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作者：宅少，原文标题：《娱乐圈最惨工具人，他吃过的潜规则，没有最黑，只有更黑》，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金钱是新式奴隶制度，它与旧奴隶制度不同的是：与奴隶间没有任何人性关系，没有人格上的往来。”
——列夫·托尔斯泰
01.
1954年，中关村南大街建了国务院西郊招待所，用来接待苏联专家。后来招待所改为“友谊宾馆”，开始接待来京旅游的外宾。
90年代初，友谊宾馆一晚上房价180元，被王朔老师称为“北京新文化势力”之一的北视中心，曾花巨资招了一帮人在这里搞创作，24小时热水伺候，好吃好喝管够，就为了让这帮人掏出点真东西。要知道，180元，是当时演员演一集电视剧的片酬。
只比当时北京平均工资少100元。
北视找的这帮人，来自“海马工作室”，一帮作家自建的“民间编剧组织”。兴盛时期，刘震云、苏童包括莫言都参与过。当时大家“侃片子”，侃出一部《编辑部的故事》。然后分工，朱晓平领4集，王朔6集，苏雷6集，冯小刚6集，葛小刚2集，魏人1集，傅绪文和马未都，各领4集和1集。
彼时，市场经济八字一撇还没落下，没有正儿八经的雇佣编剧，都是文化界来攒活儿。这些人和电视制作单位、导演、演员之间，不算市场劳资关系，而是“艺术战友”。
大家沿着大众文化产品的方向，一起搞创作，为人民创造精神食粮。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地位，比导演、演员高多了。
当年剧本送到时任广电局艺术顾问张永经手中。张领导看了直叫好：
“故事里这拨人朝气蓬勃，敢作敢为，尤其是他们的创新精神，十分可贵！”
那年月，创造力太重要了。说是“艺术战友”，借着文革后的文化热，好编剧实际上是领头羊。一部好剧，就是填补一个历史空白。《编辑部》一播，直接捧红葛优，冯小刚也受到北视器重。1992年后，市场经济改革，民营资本介入，王老师就是靠在北视攒下的口碑，才收入过百万，买了意大利沙发。
王老师不但自己发财，还在写《爱你没商量》时，带出了日后写《牵手》的王海鸰。接下《我爱我家》后，又向英达推荐了梁左。这段往事我之前写过，这里不再赘述。唯一要说的是，梁左早年写相声，50块钱一段。为了让他埋头创作，英达开了巨高薪酬。
据贾志国同志透露，人艺出身的宋丹丹老师，一集片酬是1000元，关凌50元。而梁老师一集稿费，是宋片酬的2到3倍。
别说宋丹丹了，蔡明跑去客串，400块钱一集。刚从大学毕业的张越，也就是日后主持《半边天》那位，酬劳比蔡明还高。
《我爱我家》首播40集，梁老师到底挣了多少钱，你们自己算去吧。
02.
