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阿尔塔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是否应该允许中国人成为公民的社论。它承认，“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几乎和欧洲人一样白”，然后又声称，“他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白人。”这篇文章把华裔美国人描述为“道德上比黑人差得多的阶层”，并把他们的性格描述为“狡猾和欺骗”。文章说，尽管中国人在“工艺、工业和经济”方面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他们并不是美国人能联想到或同情的那种人”，结论是:“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永远也不会是。”
1882年2月28日，来自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富兰克林·米勒提出了一项禁止华工进入美国的法案。米勒说，“我们请求你们保护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不受任何其他文明的污染或掺杂。中国才是中国人的！加州是留给美国人和那些将来会成为美国人的！”
纽约客作者Michael Luo的文章指出，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激增提醒人们，美国目前的现实反映了对排斥华裔的过去。
黄金山，这是广东人对这片遥远土地的称呼，那里的当地人有红头发和蓝眼睛，据传可以从地下挖出金块。
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一篇报道，1848年，一位来自广东的商人在萨特溪(Sutter Creek)发现黄金后不久，就写信给家乡的一位朋友，讲述了他在加州山区发现的财富。
这位朋友告诉了其他人，自己也出发去穿越太平洋。
无论是来自商人的信，还是来自抵达香港的船只，加州淘金热的消息席卷了中国南部。男人们开始聚拢资金，经常用他们家族的土地作为贷款的抵押，挤上长达三个月才抵达美国的船只。
最终成千上万的人到达了这里。
有些人是来寻找黄金的，另一些人则为铁路公司铺设铁轨来连接美国的东西两部分，工资对他们有吸引力，还有一些人在美国西部的工厂里工作，生产雪茄、拖鞋和羊毛制品，或者找到其他机会。
他们大多是农民，经常成群结队地从同一个村庄出发，梳着传统的清代男性发型，前面剃掉头发，后面扎起辫子，一直扎到腰间。
他们是在逃离被暴力叛乱和经济匮乏所困扰的家园。
他们来此是为了寻找美国广阔而开放的边疆。
他们相信，那里等待着自由和机会。
然而，随着华人的增多，美国白人开始焦虑。暴力，往往是令人震惊的残暴，随之而来。
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卷入了一场关于种族问题的史诗般的斗争。据最新估计，内战造成75万人死亡。在随后动荡的重建岁月里，至少有2000名黑人被私刑处死。
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的这个决定性时期，中国移民在美国另一边忍受的同样恶毒的种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姆斯(Beth lewis - williams) 2018年的一项详细研究，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可能是私刑的高峰期，至少有168个社区强迫社区里的华人居民离开。
在1885年发生的一起的恐怖事件中，怀俄明州领土罗克斯普林斯的白人矿工，屠杀了至少28名中国矿工，并驱逐了数百人。
今天，美国有超过2200万亚裔，预计到2055年，亚裔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亚裔美国人一直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没有经历其他少数族裔面对的那么大的种族差距，当然也可能是更加的被忽视。
然后是特朗普当选总统，他对“功夫流感”(kung flu)和“中国病毒”(China virus)的种族主义嘲讽，以及席卷全国的反亚裔攻击浪潮。
这些袭击事件激起了亚裔美国人社区内外的极大情绪。但目前尚不清楚，一旦这种紧迫感消失，人们的热情将会如何发展。亚裔美国人并不容易融入美国的种族叙事之中。评估受害者的遭遇，以及持续的异己感在哪里结束，结构性障碍在哪里开始，是很复杂的。
但是，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激增，提醒人们，美国目前的现实反映了其排斥亚裔的过去。这种提醒将使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历史变得清晰可辨，变成了对一个更加包容的未来的探索。
十九世纪，美国绝大多数华人移居旧金山。在淘金热之前，旧金山只有几百人的定居地。到了十九世纪末，旧金山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35万人口的混乱大都市。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章家敦《金山之魂》(Ghosts of Gold Mountain, 2019)中写道，至少在一开始，很多人普遍欢迎中国人。
