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雅婷，编辑：木村拓周，原文标题：《〈小舍得〉：中产阶级现实主义，是一种怎样的现实主义？》，题图来自：《小舍得》剧照
一、看不完的“中产阶级现实主义”
《小别离》和《小欢喜》后，柠萌影业又用教育话题助推了一把国产现实主义电视剧的存在感。
据骨朵网络影视数据显示，《小舍得》是 4 月热度最高的电视剧，在其更新近一个月的时间段内，这部剧集有 60 个抖音热点，还有超过百次的微博热搜。名台词如“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和“孩子不是你咸鱼翻身的工具”，轮番引燃着舆论场里的焦虑。
这让《小舍得》看起来是同期现实主义剧集里最为“现实”的一部，从教育内卷到原生家庭到女性就业天花板再到大城市漂泊……《小舍得》里的现实似乎和每个观众都有关系，以至于社交媒体上人人都有话可说。
表面上看，这是近几年有关部门倡导现实主义题材回归和复兴的成果。《小舍得》这样的剧集，提炼出了尽可能接近当下的“社会模型”，容纳不同身份和经验的人群问题，投射他们在现实中要面对的焦虑。
这种集体性焦虑的能量很强，以至于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国产电视剧被仙侠、宫斗、奇幻、穿越、甜宠……支配了如此长时间后，现实主义电视剧终于又找回了和时代共振的能力。
但细想之下，这种投射和共鸣，存在着大量和个人经验相悖的地方——《小舍得》描绘的家庭状态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年收入过百万的家庭有这么普遍吗？人均中产阶级的现实来自何处？平常都戏称自己是“打工人”和“社畜”的群体，为什么到了舆论场里就都能轻松代入中产阶级焦虑？
回头看国内近几年高口碑的现实主义剧集，一类典型是《觉醒年代》《山海情》和《大江大河》这样带有主旋律色彩的时代剧、正剧，自然获得巨大关注；也有像《装台》《嘿，老头！》这样植根当下，视角对准没有随时代“主流”运转的小人物，但其产量和所得到的关注度实在有限。
剩下的，则多是以“小”系列，《都挺好》和《三十而已》为代表的，以大城市为背景，故事主人公的身份职业集中在管理层或者公司高层，在后奋斗时代里房车双全，多输出生活方式、中年危机和婚姻困境等观点的电视剧剧集。买房、婚内出轨、精英教育、代际关系摩擦，也由此一再成为这些文本的主要书写内容。
根据这些难以被忽略的共有特点，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将这类作品统称为——中产阶级现实主义。
中产阶级焦虑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问题所在了吗？中产阶级现实主义是一种什么现实？为什么总能有如此多人对这样的生活产生情感共鸣？
二、怎样才是中产阶级？
在普遍的认知中，《小舍得》里南俪一家人，怎么样都能算作一种满意的中产阶级生活样板了。
南俪是当地一个家私企业的管理层，动辄以五万左右的行头现身，她的父母都是江州（剧中虚构出来的城市）本地人，在当地各有一套住房，她爸爸南建龙还是体制内某单位的退休副院长。
而她的老公夏君山是外地人，在当地谋有一份自带团队的设计师职位。她们一家有两辆20万左右的车，有一套三室两厅的住房，每月需要还房贷，家庭存款在50万左右。《小舍得》编剧在接受《贵圈》采访提到过，“其实南俪没有像观众说的年薪200万，她和夏君山加起来就100万出头吧。”
但要是按剧集里夏君山的台词来看，他们这一家还不算中产阶级，因为理想的中产阶级标准是“有房中环无贷，有车中档有牌”。由于要付房贷，并且总是在为小孩的教育资源操心，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个标准之外。
夏君山的定义让中产阶级变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存在：如果连这样的家庭也会被中产阶级生活排除在外，那到底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尽头在哪？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柳曾在《造就 Talk》的演讲中解释过中产阶级这一概念。中产阶级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工业革命后，从事生产的工人减少，管理、协调和负责技术服务和支持的人员在增加，并逐步成为了消费社会的主力军。
进入消费社会后，以往社会结构里按财富资产划分出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再能完全适用于描述社会的构成。因此依附于某个庞大机构的中层职业，开始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划分轴线，通常来说，政府官僚、企业管理层、高级技术人员或是高职教师都会被看作是中产阶级。
由此我们再引入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因素：中产阶级既不像资产阶级那样拥有直接的社会生产资料，也不像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剥削对象。所谓中产阶级确立自我身份的关键元素，实际上来自于消费，和由各种消费符号构建起来的，关于品味和观念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标准或许无关乎一个具体的资产水平，而只关乎一个时时在变化甚至不断走高的消费水平。
三、时尚、教育、出轨……中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母题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产阶级现实主义电视剧总是和时尚相关。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杜拉拉到南俪，电视剧里的白领丽人形象似乎没有多大差别。永远在线的妆容和发型、总不缺席的大牌穿搭和奢侈品包包、一定要蹬着红底高跟鞋雷厉风行的在“大场合”里走来走去、见面约会场地最常出现的就是咖啡和红酒。
这样的生活方式，也许没有能被辨明的文化内涵，但通常都有明码标价的数字。
所以，《小舍得》中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中产阶级标准，与其说是中产追逐的财富量级没有尽头，不如说是消费的需求和水平没有尽头。
说到底，中产阶级的阶级身份，是要靠消费主义符号来确立的脆弱存在。一朝跟不上消费的脚步，或许就会滑落中产阶级这个群体，更重要的是就会滑落中产阶级所代表的美好、进步、成功和幸福生活。
而这同样也能回答，为什么“教育”这个话题，会成为中产阶级现实主义电视剧叙事里的一种重要元素，即便非“小”系列的影视剧集，孩子的升学问题都总会成为中产阶级生活里尖锐的戏剧冲突。