当初和“海马”那帮作家一样拥有“艺术战友”地位的编剧，是西影厂的芦苇。芦苇本来做美工，跟周晓文合作《他们正年轻》时，参加剧本讨论来了句，我觉得这本子不够严密。周就让他改一稿，可惜拍出来没上映。
紧接着，周晓文拍《最后的疯狂》和《疯狂的代价》，都是美工芦苇来执笔。写好剧本帮西影挣了一大笔钱。尤其《疯狂的代价》，卖了三百多个拷贝，名气一炮打响。没多久，张艺谋拍《红高粱》拿奖，远在美国学习的陈凯歌坐不住了，赶紧回来拍了部《边走边唱》。片子筹备期间，陈凯歌看到芦苇写周晓文的文章，非常喜欢，两人就认识了。
这才有了《霸王别姬》的合作。
拿到小说，京剧票友芦苇很高兴，跟陈凯歌提了一个条件，说故事你别插手让我来负责。陈导当时还很谦虚，所以编剧一职，由芦苇独立掌权。《霸王》拿奖，老谋子也坐不住了，找芦苇编了《活着》。这两部电影的改编细节，用了不一样的技巧。日后芦苇反复提及，当年作为编剧，话语权很大，故事上不受资本干预，跟导演之间，也是互相启发。
“《霸王别姬》是上过院线的”
然而1992年后，随着民营资本和市场崛起，“战友关系”迅速发生了变化。
在计划体制下，大家是为了搞艺术精品。而市场介入后，在国际上拿了大奖的陈凯歌、张艺谋，以及靠着北视打下名声的冯小刚、赵宝刚，这些有奖、有作品的导演，地位一下子就起来了。投资人冲他们砸钱。如此一来，编剧工作逐渐成为导演的附庸。
《霸王》拍完后，芦苇对陈凯歌说要找机会复盘一下。十几年过去了，陈凯歌都没找过芦苇。后来拍《风月》，有了“导演中心制”加持，陈导话语权膨胀到无限大，根本听不见意见，连徐枫都镇不住，剧本越写越糊涂。
芦苇也知道，以后再合作，身为编剧，跟张艺谋们已不在一个对等的层面谈话：
“当初彼此还是以电影艺术质量为重的有志者，平等合作，携手共进，现在这种氛围早已不复存在，因为身份面貌都改变了。”
就这么着，编剧的地位，一夜间从“艺术战友”，变成了“导演帮手”。也正是在市场崛起中，1995年前后，职业编剧队伍越来越大。借着影视行业的东风和资本热钱的涌入，编剧收入从每集一千，涨到了一万。2000年，据说连枪手都能拿到三五千。
好多会写字的，都做起编剧。
从哈工大毕业后，石康干了一年编程，然后开始自由撰稿，靠写点小品、MTV脚本碎活维生。1993年，他接到第一个电视剧剧本，一集1200元。翻了几本《电影文学》就开干。后来他写了17集，稿费涨到2000一集，3天一集，比干别的挣钱多了。时至1999年，石康一集的稿酬涨到了2.5万元。2000年他给冯小刚写《大腕》，预付款就先拿了5万元。
同样投身编剧事业的还有刘震云。1992年，《农民日报》的一个同事找他，说家族生意起来了，要把《一地鸡毛》拍成电视剧。刘震云去德国开会期间躲在宾馆里把剧本写好。本来想找第六代的张元拍，可当时张元拍《北京杂种》上了黑名单，剧本再三辗转，最终落到了王朔、冯小刚的手上。
10集电视剧，到底是6万还是12万稿酬，刘老师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天同事带着哈墨镜穿着风衣，提了一袋钱给他。
最大的面值，才10元。
当这些挣钱的人成了榜样，大量码字工作者涌入职业编剧这片蓝海。甚至连莫言，当年也写过电视剧，一集几千块钱，确实好挣。但后来管老师还是为文学追求放弃了市场。毕竟人家是有编制的。
而大量从中文系、新闻系出来的大学生，能写几个字的，就看准了这条路。
先不说出名不出名，挣钱就不少。
于是就有了“潜规则”。
03.
