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主要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该重要会议基本都是在四月十几号的时候召开。这一次却是在4月的最后一天召开,很出乎意料。

无独有偶,中国每隔十年的人口大普查通常也是在4月上旬公布,如今却尚未有明确时间表,比以往年份延迟了很久。



除了时间上的耐人寻味,本次政治局会议还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提法。由此释放出了几个极其重要的信号。

非常年代,往往有非常动作。



今年一定不要碰学区房。

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

房价问题不是新问题,但这次出现了新面孔——“学区房”。

政治局会议非常罕见地提出,要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这说明高层对民生的重视,也侧面说明了当前解决学区房问题的紧迫性。

去年4月,北京教育资源最丰富、学区房最贵的西城区就动手了,出台“多校划片”“六年一学位”政策,小学将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

舆论普遍认为,“多校划片”有房子也不一定能上对应的好的学校,让很多家长放弃购买学区房的机会。六年一学位,导致房子的换手率相对较低。

当时我在接受新浪财经采访的时候就指出,这相当于“学位房”变成“学区房”,打破了住宅附加学位的唯一性,最顶尖的学区房价格会降温。

不过,现实情况依旧严峻。纵观全国,学区房的炒作并没有熄灭。

今年1月,有房产大V暗访了一套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面积27平的老破小学区房,价格560万,一平超过20万。魔幻的是,该房子一天就秒涨50万到到610万,每平变成了23万。

市民不仅怨声载道,有关部门也忍无可忍。3月16日,上海教育局放了个大招,实施“名额分配综合素质录取”。此举被普遍解读为对高价学区房釜底抽薪。

上海之于全国楼市,包括学区房,总有风向标的意义。

学区房就像楼市当中的地王,世上每多一个天价学区房,落实“房住不炒”的难度就会多上一分。

在贪婪的资本下,房子所附带的教育属性被无限的放大了。天价学区房不仅侮辱性强,伤害性也极大。如果任由学区房的火再烧下去,就会有更多的孩子被剥夺公平的教育权。随之而来的,是更进一步的内卷和阶层固化。

而且,学区房的金融属性比一般的房子强,更高的杠杆代表着相应更强的金融风险。

因此,强调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意味着未来要对炒作学位房下一剂猛药。

曾经的一句“房住不炒”,让最赚钱的房地产行业告别黄金时代。如今的一句学区不抄,又会掀起什么样的巨浪呢?

有很大的可能,北京上海的学区房改革将蔓延到全国。而且还会是进一步的加码、补漏洞,不是小打小闹。

数十万一平的学区房走到末路了。



今天的会议听取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情况汇报。

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尚未公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调查反映出来的问题一定不轻松。

早在去年1月,自然资源部就通报了2019年度国家开展耕地保护督察的有关情况,结果可以说令人触目惊心:

全国违法违规占用耕地114.26万亩,其中,占用永久基本农田14.34万亩。

全国有28个省份出现补充耕地数量不实,像现有耕地面积少于验收入库面积、实地现状为非耕地等。涉及土地16.98万亩

“景观工程”过度化。2017年以来有1368个城市景观公园、沿河沿湖绿化带、湖泊湿地公园、城市绿化隔离带等人造工程未办理审批手续,违法违规占用破坏耕地,涉及耕地18.67万亩,永久基本农田5.79 万亩

……

中农办原主任陈锡文曾表示,在2008年之前的11年里,中国耕地总面积减少了1.25亿亩。

此后,这个下降趋势整体上就没有停止过。

2013年末,中国耕地总面积是13516.3万公顷。2018年末,已进一步下滑至13488.1万公顷,五年时间减少了28.2万公顷。



或许,这正是简报中为何会用接近1⁄4的篇幅强调国土问题的原因吧。

“要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优化调整农村用地布局,确定各地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确保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总量不再减少。

要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实行党政同责,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行为,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对在耕地保护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当前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地缘政治可能推倒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我们维护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命根子。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相比工业,农业是一个生产力进步甚慢的领域。作为相对封闭的系统,工业体系可以尽可能地排除大自然的干扰。因此,新工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能够出现颠覆性的效果。

19世纪40年代,一个女工一天只能缝制一件衬衣,缝纫机发明之后一天可以缝纫11件。1914年一战开打时,福特公司组装一辆T型车要14个小时,十年之后每10秒就能有一台走下生产线。

工业技术的改进和优化永不停息。相比之下,农业农业的生长周期是固定的,几乎不可更改的,尽管我们可以大量使用化肥,尽管我们在杂交水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粮食的增产是有限度,并不像工业那样有几何式的提升。

因此,保持耕地面积非常重要。否则,中国谈何粮食自主,又谈何国家安全?



今天的会议提出:要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首次在这种规格的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地方上的财政紧箍咒,更严了。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就提出,“为了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需要再帮一把,将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

为此,中国早在年初就制定了一系列让利的措施。比如说,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等等等……

一方面,地方税源被进一步的压缩了。

另一方面,由于疫情在全球施虐,世界经济处于下行通道,各地日子都不太好过,刚性支出是一点也少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很容易就重新走上债务驱动型经济。

据联讯证券2019年数据,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率只有70%,低于IMF提出的政府债务率控制标准区间(90%-150%)。但在全口径债务率口径下,有21个省份超过了150%的警戒线。



中国目前的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280%。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债务占比高达一定程度后都会迎来经济奔溃。

所以,举债之路是不可继续持续下去的。

尽管中国也在改变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的游戏规划,今年历史性的压缩中央级财权,想方设法将财政资金下沉到了地方去,去缓解地方上的财政紧张,但是熟悉国情的人都知道,它并不能完全保证能百分百的抑制住地方对于无效GDP的冲动,地方不会悄悄举债扩张。

金融委最近的会议,已经讨论了好几次地方金融风险暴露。

所以,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就是要把责任落实到具体的领导干部身上,给各地带上牢牢的紧箍咒。

这实际上是一种未雨绸缪。防止地方债务这只中国最大的灰犀牛横冲直撞,最后搞得鸡飞狗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