由于中产阶级身份的脆弱性，他们既不能像曾象征统治阶级的贵族那样世袭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没有资产家那样的生产资料可以继承通过再生产积累财富。更重要的是，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逃离无产阶级是他们当中多数人的终身命题和正向叙事，他们多数人不会甘心自己“跌落”到无产阶级，且总是和无产阶级积极划分着界限。
教育就这样成为了中产阶级维护自己社会地位，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单一途径。对于追求有房有车，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的中产阶级来说，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精英教育是他们不得不关注的话题。
一样的原理也可用以解释，中产阶级现实主义剧集里另一个常见的情节——出轨。
参考《都挺好》和《小舍得》，近几年影视剧中的出轨情节，还能反映出另一个中产阶级的集体无意识恐惧，家中的老人要和保姆重组家庭，也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块心病：中产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容易在父母养老上失职，与此同时却在担心父母的房产落入“外人”手中。
老人和保姆重组家庭的情节，还经常能带出一种中产阶级身份认同危机。在中产阶级主体性较强的电视剧里，穷人的形象通常都是偏负面的，或者说是具有某种“落后”和“迟钝”色彩的，往往难以在中产阶级的生活里准确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对“突然”能跻身于中产阶级生活的穷人，以蔡菊英为例，她们在文化水平、教养和审美上是会低人一等的，服务性的工具色彩会更重，与此相对应的她们的身份特征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通常都是不合法的。这其中当然有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弱势女性的结构性不公，但同样也能反映出中产阶级的“排外”和他们对向下滑落的恐惧。
四、把中产现实主义看作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必然
义务教育阶段有一个知识点，即相较于金字塔型社会来说，橄榄形社会更稳定也更安全。橄榄形社会，是指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中产阶级，在这个社会里能占据很大的比例。
从社会宏观叙事，到学校、大众传媒里灌输给我们的理想生活图景，拥有中等收入、跻身中产阶级，都是过上理想生活的必要条件，甚至是目标本身。
于是我们拿下大城市户口，买车买房，为象征高精尖的企业（曾经是国企和外企，现在多为互联网企业）卖命直到坐上管理层的职位，养育小孩，一家人过着能彰显自我文化品位和格调的生活……这是多数人都不难感知到的主流成功和幸福，甚至是唯一一种成功和幸福。
普通人把这样的生活列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自然是无可批驳的。但这真的是国内绝大多数人真正的生存困境吗？
所谓中等收入和中产阶级的数量，只会比电视剧和广告展现出的“普遍”要少得多。更不用说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人都能请得起保姆、有那么多人愿意每学期抱着小十万的投入来回奔波只为孩子择校做课外活动辅导，更不用说有多少成天惦记你百万家产的“外贼”。
表面看来，中产阶级电视剧和消费主义的荼毒有异曲同工之妙，更真实的现实是，有更多的普通人，一边消费着象征“成功幸福”的奢侈品、名表和名车，一边花呗和信用卡正同时亮起红灯，只是因为他们不愿跌落到一个被“污名化”了的贫穷甚至普通里去。
我们要警惕的，并非消费本身，而是消费符号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含义。从这个程度上来说，看中产阶级电视剧，讨论中产阶级生活问题，代入中产阶级生活焦虑，是不是又会在无意中抹杀掉平凡和贫穷等多种生活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这样的代入，又会让人在幻想层面上，离唯一的成功幸福更近了一点。
其实，早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描述这种来自当下都市生活的影视剧作品就不少了——比如《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和《杜拉拉升职记》。但当时这样的电视剧的类型，还多被归类为“青春”、“都市”和“奋斗”，没有被当作唯一的主流，还通常伴有强烈的地域色彩的暗示。大众消费这类作品，但认知到这只是属于部分人的生活。
而如今的中产阶级现实主义剧集，在“现实主义复兴”的大旗下，汨汨冒出新作，颇具侵略性地同时霸占电视屏幕和社交网络。与此同时，硬币的背面，关于当下农村和小镇、关于非“都市中产”的生活故事，却正在从荧幕上集体失声。
“远川研究所”的文章《银幕里的县城和农村去哪了》就曾书写过这个现象，近几年荧幕上的农村都更接近一种旅游片式的田园，或者是《乡村爱情故事》里展示地域风情的喜剧。类似于《三峡好人》和《钢的琴》那样粗粝感的现实正在从银幕上慢慢消退。
由县城和农村出身的创作者，讲述当下县城和农村真实问题的文艺作品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只存在于一些文艺小众的作品里。
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国内影视行业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城镇化发展过程里弱势群体的“沉默”，只会更下沉到隐秘的角落。多数人把抖音和快手上的“下沉世界”，当作是另一种猎奇式的图景消费，但实际上这种粗粝的现实，不是真的消失了，只是在大荧幕上没有声音了。
我们会越来越难以分辨什么是现实，因为我们越来越难以感知到现实。
归根结底中产阶级现实主义影视剧频出只是一种现象，提出这个现象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为这样品类的电视剧，贴上一个优或是劣的标签。
在《小舍得》的结局里，问题又被某种不合情理的“洗白”与“和解”模糊掉了。上不上好小学，读不读好大学，其实都可以用自己放过自己来解决。这通常也是一种主流的化解焦虑方式，即把社会结构的问题，简化为个人摆脱欲望消除贪婪的问题。
而如果我们通过一个现象的视角，进入到电视剧里，不只是对电视剧里的几个角色和情节做批判，而能去关注电视剧中没有描述出、却能反映出的事情。那么，我们还是有机会从一地鸡毛的焦虑里看到失声的部分，想到结构的部分，从而更勇敢地从不必须的赛道上逃出，寻找其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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