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的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李英秀。图源：路透社/纽约时报推特
今年1月，我正在构思一篇文章，内容涉及韩国一家法院最近做出的一项判决，要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慰安妇”暴行进行赔偿，这些妇女和女孩被运到战争前线，为日本皇军的士兵提供性服务。许多妇女是从亚洲或亚洲以外的不同国家被强迫或诱骗来的，但大部分慰安妇来自当时还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对受害者人数的估计偏差很大，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
1月23日，日本宣布，对于韩国法院的判决，即向12名韩国慰安妇原告每人赔偿91008美元的要求（自2013年以来，已有7人死亡），日本表示“非常令人遗憾，并且绝对不会接受。”日本表示，它不受韩国的管辖，并认为此事此前已经得到解决。
我在反复思考，与二战反人类罪有关的法律如何帮助解决或加剧历史创伤，这些创伤似乎不能被历史湮没，部分原因是，这些创伤的施害方对事实真相的否认，使事件一次又一次陷入冲突的浪潮中。
1月31日，我开始收到来自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和校友的信息，我在那里担任教授，他们发来的信件内容是关于我的一位共事多年的同事马克·拉姆塞耶的，他是日本法律研究的公司法专家。
我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他是一个60多岁、谦逊的男人，曾和我丈夫一起骑自行车，有一次还建议我们应该买什么样的日本刀。他在日本长大，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在亚洲的美国门诺派传教士（门诺派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我知道，他的学术贡献包括驳斥有关战后日本经济的传统观点。
学生和校友写信告诉我，拉姆塞耶已经成为韩国的头版新闻，因为他最近写的两篇文章，挑战了关于慰安妇的历史共识。
拉姆塞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性行为契约》（Contracting for Sex in the Pacific War）一文中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这篇文章于去年12月，由同行评审期刊《国际法律与经济评论》在线发表（今年3月即将发表印刷版），并在1月12日发表在日本产经新闻的英文网站《日本前进》（Japan Forward）的专栏上。
我读过所有这些，它们传达的信息明确无误：在慰安妇制度中，韩国妇女不是因为强迫、胁迫和欺骗而成为性奴隶，也没有在暴力威胁下被禁锢。拉姆塞耶称这种说法“纯属虚构”。
相反，他声称，韩国慰安妇“选择了卖淫”，并与企业家签订了“多年合约”，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前线“妓院”工作。用博弈论的说法，他说合同的经济结构反映出性工作是自愿选择的。他写道：“妓女跟着军队到了各地，她们在亚洲追随日军。”
拉姆塞耶的文章在日本得到了积极的报道，然后被传到了韩国和全球各地。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争议，而且可能会影响日本和韩国正处于困境之中的外交关系，以及美国作为两国共同盟友所扮演的微妙角色。
在美国，两名国会议员在推特上称拉姆塞耶的言论“令人作呕”，美国国务院确认“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为性目的贩运妇女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我知道有人发给我关于拉姆齐耶的信息，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在哈佛法学院获得终身教职的亚裔美国女性，同时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韩裔。我出生在首尔，我的父母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从北朝鲜逃出来的难民。至少有一位校友写信说，由于我的立场、种族、女权主义，以及发表过的关于正义的文章，如果我选择沉默，那就等同于“同谋”。
哈佛教授发论文将“慰安妇”等同于“妓女”