市场繁荣了，乱象也跟着来了。
首先有了所谓“枪手”，编剧虽然是导演和资本的附庸，但不管怎么说，混的也是名利圈。当年计划体制下，一个导演系毕业的出来，先要做场务、导演助理，然后联合导演，混十年左右，才能论资排辈混到独立执导。市场体制下，又形成一套新的“论资排辈”。
新人得从最底层干起。
想挣钱、出名？
您好，出门左转，领枪手证。
石康就干过枪手，当年北影招待所，好多影视公司在那里“找创意”。石康带着故事一层楼一层楼地去谈，卖出去算数。那时为了挣快钱，先拿剧本30%的预付款，写完剧本再和投资方出去圈队伍，如果没圈到，剧本作废，剩下的钱就拿不到。不署名也无所谓。
因为剧本压根儿没花心思。
写《士兵突击》的兰晓龙也当过枪手。早年兰晓龙是个混混，后来浪子回头，考中戏编剧班。为了学费，当过“不挂名编剧”。对于那些日子，兰晓龙的反思是，你可以拿它挣钱救急，但不要一直干，那种活非常消耗人，也淹没编剧的尊严。各大卫视上星后，全国一年电视剧需求和枪手的需求井喷。直到去了军队，兰晓龙还在做枪手，贴补家用。
对于新人而言，“枪手”算是一条出路。很多资深编剧、名编剧上位后，自己懒得写，先出故事、概念、创意和框架，找一帮枪手来填空。所谓的工作室，带徒弟，就是让新人们帮忙攒剧、赚钱。有新人就爱拿“我是某某大编剧的枪手”自吹，借此出去找机会。
但做枪手，也等于进了“血汗工厂”。
咱们著名讨人厌编剧于正老师，早年在《新龙门客栈》导演李惠民的工作室当“学徒”，扒情节，给剧本填空，还要兼职私人助手。当年于老师只敢租300元一个月下水道泛恶臭的房子，冬天冻得脚趾头都烂了，每天还要自掏腰包打车去工作室。他参与《荆轲传奇》编剧工作，就拿了个红包。
打开一看，500元。吓得于正赶紧离开了李导。
很多新人枪手，干的都是没尊严、没稳定收入和没有署名权的工作。但为了积累资本，往更高的头衔混，也只能忍。据说现在枪手一集能拿三五千，懂故事结构和分镜就能干。只要有活接，维持个基本生活不难。
一般影视立项后，有了基本大纲，就找枪手们来快速填充，再挂某著名编剧、策划的名字，拿出去卖。而这些做枪手的，可能都没受过专业训练，看过一些电影、剧本，就开干，梦想哪天能写出爆款剧。
只要有一部参与的剧红了，后面就有了议价权，可以跟人吹一吹，然后接到更好的资源。于正从李惠民工作室出来，立马靠李导的名声搭上了另一位香港导演赖水清。虽然没给赖导写戏，却跟人说是合作伙伴。
没有这些履历，谁鸟你啊？
04.
枪手，还只是“潜规则”里的明招。
其实还有更黑的。
当年《渴望》《编剧部的故事》，是北视和“海马”那帮文人合伙儿攒出来的。只不过大家武力都很强，写小说的来攒百姓故事，属于降维打击。市场起来后，很多剧攒故事的路子照旧。只是大家变得聪明了一些。
