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作者：清原，编辑：詹茜卉，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们在看警匪、悬疑片时，经常会看到“绑架人质”的情节，凶狠、横暴的歹徒抓住恐惧又无抵抗之力的妇孺，以此威胁警方，好达到“以物易物”的企图。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一般称那个被威胁的人为“人质”，然而，人质为什么被叫做“人质”呢？
实际上人质的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左传·隐公三年》便记载了郑庄公与周平王交换人质的事。由此看来，人质是以交换为前提才成立，“人质”中的“质”字本身就有交易、抵押的含义，参考《说文解字》的阐释，“质”即“以物相赘”之意。
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质”显然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相关，例如西周的买卖契约称为“质剂”，而管理契约的称作“质人”。若我们想与古人做交易，首先第一步，便是要找到质人。
质人与质库，从救济到暴利
根据《周礼》，中国早在西周便出现了契约制度，其中《地官》篇章记载道，“质人”其实是一个职业，他们相当于现代的市场管理者，负责处理西周官方的买卖。所谓“大市以质，小市以剂”，质人的业务除了小件物品，也包括牛马、田宅等大额交易，买卖的契约称为“质剂”，而借贷契约称为“傅别”。
质人作为官方的市场管理者，我们可将其视为西周经济管理体系中的一员，根据《周礼·地官》记载，西周政府设有“泉府”这一机构专门“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即负责控管国家税收、收购市上的滞销物资、收发贷款与利息。
那么，若我们想找古人借贷，西周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官方途径。一般而言，西周政权的借贷形式分为“赊”和“贷”：“赊”主要针对祭祀、丧纪之事，只要求按期归还并不计利息；而“贷”专门针对劳动生产者，《周礼》说道：“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则需要计息。实际上，西周为了稳定民情、巩固政权，时常发放无息贷款于民，相当于一种救济与帮助，计息贷款是相对少的。不过，若我们想借计息贷款的话，利息又怎么算呢？
西周计息的首要考量是地域的远近程度，若住在城市中，国家征赋二十分之一，即年利率为5%，住在远郊则征赋十分之一，按距离增加，由此类推年利率为10%~20%不等。参考我们现今国家的法律规定，基本上年利率超过20%便是高利贷，若住在西周远郊地区，相当于向周天子借高利贷了。
然而这之于古代中国，20%的利息仅仅是个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金属货币——黄金的出现，中国古代高利贷的魔爪由此伸入民间。战争所带来的动乱、灾荒及诸国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情况击垮了毫无抵御能力的平民百姓，借贷的需求高涨，与此同时，掌握大量财富的富商大贾及官僚等成了主要的放贷方。放贷主要有货币和谷物两种形式，以齐国为例，《管子·轻重》记载齐国南部地区的谷物借贷利率“其出之中佰伍十也”，即年率50%，而西部地区更是高达100%的利率。
一般而言，战争、灾荒等紧急情况下的借贷多为高昂的倍称之息，而直至政治相对稳定的汉代，高利贷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缓解，汉代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高利贷的商人集团——“子钱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景帝三年时，吴楚七国叛乱，长安城中列侯、封君为从军出征向子钱家借贷，子钱家以汉廷胜败未知而拒绝借贷，只有毋盐氏一家“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个月后，七国之乱被迅速平定，而毋盐氏在一年之中获利十倍，利率高达1000%。