首尔演出的慰安妇题材戏剧在我花时间消化了我同事的文章后，我和他谈了一下，说我们即将发生公开的分歧，但是对于他行使学术自由权研究或表达意见的行为，我不会加入或鼓励任何对他实行处罚的行动。
我在社交媒体上对拉姆塞耶的观点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评论，解释说，合同假设的基础是自由职业者有讨价还价的权力，当性行为是强制性的，没有拒绝或离开的自由，它就不能被公平地描述为合同。
我相信，如果他相信慰安妇所描述的她们是被被强制征召，并且受到武力威胁、欺骗和禁锢，他是不会这样写出这样的文章的。
在我看来，他的观点反映了他先入为主地选择不相信慰安妇们的说法，因为他认为这些说法不一致，或者，如他所写的那样，是“利己的”和“未经证实”的。然而，我注意到，他却先入为主地相信了日本政府的否认，即使这些否认与政府的其他声明有矛盾的地方。
我试着从最宽容的角度来解读我同事的文章，我认为他的观点可能是对普遍接受的共识产生怀疑的产物，这种怀疑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我本着对事实、逻辑和解释的批判和分歧的脉络，来研究这个围绕民族主义和人权并引发了强烈情绪的问题。我本以为学者们通过深入研究拉姆塞耶的研究，能够进一步评估他主张的准确性，我没想到这项工作竟会如此直接却又如此神秘。
尽管很容易把这个问题简化成韩国和日本、受害者和罪犯、女性和男性的冲突，但历史学家们还是仔细地探讨了慰安妇制度的特点和意义。该制度涉及饱受战争蹂躏的亚洲几百个安慰所，涉及许多民族的个体，和无数的经历。
学者们对日本军方与私人招募者在购买慰安妇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辩论。至少可以这么说，在韩国，如何鉴定本地招聘者在诱捕本国同胞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贫困家庭允许自己的女孩被拐走一事上所起的作用，真的很困难。
考虑到“性奴役”一词通常与与“动产”奴役制联系到一起，人们一直在争论“性奴役”一词是否最好地体现了残酷禁闭中虐待和强奸“非动产”的情况（编者注：一些男权主义观点认为，女性是丈夫的动产）。
几十年来，历史学家认定，慰安妇受到了一系列的武力或胁迫，但是暴力和威胁是地域性的。
相比之下，拉姆塞耶的声明似乎有意将复杂的问题直接转化为简单的否认：韩国慰安妇是作为自愿的妓女进入战争的前线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美国投降，日本在韩国、中国和西太平洋的殖民时代结束，然后开始了长达70年的围绕日本战时暴行的指责、道歉和否认。
1951年，日本与协约国在旧金山签署的和平条约中承认了韩国的独立。1965年，韩国和日本签订条约，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同意“有关各自财产、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已得到彻底和最终的解决”，“不得就有关措施提出任何要求”。慰安妇没有被特别提及，这就导致了后来关于她们的诉求是否得到妥善处理的争议。
几十年来，慰安妇问题在韩国并没有被广泛讨论，因为韩国社会对性侵受害者怀有污蔑和排斥的态度。但是，到90年代初，幸存者们开始公开分享她们的经历。
1993年，日本发表了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河野谈话》，承认日本军方参与了慰安所的建设，并“违背妇女的意愿”招募妇女，并称“她们在强迫的气氛下在慰安所过着痛苦的生活。”
日本表示了“真诚的道歉和悔意”，并承诺“正视历史事实”，“下定决心不再重蹈覆辙，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教学，把这些问题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但是2006年，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似乎对《河野谈话》的道歉立场有所退缩。正如康涅狄格大学研究现代日本和韩国的历史学家亚历克西斯·杜登所说，在安倍的领导下，日本的环境变得“不利于对慰安妇问题进行客观的历史调查”。
一个关键的例子是，2014年，日本外务省试图向麦格劳·希尔公司（一家美国学习公司，三大教育出版商之一）施压，要求其从一本世界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几段关于慰安妇的文字，出版商以学者们是基于历史事实做出的陈述为由拒绝了。
安倍对这一结果感到遗憾，他说，“美国正在使用这种教科书，因为我们没有抗争我们应该抗争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没有纠正我们应该纠正的东西。”
