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ista世界派（ID：dailyvista），作者：关军，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幕了，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奥运会都注定会载入史册。
无观众的奥运会，让巨大的体育场里显得空空荡荡。
因为疫情，日本国内奥运氛围也低沉清冷。
总之，这是一场冷清的奥运盛会。
这种冷清，当然不是正常的。要知道，此前有过调查，日本可是世界上对奥运会最狂热的国家之一。
上一次日本东京举办的那场奥运会，就曾经证明了，日本人为了奥运能狂热到何种程度。
整个东京都处于非正常的亢奋状态
“二战”战败之后，日本在国际上长期被孤立、被疏离。国际奥委会甚至一度将日本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
19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这也让日本人洗刷战争耻辱、重回国际社会的愿望变得迫切起来。
他们很自然地瞄准了奥运举办权。
在申办第17届奥运会输给罗马后，东京的决心反倒更为坚决了，大有不惜代价、务求成功的气势。
战争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光荣与梦想，1964年东京奥运会负载着太多的宏大命题，开始了当时奥运史上最昂贵、最奢侈的筹备。
1963～1964年间，假如你到访东京，会为眼前的场景惊骇不已。
东京市内的许多主干道上，竟挖出一万多个大坑，为的是修建高架路桥，有七千多栋房屋、五万多名市民因奥运工程拆迁。
城市里到处沟壑纵横，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竟使一千多人丧生。
首都高速公路网一期工程、连接东京和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承担国际航空的成田机场、标志性的东京电视塔，都在奥运周期内建成，而且大多是抢工期、突击完成。
其中新干线1964年7月底竣工后试运行，其间多次出现脱轨等事故，终于赶在奥运会开幕前9天正式开通。
日本作家开高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的东京没天没水，只有头顶的钢筋和脚下黑色的废墟。”
去奥运工地劳动者的住处看一看，条件之艰苦让人寒心，生活空间阴暗拥挤，肮脏破败，空气中弥漫着屎尿的味道。
因为城市人口急速增长，1961～1964年间，东京出现了严重的供水不足。教育和福利一时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社会矛盾凸显，物价上扬，房价高企，整个东京都处于非正常的亢奋状态。
图源：时事通讯社
东京都政府当初为了说服民众支持申奥，提出的口号是“奥林匹克能赚钱”。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宣称承办奥运会预计要投入200亿日元，而收益可达到270亿。
最后的实际情况却是奥运游客不足预期的一半，整个奥运经济账也是明显入不敷出。
日本人也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人们认为理应为国家的重大事务做出奉献，及至个人牺牲。
为了“国家大事”，一度1964年前半年还很激烈的学生运动，在奥运开始前自动停息。
原北京电视台记者徐春昕曾做过东京奥运寻访，日本受访者向她描述当时的社会热情：每一个居民委员会要开会，每一个学校要训话，专门讲述奥运的意义，每一个有特长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每一个公司都要鼓励职工参与奥运会的工作。
申奥时，日本媒体提及东京的优势，总结为“700万都民（指东京都市民）之衷心要求”“举国一致之体制”，其实并非虚言。
图源：时事通讯社
“若有失败之日，我将切腹谢罪”
每年的10月，东京奥运会的开幕纪念日，铸造工匠铃木文吾都要专程赶到东京，到国立竞技场擦洗火炬台，以此祭奠为铸造火炬台献出生命的父亲铃木万之助。
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开幕，这是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奥运会，规模也是空前的。
在铸造火炬塔的过程中，名匠铃木万之助因心力交瘁离世，其子铃木文吾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奇迹般地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铃木家族是日本铸造方面的名匠，负责铸造奥运火炬台。在盛会还有三周就将开幕的时候，模具在浇注过程中破裂，看上去这个无比重要和神圣的任务已无法完成。
68岁的铃木万之助羞愤难当，心力交瘁，三天后就命赴黄泉，其子铃木文吾继续着父亲未竟的工作，巨大压力下的铃木文吾立下誓言：“如果失败，不但我家族永难翻身，而且故乡都将为此蒙羞。若有失败之日，我将切腹谢罪。”
赶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巨大的火炬台竟奇迹般地铸造成功。
铃木文吾后来曾说：“我的生活很贫苦，但这又怎样，毕竟一件留给将来的东西，是我的。”
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把这项工作与人的生命相联系是难以理解的，而铃木家族的故事，在日本人心目中却成为与奥运有关的一段佳话。
普通人的狂热体现在售票处门口。为买奥运比赛门票，许多人扛着行李赶到售票处，排在前面的市民居然提前五天就到了。
图源：iptzx
1964年10月2日，中央邮局发售1000枚奥运纪念币，门前排起了6000人的长龙。