电视剧需求扩大后，质量就难以保证。兰晓龙写《士兵突击》，那是在军队生活了多年，王丽萍写《媳妇的美好时代》，是在中国婚恋节目里常年当嘉宾，九枚玉写《少年派》前，先去体验了一年生活，严歌苓写《小姨多鹤》，光去日本调查的费用就高达几十万......
《刘老根》《闯关东》《蜗居》《亮剑》这些剧，都是在生活和调研基础上长出来的，还要依赖编剧海量的阅读和个人体悟。
这些好剧本，已经不输文学作品。但投资方可没办法等你一个编剧调研一两年、体验生活一两年，再来建项目挣钱。
等你们把行业调查清楚了人物弄明白了，再写个一两年，菜都凉了。那怎么办？
于是大家开会。
开会时，找一个牵头编剧，再找一群不出名的编剧、枪手，讨论一个框架出来，然后回家各攒各的。其中最便捷的攒法，就是找一些会写字的人，让他们回去看韩剧、好莱坞大片，学习桥段，把情节和段子摘出来，换成中国模式，最后硬拼成一部电视剧。
这种剧本，开会时大家领个几百块。然后写30分钟戏，七八千字也没多少钱。拍出来，挂个著名编剧、策划的名号，给人家一个费用。很多前来学习的“新人”和“枪手”，都不计较这个钱。这就是《黎明之前》的编剧黄珂奉劝新人不要长期做枪手的原因，你不但技能上学得很拙劣，还不能署名。
最后，钱都让圈钱的投资方挣了。
从这儿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电视上会有那么多烂剧。因为很多剧根本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编剧写的，都是一些“实习生”的“入行习作”。只不过在黄瓜外面刷了一层黄浆，就当香蕉给卖了。
真心想干编剧的，还要遭遇“不被署名”的羞辱和“没有报酬”的欺压。
2000年，有个导演想拍古装剧。换了好几拨编剧，最后有两个刚毕业的学生参与。写完了，导演不给钱。学生跑去追债。那导演直接找来两个黑道人士，把学生堵在宾馆里一顿拳打脚挨踢，把钱赖掉了。
很多编剧不太懂市场规则，上来跟投资人签约，按照边写边拿钱的原则，先拿一部分订金，好多都拿不到最后那笔尾款。不是被拖欠稿费，就是被投资人威胁。或者你不给我下第二部，这一部一分钱都不给你。
有的人不了解套路，看不明白合同，无意中签下霸王条款，辛辛苦苦把剧本写出来，最后连个署名都没有，随便几万块就被打发走人。
还有新人出来，被某大佬看上。大佬说，你很有才华，写部剧，我给你投资。等写完了，说你这不行，再回去改改。还没等你改完呢，隔天你发现电视上播出一部新剧，跟你手上修改的这部一模一样。大佬直接把你的原始剧本给一帮枪手，用低价重写，拍了卖钱。
撕逼？你一个无名氏找谁撕？大佬每天一分钟几千万上下，有时间陪你撕逼？
要想干这行，你得先揣一万个心眼。不然不知道哪个地方有人挖坑。
05.