2015年，20名美国历史学家，包括我在《纽约客》的同事杰拉尼·科布，在美国历史协会的杂志上发表了一封信，“对日本政府最近试图压制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的陈述感到失望”。他们将日本消除二战暴行的行为与美国教育委员会“改写教科书，掩盖非裔美国人被奴役的事实”的行为相提并论。
签名者之一安德鲁·戈登是哈佛大学研究现代日本的历史学家。那年晚些时候，戈登和杜登作为组织者之一，发表了另一封关于慰安妇的信件，这封信最终由几大洲的数百名研究日本的学者签署。
当提到二战结束七十周年时，这些学者们写道：“证据清晰表明，大量妇女被强行扣押，遭受可怕的暴行，只有对过去的每一个痕迹和历史背景进行仔细权衡和评价，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学者们捍卫“历史调查的自由”，并呼吁各国政府也这样做。
与此同时，在韩国，对日本试图淡化其责任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积累，有时甚至过于极端化，任何跟日本军方强迫韩国的无辜女孩在枪口下做性奴隶的陈述有出入的事情，他们都是零容忍的态度。
2015年，一位名叫朴裕河（Park Yu-ha，音译）的韩国学者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探讨了韩国人在招募慰安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慰安妇在被禁锢的“奴隶状态”下与日本士兵建立爱情关系的故事，这名学者被慰安妇以诽谤罪提起了民事诉讼，并被韩国检方提起刑事起诉。
这本书并没有像一些人声称的那样，为日本开脱责任，或否认慰安妇的残酷受害，哈佛大学研究现代日本的历史学家戈登，与日本和美国的其他66位学者写了一封联名信，对韩国政府对朴裕河的起诉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担忧”，并表达了对她作品学术成就的赞赏。
朴裕河最终被认定负有民事责任，并被责令赔偿慰安妇损失，初审法院以她的学术自由为由，宣告她无罪，但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并对她处以罚款。
2015年，在奥巴马政府的鼓励下，日本和韩国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安倍首相在协议中向慰安妇表达了“他最真诚的道歉和悔恨”。日本向韩国的一个基金捐赠了830万美元，用于补偿慰安妇，两国政府承诺“不会在国际社会上就这个问题相互指责或批评”。
双方都表示，慰安妇问题“最终得到了不可逆转的解决”。但韩国慰安妇坚称，她们的政府在没有征求她们意见的情况下达成了协议，这是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的背叛，她可能是希望在剩余的幸存者过世之前获得日本的道歉和赔偿。
2017年朴槿惠总统下台后，该协议在韩国进一步失去了合法性，新总统文在寅表示，他的前任达成的协议“不能解决慰安妇问题”。”与此同时，日本对世界各地设置慰安妇雕像表示强烈的反对，日本在美国提交有了一份诉讼，要求拆除洛杉矶郊区的一座纪念碑，但是没有成功，在旧金山设置了纪念碑后，日本终止了大阪和旧金山的友好姐妹城市关系。
自从韩国法院判决责令日本道歉并支付赔偿以来，日本的言辞不断升级。本月，日本外务省的网站上出现了新的措辞，没有提到《河野谈话》，而是谴责道：“诸如‘强行带走’慰安妇和性奴的指控，很难确定是基于历史事实的说法。”
站不住脚的“证据”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政治争端很难解释，拉姆塞耶是如何得出关于韩国慰安妇的结论，这变成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本月初，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戈登和卡特·埃克特等学者受邀在《国际法律与经济评论》上为拉姆塞耶在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进行回应（我也被邀请了）。
埃克特和戈登决定共同应对，他们查阅了拉姆塞耶的脚注后发现，文中没有提到涉及战时慰安所的韩国女性的合同，也没有详细说明这些合同的二手信源，甚至没有确认相关信息的任何第三方的说法。
他们查到了一份1938年的证据引用，似乎有可能是相关合同证据的来源，这是一份雇佣一名日本女性为“酒吧女招待”的合同样本，“酒吧女招待”在日语中是“shakufu”，一种被认为涉及性的工作。
