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輕瘋,编辑:华夫,题图来自:《我的忧郁青春》剧照


年轻人经常会说自己“emo”、“抑郁了”,多少带一些开玩笑的意味。但其实,“抑郁”早已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3.5亿抑郁症患者,而根据国际心理治疗大会保守估计,中国约有1.9亿人在一生中需要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


©️ 《心灵捕手》,1997<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 《心灵捕手》,1997


但想必在很多90后、95后的校园回忆中,心理健康等课程要么是缺失,要么常年被必修课占用。虽然现在许多高校都有自己的心理咨询中心,但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近40%的大学生认为学校的心理咨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也有许多人反馈咨询师违反专业规范、缺乏知识水平等问题。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学生越来越“脆弱”了?学校的心理咨询现状如何?我们和一些人聊了聊。


小明,女,研究生在读,曾在学校进行过心理咨询

小栗,女,22岁,曾在学校心理中心做过一学期的助手

Cody,男,25岁 ,美国临床心理学博士在读

李光,男,35岁,某高校心理咨询师

Dan,男,36岁,某高校辅导员


象牙塔里的心理问题,有多严重?


某知乎用户曾发帖讨论,称自从进入大学后,他发现身边一些同学因为各种原因而有焦虑、抑郁,甚至是狂躁等问题,很多同学即便没有确诊抑郁症,生活也比较压抑。在豆瓣相关小组或是一些学校论坛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询问学校心理咨询是否可靠的“取经贴”,回复的人中大多有过咨询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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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心灵》,2001


“在去心理中心见习之前,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学生有心理问题,并且很多人愿意主动去做咨询。”小栗曾在学校的心理中心做过一学期助手,主要负责接听电话、记录来访学生的基本情况并预约时间。她说,基本上在月初就可以把下个月的预约都排满,所以每个学期都有很多人排不上。


而在心理咨询师李光所在的大学心理中心,咨询师们每周都会排到十几个学生。


©️ 《我的忧郁青春》,2001<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 《我的忧郁青春》,2001


现在在美国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的Cody刚刚结束第二年的课程,他记得自己刚入学时,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还是挺好约的,后来可能需要等一到两个星期,甚至要一个月才能约上。


去年暑假,Cody开始在本校做咨询工作,平时接触到的来访学生多是因为学业困难、人际关系等问题,焦虑和抑郁的人比较多。有的人只是希望暂时缓解一下,就会定期来和咨询师聊天,学习一些放松的技巧,等到生活或学业上有起色后就会停止咨询。有一些长期的学生案例可能是出于原生家庭、性格等原因。


©️ 《一念无明》,2016<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 《一念无明》,2016


他说,同行间的交流和相关研究、报道表明,最近几年学生的心理问题有加重的趋势。一般来说心理咨询中心会对来访者进行评估,问题短期内能解决的,就会被留下做咨询治疗;如果情况严重到无法处理,来访者就会被转送到专业机构或医院。以前可以短期内缓解症状的学生还比较多,现在可能是一半一半了。


©️ 《雨人》,1988<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 《雨人》,1988


国内某高校的辅导员Dan说,“学院每年都有好几起学生抑郁、狂躁的案例,有相当一部分是高中时期就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到了大学之后越来越厉害,不能正常学习。”由于形势越来越严峻,从2020年开始,心理健康课程被列为新生入学的必修课,学院辅导员也需要定期安排团辅活动和一对一谈话。


校园心理咨询有效吗?


“我看过好几个精神科医生,也住院治疗过半个月,从来没有医生认为我有双向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但学校的咨询师坚持说,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


小明的抑郁症史差不多有三四年了,去年因为考上研究生后搬到新的城市,她感到很不适应,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的感觉始终没有消退,开学一个月左右,她就预约了学校里的心理咨询——那是校方签的一个外包咨询机构,每周咨询一次,持续了五六次。


回忆起来,在整个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咨询师一直在让小明讲述自己的经历,否则双方就是沉默。这种咨询方式既体现不出专业素养,到最后也不知道对方准备采取什么心理治疗措施。


另外,咨询师的思维方式也让小明不解。比如在她提到初中班主任很严厉,但自己并不会讨厌他,因为他也算是为了学生好时,咨询师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为此小明还解释了许久。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次,小明感觉自己的很多情绪和想法被放大了,甚至受到潜移默化的误导,让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

©️ 《梦旅人》,1996<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 《梦旅人》,1996


有段时间,小明的情绪并不稳定、易怒,咨询师认为她发展成了双向障碍,建议她去看精神科医生。在倒数第二次咨询时,小明提到自己不喜欢、或者说害怕别人看到手机屏幕上的内容,咨询师进一步怀疑她有被监视妄想,再结合之前提到的易怒情况,他判断小明患有精神分裂症,再次让她去看医生。


由于前一次去医院开的药够吃两个月,而且每次挂完号都要等两三个小时,小明不想因为这种无端的猜测就在医院浪费一个下午。但因为没去医院,咨询师便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认为她是因为害怕被确诊才不敢去。


最后,咨询师威胁小明,如果不去医院检查,就会把她的情况告诉导师和校方。在之后的某个周五,小明的父母突然被叫到学校,和她的导师(因为学生太多,两人只见过几次面)、研究生部的一位行政老师,以及这位心理咨询师谈了很久,具体来说就是她的情况不足以完成研究生学业,希望她休学甚至退学。


小明说,在咨询的过程中她都很真诚,从来没有隐瞒过什么,也没有撒过谎。因为本科时曾有过良好的咨询经历,她一直很信任咨询师,但对方可能从来没相信过她,这是最让她最难受的一点。


©️ 《浪漫的体质》,2019 <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 《浪漫的体质》,2019 


咨询专业与否,有标准吗?