被“潜”的不光是新人。成熟的编剧，也都倒过霉。
2009年，李亚玲写了个《大丫鬟》，陈思诚参演，与之结识。没多久，陈思诚拿着酝酿多年的《北爱》找到了李亚玲。剧本，是根据陈思诚提供的故事大纲找枪手写的。
为了帮陈圆梦，李亚玲连个正式合同都没签，就把对方拿来的前十集剧本修改了一遍，把后面的故事大纲也润好了。
正是靠这个剧本，《北爱》拉到了投资。然而，电视剧火爆后，陈思诚宣传此剧的卖点，是“编导演”合一，对李亚玲只字未提。不提也就算了，后来李亚玲问陈思诚追要尾款，对方少打了8.5万。李亚玲多次发短信交涉，咱们陈导却开导她做人不要太贪心。
后来李亚玲在微博上把事闹大了，陈思诚才说把钱给她，但要李亚玲发个声明，说将来出的小说《北爱》跟她无关。
李编剧为此倍感神伤。但不及另一位编剧伤心。据媒体报道，周颖写过一个《把妹达人》的剧本。当时邀请人希望他给陈思诚、王宝强量身定做一部戏，周颖连合同都没签，熬夜写作，把故事大纲给了剧组。剧情里有屌丝王宝强被人冤枉，自己洗脱罪名，大闹唐人街。其中包括“潜伏警察局”和“黑帮大佬帮助解围”的桥段。剧本交完，项目没下文了。
直到《唐探》上映，周颖才发现桥段似曾相识。当然，去《鲁豫有约》做客，咱们陈导说“唐仁”是他为王宝强量身定制的。
可见要么是周颖说了鬼话，要么是陈导记性实在不太好。当然，陈导的记性时好时坏，比如拍《唐探2》时，他估计就不记得自己看过陈国富的《双瞳》了。
从《北爱》到《唐探》到《唐探2》，原以为都是陈导平地抠饼旱地拔葱才华迸溅自己原创的，原来这里面全是说不清的秘密。
在这个一人功成万骨枯、资本赚钱赢者通吃的江湖上，编剧的功劳，等于屁。
同样不被尊重的，还有写《悬崖》的全勇先。本来剧本里，全剧是开放式结局，结果播出来，周乙惨死。观众纷纷吐槽。无奈之下，全勇先发微博说周乙的死被改得不值。
《悬崖》在拍摄之前，其实就签过了续集合同。本来剧中有很多台词、线索，都为续集打好了伏笔，播出时，全都改了。
别说全勇先，咱们写《菊豆》的刘恒，写完《金陵十三钗》第二稿，张艺谋看了不满意，又找人来改，改成自己中意的版本。上映时，编剧栏里的确有刘恒的署名。但作品并未能以他的认识和故事结构来呈现。这和当年芦苇所处的位置已经截然不同。
拿《鬼子来了》编剧述平的话说：
“编剧就是个协助性工作，在这个导演第一位的环境里面，你是被选择的，属于局部发挥，不服气？那你自己导一部得了。”
这就不像当年合作共进的“文化战友”了。市场兴起，一开始投资人想赚钱，大部分话语权都倾向在有名望的导演身上，成了“导演中心制”。随着职业编剧队伍的扩大，狼多肉少，你不写，我们找别人写就是了。
你牛逼啥？非要按照你的艺术追求来操作，剧组随时可以换个编剧，哪怕找枪手。导演是不可替换的，编剧还不好替换吗？反正这个时代，写字门槛那么低。
2010年前后，热钱越来越多，影视火越烧越旺，资本个头越来越大。加之内娱产业发展十年之久，导演也没往年那么多话语权了，一步步变成“制片人中心制”。谁出钱，谁是大哥啊，让你挑哪个女演员，就挑哪个女演员，让你捧谁，你就得捧谁。后来IP炒起来，资本需要快钱和高速变现，就用小鲜肉吸睛就行了。有没有大导演都无所谓，编剧就更别提了。
至此，编剧彻底沦为工具人。
慢慢地，编剧出现在电影海报上的顺序，从一开始的最前面，变成了导演后面、演员后面、制片人后面，到最后逐渐消失......
我们国家很多大导演啊（是谁你们心里都清楚），在电影片头学人家周星驰写一个“XXX作品”，在电影结束后、观众注意不到的地方，用蝇头小楷写一排“联合编剧”。
宣传剧本是自己写的，假装牛逼。
其实跟你有毛线关系？
入行20年后的汪海林，有次发现海报上没自己署名，去问片方，片方说搞忘了，连忙道歉。汪老师人很好，相信片方不是故意的：
“但为什么他们没忘掉演员，没忘掉导演，偏偏就忘掉我们编剧呢？”
06.
2008年，编剧们还搞过维权大会。
当时好几件事把中国编剧刺激到了。
一是在某个行业会议上，有制片方把中国电影不行了的锅全丢给了编剧，说中国电影不行，是中国编剧水平不行。
其次是《沙家浜》侵权案。这是1950年文牧先生写的《芦荡火种》。有投资方去找文老师后人，人家不想授权，以一个巨高的费用婉拒了。结果投资方以“对方开价授权过高”为由，强行改编、开拍播出。
编剧圈一听，卧槽，你们资方也太牛逼了，连授权都不需要，把著作权当屁？