要知道劳动合同的含义，必须包括劳动的性质、报酬和期限。但是，就埃克特和戈登追踪的信息来源来看，他们没有任何找到关于与韩国女性签订书面或口头合同条款的信息。
埃克特和戈登认为，从战前或战时日本妇女卖淫合同的样本，推断出韩国女性在前线为日本军队服务时也签订了类似的合同，这是不合理的。历史学家还指出，即使假定韩国妇女或她们的家人签订了慰安所工作合同，她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被招募的真实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合同都不能被认为是自愿的。
埃克特和戈登解释说，在一份声明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慰安所”一词不一定含有性的意思，它被用于指代市政公园休闲区，酒店，儿童收容所和温泉会馆等。
戈登也和我分享他翻译的1940年日本一家大报的文章，报道了一个日本女人根据“慰安妇”的招聘广告前往中国北方，到那以后才知道工作的真正性质，文章的作者也是假设读者并不会知道“慰安妇”一词的意思是性工作者。
首尔学生抗议拉姆塞耶的文章。图源：纽约客推特/Chris Jung / NurPhoto / Shutterstock
埃克特和戈登认为，在无法审查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能对拉姆塞耶的实证主张作出回应，于是他们写信给杂志编辑，称存在“学术诚信问题”，并要求撤回拉姆塞耶的文章。几天之内，《国际法律与经济评论》发表了一份“担忧声明”，提醒读者，对拉姆塞耶文章中的“历史证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目前正在对文中的说法进行调查”。
当我为了这篇文章采访拉姆塞耶时，他说：“我没有任何韩国合同。”他进一步解释说，他是基于“大量历史记录的讨论”，在1991年他写的一篇关于站前日本卖淫的契约合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篇关于战前卖淫的文章没有提到二战期间的前线性工作或韩国慰安妇。
拉姆塞耶告诉我，“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得到韩国慰安妇的合同，那就太棒了，但我没能找到它，你肯定也找不到。”因为他在1991年写的那篇文章里讨论过，日本战前的妓女契约主要是自愿劳动，而不是“奴役”，我猜想他认为，如果在战时慰安所的朝鲜妇女有类似的合同，那么也可以被定性为自愿劳动，而不是性奴隶。
全球学者的反击，为学术“打假”
日本近代史资深研究人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泰莎·莫里斯·铃木也写信给杂志社，要求撤回拉姆塞耶的文章。她在信中指出：“奇怪的是，他把自己先前的研究从一个时间地点移植到了另一个时间地点，尽管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截然不同的环境下运作的制度，他把原本是关于20世纪20到30年代初的日本制度的研究，套在了20世纪30到40年代战时‘慰安所’制度的结论上。”
莫里斯·铃木还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拉姆塞耶的消息来源与他所使用的说法不一致。在一个案例中，拉姆塞耶写道，“日本政府起草了招募条例，只挑选已经在业的妓女。”并引用了两份日本官方文件。莫里斯·铃木发现，其中一份文件实际上显示，一些妇女是被‘近似绑架的方式’招募的。
西北大学的日本历史艾米·斯坦利教授曾写过关于日本卖淫和妇女社会史的书籍，她告诉我，拉姆塞耶漏掉的历史证据，即关于防止女性逃离慰安所的身体暴力和威胁，“摧毁”了他关于女性自愿留在那里的论点。斯坦利与其他四位来自三个不同洲的日本历史学者合作，撰写了一份35页的文件，列出了拉姆塞耶对日本资料来源的歪曲，并强调了他不准确的引用做法。
和莫里斯·铃木一样，斯坦利和她的同事注意到拉姆塞耶在文章中的陈述常常与他所引用的支持来源明显相反。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拉姆塞耶写了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去婆罗洲当妓女的故事：
“大崎10岁的时候，一个招聘者来找她，如果她同意出国，就给她300日元的预付款。招聘人员并没有试图欺骗她，虽然只有十岁，但她知道这份工作需要干什么。”
