这间在2018年开幕的画廊，位于上海外滩虎丘路琥珀大楼的顶层。琥珀大楼始建于1937年，在外观上仍能让人一窥当年十里洋场的风云变幻，但如今这栋小楼的内部空间已经焕然一新，并迎来了国际知名画廊——贝浩登、理森的进驻。
如此清新小众的展览空间，自然逃不过网红的热情打卡。当女孩们拗着造型在展品前摆拍时，并未注意到，几米开外有人刚好观察到了这种社交网络时代下的景观，那个人或许还皱了皱眉。
他就是傅厚民（André Fu），上海贝浩登画廊的空间设计师，而这一幕场景出现在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第二季之中。我们往往觉得，所有项目在开幕后就宣告结束了。但这位设计师却认为，当一个空间正式营运后，和人开始互动，恰恰才是其生命的开始。
在贝浩登这个项目设计之初，他的本意是让人们愿意在这个空间逗留，花时间去体验艺术。不过，大多数人在流量时代体验艺术的方式，早已变成了把艺术品装进手机镜头里。不知这是否让他感到无奈？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们进行了连线采访。我得以知晓，这位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中国香港设计师，从业二十年来如何处理作品与时代的关系，又如何漫游在多元文化之间。
在时光里穿梭
从某种程度而言，傅厚民很幸运，因为他属于少数实现了儿时梦想的人。
不像一般小孩，他小时候的房间里并没有很多玩具，这个小男孩最喜欢的是——搭模型。有时候，他会画出想象中舞台的样子，然后把那个舞台用模型实体化。尽管他目前接手的大多是酒店项目，但仍希望在未来有机会设计歌剧院。
身为香港名门之后，优渥的家境为他的设计天赋提供了庇护。更难得的是，他从未被迫继承家业，自己的兴趣和才华得到了父母的鼓励。
尽管不愿过多提及自己的家世，但他坦白讲，小时候家里经营酒店，所以自己从小就在酒店跑来跑去。7岁时，母亲对他说：“如果你长大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师，就可以想象自己来画出整个酒店的外形，里面所有的细节你都可以来设计。” 这句话，莫名地一直留在了傅厚民的心中。
从小学开始，他就喜欢画画——素描、油画、水彩……统统都有涉猎。而自己家是偏传统的东方家庭，因此父母希望他可以成为专业人士，学建筑看起来就是一条正道。于是，他14岁就到英国念书，之后从伦敦的 St Paul's，一路取得剑桥的建筑学硕士学位，畅通无阻。
2000年，学成以后他很自然地成立了名为AFSO的设计事务所，开始承接来自世界各地的项目，渐渐打响名号。傅厚民，很快就登上了业内权威杂志，像是《ELLE Decoration》、《Wallpaper》，外界对他的期待可见一斑。
每当你翻开这些杂志，偶尔看到他的专访时，或许都忍不住多看一眼，因为照片上的他在品味上挑不出一丝错误——抓得恰到好处的头发，熨得一丝不苟的衬衣，裤脚永远是合适的长度。
品味是一名设计师的自我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处理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他需要穿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又得预判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让项目成型后并不会过时。
在傅厚民看来，很多承接的酒店项目需要花费五年以上甚至十年的时间才能竣工。而在这段时间里，所谓的潮流和趋势会千变万化，这将非常考验设计师的心态与应变。
他委婉地表示：“我希望保持对每一个项目的热情，用比较平静稳定的心态去做完项目。但是我也有固执的地方。我们的项目几乎都经历长达多年的时间，时代不停地变，客人的想法也变，我听他们的意见，但也会尽力去维持原样，把我想说的故事表达好。”
好比前几年在全球刮起的极简主义风，这样的酒店和餐厅开始变得随处可见。傅厚民并不欣赏任何“风”，他更呼吁多元化。他观察到，很多大陆的酒店越来越有质感，但也指出：“多元化是好事，但要看它单纯copy一个风格，还是用另一种心态在做事，这个很重要。”