还有《墨攻》的编剧张树型，只拿到一万八千元港币稿费。电影上映，没有署名。制片方回应，剧本没达到拍摄要求，片尾给你露个名字，算仁至义尽了。这当然就是行业暗招了。好多剧组都这么搞。
先找一个人写剧本，写到一半，说你这个不行，不能用，拍不了，给你一笔“辛苦费”，然后用你的故事框架改一改、修一修，不署你的名，署给导演，给导演贴金。
人家做了还有说法：
“确实没按你写的拍啊！”
这还不是最狠的。2007年，《母仪天下》的编剧王伊去帮一个朋友救场，帮写《牟氏庄园》，说是给北京水柔风公司写的。可是签合同时，发现还有一方是山东栖霞市文化局。她和另外两个编剧窝在酒店写了25集，播出时，被拍成35集不说。写完了还有6万元稿酬迟迟拿不到。王伊想办法追讨薪酬，后来栖霞文化局局长宋新华给她打了个电话：
“翻脸就没意思了，你一个女孩子，你有多大本事？咱们好好商量，这是政府（行为），我也犯不着和你生气；如果是我个人的话，你说这个话，你找死？我他妈花10万元找人把你给做了！不就6万元钱嘛，我就不给你。”
还好王编剧当时录了音。
6万块钱事小，编剧尊严事大。为此，王伊费劲心力打了两次官司，终于拿到赔偿。但对更多编剧而言，维权一路辛苦还不讨好。有这力气，还不如去重新写部剧赚钱。资方就算给钱，也是一些匪夷所思的支付。当初《三国演义》的编剧叶式生打赢了维权官司，制片方赔了他500件“股票理财通”。
那年开维权会，编剧们群情激愤，希望相关部门出台一些保障政策。然而最终并没什么卵用。大家指望像美国编剧大罢工一样影响影视行业生态是不可能的。毕竟很多影视产品根本不需要剧情，有演员就够了。
这个维权大会开完两年后，2010年百花奖，连编剧奖项都被剔除了。
随后，编剧们写公开信表示：
“这是一次集体的忘恩负义，一次业界的过河拆桥，一次对百花奖历史的背叛！”
编剧们这边气还没消，结果没几年，阿里影业副总裁徐远翔在“天津编剧论坛”上说，以后“我们不会再请编剧”，直接邀请IP贴吧吧主、同人作者以“杀人游戏”方式创作故事，再找编剧把故事加工成完整剧本：
“这是给中国编剧指出的一条生路。”
此话一出，编剧们又炸锅了。
最早是“文化战友”，然后是“导演帮手”，接下来是“理财产品构建师”“文化商品工具人”，现在好了，连原创都不需要了，直接找IP和同文作者构架原始故事，然后做“IP剧本转化工厂里的螺丝钉”就可以了。
《离婚律师》的编剧陈彤当天就对徐说：
“我不会跟你们合作了。”
可你不合作，有人合作啊。
你觉得耻辱，还有人上杆子挣钱呢。
2012年，有人找汪海林改编IP剧。汪海林觉得小说很一般，关键是故事有历史原型，完全没必要按照小说来拍，可以重新编写。制片方说，汪老师你喜欢写你就写吧，反正钱我们花了，你不用这个小说也行。
汪海林不懂。制片人说：
“我们要的是这个IP。有了这个，才有话题，才有粉丝愿意给故事买单。”
你看，中国编剧们不但丧失了完整表达权，现在连故事的创意权也要被没收了。
有了IP，新时代资本无所谓你们编什么，照着网文改就是了。曾有新人接手过一部600多万字的IP网文。原著小说可牛逼了，前50万字出现一堆人物，用同一个剧情套路写了一遍，后面每50万字，再把这个套路和相似的人物写一遍，等于写了12遍同样50万字的小说。枪手看得头都大了，也不可能看得完，就靠着故事梗概自己瞎编。
只要主角名字还在就行。因为粉丝主要是冲这个来的。
“如今85%的剧本，都是IP剧改编的。”
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咱们有原创能力有艺术追求的编剧集体失业，指日可待啊！
不过也好，他们可以去说脱口秀。
07.
随着编剧地位的逐年没落，影视行业为我国喜剧产业输出了不少可贵人才。其中尤其以宋方金老师和汪海林老师为优秀代表。
宋方金从职专毕业后，在报社打工，实在没啥钱，做起了诗人。他在《少年文艺》《文学少年》等报刊发表作品，跟韩寒、饶雪漫同时出道，但并没能同时出名。后来就跑到北京，读了中戏成教学院。入行编剧后，把刘震云的《手机》改成了电视剧。
那年宋老师出名，是跟宋丹丹撕逼。说宋丹丹根本不尊重编剧创作，老是现场改戏，随即一炮而红。后来宋方金又去横店调研，写了篇《编剧宋方金“卧底”横店带回一线实录：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当》，曝出行业里只会给小鲜肉找替身，大家对空气演戏，年轻人不背台词，现场看提词器......