显然，在上述局势下，借贷成了富商、地主等累积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相反的是，无力偿还高利贷的平民百姓往往落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困境。为改变这样的局面，秦律中曾有服役以抵债的规定，平民百姓可通过抵押或是服役等方式还债。魏晋南北朝时，北魏也开始发布禁止收利过本的规定，而中国最早的抵押机构——质库也在此时随着佛教的盛行应运而生，质库通过抵押、放款、收息，暂缓了平民的经济压力。
相对于民间高利贷，显然质库的权威性及稳定性为借贷人提供了更高的安全保障。
那么在质库出现以前，若想安全地向古人借贷，第二步需要注意的是，请不要出现在上述任何朝代。
质举与指质，隋唐寺院经济的鼎盛
在中国古代，唐是相对昌盛、繁荣的社会，其商品经济已基本脱离早期自然经济的形态，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我们从敦煌吐鲁番地区保存的借贷契约来看，可发现隋唐的契约制度显然有更高的保障意识，譬如详尽记录了债权人身份、债务人身份、立契时间、借贷原因及总额、还款期限等细节。然而这里也衍生出一个小问题：为何借贷契约会保存在以佛教藏经闻名的敦煌吐鲁番呢？
实际上，隋唐借贷制度的发展与佛教寺院有很直接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宗教大流行之时，尤其北魏盛行佛教，自孝文帝起便掀起一股建寺热潮。随着寺院增多，寺院这股宗教势力也逐步发展起来，直至隋唐时期，在统治集团的扶植下寺院迅速发展出自身独具一格的经济体系——寺院地主庄园，简称“寺庄”。
寺庄成立的关键在于田地，唐朝均田制规定，将土地按人口分配，而寺院作为重要的精神圣地，皇室常赏赐寺院田地，而贵戚、富豪等信徒也会捐赠田园为寺，由此寺院拥有的土地面积增大，逐渐形成一种庄园式的经济形态。一般而言，大型的寺庄内多有农田、菜园、林果园，有的还有水渠和各种手工作坊等，另外，还有诸多庄客会依附于寺庄，承担劳动生产工作，一般称作“净人”“部曲”。
在这个体制下，寺院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寺院僧侣拥有优渥的财富基础，足以向平民提供救济及借贷。《十诵律》中曾记载：“以佛塔物出息， 佛言：听之。”这说明佛教古律是允许僧侣以佛门财物“出息”的，意即举贷取利，由此，自魏晋起，寺院的寺库也发展出自身的高利贷资本借贷形式，主要是典当，亦称“质举”。《南史·甄法崇传》记载了一则故事揭示了南朝佛寺已普遍有寺库典当的现象存在：“法崇孙彬，彬有行业，乡党称善，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
由此看来，寺库的典当是隋唐时普遍存在、相当有规模的一种抵押制度，实际上，唐朝对于借贷业已有一套较为完善的规定。首先对于利息，唐朝朝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制，如《杂令》记载了计息借贷“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又不得回利为本”等限制条规。
其次，唐朝还有一些针对借贷风险的保障制度，分别保障了债权人或债务人各自的权益，譬如借贷契约需要增设一保人，在违约时有所代偿。另外还有役身折酬、掣夺家资的规限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抵押制度，抵押称作“指质”，债务人的不动产、动产均可作为抵押物，甚至能以人为质作为借贷契约的担保，若债务人无法清偿到期的债务，那么该人质就成为债权人的奴婢 。
显然，比起战乱年代，隋唐时期确实是一个相对适合借贷的好选择，但是需谨记，尽管隋唐的借贷制度已颇有规范，其借贷利率相比现代社会仍然属于高利贷，尤其还存在着许多官不为理的民间借贷。举个例子，根据《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对唐代民间借贷的货币利率调查，其中一则说明“举取银钱拾文，月别生利钱壹文”，即年利息高达120%。
由此，若想在隋唐时期借贷，显然还是要谨慎避雷、严防高利贷，尤其要注意民间不靠谱的私营机构。
那么，向古人借贷的第三步，我们需要找一些相对有权威、规范的大型机构。
北宋官营借贷机构，王安石变法之成败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为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以“理财”“整军”为目的实施一系列政治措施，推动了宋代借贷业的发展，于是宋代独有的官方借贷机构——检校库、抵当库和市易务由此成立。
宋代借贷机构看起来比其他朝代还要规范，那么我们是否能安全又顺利地向宋人借贷呢？检校库、抵当库和市易务三者看似承担着不同的职务，究竟要上哪借？值得注意的是，三者的业务重叠性其实很高，并且它们之间的发展有着紧密的承接关系。