小栗曾听咨询师说过,一次有效的心理干预大概需要持续三个月。虽然她所在的心理中心人员和设备都不错——两个主要的咨询师都是北师大心理学背景,有五个辅导室,以及一些通过模拟活动来测试心理状态的场所,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


在小栗做助手时,来访学生需要先填一份专门的评估量表,然后根据量表评分来判断等级。


第一等级意味着情况比较严重,会让他“插队”优先进行心理干预;第二等级的顺序稍微靠后,但仍然是由中心的专业老师进行咨询;如果是第三等级,就代表没有什么大问题,或许是因为一次考试没考好、失恋等情况突然排解不了,会建议与志愿者或辅导员进行沟通。


©️ 《那时的生命》,2011<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 《那时的生命》,2011


有一次,一个学生连续三天打电话问小栗能不能预约咨询,他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了,但老师给的答复是先不同意预约,正在联系医院,如果有意外发生心理中心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小栗认为,原本就是为了防止意外而开设心理疏导,却又因为害怕意外拒绝疏导,所以严重的同学可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而小明也表示,“从很多人的发帖来看,因为抑郁症被通知学校、甚至是休学的不在少数,而且他们还会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比如我的心理咨询师判断我有精神分裂症,认为这是威胁生命安全的重大情况,所以通知了学校,但之后的大半年证明我并没有精神分裂。我想是由于这个人的专业素养不够,胡乱猜测。”


©️ 《飞跃疯人院》,1975<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 《飞跃疯人院》,1975


对此,李光并没有为自己所在的行业开脱,“对咨询师没有流派和具体方法的限制,但国内咨询师的水平确实是参差不齐。我觉得抱怨心理咨询师不专业太正常了,如果大家都说咨询师太专业了,但是内科、外科医生不专业,这不是更可怕吗?它(指心理学)在国内毕竟发展得比较晚。”


尽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存在落差,但不可以泄露来访者的情况,是整个行业必须遵守的伦理规范。


一般来说,只有两个可以打破保密原则的“例外”:一是当来访者出现自残、自杀等倾向,可能危及自己及他人生命安全时,根据法律规定咨询师必须上报学校或警方;二是在取得来访者同意的前提下,会隐去个人信息在学术研究和督导当中作为个案来讨论。


然而,据小明回忆,咨询前的确签署过保密协议,其中有条款表明,如果出现自杀倾向等严重情况会通知学校。但她不确定因为咨询师无端怀疑她有精神分裂,而将情况告知学校是否违反了协议,毕竟签字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那张纸了。


并且她认为,如果这样就可以上报给学校,那么保密协议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解释权在心理咨询师手里,他们的话代表了“专业”,协议对他们来讲根本没有什么威慑力,只能寄希望于咨询师的人品。


是规避危机,还是推卸责任?


“事情跟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我以为咨询师和学校说怀疑我精神分裂后,学校会让专家给我检查,但他们让爸妈带我回家后就没有后续了。我很难受,这件事从头到尾根本没有问过我的意见,我唯一知道的只言片语还是来自我爸妈的转述以及我的推测。没有专科医生的鉴定,他们聚在一起就好像看透我了。”


小明“被休学”的经历似乎是正确操作的反面:辅导员Dan告诉我们,除非在专科医院得到医生的诊断,证明学生的病情,即心理现状不能适应正常的学习生活,否则学校不能要求休学。


也有过患有双向障碍、狂躁症的学生,自己不认为有任何问题,却给别人造成了很大压力。但由于症状出现时间比较短暂,介于疾病与性格缺陷之间,医生无法进行准确的诊断。这样的情况下,学校没有权力强制他换宿舍或是休学。假如他的行为举止与周围人格格不入,那也只有接受不了的人去调整。


另一位就职于高校的咨询师表示,心理健康干预工作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学校的目的其实是规避危机和风险(试想一下,如果学生在学校发生了极端行为,那学校就是主要责任方)。可是,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难道只是自己与学校的问题吗,家长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Dan接触的家长中,有些能够理解这是一种心理疾病,也会带着孩子去专科医院积极接受治疗,有的则认为孩子是在“作”,或者是比较娇气。辅导员观察到学生状态异常,除了和他单独谈话,通过其他同学侧面了解情况之外,也需要和父母进行沟通,了解家庭方面是否有问题。



©️ 《地球上的星星》,2007<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 《地球上的星星》,2007


至于联络家长前是否提前告诉学生,这的确是容易引起矛盾的一点。李光解释说,从咨询师的角度,要调动辅导员、保卫处及很多资源才能保障学生安全。学生说他想自杀,可能只是说说,也可能真的会实施,并且不知道在哪一天、什么状态下会实施,所以评估危机往往就重不就轻,即使学生不理解也必须如此。


而Cody认为,心理教育工作或许开展得越早越好。在美国,先进的州会在小学阶段就设置一些情绪行为相关的课程,他就曾给公立小学学生做过简单的讲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情绪,了解每一种情绪的名字和表达。


很多中学也有自己的咨询师或心理学专业社工,老师发现学生行为异常或是情绪问题会先联络他们,进行基础谈话,再评估是在校内干预,还是需要送至专业机构接受辅导。大学基本都有自己的心理中心,开学或考试季时有一定的宣传,告诉学生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资源。


或许规避危机与推卸责任之间存在很多争议解读,但李光说,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对行为、大脑做出准确的判断。如何平衡隐私和安全,提升信任关系及专业性,成为一个摆在行业面前的重要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輕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