刘震云说宋方金以前话不多，这几年话越来越多，明显是被行业乱象给气着了。
上次见宋方金老师，还是在《吐槽大会》的淘汰赛里。他以极低的分数被对手打败。还被弹头调侃说，这几年你啥剧本也没写：
“咋了，跟我们一样，混地下了？”
宋方金也为《吐槽大会》贡献过一段精彩表演，同样指的是编剧行业乱象：
“经常听到有作家、诗人自杀，编剧基本没有，因为都是猝死，来不及自杀。跳楼前6个电话5个让改剧本，还有1个是项目黄了。好不容易到楼顶，一看微博，于正又又抄袭了，郭敬明又又又抄袭了，直接脑溢血。”
汪海林老师入行比他早。1997年，他从中戏毕业，正赶上职业编剧起势。他本来回老家文化厅找了工作，突然有个学表演的同学让他去北京，说有个剧让他参与。剧叫《朱四郎传奇》，其中8集需要重写，2500块钱一集。
汪老师屁颠屁颠就去了。那时候写顺了，汪老师一个星期能挣一万多。
后来地位就逐年下降了。
拿他自己的段子说就是：
“我入行的时候，投资人跟编剧谈剧本，一般都在洗脚房里，一边捏脚一边谈，要么是在夜总会里谈。到今天我还是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我接触过各种投资人，有煤老板、房地产商，到现在是互联网企业，但最好的还是煤老板。除了找女演员以外，他们没有别的任何要求，根本不干预我们创作。房地产商也还好，他们不干预创作，但是喜欢管理。最差的是互联网企业，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大数据、各种流量、大IP等，越来越离谱。”
又过几年，还有朋友找他，说老家有孩子高中毕业没工作，能不能跟他学编剧。因为听说吸毒被捕的房祖名、郭美美，都开始在监狱里面埋头搞创作了。
这次郭卖减肥药被捕，估计又要写剧本了。
2016年北影编剧论坛，宋方金老师开始转型脱口秀。后来又拉上束焕、史航和英达，办了一场“编剧脱口秀”。700人现场爆满。每一年，汪海林老师在编剧论坛上的发言，也是网络脱口秀界的保留节目。
其中有一个段子是：
“有一次开剧本会，老板请策划和平台的人来给我的剧本提意见，我认真地拿笔记录，虚心交流，气氛融洽，会后老板很高兴，问汪老师，你觉得他们说的怎么样，我说，他们都是傻叉啊，老板问那你还记？”
汪老师说，我就是为了记住谁是傻叉。
“以后再看见，我就打丫挺的。”
08.
打嘴炮过瘾，可以。
但对现实困境，没什么卵用。
编剧的创作地位，放在整个资本版图和演艺圈里，不过是金字塔中下层。尤其是年轻人的钱越来越好骗后，编剧的故事能力越来越不值钱。反正搞点鲜肉、弄点IP、炒点流量，再借互联网一扩散，也能卖钱。
而那些有志于写出经典故事的年轻人，只要入行，就必然会面对行业里的坑。
你做枪手，弄不好就要加入血汗工厂，挣糊口的钱，给成名导演当工具人；你要有好的故事概念、核心创意，弄不好就被骗，被资方找枪手写成剧本转卖；你要是被拉进剧组，看不清合同条款，盲目签约，说不定就只拿到头一笔预付款，后面的钱，一分钱赚不到；你要是有点能耐，钱拿到手了，没准儿又署不上名，写个爆款，给不要脸的导演做了嫁衣，没有署名，就涨不了身价；你要是一直出不了头，就只能放弃理想，去攒烂剧。
然后去豆瓣，看到评论区有人问：
“这种傻逼剧情，是哪个傻逼编的？”
至此，你终于流出了悲伤的眼泪。
但流泪也无济于事，第二天见到导演和制片人，你还得笑脸相迎，捧他们臭脚。
这和中国其他行业、其他圈子的年轻人看到领导、老板和金主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虽然心里说着“我X你大爷”。但是脸上屈服现实的表情，不还是《鬼子来了》里香川照之的那句经典台词：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一个编剧的诞生》，延河
[2]《中国编剧没空罢工》，南周
[3]《2008，中国编剧“依法维权”》，南方人物周刊
[4]《中国编剧开始“较真”了》，新民周刊
[5]《编剧行业的“潜规则”》，三联
[6]《编剧的生态调查》，南都娱乐周刊
[7]《400亿元时代的编剧生存》，财经天下
[8]《“横店卧底”宋方金》，博客天下
[9]《汪海林：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看天下
[10]《中国编剧惹谁了?》，看天下
[11]《被骗稿、年入不到20万：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华语国际编剧节
[12]《炮制编剧：“别署我的名字”》，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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