“他们是我们当中最勤奋、最安静、最耐心的人，”加州的主要报纸《加州日报》在1852年说。“也许除了德国人以外，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比他们更安静、更有价值。”
铁路官员对他们的职业道德感到满意。一名高管写道，“事实证明，中国人的劳动总量几乎和白人男性一样，而且要可靠得多。”
然而，白人工人开始把中国人视为竞争对手，认为他们先是争夺黄金，后来又争夺稀缺的工作机会。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异教种族，不能被美国人同化，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感到陌生。
1852年4月，随着中国移民人数的增长，加州州长比格勒(John Bigler)敦促加州立法机构“遏制这股亚洲移民浪潮”。比格勒是民主党人，是加州的第三任州长，他明确将“亚洲人”与欧洲白人移民区分开来。
他认为，与西方同行不同的是，中国人来美国，并不是为了把美国作为“所有国家受压迫者的庇护所”，而是为了“获得一定数量的贵金属，然后回到自己的祖国”。立法机关制定了一系列驱逐“蒙古和亚洲族裔”的措施，包括对每一个没有资格成为公民的移民，征收50美元的费用。
当时，入籍程序由1790年的一项法律管辖，该法律将公民身份限制在“自由的白人”。
1853年，阿尔塔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是否应该允许中国人成为公民的社论。它承认，“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几乎和欧洲人一样白”，然后又声称，“他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白人。”
这篇文章把华裔美国人描述为“道德上比黑人差得多的阶层”，并把他们的性格描述为“狡猾和欺骗”。文章说，尽管中国人在“工艺、工业和经济”方面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他们并不是美国人能联想到或同情的那种人”，结论是:“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永远也不会是。”
在偏远的矿业社区，民间私刑维护者往往占上风，白人矿工迫使中国人放弃了他们的生计。1859年，矿工们聚集在加州北部沙斯塔县的一家杂货店，投票决定驱逐中国人。
特拉华大学英语和亚洲研究教授让·普费泽在 “Driven Out”（2007年）一文中全面介绍了反华暴力事件，他写道，由200名白人矿工组成的武装暴徒，冲进岩石溪口拒绝离开的华人营地。他们抓住了大约75名中国矿工，并将他们赶到沙斯塔镇，人们用石头砸他们。该县年轻的警长克莱·斯托克顿和他的副手设法驱散了暴徒并释放了俘虏。
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白人矿工团伙在周围城镇的中国人营地里横冲直撞，斯托克顿和他的手下努力控制住暴力。这些小规模冲突被称为“沙斯塔战争”。最后，州长用汽船紧急运送了113支步枪，斯托克顿召集的一队人马才得以恢复秩序。骚乱者被送上法庭，但很快就被无罪释放。
当地报纸《普雷塞尔先驱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沙斯塔共和国再次恢复了平静，愿激烈的战争警报不再召唤她忠实的儿子们去战斗！
1871年10月24日，在洛杉矶唐人街一条被称为Calle de Los Negros或Negro Alley的狭窄街道上，种族冲突爆发了。这条街道两旁都是商店和住宅。很多细节都是模糊的，但是作家张纯如在《中国人在美国》(the Chinese in America, 2003)中写道，一名白人警察在调查枪声时被击中，一名前来帮忙的白人被杀。几百名愤怒的暴徒于是聚集在一起。
“美国人流血了，”一个人后来回忆说。“中国人敢于向白人开火，不顾一切地杀害自己肤色以外的人，也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都挤了进去，愤怒地叫喊着，有些人也注意到，我们为所有的这些感到高兴。”
街道被洗劫一空，有人喊着“绞死他们”。夜幕降临时，大约有20名中国人死亡，其中大部分被吊死，他们的尸体在月光下摇晃，其中一个是14岁的男孩。
这起事件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私刑事件之一。
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长期经济萧条激起了白人的怨恨。东海岸的工厂倒闭，失业的工人到西部去找工作。这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的建成，也给许多劳动者带来了就业困难。
爱尔兰移民丹尼斯·卡尼(Denis Kearney)在旧金山经营着一家运干货的公司，他开始在市政厅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发表激烈的演讲。他的听众最终增加到数千名，基本上都是愤愤不平的工人。他的大部分怒火都指向“铁路强盗”、“好色的债券持有人”和“政治窃贼”，但他最尖刻的批评却是指向“中国佬”的。
他在“中国人必须滚！”的欢呼结束了演讲。1877年，数千名失意的加州劳工组成了加州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卡尼当选为该党主席。他说，“加州必须全是美国人，否则全是中国人。我们下定决心，它将属于美国，并准备实现它。”
