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文章摘自《每个人的经济学》，作者：张夏准，头图来自：《平凡的荣耀》
在人头攒动的地铁上，你会不会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为什么薪水和你的待机时间不成正比？为什么加班到凌晨，仍然只是公司里的一枚小螺丝钉？为什么勤勤恳恳多年，还是无法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为什么必须努力、奋斗，否则就不能获得幸福？
这些个体化的困惑和焦虑背后，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分裂的个人：个人有“多个自我”
个人主义经济学家强调，个人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社会单位。在肉体意义上，显然是这样。但是否个体能够被视为一个无法再细分的实体，哲学家、心理学家，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
个体即使没有多相情感障碍，自身也会具有互相冲突的偏好。多重自我问题普遍存在。这虽然是个比较陌生的术语，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
我们经常看到，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完全不同。一个男人可能在和老婆分摊家务上非常自私，但一到战场上，却愿意为战友牺牲自己的性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在生活中扮演多个角色——在这个例子中，这个男人既是丈夫也是士兵。人在不同的角色下行为不同，不仅合情合理，也屡见不鲜。
有时候是因为意志薄弱。本来下决心未来要做某事，但真到那时候却泄气了。远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就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了。他们甚至还为它发明了一个词——“akrasia”（不能自制或意志薄弱）。比如，我们决定过更健康的生活，但在诱人的甜点面前我们的意志力立马崩溃。你有自知之明，于是你预先使用一些手段，防止后面我们的“其他自我”贯彻其意志。
这就像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尤利西斯一样，为了不让海妖塞壬的歌声诱惑而使航船触礁沉没，事先要求手下用绳索把自己绑在船只的桅杆上。你去参加晚宴，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正在减肥，不能吃甜食，这样一来，因为怕食言丢脸，你就不会点甜点了（当然，作为补偿，你可以在回家后多吃几块巧克力饼干）。
只有不完美的个人才能做出真选择
将个人定义为高度不完美——理性有限、动机复杂又彼此冲突、容易轻信、受社会制约甚至内部矛盾，其结果反而让个人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
正是由于承认个人是社会的产物，我们才更能欣赏那些做出跟社会习俗、主流意识形态或其阶级背景相抵触的选择的人的自由意志。当我们接受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就更能欣赏企业家做的那些人人不看好的“非理性”冒险（而当这些冒险成功后，大家又称之为创新了）。换句话说，只有在承认人的不完美之后，我们才能谈论“真正的”（real）选择。而在一个充满完美个人的世界，人们总是知道什么是最优行动，因此所做选择是注定的，这样的选择也就空洞无意义了。
强调“真”选择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做出任何我们想要的选择。励志书可能会告诉你，任何事情，只要你选择去做，你就能做成。但事实上每个人能做的选择（选择集）非常有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掌握的资源太少了。马克思曾经非常形象地写道：在资本主义时期早期，摆在工人面前的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在恶劣的环境下每周工作80个小时，要么就等着活活饿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养活自己的独立手段。选择有限的另一个原因是，正如前面提到的，社会化过程和对我们偏好的刻意操控，缩小了我们想要的事物的集合以及可行（可以实现的）事物的集合。
像所有经典小说或电影一样，真实的经济世界充满复杂又有缺陷的角色，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的确，构建关于他们（或任何事物）的理论，不可避免要对他们进行做某种程度的一般化和简化。只不过主流经济理论简化得太过了。
只有考虑到个人的多面性和有限理性，并意识到拥有复杂结构和内部决策机制的大组织的重要性之后，我们才能建立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中选择的复杂性的理论。
收入差距过大有害经济：不稳定和阶层流动性变弱
几乎没有人会提倡极端平等。不过，许多人也认为，收入差距过大（高度不平等）也是坏事，理由不仅有道德上的，还有经济上的。有些经济学家强调，高度的不平等必将弱化社会凝聚力，造成政局不稳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投资。政局不稳增加了大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包括投资人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感。投资减少，增长肯定也就放缓。
收入差距过大也会造成经济动荡，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国民收入中更大的份额在赚最多钱的人手里会增加投资占比，但就像凯恩斯指出的，投资占比增加意味着经济会更加不确定，从而更不稳定。许多经济学家还指出，收入差距扩大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大因素。美国尤其典型，美国顶层收入飙升，而大多数人的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停滞不前。人们如果想要跟上顶层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借钱。家庭债务（在GDP中的占比）增加，使得经济更加不堪一击。