拉姆塞耶对一个10岁的孩子是否有能力同意发生性行为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斯坦利和她的同事们发现，在拉姆塞耶引用的那本书中，那女孩的证词实际上是说，她和其他女孩进行了反抗，她对妓院老板说，“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却从来没有提过那种工作，现在你却让我们招揽顾客。你这个骗子！”
女孩进一步回忆说：“第一个晚上过后，我们都吓坏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男人和女人那种事情的工作，太可怕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
学者们还感到“奇怪”的是，虽然拉姆塞耶声称自己描述的是一种自愿合同制度，但他把雇主称为大崎的“所有者”。拉姆塞耶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当他读到学者们对他错误陈述的指控时，他感到“困扰和迷惑”，并补充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确实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迈克尔·楚伊教授是一位教授博弈论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团体的组织者，该组织呼吁撤回拉姆塞耶的文章。楚伊告诉我：“无论你在哪个领域，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无论什么，都必须贯彻一定的学术标准。”其中之一是，当你引用某样东西时，你引用的方式要真实地反应来源。
超过一千名经济学家（其中许多人担任学术期刊的编辑）在楚伊教授的公开声明上签了名，拒绝接受使用经济学或博弈论来证明拉姆塞耶论点。
他们写道：“博弈论原则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强制性的情况，从犯罪和惩罚到核战争。但是援引博弈论并不能证明没有暴力剥削或掠夺，它不允许人们得出“这是互动、是自愿”的结论。博弈论原则并不能为这篇文章的鲁莽主张提供某种神奇的掩护或权威。”
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艾利克斯·李在经济学家的声明上签了字。他也是参与该期刊同行评审过程的30多名副编辑之一。由于没有参与评审拉姆塞耶的文章，李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感到震惊，因为它的一刀切的说法没有得到适当的支持。他与一位编辑取得了联系，并获得许可，向几位近代日韩历史学家征求意见（他也邀请我做出回应），几天后，李教授选择从该杂志辞职。
李教授在一份声明中给我写道：“发表这篇文章的决定，往好里说，是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往坏里说，是极其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如果杂志社不具备评估可能带来严重损害的修正主义历史主张的能力，它就不应该接受这篇文章的发表。”（杂志社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在过去的三周里，我与一些学者进行了交谈，他们调查了拉姆塞耶的主张，他们坚持专业标准和程序的决心十分坚定，使我深受触动。虽然拉姆塞耶的观点对许多人来说是挑衅和痛苦的，但学者们关心的重点不是这个，而是他主张的“真相”。埃克特和戈登站出来为学术自由辩护，他们可以追踪证据到令人不安或有争议的地方，包括慰安妇的话题。
他们和其他与我交谈过的历史学家都反对对朴裕河的迫害，她在关于慰安妇的书中提出的一些有争议的见解是基于真实证据的。历史学家们还都为另一位学者萨拉·苏的研究进行了辩护，她对慰安妇的研究颇有特色，探讨了韩国的家长制社会在这场惨剧中的责任。这些研究被反对者当作武器，被毫无道理地攻击为反韩或为日本开脱。在研究者看来，关键问题是学术责任。
拉姆塞耶给我发了电子邮件，让我明确一下在韩国、日本和其他地方支持他的人。他提醒我注意一份由15名韩国人签署的公开声明，谴责针对他的“政治迫害”。其中包括2019年出版的《反日种族主义》一书的四名合著者，书中声称慰安妇案中的性奴役案例是一个谎言。
签名者之一是首尔国立大学的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他在一段视频中扇了记者一巴掌；另一位是一名学者，他在领导一场拆除慰安妇雕像的示威活动时被人殴打。
他们的声明指出，拉姆塞耶的文章是“在得到包括同行评审在内的适当评估后，由著名的国际学术期刊《国际法律与经济评论》发表。”2月8日，六名自称为历史学家、隶属于日本机构的人士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捍卫拉姆塞耶的学术诚信，并呼吁不要“取消”他的研究，这其中大多数人似乎没有历史学位，而且与一个致力于否认日本战时暴行的右翼组织有关。