有人会说，傅厚民的设计是奢侈与舒适的结合（relaxed luxury）。这的确是他的理念，但他并不喜欢定义自己的风格，各种“风”只能流行一时，尤其当他今天所设计的项目可能在2029年才会呈现在大家面前，那么任何风格都变得不再可靠。
他在时光流转中不变的是——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用自己的设计来讲述当地的故事。
在文化间漫游
全球各地的人都会找到傅厚民。
偶尔，他会展现出对声名的不自知，笑说：“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客人会找到我，就像有一个普罗旺斯的项目，他们找到我这个香港出生、在英国学建筑的人，去法国南部设计一个现代普罗旺斯风格的酒店，听起来也蛮奇怪。”
不过，他乐于接受这种生活中撞上来的奇遇，在法国南部的阳光下，完成了对Villa La Coste酒店的设计。
傅厚民每一天都漫游在不同文化之间。
他身处香港，从上午九点开始，处理北京、上海的事务，然后跳到深圳、大阪，下午三四点，伦敦的事项接踵而至，等待他的审阅，有时直到半夜，仍在洽谈纽约的项目。
傅厚民很享受这种忙碌：“你在不同文化中游走，不单纯是视觉上的游走，跟他们合作，去联系、去配合他们，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他的设计，恰恰和他所处的中国香港一样，东西方文化交汇其中。在国际上，傅厚民作为一名来自东方的设计师，积累了声誉；而在中国，傅厚民的学历、经历又足够国际化，人们期待他的多元与超前。
香港瑞吉酒店就是傅厚民的手笔。作为一名操盘过许多酒店项目的设计师，他深知这个酒店品牌的分量，带着纽约基因的瑞吉通常与典雅这样的词汇融合在一起，走过了百年历程。但同时，作为在香港长大的孩子，傅厚民思考的是，如何将香港瑞吉酒店打造成当地的一个文化地标，变得与其他任何地方的瑞吉都不一样。
“香港的故事最难讲。” 傅厚民把每一次设计都看成是在讲述当地的故事，而香港，恰恰是他生活的地方。人们对于熟悉的地方，反而很难用一种新奇的视角来发现细节。他最终选择的是，用旧香港的气氛来讲述这个故事。受到王家卫《花样年华》的启发，傅厚民从中提取了那种“漫游”氛围，试图让香港瑞吉散发出历史沉淀的味道。
傅厚民一直很痴迷旧香港，他认为现在的茶餐厅偶尔还保留着那份市井气，而前往这些地方能帮助他找寻灵感。“我经常去一些香港旧的茶餐厅坐下来，然后看看普通家庭怎么去交流，他们在这个空间的一种情怀，我很享受，那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很向往60、70年代旧香港的那种情绪。”
然而，他却认为自己并不能代表任何一种文化，而只是一个在多元文化之间的漫游者。
“我对东、西文化，都不具有代表性，但我就是在这两个文化之间游走的一个人。我的灵感也来自于我生活里感受的东西，两个文化都有。我要处理的是，怎么用自己的感受，讲出当地的一个故事。”
香港、伦敦都是傅厚民生活过的地方，他的感受或许更精准，但是面对那些来自于全球其他地方的项目，他该如何建立自己对当地的感受呢？
“我觉得，最好玩的旅游，就是在我喜欢的地方去做一个酒店。”
这位设计师的言下之意，是在设计酒店的过程中，他可以了解当地文化，跟当地人打交道。《我的时代和我》第二季就记录了傅厚民在京都设计三井酒店的过程。他会抓住一切机问熟悉当地文化的朋友：“我这个元素足够代表京都吗？看起来够不够authentic（正宗）？”不过，他后来想通了，别人并不要求你authentic，他们恰恰需要，一个外人眼中的当地观察，为那里带来新的惊喜。
尽管新项目永远让他保持着对事业的热情，但有时这位设计师也不免陷入沉思，尤其在那些开幕酒会结束的时刻。
每个项目在开幕那天都会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媒体拍下每一个细节的照片，发表评论定义它为好或不好。在傅厚民看来，可能一个十年的项目在几分钟之间就被定义了，它的生命看似结束在那里。
面对这种速朽，他开解自己：实际上一个空间的生命在开幕以后才真正开始，所谓空间只有与人互动之后，加入了人的感受，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