为了观看家门口的奥运会，相当多的家庭在1964年添置了电视机，或者把黑白电视换成彩电，1960年，日本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为54.5%，到举办奥运的1964年，这一数字飙升到93.5%。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回忆说：“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1964年10月10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是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民众热情的最高潮，无疑属于女排决赛。据NHK电视台的记载，那场比赛的瞬间最高收视率竟达到85%，比后来轰动日本的“红白歌会”更高。
当日本女排最终取胜，有媒体评论说：本届奥运会在今天（1964年10月23日）开幕，也在今天闭幕。
那场历史性的女排决赛，并不是以一个完美的细节收场，最后一个球的争夺中，苏联队员被判触网，日本姑娘不战而胜。裁判哨声吹响，日本队员和亿万观众都怔了片刻，才猛然意识到伟大时刻来临，举国狂欢释放的能量堪比一次核爆。
崩溃的英雄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运动员们以很自由的方式集体入场，一些兴奋的外国运动员把日本代表团的女旗手福井抬起来，绕场一周。
《20世纪日本》一书这样评价这一细节的意义：“被孤立的日本回到世界。”感人的场景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为奥运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当年的日本报纸，有的把1964年称为日本的“国际化元年”，有的把奥运会闭幕时刻称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1962～1964年间，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超过了10%，史称“奥林匹克景气”。
而1964年也的确是日本重回国际社会的标志性年份。除了承办奥运会，另有大事件很“巧合”地发生——这一年，日本加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64年，日本在本土奥运会上奇迹般地获得16枚金牌，金牌数位列第三。但他们并没有因此继续追逐“奥运争光”一类的梦想，而是借此完成了向大众体育的优雅转身。
1957年，日本男性的体育参与率只有23％，奥运会后的1965年，这一数字已飙升为45％。而多数不需要工作的日本妇女，是体育热更重要的推动者。
奥运会后，日本盛行“妈妈桑排球”，乒乓球也很受妈妈桑们钟爱，中国的许多退役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谋生，都以陪妈妈桑们打球为主业。
大众体育兴起的同时，竞技体育也被重新审视。
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开幕，这是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奥运会，规模也是空前的。
1968年1月9日，27岁的马拉松运动员圆谷幸吉在家中割颈自尽，他留下的遗书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不能再跑了，我真的想成为一个胜利者，但我太累了。”
东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圆谷幸吉并不被人看好，却凭借超强的意志搏到一枚铜牌，其冲过终点后痛苦得满地翻滚的场景，是如此符合日本人推崇的隐忍、执著的品质，圆谷成了那届奥运会的英雄。
此后，一定要为日本夺金的圆谷一直进行着魔鬼式的、不科学的训练，伤病也随之增加。实力所限加之伤病之虞，让圆谷幸吉自感1968年奥运夺冠的梦想有点遥不可及，“英雄”终于精神崩溃。
当时日本体育的成绩主要由陆上自卫队支撑，圆谷幸吉也是一位自卫队选手，严酷的自卫队“强化选手训练”制度是竞技体育升空的引擎，也被认为是杀死圆谷幸吉的祸首。
圆谷自杀事件让日本人大为震惊，各大媒体开始对锦标主义、奥运战略进行反思，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声音是，日本正“忘记体育的原点”。
《朝日新闻》的评论是“无视人性的期待”，激烈批判了现代竞技中的狭隘民族主义，痛斥锦标主义对人性的戕害。
对现代竞技运动的批判，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抵制名古屋申奥的运动。
当名古屋市提出申奥，意外招致民众激烈反对，舆论普遍认为，应该把财政经费用于大众体育而非少数运动精英。
大阪也曾与北京一起竞逐2008年奥运会承办权，不过与名古屋那次申办一样，国内民众“动员力不足”，反对声浪巨大。虽然长野也曾在1998年举办冬奥会，但留给作家新井一二三的印象仅仅是“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事情”。
然而，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最终成功，这次民众的支持率略有上升（勉强超过了七成），或许与日本在亚洲的“失落”不无关系，但是，1964年的狂热再也不会重现了。
本文摘自“手抄本”，原文首发于美国《体育画报》中文版。我们曾经授权，在358期《Vista看天下》杂志刊登。今天，2020东京奥运会已经进入激烈的竞赛时间，我们再次刊登，以帮助读者诸君理解日本人对奥运会的复杂态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ista世界派（ID：dailyvista），作者：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