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姓周,名丹蕾,一些在抖音上新认识我的朋友更熟悉我“利亚”的网名。自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将生活与事业的重心放在中日两国之间,从一名职场女性,到全职主妇,到自主创业,以及将两名孩子抚养成材。我的人生随着时代发展而四处奔腾,一步步地实现自己事业与家庭的幸福。

我父亲是江苏无锡人,我母亲是东北人。1969年,我出生于辽宁沈阳,一个拥有美丽雪景的工业城市。在6岁左右,我跟随父母,从东北回到了父亲的故乡无锡,自此便在江南长大成人。

70年代,我(最右)和妹妹与妈妈在无锡的合照。

因为童年的回忆,让我一直对东北念念不忘。再则,我父亲在80年代开始教导我英语,让我有了一定基础。在高考的时候,我经过再三斟酌,填报了大连外国语学院(现大连外国语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我的第二外语选择修读日语。

1992年大学毕业,我刚22岁。在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能进入外企是不错的就业选择,薪酬高,机会也多。我毕业后首先进了一家中日合资酒店工作,随后入职一家入驻中国的知名日本零售企业,也是当时的世界500强企业。他们在中国的分公司主要是采购国内生产的服装等商品,正好需要懂日语、又能看懂进出口英语文件的生产管理职员。我因为掌握两种外语而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刚刚大学毕业,最初在一家中日合资的酒店工作。

进入公司一年后,我得到了前往大阪研修的机会。这个机会难能可贵的。我们年轻的员工去到日本,一开始都直接从店里开始工作,购物中心协助上货,最后前往总公司办公学习业务。

在这期间,我遇到了我的丈夫。

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职场。我们到购物中心里,店长把他们各个部门的“头目”,类似国内的部门主管叫过来,与我们相互介绍。那时候我先生是食品部“头目”,他走过来的时候,我与他第一次碰面,给我留下了非常斯文的印象。



研修期间,我和先生(左二)的合照。

从国内来的研修员工里,有一位同事叫王姐,她认为我与我先生非常投缘,很努力地撮合我们。我先生也很主动,经常来我们住的地方包饺子和吃饺子,有时候开车带我们出去玩。虽然他只比我大5岁,但我也亲切地叫他“铃木大叔”。双方逐渐都有了好感,但谁也没捅破。研修结束,我回到了大连,没想到他不愿意放弃,短时间内三次往返中日两国来看望我。

当时是1994年,“铃木大叔”的行为,对于当时25岁上下的我来说,要说不感动,那是不可能的。即使日本职员当年的收入远高于国内,这样不断穿梭两地也很困难。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漫长的通信,过起了“跨国恋”。



“铃木大叔”第三次来中国看望我。我带他前往沈阳参观沈阳故宫博物馆。

当年的国际电话的话费是非常昂贵的,我们一般会使用传统的书信交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95年1月17日早上,当我回到公司,我的日本上司让我打个电话问候我男朋友。我才知道日本当天发生大地震——7.2级的神户大地震。“铃木大叔”所在的大阪虽然不在震中,但也遭受波及,幸好他最后平安无事。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决定终结跨国恋情,在1995年共结连理,走入婚姻的殿堂。

我个人不太喜欢仪式感,所以我们共同决定,只在我先生的故乡——和歌山县举行婚礼。他买了一个订婚戒指,带着父母与弟弟、弟媳一同来到中国,让双方父母见了面。我们的婚礼顺利地进行着,我父母和亲戚都没来现场,国内朋友仅有一位闺蜜来了。我的领导作为女方长辈代表出席了仪式,让我更完整地走完整个仪式。



我的婚礼现场,我旁边的闺蜜是唯一前来的国内朋友。

就这样,我与铃木大叔成为了一家人,走进了人生的新历程。

婚后,我们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规划。我没有辞去工作,也没加入日本国籍,所以也没有跟随夫姓,这在日本家庭里特别罕见。我并不希望像其他日本家庭一样,婚后就直接做全职主妇,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希望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社会贡献。我丈夫与日本婆家都非常支持我继续工作。经过考虑,我们也决定近几年先不要孩子,好好生活与工作。



我与丈夫在大阪城。

1996年,我自己拿出了300万日元,与丈夫共同出了首付,贷款4000万日元,在大阪花5000万日元购入一套“一户建”的房子。在1996年,日本泡沫经济的还没完全破灭,那时候的汇率是1万日元兑换800元人民币,房价对比国内仍然高不可及。日本的“一户建”房子类似汽车,二手房并不保值。当我们在2015年后将其出售时,价格仅有1000万日元了。