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加剧会给社会流动制造障碍，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富人家的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贵族学校），毕业后从事高薪工作，但这种学校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负担得起，普通人家的孩子根本不可能上。另外，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没法打入特权群体的小圈子，套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术语，就是无法积累“社会资本”。最后，甚至精英阶层的“次文化”也是阶层流动的障碍，而这种文化大多也是在贵族学校养成的，比如口音、姿态等。
阶层流动性变差，出生平民阶层的人才就没法从事高端工作，不管对个人还是社会，这都是才能的浪费。同时，一些占据高层职位的人，也不一定是社会上最优秀的那批人。如果这些障碍持续数代，没特权背景的年轻人会对获得高薪工作没信心，甚至连试都不试了。这导致精英在文化和知识上的“近亲繁殖”。如果你相信大变革需要有新的观念和突破传统的见解，那么一个精英近亲繁殖的社会就不利于创新，最后经济就会失去活力。
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不平等导致健康和其他人类福利指标上的糟糕结果。的确，收入不平等加剧，穷人数量会增多，而穷人的健康等各项指标本来就比较差。但排除穷人增多这个因素，不平等本身也会有害身心健康和其他指标。
这种论述近些年因为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的《公平之怒》一书而被大众所熟知。书中分析了20多个富裕国家的数据（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大多高于葡萄牙，也就是两万美元以上），并得出结论：国家越不平等，婴儿死亡率越高，青少年生育率越高，教育表现越差，凶杀案和坐牢人数也越多，甚至国民在平均寿命、心理疾病和肥胖上的表现也越差。
在很多情况下，越平等增长越快
除了有很多证据证明收入差距越悬殊，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就越大之外，我们也有一些实例说明，越平等的社会增长越快。
这几个实例分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三个经济体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拿它们跟几个类似的经济体相比，比如拿日本跟美国比，韩国、中国台湾跟非洲或拉美国家比，它们的收入差距较小，但增长更快。
芬兰是全世界收入差距最小的几个国家之一，比苏联时期的成员国家还要小。而美国，则是富裕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但芬兰的增长速度却远远超过美国。1960~2010年间，芬兰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7%，同期的美国只有2.0%。这意味着，在这段期间，美国的收入增加1.7倍，而芬兰增加2.8倍。
以上例子并没有证明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低增长。事实上，跟类似国家相比收入差距较小但增长更慢的例子也是有的。但是，上述例子至少已经足以反驳“收入差距大有利于增长”这种简单绝对的说法了。此外，大多数采用大量国家数据的统计分析都表明，一国的收入差距大小与其增长率逆相关（但相关不一定是因果）。
对某个社会长期发展的分析，也支持“不平等不利经济增长”的观点。过去三十年，尽管在大多数国家，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占比变大，但这些国家中大多数的投资和经济增长都放缓了。
“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劳动标准 vs.自由选择
既然工作极大影响了健康和幸福，那么我们制定的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安全、就业保障机制等的劳动标准，对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都反对这类标准，尤其是以政府法规强制的那些。他们认为制定标准最好通过雇主制定的“员工行为守则”或通过跟工会签订的自愿协议。他们认为，不管工时多长，危险程度多高，只要心智正常的工作者自愿接受，我们就不应该说什么。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一份“恶劣的”工作，那就说明他赚取的工资足以弥补“恶劣的”工作条件带来的痛苦。这背后还真有判例支撑。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洛克纳诉纽约州案》的判决认定，纽约州政府制定的烘焙业10小时工时上限违宪，因为这“剥夺了烘焙师傅在工作时间选择上的自由”。
这种说法本身合理。如果一个人自由做了某个选择，根据定义，这必定意味着这个人喜欢这个选择超过其他选择。但事实上我们应该问的是，这个选择是在哪一种条件下做出的？这种条件合理吗？有没有可能改变？大部分工人愿意接受“恶劣的”工作，是因为另一个选项就是饿死。也许当时失业率非常高，他们没法找到其他工作。也许他们由于童年贫穷，身体发育不良或不识字，没法吸引到其他雇主。也有可能他们家乡遭遇洪水，失去一切，特别需要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做什么都行。那么，这还算是“自由”选择吗？这些人难道不是被迫（为了有饭吃）做出选择吗？
天主教“解放神学”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拉美盛行。其代表人物巴西主教多姆·赫尔德·卡马拉有一句名言：“当我给穷人食物，他们说我是圣徒，当我问穷人为何没食物, 他们说我是共产党。”也许我们偶尔应该像一名“共产党员”，质问穷人自愿从事“恶劣”工作背后的条件是否合理。