拉姆塞耶还向我展示了两位从事日本研究的美国同事寄给该杂志的支持信。其中一封是2月4日由玛丽·伊丽莎白·贝瑞寄来的，她是研究16世纪和17世纪日本历史的专家，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名誉教授。
贝瑞写道，拉姆塞耶的“研究令人敬畏、严谨、精心整理”，她认为他的分析反映了“日本著名学者的主流立场”。但是，当她阅读了指出文章完整性问题的文件后，她写信给我说，“证据十分充分，拉姆塞耶需要对它们做出直接的回应，并在适当的时候承认错误。”
另一封表示支持信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经济学教授大卫·温斯坦，他同样在2月4日写道，“学术期刊有时发表有争议的、基于事实的文章，让读者自己决定哪些论点是有说服力的，这很重要。”但温斯坦说，在阅读了历史学家的调查结果后，“如果编辑们认为，他们在审阅的时候未能发现潜在的事实表述上的严重错误，那么撤回文章是合适的。”
我坚决捍卫学者发表不受欢迎的观点，或是我强烈反对的观点的权利。但是拉姆塞耶事件揭示了一种强烈的共识，即学术自由伴随着责任，在对事实进行陈述时，要有适当的证据为基础。
在继续调查拉姆塞耶的文章时，学者们发现他在最近几篇关于日本遭受严重歧视的少数民族的文章中滥用了历史资料，这些少数民族群体包括：布拉库民，一个世代被驱逐的群体、冲绳人以及朝鲜族裔。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研究日本社会历史的教授戴维·安巴拉斯告诉我，他和其他学者正在研究拉姆塞耶关于布拉库民和朝鲜少数民族的言论的事实基础，但还没有公布他们的成果。
上周六，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法学教授、即将出版的《剑桥私有化手册》的共同编辑阿隆·哈雷尔对韩国新闻机构说，他和他的合作编辑，特拉维夫大学的法学院的阿维海·多尔夫曼，已要求拉姆塞耶“大幅”修改他为该书撰写的章节，该章节对历史学家关于1923年日本朝鲜族裔大屠杀中6千人被杀的估计表示怀疑。
在这一章中，拉姆塞耶把朝鲜族裔年轻人形容为一个“高犯罪集团”，并反复陈述了关于朝鲜族裔焚烧建筑和强奸平民的不可靠谣言。哈雷尔表示，他们“以为拉姆塞耶教授比我们更了解历史”，并为“我们犯下的一个无辜且令人遗憾的错误”承担责任。周二，《欧洲法律与经济杂志》于几天前，发表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以这些章节为依据的文章，它提醒读者，正在调查与这篇文章有关的问题。
历史学家莫里斯·铃木给杂志编辑写信说，在她40年的学术生涯中，“这是她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所见过的学术标准失败最糟糕的例子，它代表了整个同行评审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它可能表明法律学术界的同行评审存在的缺陷。
作为研究方法（包括理论分析、法律解释、法律和经济学）或实体领域（合同、侵权、财产）的专家，法学界经常被要求审查他们非专业领域的文章，包括他们没有研究过的历史背景和他们不知道的语言。这种通才的方法使法律学者能够以一种启发智慧的方式审阅稿件，它的运作依赖于对学者勤奋和严谨的信任。经过拉姆塞耶事件后，这种审阅制度可能需要重新评估了。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为什么不干脆忽略那些没有事实依据的文章呢？正如莫里斯·铃木所指出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文章，出自各种各样奇怪的人之手。”但在拉姆塞耶这个案例中，她说，“这篇文章是哈佛教授写的，这让它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突出和受人尊敬，因此它很有研究的价值。”
事实上，在过去几周里，我从同事那里听说，在读拉姆塞耶的文章之前，他们不知道关于慰安妇的“传统”故事是有问题的。
莫里斯·铃木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测试案例”，可以用来反映当下的问题，即人们“被那些自称为事实，但并不以事实为基础的事物所蒙蔽”，不仅在学术界，在媒体和互联网上也是如此。拉姆塞耶把他关于慰安妇的文章定义为揭穿真相，来驳斥他所谓的“纯粹的虚构”，这种“纯粹的虚构”被痴迷于“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三联”的学术共识所采用。