我们在大阪郊区花费5000万日元购置的一户建。

从结婚起,我与我先生过了三年左右的二人世界。日本上一代的企业更推崇终生雇佣制,很少失业、裁员的风险,但泡沫经济的破灭,让这种局面得以打破。走出企业工作的人多了,即使没受影响的员工,也想离开企业的庇护出去拼搏。

我们想过要不想辞职出去创业,或者向公司申请调回大连的分公司。但是,我先生不太会中文,并且大连的岗位与他不是太匹配,所以就一直没下定决心。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31岁了,如果还是想要孩子,得抓紧时间了。所以我把心一横,把工作辞去了,全心全意为生孩子做准备。1999年,我们的女儿“蜜酱”诞生了,2001年,儿子博一也出生了,我们从两口子升级为一家四口。



“蜜酱”(右)和博一(左)。

自从我辞去工作后,我先生便成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购物中心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别人工作,你也得工作;别人休息,那恰恰是你最忙的时候。我先生在当时一个月仅3天假期,照顾孩子的责任全部落在我身上。

对于自己角色的转变,我终究还是不太习惯。虽然做全职主妇是不可避免的责任,但我还是希望有自己的事业发展,我打算好好抚育孩子后,再踏入职场。



我做全职主妇期间留照。

好景不长,在这种紧绷的时候,一件事导致我的计划大幅度提前——我先生任职的公司倒闭了,我们失去了收入来源,顿时陷入了困境。当时我们已经工作多年,虽然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缴纳房贷,但仍然存下十几万元人民币,勉强撑过这段日子。

可能因为年轻,我的心态还是比较轻松。我想着怎么样都会有办法,大不了自己也回去工作,就能简单恢复原来的生活水平。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是真的挺危险——要是我现今只有这点资金,那可真要慌了。

首先,我已经做了三年的全职主妇,要马上恢复工作状态是很难的事情。但事已至此,我不得不回到老本行,做中日两国直接的进出口贸易——于是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正式创业。

创业的投入很难立即回本,所以我不得不去应聘了大阪府(相当于国内直辖市)的司法翻译。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收入,在一段时间内比创业还多。2000年时期的案件,案情严重、调查也很复杂,往往一个案子就得花上一年半载,导致我的工作量特别大,一个月能赚六万到七万元人民币。这在日本也是不错的收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当时的经济压力,也导致我更难兼顾对孩子的照顾。

正当我打算奋力拼搏的时候,我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已经不能独善其身。

我儿子博一在2001年3月出生。短短半年后,我就开始注册公司并马上开始运作,加上翻译的工作,让我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丈夫也刚刚重新开始工作,经常晚上11点才能下班。我女儿恰好又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我不得不晚上7点才能去接她,这让她成为学校里最晚离开的孩子。



蜜酱在幼儿园的运动会照片。

孩子滞留学校的时候,老师就一直在那儿陪护着,有时还得陪护几个小时,久而久之也开始对我有怨言了——她也想正常时间下班。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会给他们买一盒巧克力之类小零食,给各位老师分一下。

日本这边的公婆偶尔帮忙一两天孩子还行,但没有长期帮忙照看孩子的传统。由于我和丈夫工作一直闲不下来。日本法律也规定,必须要等孩子1岁以后才能让托儿机构照顾。在我恢复工作之后,不得不先将仅半岁的博一送回国内,让我在无锡的父母照顾,直到满1岁后才回日本。现在的他,已经不记得这一段在中国的日子了。

这段时间,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两个孩子。日本家庭里的女方是很多全职在家照看孩子的,即使外出工作,也很少从事繁忙的工作。而我却反着来,在孩子刚出生和刚上幼儿园就四处奔波,让他们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

丈夫的重新就业、我的创业以及这份兼职,让我们摆脱了持续一年多的困境,甚至还有余力去做一些投资。2003年,我在上海浦东买了国内的第一套房子。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是6800元一平米。那时没想那么多,只是因为自己的贸易公司需要经常出差,往返上海与大阪,又觉得需要给父母置办一套房子。当然,现在回看起来,这是一笔非常好的投资,我在2017年将这套房子卖出去的时候,房价已经涨了6倍。



女儿在上海房子的小区里。

2003到2006年,中日之间的经济非常紧密,我们业务也稳步上升。我们那时每一年都参展上海华交会,主要做帽子的贸易。那时候中日两边做服装的企业太多了,我们怎么看都斗不过,只好退而求次,做起帽子等装饰用品。

结果没想到的是,这是我自己事业踏入新台阶的机会。

某一次,我们现场展出了一批女装帽子,被一位法国顶级品牌的老板看中,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将商品放在他们在北京与上海的专柜出售。我那时先是有点懵,但一下子感觉到,国内零售市场要开始崛起了。我当即答应,并与妹妹一起在浦东就开了一家帽子代理,往该品牌的专柜提供货品。