在加州中部，白人工人开始烧毁中国人的房屋。在旧金山，一个反华俱乐部的成员扰乱了市政厅前举行的夜间劳工会议，并大声要求他们谴责中国人。一群人游行到唐人街，放火焚烧建筑物，在街上开枪射击。随后发生了数日的抢劫和袭击。数千名志愿者在警察、联邦军队和离岸炮艇的支持下，才在三天之后将暴乱控制住，到那时已有4人死亡，14人受伤。
到1880年，华裔人口超过了十万五千人。1882年2月28日，来自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富兰克林·米勒提出了一项禁止华工进入美国的法案。米勒说，“我们请求你们保护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不受任何其他文明的污染或掺杂。中国才是中国人的！加州是留给美国人和那些将来会成为美国人的！”
南方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移民，西部各州的共和党人也是如此。为华人辩护的是一群新英格兰共和党人，他们有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
在米勒演讲的第二天，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乔治·弗里斯比·胡尔（George Frisbie Hoar）指责该法案的支持者是出于“古老的种族偏见，这种偏见在历史上经常扮演着可憎和血腥的角色。”
曾积极参与废奴运动的胡尔，将华人的困境与被奴役的美国黑人的困境进行了比较。“有什么论据用来反对中国人，而这些论据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没有用来针对黑人的。”
尽管有胡尔的恳求，法案还是轻易在国会得以通过。1882年5月6日，切斯特·阿瑟总统签署了后来被称为《排华法案》的法律，禁止中国劳工在十年内进入美国，并禁止已经在这里的中国移民成为公民。
该法在1892年得到更新，并在1904年成为永久性法律。这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联邦法律以种族为由限制一个群体进入美国。
到1924年，美国已经采取措施，拒绝了几乎所有来自亚洲的移民，并制定了一个配额制度，严格限制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
《排华法案》最初通过后，驱逐华人的行动更多了。
1885年11月3日上午9点30分，哨声响彻了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白人治安维持会将11月1日定为撤离该市数百名中国居民的最后期限。一群拿着手枪和棍棒的暴民在街上游行，把留下的大批人团团围住。“我的妻子拒绝去，一些白人把她拖出了房子，”一名商人后来作证说。“由于我们在暴动中经受的惊吓、恐惧和损失，她失去了理智，从那以后就成了无法治愈的疯子。”
在一场倾盆大雨中，白人治安维持会成员骑在马背上带领着大约200名中国人泥泞地向火车站进发。根据普费尔泽在《驱车而出》(Driven Out)中叙述的情况，这群人中只有少数人有足够的钱支付到140英里外邻近的波特兰的客运列车的票价，其他人则爬上一列经过的货运火车的车厢，还有一些人干脆开始走路，沿着铁轨走了好几天。
在美国西海岸，“塔科马方法”成为消除华人社区的经典手法。
尽管如此，华人仍然坚守着。一些人向法院寻求帮助。1898年，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一名20岁出头、名叫黄金德（Wong Kim Ark）的男子的判决，他出生在旧金山，在访问中国的家人后被拒绝返回美国；根据第十四修正案，该案件的裁决确保了非白人的在美国出生者的公民权。
然而，在1943年之前，美国的大门基本上是对中国移民关闭的，直到排华法案最终被废除。导致这一变化的不是战时美国良心的觉醒，而是地缘政治的转变，中国加入了美国对抗日本的战斗。即使在那时，也只有一小部分中国移民被允许进入。
1924年颁布的有利于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的配额制度，直到1965年通过《移民与国籍法》才全面取消。这个法案开始优先考虑拥有专业技能的移民，以及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亲属。支持者坚称，这些改变不会对美国的民族构成产生太大影响。
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这个法案推动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潮，并启动了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转变，这种转变至今仍在进行。自1965年以来，来到美国的移民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亚洲人，这个数字预计只会上升。
我的美国故事要归功于美国大门的打开。我的父母都是从台湾移民来读研究生的。我的双胞胎兄弟和我出生在匹兹堡，父亲在那里开始了电气工程师的工作。
我们的故事是关于向上流动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美国的存在，仍然经常感觉是有条件的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旦我们开始了解反亚裔种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上的表现，这些矛盾就开始变得不那么令人困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