穷国工时比富国长
在大多数富国，人们每周工作35小时左右（东亚富国则要长一些，日本是42小时，韩国44小时，新加坡46小时），是他们的曾祖父母或高祖父母（70~80小时）的一半。
今日穷国工时确实没有处于同等收入时（18、19世纪）的富国长，却比今日富国的工时长很多。有些穷国的平均工时多达每周55小时，比如埃及（55~56小时）和秘鲁（53~54小时）。平均每周工作45~50小时也算长的，比如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巴拉圭、斯里兰卡、泰国和土耳其。
这些工作时间数据低估了我们被工作占有的时间（而不是真正“在”工作的时间）。在那些公共交通差、居住区与上班地点距离远的国家，通勤时间大大增加，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在南非，大部分城市住的都是白人，贫穷的黑人都住在偏远城镇，黑人每天去城市工作，来回可能就要花掉6个小时！另一方面，如今互联网已在商业应用上普及，许多白领下班后也要继续工作。
干旱或洪涝：工时分配的不平等
在看工作时间数据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数据都是平均值。在许多国家，有些人工作时间过长（ILO的定义是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有健康风险。其他人则处于与时间相关的不充分就业状态，也就是即使他们想要全职，也只有兼职可做。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的工作处境。
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也就是他们有工作，但对产出没啥贡献，主要是为了获得微薄收入而已。比如说在农村，一家人耕种一小块地；或者说在城市，有很多穷人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做点未登记的小生意（比如路边摊），而且多半是一个人。他们给自己“创造”工作，往往只是把乞讨变得不像是乞讨。这些人不算失业，因为他们承受不起失业。
工时过长的劳动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亚（51%）和韩国（50%），泰国、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也都超过40%。占比最低的是俄罗斯（3%）、摩尔多瓦（5%）、挪威（5%）和荷兰（7%）。
实际工作时间有多长：带薪休假和年工作时间
每周工时看不出人们工作量的全貌。有些国家的人们每周都工作，而另外一些国家的人们则享有几周带薪假期。在法国和德国，带薪假期可以长达五周（25个工作日）。因此，要对不同国家的人均工作量有全面的了解，必须看年工作时间。
只有OECD成员国才有年工作时间的数据。在这些国家中，2011年，年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是荷兰（1382小时）、德国（1406）、挪威（1421）和法国（1482）；年工作时间较长的有韩国（2090）、希腊（2039）、美国（1787）和意大利（1772）。OECD成员国中也有一些不是富国。在这些国家中，墨西哥（2250）的年工作时间超过了韩国；另一个发展中国家智利的年工作时间则为2047小时，介于韩国和希腊之间。
哪个国家的人最“懒”：工作时间的迷思与真相
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一些国家是勤奋还是懒惰的文化刻板印象是完全错误的。
墨西哥人在美国人眼里是“懒惰的拉丁美洲人”的典型代表，但实际上他们每年的工作时间却超过了“工蚁”韩国人。而在OECD成员国中年工作时间最长的12个国家，有5个就是拉美国家。因此，说拉丁美洲人懒散，工作不努力，就是不符合事实的刻板印象。
欧债危机期间，希腊人饱受其他欧美国家媒体诋毁，说他们是勤劳的北方人（即南欧以北国家）身上懒惰的“寄生虫”，但希腊人的年工作时间实际上比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富国都长。希腊人的工作时间是德国人的1.4倍，荷兰人的1.5倍，而德国人和荷兰人一直被认为是工作狂。意大利人也被认为是“懒惰的地中海人”，然而意大利人的工作时间却跟美国人一样长，是他们的德国人邻居的1.25倍。
为什么工作越努力越穷？
一种解释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这些误解，是因为信息严重过时。就以荷兰人为例。
在很多人眼里，荷兰人至今还是勤劳节俭的清教徒形象。然而，这种刻板印象背后依靠的信息至少是50年前的，甚至是80年前的，非常过时。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荷兰的确是今日富国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几个之一。然而，这种状况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发生变化，60年代以后则变得更快。如今，荷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懒”的国家，也就是说它的年工作时间最短。
对这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的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往往误以为贫穷是懒惰的结果，因此自动假定穷国的人民比较懒。这些人之所以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产率低下，这很少是他们的错。一国生产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资本设备、技术、基础设施、制度，这些都是穷人没法提供的。
因此，如果真要怪谁，也要怪希腊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富人和权贵。他们控制着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却没有为这些决定因素提供足够和优质的投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张夏准