我在华交会上的帽子专柜。

那几年,孩子眼看着越来越大,我们也得为他们学习做准备。在日本也有学区房的概念,只是学校之间差距没那大,所以学区之间差价不大。2009年,我们在大阪最好的学区新买了一套房子,并且将公司搬到了市区,生活的重心放到孩子身上。

幸好孩子们念书都很不错,蜜酱一直名列前茅。搬进新学校后,博一后来更是考进了日本前三的私立中学。自他小学开始,他的“私塾”课本内容日益深奥,我这个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也只能看懂英语教材,其他科目已经难以理解,无法为他辅导。

我那时候感觉人生挺圆满的,非常幸福,但这个时候波折就来了。

2010年,我与女儿前往香港旅游,同时也在看有哪些投资机会。当我在网上查询时,一个自称“摩根士丹利”的业务团队与我接触,他们提供了很多看上去特别专业的资料,并许下了非常吸引人的投资承诺,让当时的我非常满意,给他们投下了250万元,并顺利拿到第一期分红。



幸运的是,一直有家人陪伴着我。

然而,当我与国内公安局工作的姐夫、姐姐电话沟通,他们一致认定这是一个骗局。我当时还将信将疑,找人一查,那个团队早已楼去人空。我当时非常慌张,连忙去香港报警。经过警方调查,那是一个台湾诈骗团伙,早已不知所踪了。

被骗这件事,其他人更多会觉得你是因为经济损失而痛苦。但其实对受骗者个人在精神上打击,要远比他人想象的严重。除了经济损失,我个人的自信、自己对他人的信任也大受打击,一段时间内,整个人都浑浑噩噩。

虽然丈夫与家人都不断安抚我,但我依然非常自责,茶饭不思。我甚至担心自己患上抑郁症,回到大阪后,我每周都去家附近的大阪天王寺进行修身修行。



我进行修行的大阪天王寺。

整整两年后,我才彻底平复自己的焦躁,重新出发。

国内的经济明显好起来了,也越来越拥挤,甚至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感受到了。我们当时公司在浦东,你要去一趟浦西,这就一天就没有了。我觉得我们贸易公司也没必要开在上海,租金与其他费用都非常高。

我自己是无锡人,想到在无锡开也差不多。还有一件事让我下定决心,当时我出差在上海,有天感冒了,咳嗽得特别厉害。当时我早上8时去医院,一直等到10时才看上医院,最后开了一瓶咳嗽药,我求医生给我开点抗生素,医生说再开药得再排队。



2012年,我在上海。

那时我父母住在我上海的房子里,我在想他们年龄也大了,根据我那次体验,感觉国内大城市的医疗反而不方便,所以公司在国内办事处迁到无锡的同事,我也在无锡买了一套房子给父母养老。

公司的发展算是找准了方向,我们越来越顺利。我很骄傲发展了自己的事业,现在国家确实也发展了,强大了,以前国内朋友来日本旅游,感觉什么商品都比国内好,疯狂地抢购。现在,国内朋友来日本不再抢购商品了。反而更多地注重旅游体验。

我们在这个时间,也逐渐将工作重心放回国内。现在我们把日本品牌的化妆品卖回国内,尝试电商业务以及短视频业务,在抖音上展示我们的商品,进一步融入国内的贸易环境。



我们家在大阪买的第三套房子。

2016年,我们更是在大阪市中心买了第三套房子,我与孩子的关系非常好,女儿就是我的好闺蜜。而这段时间,我儿女都先后考上了大学:蜜酱考入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博一也考进了日本国内的关西学院。



我们陪同儿子进大学。

从父母的养老到孩子的成长,在这一个时间段全部完成,我突然感觉到有一种全部解放的心情,整个人轻松了。

虽然我在日本生活已经快三十年了,但我依然保留了中国国籍,并保留了自己姓氏。不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我也从来就没想过加入日本籍。我希望能成为两国百姓之间的一道小小桥梁,为双方共同发展而努力。



我们全家合照。

虽然我的人生,并不富丽堂皇,也不穷困潦倒,遭遇波折,也都挺过来了。目前非常非常地幸福,基本没有遭遇什么矛盾。我丈夫、孩子,其他亲戚与朋友,都很理解我没做全职母亲,积极发展自己事业的目标。

不论在中日,越来越多女性都像我们一样,在兼顾家庭的同时,有自己完整的职业生涯和事业。我希望蜜酱她们这一代,有更多、更满意的人生选择等待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