莫里斯·铃木以拉姆塞耶慰安妇文章作为案例，制作了一个“辅助研究”，教学生如何在支持言论自由的同时保持研究的完整性原则。她解释道：“如果没有基本规则，那么学术期刊就没有理由拒绝任何提交给它们的论文。
任何观点的陈述，无论多么缺乏逻辑或事实证据，都必须被平等对待。然后，我们很容易就会把余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辩论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的阴谋论或假新闻上，简单地说，如果没有研究标准，那我们不如打包回家，因为真理和任何事情都变得一样了。”
研究历史暴行是为了防止以后再发生
在韩国和日本，关于慰安妇的争议并不新鲜。显得新奇的是，这种熟悉的极端否定言论来自一所全世界许多人都会把它和学术权威联系在一起的大学。
丹尼尔·斯奈德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韩国和日本专家，他研究战争记忆对亚洲国际关系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还在韩国和日本担任记者。斯奈德说，拉姆塞耶在《日本前进》上发表的言论“恰恰是日本右翼修正主义者的观点”。
斯奈德告诉我，日本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向他引用了拉姆塞耶的文章，称其为“韩国虚假立场的又一证据”。据斯奈德说，这位日本官员在得知历史学家对拉姆塞耶文章的调查结果后，向他保证，政府不打算接受拉姆塞耶的观点。
但斯奈德观察到“韩国人越谴责拉姆塞耶，日本人就越想拥护他。这是一种有害的动态。”
本周，日本主流媒体《富士晚报》写道，哈佛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表明，慰安妇是有执照的妓女，不存在性奴役，它还声称，疯狂的韩国人向哈佛教授施压，要求他们批评拉姆塞耶。
目前韩国仅剩15名慰安妇幸存者。图源：AJ+推特，视频截图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在七十五年的风风雨雨中，韩国不满于日本没有真心实意地承担责任，以及日本对韩国一再敷衍塞责、搬弄是非的态度，这已经成了两国之间的疙瘩。关于拉姆塞耶的争议，出现的时机刚刚好，而且是现成的，它加剧了这种态势，尽管我没有理由认为它是有意为之。
当我接近这次旅程的终点时，我再次联系了拉姆塞耶，看看我们是否能理解对方的思路。我上个月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钻研他的文章、逻辑和资料，日语专家学者花了好几个小时精心帮助我，拉姆塞耶说他会按照自己的时间度过这个难关并且给出解释，我对他的决定予以理解和尊重。
研究日本和韩国的历史学家亚历克西斯·杜登是受邀在该杂志上发表回应的学者之一。她在评论中指出，研究过去暴行的一个原因是试图防止类似事件在未来发生，她告诉我：“不要滥用历史，将其作为实现目的的武器。”
2000年，她在东京的国际妇女战争罪法庭上就日本军队的性奴役问题会见了韩国慰安妇。她说：“其中一个的舌头被割掉了，另一个女人举起她的韩服告诉我她的一个乳房被砍掉了。”
杜登说法庭是“一个大分水岭，让我们明白口头证词有多么重要，不仅要转变法律方法，还要收集历史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暴行的证据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像杜登这样的历史学家却在历史否定、政治冲突、外交疲软的循环中，不断地寻求验证，得出了难以言说的恐怖真相。
上周，15岁时被征为慰安妇，现年90多岁、被称为李奶奶的的李英秀在哈佛法学院亚裔美国学生团体组织的一场活动上发表了讲话。几天前，韩国的一个小型极右边缘组织给我和我在法学院和东亚研究部门的所有同事，以及批评过拉姆塞耶的学生，发送了多封为拉姆塞耶辩护的电子邮件。
我收到的邮件关注的是我的韩国血统，并声称我在不是法律和经济专家的情况下谈论这个问题“只会阻止合理的辩论”，不会帮助“解决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冲突”。这些邮件甚至声称李奶奶是一个“假慰安妇”，我们哈佛人应该抵制她的活动。
李奶奶选择直接面对拉姆塞耶的问题。通过翻译，她说拉姆塞耶“也许是一种变相的祝福”，因为多亏了他，人们突然对慰安妇的历史产生了更多兴趣。
她说，日本越否认这段历史，就会引起越多的关注。她说，她希望在她死前，日本和韩国将共同努力，将此事提交国际法庭，让证据来确定事情的真相。她说：“我恨犯罪，但我不恨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