首先，检校库是宋代为保护孤幼财产继承的一种检校制度。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为了使孤幼财产保值、增值，检校库同时开展了放贷收息业务，以“依常平仓法贷人，令入抵当出息”的方式，通过抵押借贷，官府以息钱补贴孤幼儿童日常生活开支。这么看来，针对孤儿的检校库看起来不像是适合我们借贷的地方，然而，这实际上却是官吏借机放贷生息的地方。
检校库开放放贷收息的同时，开封府所在的中央各部门见检校库可生息获利，于是陆续将各自部门的经费存入检校库，委托放贷生息。于是在熙宁五年（1072）正月，随着检校库贷放本钱的增加，宋神宗下诏特置一局转管息钱支给， 于是专门管理贷放业务的机构——抵当所出现了。
根据《宋会要》记载：“京师置四抵当所，许以金帛质当现钱，月息一分。”即年率12%，相比当时民间的私营质库，年率一般在30%~50%之间，这似乎是西周以后最低的计息，显然向抵挡所借贷是一个较为划算又安全的选择。
然而，生活不会总让你轻易得偿所愿。
熙宁六年（1073）抵当所被划分到都提举市易司属下管辖，基本上与市易务合并，其业务也逐渐被市易抵当取代了。市易务是在王安石市易法的安排下成立的一个抵当机构，它相当于一个官方的大型交易平台，政府每年拨内藏库钱百万贯充当市易本钱，市易务根据行户的需要从客商收购物货，再赊贷给行户分销。由此大客商可以在此贷钱，中小零售商可以赊货，不管贷钱、赊货均以地产或金银等其它产业为抵押，其利息均是年息二分，相当于年息20%，另还需缴纳利息 10％的市例钱用于吏禄开支。
这么说来，若我们到市易务借贷，尽管是官方平台，但计息甚至都快赶上私营质库了，可怕的是还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吏禄的“额外开支”。以市易务来举例，市易务的批零收入实际上不归国家财政管理，而是由市易务官吏支配，那么官吏的品行成了大客商与零售行户之间最关键的纽带，而北宋现实情况是，大部分的官吏动用市易务本钱从客商“贱买”货物，再“贵卖”给零售商。于是，此过程中本应由市易务承担的赊贷本息全都转嫁到中小零售商身上，而贱买贵卖所赚取的利润差价则任由官吏中饱私囊。
实际上，类似的问题也在王安石的青苗法中出现过，官吏强行贷款贷粮，各户都被抑配青苗钱、强制纳息。王安石变法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抑制了民间高利贷之猖獗并为政府赚取了利润，另一方面却沦为官吏任意满足其贪念的工具，但无论如何，这场斗争中，受难的始终是平民百姓。
看来，想在宋代安全又顺利地借贷也是不容易，那么元代是否有可能呢？
并不。
1279年，大蒙古国彻底击溃了南宋流亡政府，建立了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带来了高利贷的大魔王——斡脱钱。
斡脱钱由元朝一批专门发放高利贷的回族商人经营，这种高利贷高到什么程度呢？关汉卿在《窦娥冤》中有一幕描述了窦娥的父亲向人借银子20两，一年之后需还40两，父亲无法偿还只得将窦娥送作童养媳。斡脱借贷之凶恶便在于其年利率往往高达100%，除利率达到倍称之息以外，放贷人的任意性太高，大量的民间借贷还存在严重的复利计息问题，即把利息计入本金后重新计息，称作“羊羔息”。
元代高利贷像是滚雪球一样，越陡峭的山坡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在粉身碎骨以前，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无论如何，只要高利贷存在，便证明了平民始终无力逃离于封建体系下的经济困境，纵览中国古代的借贷情况，即便管控再严厉、借贷机构再完善、利率再低，平民永困于苦难之间，无从逃脱。
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向古人借贷确实挺冒险的，总体说来古代借贷机构管制太不成熟、安全保障太低、利息太高，尤其债主来讨债的时候，实在不太可能活着逃过一劫了。
那么，若仍想安全又顺利地向古人借贷，请参考古代借贷指示的第二步：
“请不要出现在上述任何朝代。”
参考资料：
刘秋根：《试论中国古代高利贷的起源和发展》《宋朝的抵当所与抵当库》
《论元代私营高利贷资本》《元代官营高利贷资本述论》
隆奕：《中国古代契约制度演变轨迹分析》
雷彦强：《中国古代民间借贷利率研究》
罗莉：《论寺庙经济》
林立：《南北朝时期质库的起源分析》
王文书：《宋代借贷业研究》
魏天安：《宋代市易法的经营模式》
方宝璋：《略论宋代青苗法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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