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竺晶莹（ID：sandi-zhu），作者：竺晶莹，题图来自：《封神》
“不想杀人，也不愿无故被杀。” 这或许就是周人在翦商大业肇始之际最朴素的愿望。
合上李硕的《翦商》，眼前仍在跑着憧憧的人影——试图爬出祭祀坑的累累白骨，被第一缕晨曦照耀的牧野之战里的纵横尸骸，在地窖里通天卜算的周文王，每每被噩梦惊醒的周武王，还有对天下人发表诰命的周公旦。最后，是和周公相隔五百年的孔子，“韦编三绝”之际似乎发现了《易经》里周公试图掩盖的历史——商朝曾有人祭，周人曾是商王的马前卒，为商王捕俘。孔子决定为周公，也为华夏永远保守这个秘密。这一守，就是近三千年，直到考古发现殷商遗迹。
这是李硕在本书里的推演和观点。孔子与周公这种遥远的相知，我读来真是浪漫，他懂得他的用心良苦，并继承和发扬了他关于“德”的遗产，编纂六经，为新华夏注入“仁”的观念。
《翦商》后半段的周灭商部分尤为精彩，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的信仰与恐惧战战于纸上。而李硕的书写颇为公正，由文献和考古来推演一个人的心理。他给圣人祛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也许只是后世儒家宣导仁政的矫饰，真实情况可能是周公旦曾被迫吃下兄长伯邑考，造成了心理阴影。纣王的确残暴，但也不免有渲染成分，为了翦商的合法性，也为了凝聚对纣王不满的商朝贵族的力量，在周武王的叙事中，将商朝历代的残暴都加之于独夫纣王一人身上。
翦商之初，周文王的《易经》重点在于“易”，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曾经弱小的商可以灭亡强大的夏，而今日蕞尔小邦的周同样可以翦商。于是“含章可贞”，翦商之事是可以占算的。“这是文王发现的世间规律：世间的一切都不是永恒和持续不变的，它们都可以有另一种相反的存在形式，一切也都可以颠倒重来一遍。” 而这种思维方式在神权时代可谓石破天惊。不过，照李硕的观点，如果《易经》真的只是周文王的翦商大计：研究各种事物背后的因果联系，最终建立一套翦商的理论和操作方法。那么后世对于其过度解读真是南辕北辙了。
商周易代，武王在伐商的过程中，日益商化，不像父亲文王那样能和上天沟通，也不像弟弟周公那样自信上天保佑有德的君王，他的恐惧只能让他沿用商人的祭祀传统，以飨上帝，遂在牧野之战后用纣王的尸体表演了一场射杀仪式，像他的敌人一样举行人祭。武王临终都没找到克服恐惧的信仰，只能钦定周公辅政，因为这个弟弟的自信——“周公对上帝和鬼神有自己一套基于‘德’的理解……武王知道，在周人中，只有周公在试图挣脱商人的宗教，不再对那些商人的鬼神战战兢兢，顶礼膜拜。”
然而，即使圣贤如周公，也有他“伪善”的一面。李硕通过“周公自我献祭”这一事迹质疑了周公对于自己信仰体系的坚定程度。他的哥哥周武王病重，旁人建议他举行祭祀，让上天福佑武王，周公拒绝了，却在私下举行了另一场祭祀，而他自己就是候选的祭品。但他没有当场自杀，而是在祝词中宣称“归俟尔命”，等待诸神接走自己。这几乎是对神力的测试。结果，神没有接走他。周公的祝词被金泥密封起来，收藏到了宗庙之中。而这还有更实际的作用，就是维系和侄子成王的关系。未来当别人猜测周公辅政图谋篡位时，这场“自我献祭”都足以打击此等流言。同时，这场仪式与“归俟尔命”的测验，折射出此时的周公并未完全建立自己那套关于“德”的世俗道德体系。
不过，在周公辅政时期，他终于建立了华夏新文明的叙事。周公总结了王朝兴亡更替的教训，他认为，这背后虽然有上天意志的改变，但唯一能影响天命的因素，就是人的“德”，也就是人处理现实问题的准则。同时，他废除了人祭，李硕认为——人祭是周公当政时期突然终结的。书里说：“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这句话很可怕也很有效。毁灭殷都，拆分商族，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于是，周公重塑了历史记忆：夏人、商人、周人没有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因此，“德”才是明君乃至世人的行为准则。
周公的改制与变革，意义是什么？借用李硕的话就是：“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关于夏商周的更迭，我也另有些感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未远去。人祭是这种法则的极端体现，商族在这种仪式里不断区分“我”和“你”，一来为了震慑异族，维持他们的统治秩序；二来展现了强者对于弱者为所欲为的极端凌辱，其实周武王本也可能步商王后尘延续这种传统，幸而周公锐意改革；三来，商朝的传统就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恐怖，神权时代用俘虏、贵族献祭上帝，被认为是正常的，你却无法认识到这样的正常有多可怕。那么，人祭被终结了，这种恃强凌弱的传统呢？事实上，我觉得这样的强弱之分仍在世上大行其道，只是在新的文明和时代里，它以一种更精致、不被察觉的方式演绎着。
此外，商朝中期曾有改革派试图废除人祭，但未获成功，以至于殷商时期反而大肆复辟人祭，以巩固商朝传统，抑制分裂。这就说明，历史有时候真是前进几步，倒退几步。周族迁徙到周原，也曾长期为商王捕获羌俘，而实际上羌族和姬姓周族属于同源，因此周公要销毁这段历史，也有私心，要掩埋先祖不光彩的过去。
书里有两个转折，我觉得很关键。
一是周文王被囚，当他在这三年中时刻担心着自己会成为祭品时，他才意识到周族为商王捕俘是多么低劣的行为，这里也是“易”，他从捕俘者变成了人俘，只有这样彻底的强弱角色、地位转换，才致使人性的产生：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样。
二是周公为了防止人祭死灰复燃，掩埋了关于人祭的历史，并且在一次次诰命中强调人的德行才是影响天命的唯一因素，这种叙事将上古时代有权对人生杀予夺的诸神送走，继而确定了人在尘世的自主性，可谓文明肇始。
因此，也终于能理解什么叫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但我们也终于能明白，孔子对于周公的崇拜，当然不止于周礼的建设，周公当政时更关注的是，新兴周王朝的各种军政大事，如废除人祭、拆分商人、大分封。当孔子在五百年后勘破那段商朝隐秘的历史后，他作为商族后裔，更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的机会，为他们抹去了人祭记忆，让后代不必生活在羞辱中。这或许才是孔子晚年感慨很难梦见周公的原因：“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就像《翦商》写的：“越是接近商文化的残酷真相，孔子就越是对周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激。”
最后，李硕的书写让人动容，他在后记里说“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又转念，“写史写到这种状态，怕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所有的创作都是独自穿越荒野的旅行，真正的成长与历练总是不足为外人道。世人只会看到你凝视深渊的结果，却顾不到你凝视深渊的心情。
年初，看到李硕“大块劳生，息我以死”的近况，直面生死的坦然，倒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根据他在《翦商》后记里的想法，“写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书，展现中国历史这条巨流之河如何从远古汇聚、奔涌而下，而用新石器到商周之变做开篇最合适。” 对自己的人生使命这样有自觉的人，总该一直写下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竺晶莹（ID：sandi-zhu），作者：竺晶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